《不情愿的照护》：这个难题没有“正确”答案

【编者按】：2019年，一篇讲述中年男子回家照护父母的文章在英国《卫报》走红。故事从一个电话开始，没错，就是我们都害怕的那种电话。父亲因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医院，留下母亲独自在家。所以作者回到了童年时期的房子，开始了照护父母的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就像父母的健康一样迅速崩溃了。为了保护父母的隐私，他以匿名方式写作。—在日常生活的不堪与琐碎中，疲惫与绝望交替登场。而最安慰人心的话就是：“这种日子过不了多久了。”“照护父母”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爱化为灾难，正如它轻而易举地将灾难化为爱。本文节选自《不情愿的照护》前言与第二部分。

倒行上山

忘记是谁打来的电话了，但我记得那通电话的内容。

到底是父亲身上的哪一种病突然发作，让人无法忽视，是心脏、肾，还是被低焦油层层包裹的肺？谁都说不准。其实，明智的选择是先解决他呼吸系统的问题，可我们已经在别的方向上耗费了太多时间，就算现在明智起来也为时已晚。

这类电话迟早会来，才不会管你的“旅途”（这是他们的说法）正行至何处。一个你爱的人，或者应该爱的人，他的倒下就会把你绑架到另一重现实里。

问题在于，你有多心甘情愿接受这件事。

每次母亲、姐姐或哥哥向我详细讲述父亲最近的住院情况时，我都会在我家楼上踱步。我们总是在楼上接重要的电话，因为那里信号好。

“我来想想该怎么办。”说完我挂了电话。

胃部的痉挛其实已经充分说明了我的真实想法——我不想回去。我不想回到父母生活的地方，我度过大部分童年时光的地方，和我目前的住所相隔七十英里的地方。

我昨天刚刚从那儿回来。爸爸八十六岁了，妈妈八十八岁，比父亲身体康健些，但也同样虚弱。他们那里总有活儿需要人帮忙，所以就算只是陪在他们身边也是好的。其实我一次次去看他们，不过是为了再次离开时心里好受些，这样做总好过袖手旁观。说来说去，我还是喜欢那里的。在某种程度上，那里的生活像是童年再现，除了演员的年纪都大了不少，本质上戏码还是一模一样的。而且，这种参与程度可以让我进退自如。

父母过了四十岁才生下我，姐姐比我大十二岁，哥哥比我大九岁。节假日时，别的孩子偶尔会误以为他们是我的祖父母，这一点曾让我颇为烦恼。不过，我还有别的烦心事。自从我意识到活着的代价是死亡后，我就在为他们的死亡和一切死亡做心理准备。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时，我七岁。当时，我就在我现在写这本日记的房间里，看一本关于鸟的故事书。书中有只鸟死了，其他的鸟无法将它复活，也无法接受它的亡故。我慌慌张张地跑下楼，问母亲我们是不是都会死。

“是的，”她告诉我，“但我们还会活很久。”

这两点都让她说中了。

愿望如石沉大海并不算什么，若祈祷真的灵验，你才该小心。而我祈祷的是，愿他们长命百岁。

爸爸随着商船船队在海上漂了四十载，近些年，我眼看着他的健康跟他们的一艘船一样，缓慢且无可挽回地走着下坡路。他的工作性质，意味着我在成长阶段不怎么能见到他。等到他退休时，我已经离开了家。如今，他频繁陷入危急状态，每每发生状况我便回家探望，与早年的情形构成一种古怪的对称。这就像我们一直都在朝着对方的方向返航。更确切地说，是他埋伏在水下某处，浮浮沉沉……像一颗水雷。

可这通电话不同寻常。我有预感，而且心下明白得很，因为我宁愿自己不明白。尽管我数十年来都在为此事盘算、发愁、反复劝慰自己，我仍然发现，就扛起这副担子而言，四十七岁的我并不比七岁的我更够格。

我下楼告诉妻子此事。

“爸又住院了。我觉得我去与不去也没什么区别，毕竟我刚刚才从他那儿回来。也许我该等等，看情况如何……”

妻子的母亲患癌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为了照顾母亲，她曾无数次飞越大西洋。听见我这样说，正在做饭的她转过身，只对我说了一句话：“快去。”

哥哥开车接上我，九十分钟后，我们就到了父母家。

我们在1976年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夏天搬进这栋房子，路边的花草被晒得耷拉着脑袋，朋克摇滚在全国掀起热潮。我敢说，当时大家一定都觉得门前那铺着光滑地砖的五级高台阶很不错，就像吸烟和无保护措施的性爱一样。

日久年深，台阶上的地砖裂了。尽管后来加了栏杆，但在雨天或冬天，对踏上这些台阶才能进门的人来说，它们始终是一种可怕的存在，宛若登山者心目中的乔戈里峰和艾格峰。

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年迈或滴酒未进的人从这些台阶上摔下来过，可是，那天我拖着行李包进门，感觉就像沿着台阶向上跌落，从一种生活跌进了另一种生活。在一英里之外的医院里，爸爸正挣扎在生死边缘，可真正改变的却是我的世界。死神还没开门，爸爸却早早在门口扎好了帐篷，就像在尚未营业的酒馆外焦急等待的酒蒙子，或是在还没开门的商场外徘徊的购物狂；总而言之，他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做好了准备，我却被这件事打了个措手不及。

在那九个月里，爸爸的病情有了一些好转，医生便允许他带着那像回转自助餐一样的并存疾病回家调养了。没过多久，我就离开了自己的家。我的婚姻就像父亲的健康状况一样，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稳定，我和妻子已经走到了离婚的边缘。无法回头。

屋漏偏逢连夜雨，我的工作没了，与此同时，转向自由职业的机会也被我平白弄丢了。要想回到事情被搞砸之前的原点，恐怕要花上许多年，还得是运气好才行。于是，我那好歹在恢复中的父亲开始接受一个默默崩溃的儿子的照顾。侍奉在他床前的是一个深陷错误泥潭、缺钱、缺爱、霉运缠身且无家可归的人。随着难挨的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发现自己似乎会时不时地被父母的房子和惯常生活所吞没。在他们能做的、不能做的和不该做的事之间，好似有一条条裂隙，而我不停地掉进了这些裂隙中。

渐渐地，我成了一个照护者。我的姐姐和哥哥都有孩子和各自背负的“债”。他们还要上班。而我现在没有孩子，没有工作，没钱，也没什么人需要操心。就这样，我回到了我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离开的小城和卧室，开始照料站在八十岁尾巴上的两位老人。我自然是关心他们的，可同时也觉得自己像个俘虏。“关心”听起来总好过“失败”。毕竟，除了父母家，我已经无处可去了。

“不关心也得关心！”母亲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这句劝诫来自一首古老的儿歌。结果一语成谶。

他的名字叫“不关心”，

肆意妄为无顾忌。

偷完李子偷梨子，

就像乞丐的野孩子。

他的名字叫“不关心”，

再不关心也得关心。

不关心就树上吊，

不关心就锅里煮，

煮熟煮透算拉倒。

《不情愿的照护》；作者：不情愿的照护者；出版社：中信出版社；2023年9月版

参与义务

2017年12月10日

我们跟医生讲了妈妈的情绪和睡眠问题，医生说验血结果证实了她的诊断——妈妈并没有患上痴呆症。她不假思索地开了米氮平片，这种药“用于治疗伴有焦虑或入睡困难的抑郁症”。听上去挺对症的。医生嘱咐说，这药可能得连续吃上一个月才见效，所以妈妈得坚持服用。我们对此表示完全接受，毕竟我们在做的就是“坚持”。

妈妈尽力配合，终于算是恢复了正常。我也回归了跑腿办差和偶尔溜去伦敦做心理治疗的日子，可回到家后我常常发现，我的离开意味着妈妈得承担伺候老爷子的任务。

因为他这辈子都在海上漂，所以对于该如何照顾自己基本上没概念。我想并没有相互温暖、传递热情的现成模板能让我家的氛围变得欢乐一些。作为婚姻的逃兵，我对那些指责男性是生活白痴的言论加倍敏感。我有我的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也不足为奇，可家庭生活中，我爸有时候在自理能力上的欠缺无人能及。

我会尽我所能为他辩解。姐姐真心是个值得珍视的人，她对爸爸的不满像潮水般有起有落；至于母亲，她对爸爸的鄙视爆发时更像是个狙击手。关于父亲，有一点我太清楚了，他天性狡黠，这让我很难站在他的立场上说话。家里的情况就像一场看不见的叠叠乐游戏，若是加上我的这点为难，再摞上他那些看似简单的要求：要纸巾、吃饼干、拿遥控器……一个本就倾斜的耐心之塔很容易轰然倒塌。

“要喝茶吗？”我问。

“不，我不喝。”他说。

不一会儿我就会看到妈妈端着一杯茶，步履蹒跚地向他走去。

“我刚才不是问过你要不要喝茶吗？！”

“你问的时候我还不想喝。”

“我在这儿，你有事就找我，别麻烦她。”

“我没看见你。”

“你说什么？”妈妈问。我硬掰开她的手，拿过马克杯，递给爸爸。

“这是你老爸的茶。”

“不说我也知道这是谁的茶！”

“你喊什么啊？”

看到她像勃鲁盖尔油画中的农民一样，屈从于爸爸刚刚提出的这个没什么必要的要求，我心里就充满了怨恨。不管我为那棵橡树和可能降临在它身上的惨事感到多愤怒、多无措，都远远不及我在妈妈被爸爸使唤这件事上的感受。

有一次，我有件重要的事要问我爸的意见，结果他无比肯定地给我来了一句——

“有时候，有些事，你就是无能为力。”

我想，可能是早年丧母的经历将这种念头深深刻在了他的世界观中。我不是说他错了，只是发现自己对这种观点的接受度没那么高，特别是在与父母相关的事上，尤其是当他的需求越摞越高，晃晃悠悠，就要压倒在她身上时。

我又烧了一壶水，一只鸟突然重重撞在窗户上。一只鹡鸰，我猜是雄鸟。它一次次从灌木丛中飞起，袭击它自己在玻璃窗上的倒影。其实我的部分责任就是确保母亲不会因为本能的条件反射把自己毁掉，这种条件反射指的就是奋力满足父亲那像玻璃窗一样无可指摘的期待。我们和那只鸟，都是有着固定生活轨迹的生物。至少那只鸟对它的生活轨迹有把握。我看着明年的空白日记本，开始考虑自己下一步该怎么做。

2017年12月11日

待在这里本就让人觉得疲惫，雪上加霜的还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和偶尔被突然触动的紧绷神经。压力、操劳和担忧成了我头上的三座大山。眼下我过着那种感觉自己被掏空了的日子，就好像我的灵魂上安了一个打开的水龙头。淌出来的情绪把地毯都泡了，像极了爸爸房间的暖气。人若是踏进了窘境，恐怕就得付上一笔精神损失费。

为了喘口气，我会骑车去朋友克里斯的家里找他。到那儿只需要骑上十分钟，这么短的路程手不握把就能骑到，前提是你的大部分身体零件还能保持十三岁的状态。说起来，我和他的确从十三岁起就一直是好朋友了。他每天去伦敦上班，而有的晚上，我发现自己会像他家的孩子一样等待他回家。能和一个如此熟悉我、却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谈天说地，我获得的宽慰是不可估量的。从某种意义上，对他倾诉像是在认罪。另外，他家里有年轻人，所以待

在那里不像待在烤比萨炉般的家里那么难挨。我们会一起在他家或者别的地方喝酒，发发牢骚，然后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有时候，聊着聊着就不小心聊出了真相。

“听起来就像照料孩子一样啊。”克里斯的爱人说。凭着直觉，人们会有这种善良却老套的观点，可对于这个说法，我有个阴暗的绝妙回应：

“如果你每次说完晚安，离开孩子们的房间时，都暗暗希望他们能毫无痛苦地突然死掉，那才能说是一样的。”事实就是这样。

理想的情况是爸爸先走，而整个过程不用耗太久。这只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因为妈妈没有他还能独自过活，起码能坚持一段时间，但反过来就行不通了。这个过程越长，情况就越糟糕，或许我的状况也会变得更糟。我们的生活就像一艘漏水的救生艇，人越多，沉得越快。反正在我看来是这样。

在心理学和伦理学上，这叫“电车难题”，指的是一个人可以通过改变失控电车的前进方向来救一群人，可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会害死另一个人。这个难题没有“正确”答案，但是正如维基百科里说的，“根据对道德义务的某些解释，只要身处这种情况并能够影响其结果，就构成了一种参与义务”。我脑子里仿佛上演了一出《哈姆雷特》的前传。此时没有鬼魂，也没有谋杀，大家都还活着，只不过命不久矣。

“我会尽力去做，”我坦言，“但我会忍不住希望这件事快点结束。”

克里斯家的厨房陷入了安静，不是因为震惊，而是因为认同。就连那些尚未面对这种困境的人都对我感同身受。得到了拥抱和倾听之后，我便骑车回家了，心上压着如此令人困扰的爱带来的愧疚与矛盾。我的双手始终扶在车把上。回家的方向，全是上坡路。

姐姐发来消息：

“关于圣诞礼物有什么想法吗？”

“尊严机构的代金券。”

“送给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