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为什么要投笔从戎？“被人祸害”一说不靠谱

李鸿章

如果说曾国藩的生命动力是“成圣”，李鸿章则是“成功”。

性格坦直明快的李鸿章从不屑于掩藏自己的功名心。当年进京参加乡试的路上，他曾经赋诗说：“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候。”辞句虽然俗熟，却也明快。在他的早年诗作中，“欲封侯”、“梦封侯”、“登鳌顶”、“入凤池”、“夺龙头”、“封侯相”之类的文字比比皆是。

后来朋友们在一起谈论人生志向，他说，我的梦想是能拥有一座四面都是玻璃大窗的七间大厅，在里面办公：

李文忠未达时，尝与人言志，文忠曰：“吾愿得玻璃大厅事七间，明窗四启，治事其中。”厥后开府畿疆，果如所愿，一代伟人其胸襟实有过人处。

这样的条件显然只有封疆开府的人才能享有。

曾国藩后来对他的评价当然更广为人知：“李少荃（李鸿章号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也是曾国藩弟子，字荫甫）拼命著书。”

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当初他为什么“不做翰林做绿林”。

和曾国藩当初科举路上的蹭蹬不同，李鸿章可谓一帆风顺。他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进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安徽籍翰林，引来无数人羡慕的眼光。

他本应和曾国藩当年一样，在翰林院悠闲宁静的氛围中究心经史，练习诗文，习小楷，写白折，凭考试成绩一点点升迁。

然而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入安徽之后，三十一岁的李鸿章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他怂恿自己的老乡、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折，请求回乡办团练，吕贤基遂以李鸿章“籍隶安徽，情形熟悉”，奏请随营帮办一切。李鸿章与吕贤基星夜就道，从此“翰林变做绿林”。

李鸿章的部属刘秉璋的儿子刘体仁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记载，说李鸿章投笔从戎是被迫的：

李文忠为编修时，以文字自喜，恒为吕文节（贤基谥号）草疏言事，时人弗之奇也。洪（秀全）杨（秀清）得武昌，顺流而下，沿江戒严，安庆续陷，闻于朝，文忠方在海王村书肆中，遇同乡某君谓之曰：“尚不知省城失耶，而作此不急之务也？”文忠感念桑梓之祸，过文节怂恿上章，文节即令其代制而允具名焉。文忠归，翻检书籍，审查时势，惨淡经营，而得长篇。书成已深夜，幸居距文节宅不远，使人持往，不致误翌晨封奏。文忠倦卧，迨醒日已过午。当时京朝官不得见本日朝报，心念昨事，驾车往见文节。及门，闻合家哭声如有丧者。登堂，文节自内跳而出曰：“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这段记载将李鸿章主动从军写成“被人祸害”，然而事实是绝不会如此富于故事性的。因为从个性看，李鸿章绝不是一个在命运面前甘受摆布的被动之人。刘体仁说李鸿章怂恿吕贤基上奏折是在安庆失守之后，事实是早在咸丰皇帝接到安庆失守报告前七天，即咸丰三年正月二十二日(3月1日)，吕贤基就上了李鸿章为他草拟的《江防吃紧请饬择要安置折》。而吕贤基奏调李鸿章偕行也不是上折子当天，乃是三天之后。正月二十五日(1853年3月4日)，吕贤基奏称：“臣查有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平日俱留心武事，相应请旨饬令此四员随臣前往。”由此可见，刘体仁此文固然绘声绘色，却是靠不住的。

在清代官场，从中进士到成为封疆大吏，平均要三十年左右。想要破格晋升，最好的途径就是通过战功。比如曾国藩的朋友江忠源，本是一普通举人，因镇压农民起义破格授为知县，又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数年升为巡抚。这在承平年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李鸿章身高在一米八二到一米八五之间，眉宇间精明外露，一望而知是一个精力充沛，明敏果决之人。胡林冀和曾国藩都给他相过面。胡林翼见李鸿章一面后，就对曾国藩说：“少荃如许骨法，必大阔。”相面高手曾国藩也对李鸿章说：“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作字则筋胜于肉，似非长处玉堂鸣佩优游者。”也就是说，你的相貌和书法反映出你是能承担繁剧任务的大才，不适合长年优游于闲职。

确实，李鸿章是行动者而非思辨者。他为人直率、精力旺盛、刚强坚毅，能迅速地选择出最佳的行动方案。李鸿章“拼命做官”，是因为他的性格和能力适合做官。有人攻击李鸿章“热衷仕进”，他并不否认，而是坦然地说：“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

对这样一个“热中之人”来说，翰林院的冷板凳是很难坐稳的。因为无心研习，咸丰二年的翰林大考，李鸿章只考了二等末，差一点就要降级罚俸了。可见他对翰林这份工作远没有曾国藩那样有兴味。投笔从戎以觅封侯，显然更符合他的性格。后来他出任江苏巡抚，距中进士只有十五年，比平均速度快了一倍，正是因为他抓住了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