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枭雄群体的特质

虽然近年“唐宋变革说”饱受争议，但唐宋之际发生的种种社会变化不可否认，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应该是汉魏以来传统士族社会的解体。在唐末黄巢起义引发的全国性动荡中，“天街踏尽公卿骨”，世家旧族遭受沉重打击，而在随之而来的五代十国大分裂中，传统士族势力几乎涤荡殆尽。

这一历史转型期也同时见证着新势力的崛起，其中有一群体极为活跃，即那些唐末五代割据政权的开创者们。他们往往来自社会底层，崛起于军旅之路，以武力割据一方，“大者称帝，小者称王”，演绎着一幕幕极为相似的乱世人生。

沙陀传奇：主导晚唐与五代历史进程的突厥小部落（唐画中的沙陀人骑马图）

唐末五代，枭雄群体的成功并非偶然。所谓时势造英雄，唐末动荡的社会环境无疑为他们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遇和舞台。但除了时代因素和历史条件，这一群体自身也拥有一些值得关注的群体共性和内在特质。

首先，这群乱世枭雄大多出身卑微。在中原五代王朝的开国之君里，除了后唐庄宗李存勖拥有源自其沙陀王族的继承性权力外，其余四人都起于底层：后梁太祖朱温之父早亡，其母携子辗转他乡帮佣以谋生；后晋高祖石敬瑭和后汉高祖刘知远皆出自沙陀军将，后者出身更为低微，在元曲《白兔记》等民间叙事里还有刘知远发迹前的种种传说；后周太祖郭威“少孤”，不得不往依故人。

历史人物画像

考十国开国君主之背景，除了北汉刘崇和后蜀孟知祥在称帝前已有相当权位，其余八人大多出身孤寒：杨吴杨行密“少孤贫”；前蜀王建家里“世为饼师”；楚国马殷“少为木工”；荆南高季兴自幼与人为仆；吴越钱镠其家“世田渔事”；闽国王审知“世为农民”；南唐开国者李昪最是凄惨，“世本微贱”，其父于唐末战乱中不知所终，李昪从小孤身流落淮南被人收养；南汉刘隐刘?兄弟的家族背景学界仍存争议，或为客居广东的阿拉伯人后裔，或为岭南蛮族，《新五代史》则言其祖自中原南下经商，无论是何来历，到了其父刘谦一辈也仅为广州一牙将而已。除了五代十国这些开国君主外，唐末其他割据者有类似出身的也比比皆是：如凤翔李茂贞和洪州钟传原为军中校卒，朗州雷满乃当地蛮族；鄂州杜洪的早期职业为卖艺求生之伶人。

《仪卫图》中的唐朝武士戎装像

尽管出身微贱，但唐末五代枭雄多为胆大勇毅之辈，不安于现状而勇于求变，此特点可以用五代史书中频现的“无赖”与“任侠”二词概括之。古时“无赖”本指不事生产无以谋生之人，即没有正当职业的社会底层，但在唐末五代之后逐渐形成贬义，与今意趋同。唐末枭雄中颇多此类无赖，他们凭借身强力壮多行不法于乡里：如朱温“壮而无赖，县中皆厌苦之”；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钱镠“及壮无赖，不喜事生业，以贩盐为盗”；杨行密曾“为盗见获”；钟传“以勇毅闻于乡里，不事农业，恒好涉猎”；郭威“形神魁壮，趣向奇崛，爱兵好勇，不事田产”，等等。

奠基“人间天堂”的吴越王钱镠塑像。胡耀飞 摄

这一“无赖”群体特点鲜明，在常人眼里他们不务正业、无事生非、骚扰地方，但也正是这样一群人往往敢于蔑视法令，好勇斗狠，喜爱冒险。所以也很好理解，为什么唐末很多“无赖”之徒如钱镠、王建都曾经干过当时一种高危而暴利职业——贩私盐，在他们之前从事同一职业的还有裘甫、王仙芝、黄巢等唐末起义军领袖。这些“无赖”在清平时代大概难逃牢狱、为人不齿，但在秩序崩塌的乱世之中却往往有非常之举。关于“任侠”，该词频见于《史记》和《汉书》人物，如“为任侠有名”的季布、 “不好文学，喜任侠，已然诺” 的灌夫等，意指壮者凭气力扶助弱小。唐末五代枭雄亦多任侠之事，如钱镠“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一度占据荆南的成汭也曾“少年任侠，乘醉杀人”，不得不远走他乡隐姓埋名多年；郭威也曾酒后刺死街霸屠夫于潞州闹市，等等。这一任侠习气在唐末五代众多无赖枭雄身上矛盾而有机的合而为一，成为他们展示力量与野心的途径。

恃勇斗狠兼而慷慨仗义，让这一群体扬名乡里，结交同类，俨然领袖。杨行密在庐州起兵，一批同伴参与其中，并入后来杨吴“淝上三十六英雄“之列；王建在河南家乡的一群许州故人，也皆是胆大妄为之徒，他们追随以“机略拳勇出于流辈”的王建贩盐为盗，又随之从军入蜀、建功立业；又如钱镠自幼即为伙伴之首，史书载“镠幼时与群儿戏木下，镠坐大石指麾群兒为队伍，号令颇有法，群儿皆惮之”。凡此类人物，恐怕都天生具有领袖气质。

王建墓——永陵地宫模型及实景

这些枭雄人物多不甘寂寞、有所渴望。 江西虔州谭全播在乱起之时对表弟卢光稠说：“天下汹汹，此真吾等之时，无徒守此贫贱为也”，最后兄弟二人联手起兵成事；王审知兄弟三人随中原流寇南下，用其兄王潮的话说也是“欲图成事”；岭南刘谦临死前为其子遗言：“今五岭盗贼方兴，吾有精甲犀械，尔勉建功，时哉不可失也”！唐末之动荡时局无疑点燃其梦想与野心。

惊天盗墓案背后的北平王王处直墓武士像

能力与野心俱备，当然仍需武力基础，唐末五代乱世汹汹，武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武人背景是五代枭雄群体最鲜明的共同特征，他们在起家初期或为盗匪，或为官军，或由盗匪而入官军，在军旅之路上掌控武力，最后割据一方。如王建先后历忠武军、神策军，最后率军辗转入川，建立前蜀；钱镠则起家于本地乡兵，与董昌等组建杭州八都兵，最后取得两浙；湖南雷满周岳等人“聚诸蛮数千”，组织地方土团军，占据州府；王审知兄弟和马殷则是随流寇从中原一路南下，建国南方；朱温则兼具盗匪和官军的双重背景，以黄巢部将身份降唐，完成了从匪到官军的转型，获封宣武军节度使，遂占据中原。唐末五代枭雄，几乎毫无例外都是通过武力实现割据的，难怪宋人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慨叹“五代兴亡以兵”，《旧五代史》里也通过武人安重荣之口道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的豪言。

自古乱世出枭雄，但如唐宋之际涌现出如此多出身寒微的武人实现身份跃迁的却不多见，反映了中古中国社会阶层的显著变迁。如《新五代史》所言：“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时，黥髡盗贩，衮冕峨巍。”唐末五代枭雄大多出身低微，以地方无赖之身，逞任侠之气，聚同类之徒，怀建功之心，以武力逆天改命，割据一方，成为唐宋之际社会阶层加速流动的明证。关于这一群体的更多案例和细节亦可参见拙著《乱世人心：从晚唐到五代》一书，此不赘述。

《乱世人心：从晚唐到五代》书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