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南明史：1644—1662》，[美] 司徒琳 著，李荣庆 等，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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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 年4 月初，李自成叛军横扫山西北部，直捣明朝首都北京，北方局势一片混乱，险象环生，结局难以逆料。消息传到陪都南京，官员们愈益感到担心。4 月12 日，北京的崇祯帝征调所有能来勤王的军队开赴北京，并特别命令山东总兵刘泽清前来救援。但是刘泽清置此命令于不顾，却向南开拔。而在长江流域的其他将领则从未接到北上的命令。反正这些人也没有准备北上。虽然前几年在南直隶的西南部曾击退过“流寇”的侵犯，但是该地区现在除了长江和南京的驻防军外，并没有大量的常备军。而且陪都百官有理由相信，太子，甚或皇帝本人可能过不久就会前来南京，因此，长江下游的所有军队就地做好准备是十分重要的。长江中游的洞庭、鄱阳湖区域的明军，虽然数量众多，但因张献忠部叛军刚撤出湖广省，此时他们正忙于恢复对该省的控制。而且他们毕竟离得太远了。可能有所行动的军队都在南直隶的淮河以北地区，由于受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军队的压力，此刻也已陷入混乱之中。这些部队为兵士的叛变、逃跑及怯懦所困扰，宁愿到淮河以南避难，也不愿到北京勤王。
4 月24 日午夜后不久，叛军击破广宁门（今广安门）而涌进北京，翌日攻入紫禁城，崇祯帝在内廷北首的煤山投缳自尽。但是直至5 月5 日，明朝的淮安巡抚才得知北京陷落的消息，而淮安城内，“闻京城失守，众疑信相半”。次日，消息传到南都，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史可法，立即会晤其他高级同僚，发布檄文，着手集合勤王军队。但是他们随即便不得不考虑：要把这支军队带入何种境地？南方局势不稳，北方情况亦未明朗。举例来说，他们要“勤”的“王”，究竟现在哪里？史可法渡过长江，在浦口防区着手准备迎敌，但除此之外，就无事可干了。有些人已在南方“草泽”组织义军，也被下令制止。
南中诸大老每集议事堂，惟相向攒眉，竟日无一语。或仰视屋之罘崽，咄嗟而已。问曰：“事如不可知，将奈何？”竞以靴尖蹴地，作叹息声，各各散走。
5 月15 日，崇祯帝驾崩的确实消息传到淮安。又经三天才传到南京。这一消息使南都领袖人物大感震惊。南京的高官们意识到，必须组织新朝廷。他们着手应付这种动荡局面之际，必须增强团结合作，和衷共济。不论在象征意义上还是在实际意义上，都应有这样的表示。但是随后发生的却是统治集团内部的自相残杀。在南京建立第一个南明朝廷的官员，设法使不满分子安心，尤其急于安抚军队。这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在此危急之秋，军队实力确需增强。但是军队得寸进尺，走得太远，官僚系统和南方士人中最有威望的领导人物对此不能接受。武人要扩大权力，就须寻求支持，于是相互结党，并拉拢那些受整个官僚系统，尤其是受“正人”排挤的不满分子。急于和武人结盟的，是宗藩、宦官，还有那些因东林、复社得势而仕途受挫的官员，尤其是因17年前魏忠贤倒台而被逐出政府并被贬为“阉党”的那些人。这些人结合在一起，手段粗鲁，立刻引起了“清流”领袖人物的反对。于是妥协精神终止了，一场为权力与原则而战的决斗开始了。“清流”逐渐失势，甚至颇孚众望的温和派在政争中也无法立足。于是南京朝廷几乎没有了有眼光的政治家，也丧失了民众的支持。那些在这场冲突中获“胜”的人认为，他们过去受了屈，被剥夺了权力和影响力，现在终于重新获得这些了。但是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是战胜者和权力一起毁掉了。受到“清流”的猛烈抨击、处于招架地位的得势一派的首领，为了固位，采取了短视的政策，其恶果连他自己到后来也无法控制。他的集团四面楚歌，草木皆兵，虽与皇帝联合在一起，也统治不下去了。传统的南明史著作集中于几个主要人物——英雄与坏蛋，殉难者与卖国贼。即将出现的篇章也会对此作一些赞扬和谴责。但是这些个人都应该放在某种政治力量造成的局势中去观察，那个局势似乎有它自己的某种动力。
选择新皇帝的时候，党争即已开始，而且势头不弱。在南方几个藩王中，准备得最充分、和皇帝血统最近的是福王（朱由崧），他与东林党有夙仇。而且，他又落入了最有实力的武人之手。几十年前，东林党拥护万历帝的长子，不让他宠爱的郑贵妃所生之子立为太子，这位郑贵妃之子正是当今福王之父。由此案酝酿而成的党争使官僚们时时面临动荡，持续三朝（万历[1573—1619]、泰昌[1620]、天启[1621—1627]）引起激烈争执的各大案，在某种程度上以1629 年东林党暂居上风而告一段落。即使这些争执对于居住在河南富饶的皇庄内的当今福王及其先父没有影响或没有关系，不同成分的官僚仍然或指望或畏惧这些事件在福王治下会重新评价。
有鉴于此，某些骑墙意见便以为，北京陷落之前，崇祯帝的太子及两名幼子还在城内，至今生死未卜。若是某一藩王即了位，而太子随后出现，要求登上大宝，那该怎么办？所以应暂缓立新君。又有人援引“立贤不立长”之义，主张立潞王（朱常淓）。潞王此时已自北方的王庄逃出，到了南直隶。即使一般人以为，潞王只是粗涉文学，雅好古玩，而且“指甲长可六七寸，以竹管护之”，不过他和那位以好色、无知与不负责任著称的福王相比，还是有贤明之誉。但知道那些亲王底细的人毕竟很少，即使在高级官员中也是如此。多数人以为，选谁都没有关系。同时人们迫切希望有某位藩王立刻登上大位，以稳定南方；而在政治
人物中则有一种自私的打算，即希望自己被看作那名藩王的一贯支持者，而不论那藩王是谁。于是在崇祯帝死讯传到南京数天之后，南直隶的文武要员之中就开始了幕后磋商，为官职而讨价还价，并且注意掩盖踪迹，不使马脚外露。
然而消息传来，福王已在淮上受到保护，支持他登上大位的是东南防卫所赖的北直隶将领，于是拥戴福王的看法便迅速形成一致。有两人加入这个军阀联盟比较晚，却成了它的领袖，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总兵刘泽清，另一个则是凤阳总督马士英。二人都有理由反对文官集团中的主流派，希望自己的地位因“清流”受抑制而得到加强。在南京，一些军功贵族以及其他政治投机分子也随声附和。当百官聚集，行礼如仪，向明朝列祖列宗禀告以福王承继大位时，爆发了一场令人不堪的争斗。一些显要文臣被指为阻挠择嗣，高级勋贵操江提督诚意伯刘孔昭甚至拔出佩剑，向敢言的翰林院掌院学士姜曰广砍去。新朝廷建立过程的随后
各个阶段，类似的文武冲突一直不断。江北的武臣集合了一支大军，送福王沿大运河南下。6 月3 日，福王衣冠不整，乘船抵达南京东北一个主要码头。次日，南京的高等文臣与勋贵礼迎福王。福王自惭形秽，拒绝即皇帝位，诉说自己备受困苦，不克荷此重任。不过到了6 月5 日，他已在全副朝廷仪仗簇拥之下，经过高皇帝孝陵进入了南京的皇宫。百姓站立路旁，观瞻仪式，陈列香花宝烛，心情振奋，如同节庆来临。
但是，当福王在其守备衙门的临时住所第二次接受百官朝贺劝进时，灵璧侯汤国祚大声指责户部不发军饷，把朝仪都打断了，摄礼部尚书吕大器立即予以制止。岂知当讨论到福王应直接即皇帝位，还是在局势明朗之前暂做监国时，勋贵们再次咆哮起来。多数廷臣赞成监国，待逾月后再入继大统。但是刘孔昭等人要求直接即位。他们一直对主张暂缓登极的诸文臣的反对意见表示怀疑，指责这些文臣“原有二心”。与此同时，考虑新朝廷大学士和尚书侍郎人选之事也开始了。文臣们为了安抚不知餍足的军阀，破例允许勋贵也参加通常荐举朝廷要职的廷推。刘孔昭提名自己为大学士，使聚集庙堂的群臣大吃一惊。朝臣们告诉他，以勋臣为大学士，无前例可循，于是他提议以马士英来替代。
6月6日，福王同意即监国位。他起先声称，只想“避难浙东”，无意入居帝位。这可能是出于真心，但是经群臣依例三次“劝进”之后，他终于同意了，在次日正式行监国礼。仅仅半个月之后（6 月19 日），便即了皇帝位，以弘光为年号。监国和即位所颁两次诏书，可说是一张一览表，列举了医治晚明社会政治的弊病，以及纾解社会各阶层人民痛苦的各种办法。由此可知，当日的政治领袖实际上明了种种问题，并未耗费全副精神于蝇营狗苟的党争之中。但是，官僚系统内部以及政权核心其他成员之间的党争实具有瓦解性的作用，若不能予以扭转，消除各种弊病谈何容易。
作品简介
《南明史：1644—1662》，[美] 司徒琳 著，李荣庆 等，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
内有文官党派纷争，外无武官英雄崛起，恰逢战事众生缭乱，体制上政治制度内部牵制消耗、外力无法使出，南明之倾根源可溯。
本书的目的是回答“明朝为什么会灭亡”这一问题。由此出发，作者所讨论的是明朝世袭君主统治失陷后18年的历史进程中所映射出来的溃败根源。 书中通过大量的史料梳理，主要把明朝由强变弱的原因归结为“文武之间无法取得统一和协调”“大臣们在如何作为皇帝的辅弼问题上陷入了困境”。作者同时注意到以上两点并不是唯二把明朝引入灭亡的原因，近代经济变迁的也是原因之一，但朝廷内部冲突造成抵制外力的失败仍是明朝灭亡最主要的原因，而这内部冲突的根源，在朱元璋太祖从一开始设计官僚制度时就已埋下。随着时间推移，文官内部的党派纷争、在外武官战斗力沦为平庸，内忧外患，大厦将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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