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流感与美国远征军

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驻欧洲远征军的首字母缩写为“AEF（American Expeditionary Force）。不过少有人记得，许多士兵深信“AEF”的真实含义是“蠢人先死”（Ass End First）。在1918年9月和10月，这种信念格外有经验根据，当时美军侵入俄国北部并对德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有史以来最骇人的大流感期间。

1918年，在法国前线的美国远征军士兵排队领取食物和饮料

第339步兵团是美军远征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主力军。该部队在1918年夏天从密歇根州的卡斯特营开拔前往欧洲时，其成员甚至做梦都想不到要去俄国。8月初，在英国斯托尼堡，他们的营地中流传着远赴俄国执行“警卫任务”的谣言，这让他们相当困惑。随后，士兵们领到了雪鞋和滑雪板等寒冷天气用的装备，并将恩菲尔德步枪换成俄罗斯帝国陆军使用的老式长步枪，谣言也就得到了证实。8月27日，第339团登船，目的地并非勒阿弗尔或其他向西线输送兵力的港口，而是位于白海的阿尔汉格尔斯克。

远征的消息直到9月12日才向美国新闻界发布，一同公开的还有沙皇一家被处决的最新传闻。美联社关于第339团的报道如下：

美军已安全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许多士兵的俄语都很流利。部队中大多数人都来自与俄国一样气候寒冷的州。这次航行迅速而平静。除有大量人员晕船外，士兵们几乎没有身体不适。

真相是，阿尔汉格尔斯克远征军的美国士兵既不会说俄语，也听不懂俄语，从美国中西部随机挑选一群年轻人都和他们不相上下。这段航行也并非愉快的插曲。他们在海上经历了一场流感疫情。

8月27日，第339团和支援部队共约4500人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登船，搭乘英国运兵舰“索马里”号、“内戈亚”号和“堤丢斯”号。这三艘运兵舰与“沙皇”号护卫舰一起向北航行，该护卫舰还载有前往摩尔曼斯克的意大利军队。根据英国当局的说法，三艘运兵舰上都备有充足的医疗和住院用品。

没有人知道，西班牙流感最新的致命变种已经在27日抵达了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流感可能来自布雷斯特，那里的新一轮流感使医院人满为患，又经由“索马里”号、“内戈亚”号和“沙皇”号回到了海上。但没有人把它带上“堤丢斯”号，该船在前往俄国的航程中也没有人感染，这表明流感还没有在纽卡斯尔广泛传播；显然，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才刚刚到来。

就算没有西班牙流感，这次航行也极不愉快，士兵们饱受冷雨、虱子和蟑螂之苦。但8月29日暴发的流感使这次航行成为一场噩梦。在出航的第五天，“索马里”号上的医务室每张床铺都被躺满了。烧到101℉（38.3℃）和102℉（38.9℃）的人没能被送进医务室，而是躺在吊床上摇晃，或者像“不列颠”号上的二等兵华莱士一样，在甲板上淋着冷雨。“内戈亚”号上的情况也如出一辙。

医务人员在流感来袭后，发现有人忘记在纽卡斯尔港将承诺的医疗用品送上船。自从部队离开卡斯特营地后，他们一直用得很节俭，但出航的八天后，最后一批医疗用品也用光了。药品可能起到的作用不大，但如果连毫无用处的治疗都没有，也会像灌了铅的靴子一样拖累士气。流感放倒了医疗队队长朗利少校，这又进一步打击了士气。

令人惊讶的是，这次航行中没有美国人死亡，但“沙皇”号上的意大利人却接连去世，美国士兵目睹了他们负重的尸身一具接一具坠入冰冷的海水中。“沙皇”号暴发的疫情比其他船只都要早，这表明是意大利人从欧洲大陆将流行病带上了船。

船队绕过挪威北部海角，穿过白海到达德维纳河，又沿着蜿蜒的河道航行了25英里，途经渔村和伐木场。美国士兵第一次看到了有五个洋葱式圆顶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大教堂，与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尖顶教堂截然不同。1918年9月4日上午10点，船舰停泊在港口。“内戈亚”号上有75名美国士兵患流感，“索马里”号则有100名。威尔逊总统的“新自由”和西班牙流感一同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而这座城市本身已经有够多麻烦了。

革命和内战使人们涌入这座城市，也包括美国驻俄国大使在内。几乎所有物资的补给都在缩减。储存食品在减少，从乡村农民那里运来的新鲜食物也在减少，这些农民即便还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可能尊敬或信任阿尔汉格尔斯克无能的反革命政权。

当然，药品、医院设备和熟练的医务人员是最短缺的。（一年后美国人撤离时，医疗队的一名少校带走了两只装满貂皮、银狐皮和其他昂贵毛皮的箱子，这是他非法出卖军队物资和医疗用品所得。他的辩解在法律上无关紧要，但相当体现人性：“哎，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有攒下过一美元。”）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掌握实权的并非伪独立政府，而是英国军队，如果没有英国军队，该地区早已落入列宁的追随者手中。美国部队保留了自己的军官，但实际上他们受英国人指挥。美国人不喜欢这点，同样，他们也不喜欢英国人总唱起乔治·M.科汉那首伟大的美国军歌，英国人改编了副歌部分：“到那边，到那边，噢，美国佬在跑，美国佬在跑，美国佬跑到那边。”

美军在9月4日到达阿尔汉格尔斯克时，根本没有地方安置军中的病人。事实上，直到11月，患流感的美国佬才有了足够的病床。停泊两天两夜后，美国病人在雨中登岸了。大约有30人在红十字会医院找到了栖身之所，那里虽然很脏，但比其他人的情况要好。其他人则被安置在没有供暖的旧营房里，床上只有松木板，没有床垫、床罩和枕头。他们还不能脱掉衣服，许多人死时还穿着靴子。第339团的一名士兵写道：“在法国死在一片罂粟花下的荣耀，到俄国变成了这种凄凉的迹象：死在一个陌生可憎的地方，死于一种可怕的疾病。”

第339团的疫情仍在恶化，而第1营是唯一直接投入战斗的美国部队。第1营的士兵于9月7日上岸，他们登上驳船后沿德维纳河漂流了100多英里，在本应由协约国联军和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人坚守的边境地区，在这无固定形状的1.5万平方英里内建立了要塞。这些驳船通常用于运输煤炭和牲畜，肮脏又漏水，而且很冷。第1营的士兵在底层货舱睡了将近一周。有些士兵刚上船时就因为流感病得很重，只得让其他人帮忙背上行囊。行旅途中又出现了很多新病例。有几个人不治身亡。

在这些步兵抵达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六天内，有250人患上流感，24人因此死亡，而疾病还在蔓延。在俄国的头十五天里，就有69名美国人死亡，几乎都是因流感丧生的。这场战役的开局相当令人沮丧。

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流行病在美国人中的高峰期是在9月，当时官方病例数为378人。10月是英军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当地的高峰期。10月初，该城估计有1万人染上了流感，每天报告的死亡人数有30人。其所在省的内陆地区可能在10月下旬或11月迎来流感高峰。

“索马里”号和“内戈亚”号上的人携带的病毒极为致命，在流行病暴发的头几周，它感染的人群就有10%死亡。俄国农民大量死亡。也许这样的死亡率是因为美国人带来的特殊流感菌株。也许是农民对流行病特别易感，就像世界偏远地区的人们常常经历的一样。也许是食物短缺的缘故。也许是恶劣的天气；到11月初，气温已经低于0℉（-17.8℃），地上的积雪到春天才会融化。寒冷直接损害了肺部，使肺炎得以长驱直入，也迫使俄国人采取一种会促进疾病传播的生活方式。当大流行渗透到俄国北部内陆地区时，初冬已经迫使农民进入半休眠状态，在此期间，每家每户都待在厚壁房屋里，在同一个房间吃饭、做事、睡觉。这种屋子的主要特征是有一座砖炉，通常大到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都可以睡在上面。屋内仅保持最低限度的通风：傻子才想在-30℉（-34.4℃）时有风吹进来。其结果便是，环境的温暖舒适和家人的亲密无间都促进了病毒和细菌传播。

第339团的医疗官J.卡尔·霍尔少校发现一个农民的六口之家睡在同一个密闭的房间里，所有人都发着烧。其中病情最轻的是一个8岁小孩，负责照顾全家人。少校还发现，在为流行病死者举行的葬礼上，每个成员都会多次亲吻神像上的同一个地方。“他们相信，在宗教仪式中是不可能感染疾病的。”

阿尔汉格尔斯克所在的省究竟有多少俄国人死于西班牙流感？目前并没有记录，也没有俄国全境的流感死亡人数记录。俄国的流感是由从西方回来的战俘传播开的，也可能有其他来源，比如北方的美国军队。从波兰到太平洋沿岸的那片广袤的平原和山地正在变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同时也在经历内战，以及现代最大规模的斑疹伤寒流行。流行病学家都忙于其他工作，无暇仔细记录流感的情况。

奇怪的是，在《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陆军医疗部》涉及驻西伯利亚美军的卷宗中，并没有提到流感。尽管有此遗漏，但毫无疑问，流感确实曾在西伯利亚和俄国的太平洋省份肆虐。1918年9月，大流感在朝鲜半岛出现，并从北向南传播。那里的看法是，流感是从欧洲经由西伯利亚传入的。

1919年2月，威尔逊总统得以从巴黎和会抽身（顺便说一下，当时巴黎正受制于流感复发），有足够的时间决定在俄国北部5000多名美国士兵的命运。尽管战争已于去年11月在欧洲结束，但他们仍然留在俄国继续战斗，没有人确切知道美国士兵在俄国究竟要达成什么目标。威尔逊最终决定，“若想阻止俄国找到自己的自由之路，我们就要对抗时代潮流。外国的干涉无疑壮大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部分力量。”

美国士兵于1919年6月从阿尔汉格尔斯克登船回国。在俄国期间，有192人死亡，其中112人在战斗中阵亡或受重伤，72人病故。大流感导致60人死亡，几乎占死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从1918年9月1日到1918年11月11日停战日期间，美国远征军在法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有3.5万名士兵战死或伤重不治。在同一时期，外加从停战日到11月底之间的日子，共有9000多名美国远征军死于流感和肺炎。战后留在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士兵，或在德国承担起占领军任务的士兵，仍然会死于流感和肺炎。到1919年4月底，死亡总数又多了近2000人。

1918年秋天，美国陆军大约有一半兵力在欧洲，到第二年春天，这些部队因大流行损失了1.1万人。另一半美国陆军那时已经回到了美国，享受到了许多在欧洲少有的物质待遇，但他们也因西班牙流感损失了2.3万多人。

为什么死亡率会有如此大差异？因为美国远征军的士兵是服役数月的老兵，早已适应了军营中常见的疾病，从而增强了对疾病的普遍抵抗力；因为许多人在美国或欧洲的训练营中接触过春季和夏季较为温和的西班牙流感，对秋季的流感有了抵抗力；还因为远征军分散在法国各地，许多前线士兵生活在极端且持续的通风条件下，与美国本土挤在基础训练营中的新兵形成鲜明对比。尽管如此，西班牙流感在1918年秋季还是对美国远征军造成了严重冲击，而那时它正需要集中全部力量来战斗。

美国陆军是西线上唯一一支实力不减反增的军队，这改变了世界的局势。西线其他国家的部队都损失了至少75万士兵，而美军是唯一仍在抬头挺胸向前冲的队伍。德军指挥官鲁登道夫认为美国人经验不足，领导不力，令人同情，但“十分英勇”。德日进当时是法国军队的随军牧师，他称赞美军“勇气可嘉”，但抱怨“他们不够警醒，太容易受伤了”。在法国公费旅行的堪萨斯州民主党参议员汤普森认为，他们正在进行医生要求的“为战争注入活力”和“开始向柏林碾压”。

1918年9月12日黎明时分，经过四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后，美国第一集团军和法国的几个师在潘兴的指挥下向圣米耶勒的德军突出部发起进攻。德军为了整顿防线，已经开始从突出部撤军，没有像年初那样激烈地抵抗美军进攻。9月13日下午，进攻的所有主要目标都已达成，潘兴和美国士兵认为，这次胜利证明他们完全有能力执行大规模复杂的军事行动。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好做一件真正的大事——粉碎德军西北至英吉利海峡、东南至瑞士的整条防线的要点。

9月14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给潘兴发电报祝贺圣米耶勒战役的胜利：“我在病床上听说了这个消息，它比任何药物都管用，都更合人心意。”劳合·乔治得了流感。西班牙流感病毒的秋季变种已经诞生，潘兴在谋划比圣米耶勒更大的胜利时没有考虑到这个因素。

1918年7月，美国远征军的流感发病率降到了初春以来的最低点。当月只有99人死于流感和肺炎，预计8月的数字会更低，因为8月通常是一年中流感和肺炎发病率最低的月份。但到8月初，发病率却上升了，当月有408人死于流感和肺炎。正如我们所见，流感是8月22日左右在布雷斯特暴发的。

二等兵哈里·T.普雷斯利，1918年春天我们在迪克斯营见过他，后来在伦敦的夏季流行病期间又见过他，而今他常驻布雷斯特，这里就是他士兵生涯的顶点了，布雷斯特是1918年8月和9月全欧洲最容易感染流感的地方。

普雷斯利在9月18日星期三得了流感，但他没放在心上：“这是我常得的流感，除了头有点疼外，没什么可担心的。”一个多星期后，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躺在危重患者的病房里，听医院护理员说起他：“6点前进来的那个新家伙只能再撑两天。让他尽可能保持温暖和舒适，此外我们也无能为力了。”普雷斯利当时生命垂危，直到两天后他才想起这句吓人的话。

护理员的话没有应验，普雷斯利活了下来，并于10月5日出院。他在几个月里都很虚弱，但总比那些需要他的床位的人要好得多。

10月第一周是在布雷斯特的美国人中死亡率最高的时期，有285人死于流感和肺炎。普雷斯利很幸运地活了下来，但精神和身体上都很压抑。10月5日是他入伍一周年的日子。没有勋章，没有挂彩，只有一副敏感的肺和打颤的膝盖——他没什么可写信回家的。

1918年，在法国的陆军医院里的美国远征军

总的来说，如果普雷斯利被派驻到法国其他地方，他获得荣誉的机会要大得多，而不是得了流感浑身虚弱。流感的危险性呈梯度分布，从最高点的布雷斯特、波尔多和其他港口（患流感的美国人在那里登岸）到战线（不幸的是，在那里被杀死的可能性甚至更大）。这个梯度在8月相当陡峭，进入9月后趋于平缓。到了10月5日，忧郁的普雷斯利出院时，秋季流感的浪潮已经遍及法国全境，并且迅速向欧洲各地蔓延。9月，美国远征军有超过3.7万人感染了流感，作战区的法国军队中约有2.5万人感染。在巴黎，从月初到月底，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率猛增了一半。9月第一周，汉堡有13人死于流感和肺炎，而在10月5日结束的那周有75人死亡。在柏林和德国东部，以及没有战事的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也出现了同样的不祥之兆。

9月结束后，大流行也在加速。西班牙流感卷土重来，在几天内即将蔓延到欧洲和世界的几乎每个角落。10月的第一周，布雷斯特、波士顿和印度孟买的流感和肺炎死亡率达到最高峰。

但事实上，无论流感在法国的传播速度有多快，在大流行中首当其冲的都是后方部队，而非实际作战的士兵。例如，内陆地区法国军队的流感发病率是前线或附近地区法国军队的3到12倍。美军补给勤务人员的流感发病率要比前线的步兵高得多。同样极易受感染的还有刚到法国、仍在训练或在补给站等待分配的士兵。他们没有经历过欧洲的夏季流行病，也没有建立起免疫力；他们要在各个任务和营地之间辗转，经常在运输工具上感染致命的流感——因为途中时间长而不规律，伙食不好，火车、卡车和营房里极其拥挤，以及压力普遍很大。

总而言之，1918年秋季，无论是在公海上还是在陆地上的新兵，作为替补部队转移时所处的环境都会加速肺炎感染和死亡，正如9月23日发给美国远征军医疗人员的《疾病周报》批评的那样：

疲惫不堪、有紧迫感、焦虑的人很容易成为传染病的猎物。暴露在感染中的人的健康状况比他病倒后的护理更重要。一个人有权得到的照料至少不该比马还差。

1918年秋天，每月有10万士兵经过位于谢尔河畔圣艾尼昂（St. Aignan）的美国远征军主要补给站。他们给它起了意味深长的绰号：“磨坊”和“圣苦难”（St. Agony）。当秋季的流感浪潮到达圣艾尼昂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上升到前所未闻的水平，自从古老的军队毁灭者伤寒被疫苗控制住后，美国医务人员还从未见过。三分之一的流感病例发展为肺炎，在疫情的不同阶段有20%到45%的患者死亡。有一段时间，每天有20多人死亡。

美军第88师的故事包含了各种会削弱士兵对西班牙流感抵抗力的因素。该师的士兵主要来自伊利诺伊州、明尼苏达州、艾奥瓦州和达科他州，许多人出身农村，因此对呼吸道疾病的普遍抵抗力不如来自城市的士兵。该师在7月和8月越洋抵达欧洲，因此部队中很少有经验丰富的士兵：也就是说，几乎没人对美国远征军中常见的呼吸道疾病有较强抵抗力。

抵达法国后，第88师被要求上交野战炊具、大衣和其他物品，每人只留一条毯子。想要保暖或吃上像样的热食，只能东拼西凑、听天由命。9月17日，第88师被派往埃里库尔接受预备训练，但法国人并未获悉该师即将抵达，也没有为其准备营房。幸运儿住进了潮湿的棚屋，而倒霉蛋搭起了帐篷。秋雨开始了，士兵们在雨中训练，常常穿着湿衣服睡觉，没有办法烘干衣服和鞋子。这是进入实战前的最后一次训练，强度很大，令人疲惫不堪。

流感于9月20日暴发。在第一周，全师1.8万人中有2254人被确诊为流感。有时，整个连队都瘫痪了。埃里库尔唯一能用作医院的建筑是法军炮兵营，这是座潮湿的石头建筑，没有供暖。

第88师缺少很多必需品，因为所有运输工具和补给都优先供给参与9月26日开始的默兹-阿尔贡攻势的部队。直到10月6日，第88师只能用上两辆救护车，而这些救护车也同时为该地区的法国人服务。

由于缺乏运输工具，第88师必须行军数天才能到达它要占据前线阵地的地区。有时，士兵们要拉着装有机枪的马车和野战车，每天在拥挤而泥泞的道路上行军多达25公里。在一些部队中，每人的平均负重达到250磅。

到10月底，第88师的疫情接近尾声，这支队伍于24日首次参与作战，并一直战斗到战争结束。这支部队的所有战斗减员（阵亡、负伤、失踪和被俘）共计90人，而秋季流感病例总数为6845人，约占全师的三分之一。1041人感染了肺炎，444人死亡。

在9月12日至16日的圣米耶勒进攻中，西班牙流感的秋季浪潮开始妨碍美国远征军的作战行动，但这种干扰并不显著。流感在接下来一周迅速蔓延，但同样对美国远征军的作战效率影响不大，因为那段时间是休整期。美国陆军正在为其进攻做准备，这将是自波托马克军团与北弗吉尼亚军团的莽原之役以来规模最大、最血腥的进攻。但这场战役将持续六倍的时间，美国士兵的数量将增至十二倍，美军在战斗中实际发射的弹药重量，将超过南北战争期间联邦军使用的弹药总量。

美国第一集团军是协约国联军从北部的比利时到南部的凡尔登总攻势的一部分，该部队将沿着默兹-阿尔贡地区发起进攻，向前推进50公里，并切断德军整条南部战线唯一的铁路系统干线。如果失去这一铁路系统，至少在南部战线的德军将被迫撤退或投降。因此，德国人将尽全力顽强抵抗来保护这条铁路。

9月26日清晨5点30分，经过三个小时的炮火准备，美军部队和支援的法军部队从他们沿着默兹-阿尔贡前线开凿的战壕和坑穴中爬出来，向北部疾速穿越了滚滚浓雾、灰尘和硝烟。四天后，美军仍在努力实现第一天下午的进攻目标。

许多美国士兵伤重不治，尽管救护车有后方的优先通行权，但他们在负伤后无法迅速转移到医院。以第91师为例：该师唯一的补给线也是另外两个师的补给线路。从谢皮森林的野战医院到弗鲁瓦德的转运医院来回有31英里，有时救护车需要一整天才能往返。9月29日中午，谢皮第138救护连的所有建筑、帐篷和防空洞都挤满了受伤、中毒气、精疲力竭和炮弹休克的士兵；周围地区也都是伤员，道路两旁的三排担架队有一百码远。其中有些伤员无疑是在等待被运回弗鲁瓦德的过程中死亡的。

此外还有流感。起初，这场大流行对默兹-阿尔贡攻势的影响不大：在进攻的前一周，整个美国远征军只有几千个病例，而前线部队中流感发病率的增长滞后于军队其他部门。但在截至10月5日的一周内，美国远征军报告了1.6万个新增病例，前线的士兵突然发现自己正与两个无情的敌手殊死搏斗——德国军队和西班牙流感。

潘兴在电报中要求增派更多部队和补给，他还以更加严厉的措辞要求提供医疗援助：

第1744号电报，致华盛顿特区指挥官，1918年10月3日。在法国各地，流感在我军中流行，同时还有许多重症肺炎病例……请求派遣陆军护士队的1500名成员前往法国，项目M1181W，紧急需求。

第1785号电报，致华盛顿特区指挥官，1918年10月12日。请求9月30日前紧急派遣1家后方医院和31家转运医院；10月请求14家后方医院；护士与医疗设备应一起派来，如果可能的话提前派来。

美国远征军的流感疫情统计数据，特别是前线军团的，都相当不可靠。在战斗的混乱和压力下，有无数任务比保持准确记录更重要。成千上万的伤员被送进医院，哪个医生有足够的时间或医疗设备，甚至是有好奇心来区分到底是不是传染病导致的发烧呢？在一些有流感和肺炎病例的部队中，每个士兵都必须背负步枪自行前进，只有最严重的病人才会得到关注。当来自纽约的“战斗第69部队”在10月底撤退时，随军牧师将这支队伍描述为“肮脏、满身虱子、又渴又饿；几乎每个人都在生病。士兵们患了风湿病、感冒和发烧。许多本应被撤离的人还留在部队中，因为那样会更加消耗我们的战斗力”。

许多患流感的士兵出于爱国主义或害怕与战友永远分离，从来不去看医生。事实上，高昂的士气往往与高死亡率相关，因为患病的士兵会恪尽职守，直到流感发展成肺炎。（或者，如果法国的情况与华莱士和多斯·帕索斯的经历类似，病人不愿自己站出来，是因为他们担心被送到缺乏经验、过度劳累的医疗队那里。）

最混乱的情况是同时存在两种流行病，即流感和痢疾——或许这两种病只是同一疾病的综合症状？如果后一种猜测是正确的，那么肠道流感就是真实存在的疾病，而大多数专家都会强烈否认这一点。他们说，流感是由呼吸道感染而非消化道感染引起的疾病。病人产生腹泻可能有很多原因，但极不可能是因为他的支气管上皮细胞中存在流感病毒。

然而，1918年在法国和其他地方有成千上万的各国士兵坚持认为他们的毛病是肠道流感。例如，普雷斯利患有流感、肺炎和腹泻。在巴黎，许多巴黎人认可“肠道流感和肺部流感”的搭配说法，认为这种疾病实际上是霍乱。在阿尔贡森林和默兹河延伸地带作战的数千人患有通常被描述为痢疾而非肠道流感的疾病，但对他们的粪便做了实验室测试后，并没有发现通常被指为痢疾病因的变形虫或杆菌。

但这不过是猜测，没有必要为了用感染流感的士兵人数来吓住医疗队，就把痢疾定义为肠道流感。从下文的表格可以看出，也有大量的人患上了仅仅被定义为上呼吸道感染的流感。

德国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但他们的武装部队伤亡严重，到处都有人投降，更难获得感染情况的统计数字。10月17日，鲁登道夫承认，流感再次在德军前线肆虐。他将流感极为致命的特性归因于军队的疲惫：“疲累的人比强壮的人更容易死于传染病。”42奇怪的是，有几天，这种流行病使鲁登道夫、兴登堡乃至德国君主坚定了希望，认为德国军队还有一线生机。在10月1日的午餐会上，德皇再三强调，流感会削弱协约国联军，而他自己的军队则相对不受影响。但是，当时西线有成千上万德军士兵生病，长长的灵车队伍从柏林一直排到墓地，现实情况将幻想一扫而空。

这三支军队没有收集和公布统计数据的共同体系（例如，英国远征军直到10月5日才将流感列为强制上报疾病），因此很难比较这三支军队的流行病进程。为了不使人产生错觉，我们给出了三者的统计数据，但没有试图调整它们的差异。

德国一下子遭受了战败、饥饿、革命和大流行。10月底，霍亨索伦王朝垂亡，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被任命为首相，但他因流感卧床了两周。布吕歇尔公主认为，若非情况如此悲惨，实在是滑稽得很：

想象一下，巴登亲王马克西米利安，全世界都在等着他说的每句话，而他却正躺在床上高烧不退。忧心忡忡的侍从官踮着脚尖进进出出，焦急地想得到紧急事件的回复。

流感阻塞了德军的补给线，使其进退两难。患流感的士兵跑不动也走不动，连躺在泥地里呼吸也是种负担。从将军们的角度来看，流感对军队战斗力的影响比死亡本身还要糟糕。死者已逝，仅此而已：他们不再是资产，但也不是负债。而流感把许多好端端的士兵变成神志不清的负担，健康的人被迫放下重要任务来照顾他们。对于前线小分队来说，没什么比体温高达104℉（40℃）的战友更麻烦了。

美国远征军中有大量例子，说明这场大流行如何削弱了军队的作战能力。10月中旬，当第26师准备进驻阿尔贡前线时，流感席卷了整个队伍。10月14日，流感迫使谢尔顿准将放弃了对该师第51步兵旅的指挥。师长的得力助手，纳撒尼尔·辛普金斯上尉于12日染病，并在10天后去世。每个营和连队都失去了一度不可或缺的军官和士兵。随后，第26师踏进了阿尔贡地区的旋涡之中。

大流行使后方为战斗中的部队增援变得困难，而参加默兹-阿尔贡攻势的所有部队在几天后都需要援兵。一支500人的替补分队从海岸出发，遭遇了流感及其他呼吸道疾病，在抵达雷维尼时只剩下278人。9月26日到10月1日，前线的第91师不得不在5000名替补人员没到的情况下勉强继续战斗，因为这些替补人员都在雷维尼接受隔离检疫。

另一个因流感而变糟的问题是将受伤人员从战场撤离到医院。在战时，医疗后送原本就困难重重。自9月26日到战争结束期间，美军第一集团军在默兹-阿尔贡地区的战斗中共有93160人受伤。伤员们不得不沿着崎岖而泥泞的道路向后方转移，穿过绵延不绝的交通拥堵路段。除这些伤员之外，该集团军还出现了意料之外的68760个医疗病例，其中大部分是流感及其继发性并发症，如肺炎和支气管炎。

即使在春夏流感浪潮中最糟糕的日子里，西线也没有哪支军队处理过这样的问题。1918年秋季流感浪潮到来之前，在法国军队从前线撤离的人群中，只有不到10%至25%的士兵是因为生病而非受伤。在秋季，这一比例上升至46%。各个军队的医疗队早已经为应对大规模伤亡做了最充足的准备，但在1918年秋季，他们面临的是一场大屠杀又叠加了大流行的局面。

普通的流感病例甚至比普通的战伤病例更加麻烦。不断攀升的肺炎发病率使美国医疗队确信，不能对流感掉以轻心。流感患者不能被送到队尾等待，也不能从一个医院转移到另一个医院来寻找空床位。这样做几乎等同于谋杀，因为患者很可能会得肺炎，而10月上半月肺炎病例的死亡率为35%至45%。分发给医务人员的《疾病周报》语气强硬地说明：

不要转移患有肺炎或呼吸道感染的病人；在他们感染和逐渐恢复的过程中，绝对静息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就像手术对腹部穿透伤一样重要。

伤口虽然不会传染，但流感会；因此，在混乱和死亡的旋涡中，救护车司机和医院护理员收到命令，必须始终将流感患者与伤员分开。但是在炮火中，当担架员把担架推进救护车后面时，司机们没法计较病人到底是不是得了流感。护士、护理员和疲惫不堪的医疗官经常是把病人安置在救护车上任何有空位的地方，随后才担心他们会不会被感染。10月15日至18日，大量伤员涌入阿普勒蒙的第328野战医院，平均每一至一分半钟就有一人入院或撤离。

为了应对传染性极强的西班牙流感威胁，第一集团军建起了两所医院，其中一所位于雷维尼，专门治疗流感，另一所位于布里佐，专门治疗轻症肺炎。事实证明这些医院规模太小了，许多人在里面等不到床位，被转到了其他后送医院接受治疗。11月，第五军团的每个师都被要求留下其所有流感和肺炎病人，在部队自己的医院里接受治疗。考虑到过多的行旅会对大流行患者有不良影响，这个计划看起来不错，但由于各个师的频繁调动，它的优点也没机会体现。

大流行和默兹-阿尔贡攻势同时发生，造成了严重的医疗挤兑。当进攻开始时，第一集团军的救护车比预期需求少了750辆，各种类型的车辆，包括10辆观光巴士都被派上了战场，不过医院的容量确实达到了预期需求。詹姆斯·G.哈博德将军在战后表示，1918年10月，美国远征军的医疗设施并没有被伤员和流感病例压垮，当时仍有5万张空床位可用。的确，如果把所有床位和所有病人放在一起，显然前者的数量要多于后者，但这不仅仅是供求问题，也是分配问题。10月3日，美国远征军承认，虽然急诊床位只有73%的使用率，营地医院只有82.5%的入住率，但后方医院却达到了承载量的108%。10月最后一周，波尔多附近的第6后方医院有4319名病人，而官方规定的最大容量为3036人。

这些统计数字虽然已经足够骇人听闻，但它们还没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随着医院工作人员也因流感病倒，医院照顾病人的能力大幅下降。第41后方医院的38名医疗官中的15人，以及一半的护士和医务兵都患上了流感。10月19日，加州大学驻法国医疗队埋葬了3名死于流感的医务兵，其15名医疗官中约有一半人患病，但他们还有2000名病人需要照顾。10月23日，又有2名医务兵死亡，又有一列火车送来了更多伤员和病人。

美国远征军第一集团军的大流行危机发生在默兹-阿尔贡攻势的第二阶段，也就是10月的大部分时间。美军自进攻首日就陷入困境，他们在10月4日上午再次冲出战壕，投入硝烟和浓雾之中。随着伤亡人数激增，流感病例也在不断增加。医疗队的官方历史记录称，这场大流行并没有阻止军事行动，“但明显减缓了行动速度”。它耗尽了可用于作战和支援的部队，一度扰乱了医疗后送系统，并使医院彻底瘫痪。10月的下半月，第三师实际撤离的流感患者要多于伤员。在10月最后一周，潘兴本人也因流感病倒了好几天。

美国远征军的记录清楚地表明，在默兹-阿尔贡攻势的第二阶段，大流行在欧洲杀死的美国人无疑比其他月份都多。55事实上，这些记录只把主要由流感或肺炎导致的死亡归咎于大流行，因而低估了大流行的致命性。为了充分了解西班牙流感对士兵的危害，让我们把大流行视为死亡的次要原因，换言之，有多少死亡虽然主要归因于创伤或毒气，但次要原因是大流行？有多少伤员死在坑穴里，躺在雨中等待庇护，或在拥挤道路上的救护车里颠簸——而这些人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前所未有的大量流感患者阻塞了整个后送和医院系统？我们永远不知道具体数字，但也许可以通过研究下文中一位病人和一位医生的叙述，来了解其规模。

许多在阿尔贡攻势中受伤的人后来都记录了他们的经历，但貌似只有一个人是因为病得太重才踉跄着倒下的，他就是第82师第328步兵营少尉弗兰克·A.霍尔登。

第82师于10月9日进入战线，大约一周后，经历了几天的战斗、寒冷和雨水，霍尔登被派往后方进行补给。在路上，他和他的马车迎面撞上了一支奔赴前线的法国军队，这耽搁些了时间。尽管霍尔登骑着马，但他很难保持清醒。很难说他这到底是流感特有的虚弱，还是前线士兵特有的疲劳，抑或兼而有之。

夜幕降临时，霍尔登还没到达目的地。补给连的帐篷里坐满了等待上火线的替补人员，但他还是设法在寒冷的地上睡了几个小时。天亮后，所有人都离开了帐篷，只有霍尔登无法起床。他的头部和胸部剧烈疼痛，每当咳嗽时，胸部就像被针扎了一样难受。吃完早餐回来的士兵摸了摸他的额头，说他烧得很厉害。霍尔登让一个车夫来负责驾驶马车。

对霍尔登来说，战争已经结束，而一场更加个人的战斗开始了。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疾病是在去后方的途中发作的，因此他节省了一天前往医院的时间，而这一天可能事关生死。第89师的前线士兵若患上流感，必须被人用担架抬着走1.5英里，穿过齐膝深的泥地，然后才是可怕的救护车之旅。

当天下午5点左右，一名新认识的战友将霍尔登扶到附近的帐篷医院，“就在过去的维伦镇边上”。即使有人搀扶，霍尔登还是非常虚弱，不得不停下休息了好几次。他看到一架德国飞机用机枪扫射侦察气球，上面的侦察兵则跳伞着陆。

在医院里，医生告诉霍尔登，他的体温是103.5℉（39.7℃）。诊断结果是支气管炎，这是在前线最常见、也往往是致命的一种流感并发症。霍尔登恳求医生不要把他再送到后方去。这不仅会使他像个逃兵——毕竟他没有负伤——而且意味着他在康复后将很难被重新分配到原来的部队。他将成为那群无处可去的替补士兵中的一员。但医生很坚决，霍尔登唯一能做的英雄行动就是，只要有伤员需要运送，他就拒绝登上救护车。

霍尔登感觉越来越糟。有几发炮弹落在医院附近，但很快就熄火了。他以为自己快死了，开始希望母亲能在他身边。帐篷外有士兵唱起了《慈母颂》。当天晚上，一辆卡车载着霍尔登和一些真正的伤员穿过交通堵塞的泥地，前往一所野战医院。抵达后，他终于能够脱掉鞋和袜子，因为前天晚上下雨，他浑身湿漉漉的，就睡在炉子边的小床上。

第二天早上，军医给他注射了大量药物，把霍尔登和其他伤病员装上卡车，卡车载着他们缓慢地颠簸前行，在朗格勒遇上了一辆法军的救护列车。霍尔登睡到了一个下铺，而上铺的人因为背上有伤只能趴着。他们坐了一整夜的车后，被转移到救护车上，到第二天早上10点，他被送到了第53后方医院。他在第一集团军的运输网中苦苦挣扎了两天两夜之后，终于到达了某个地方，在那里他可以享受到一种能够救命的医疗手段：卧床静养。霍尔登再也没回到他之前所在的部队，但他在康复后确实短暂地拜访过他的老战友。他们说他看起来“又瘦又弱，情况很糟”。

霍尔登少尉是这场大流行的受害者，他的视角也相当片面。乔治·华盛顿·克里尔博士是西储大学医学院的教授，1918年在第5流动医院担任医生，这一职位使他的眼界更为开阔，他在10月17日的日记也体现了这一点：

到处都是病人。我们的师被打得落花流水，病房里挤满了机枪伤员。外面下着雨，到处都是污泥、“流感”和肺炎。有些医院人满为患，有些甚至停摆了。第114号后送点没有医务人员，只有数百名无人照管的肺炎患者。几天前，德雷珀少校让我和他一起去看看情况。各种各样的传染病人都在那里，像沙丁鱼一样紧紧挤在一起，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位眼科医生负责处理这几百个严重的肺炎病例，其中有很多人濒临死亡……

我一直在这里轮岗，每12小时一班轮换。今早有120个病例等待手术。有天晚上我有60名患者死亡。

雨啊，雨啊；泥啊，血啊；血啊，死亡！整天整夜，我们都能听到部队不间断的踏步声——部队出发了，伤员回来了。甚至在梦中我们也听得到。就算过了几个小时，持续有节奏的踏步声在脑海中也挥之不去。

停战协议在11月11日的第11个小时开始生效。

（本文摘自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著《被遗忘的大流行：西班牙流感在美国》，李玮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