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帆评日本人类学史近著两种︱帝国主义之子的成长

坂野徹著，《帝国日本と人類学者　一八八四―一九五二年》，劲草书房，2005年版

中生勝美著，《近代日本の人類学史：帝国と植民地の記憶》，风响社，2017年版

相比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基础学科，人类学在近代中国的成立更晚。这些学科的开创大多得益于更早学科化的日本学界——连名称都是清一色的“和制汉语”，而人类学的起步之晚，要因不在学术。正如人类学家凯瑟琳·高夫（Kathleen Gough）所言：“人类学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孩子。（Anthropology is a child of Western imperialism.）”日本人类学会在1884年成立，这一学科在此后的进展便一直和殖民扩张紧密相连。人类学在中国的开端，一般被追溯到蔡元培在1926年发表的《说民族学》，而林耀华、费孝通等学者的实践还要在十数年以后，且都以中国社区为研究对象，和日本的进路迥异。

然而，日本人类学的知识并未隔绝于中国，如鸟居龙藏对中国东三省、西南苗族的调查在当时已引起注意，又如明治日本的人种观念对晚清中国也有深远影响。更为关键的是，要理解给中国带来沉重灾难的日本帝国主义，人类学实为不可或缺的视角——相比于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人类学知识与近代日本的自我认识及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认知有更深的关联，也因此触及日本殖民观念的深层逻辑。相比之下，国内对日本近代人类学史的研究仍显不足（例如2022年出版、张明杰主编的《近代日本学者对华学术调查与研究》一书，仍以属于日本“东洋史”知识范围的调查为主，较少触及人类学田野调查）。本文拟介绍日本学者撰写的日本人类学史近著两种，以供感兴趣的同仁参考。

坂野彻的《帝国日本与人类学者：1884-1952》2005年由劲草书房出版，中生胜美的《近代日本的人类学史：帝国和殖民地记忆》2017年由风响社出版，是近年来日本人类学史领域最为翔实的著作，也都极具批判精神。坂野彻为日本大学经济学部教授，专业为科学史，而中生胜美为樱美林大学教授，是研究农村的人类学家。两部著作也体现出两人术业专攻不同的特点，因此形成很好的互补关系，值得一并介绍。

大体而言，坂野的著作以日本人近代的自我认同和他者意识互相影响缠绕的关系为线索贯穿首尾，通过解读分析人类学者的理论，揭示其知识底层的权力机制，以釜底抽薪的方式剖开日本人身份认同背后的意识形态——这是科学史的本色当行。也就是说，坂野所描绘的日本人类学史，是一部日本人如何认识“日本人”的历史，无论是日本人种论争还是“日鲜同祖论”“日琉同祖论”一类对其他民族的认知，都在这一脉络中展开。与此不同，中生的著作则将考察重点从人类学的学说转向了学者在殖民地的田野调查，且主张调查工作本身才是真正体现人类学特质的部分。其书在序章就批评坂野氏只是将人类学者的理论作为文本分析对象，反而忽略了文本形成的来源即实地调查。也正因此两书对读，更有收获。

“日本人”同一性的建构

坂野彻在序章写道，要揭示日本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的关系，不能停留于表面上人类学者是否将研究应用于战争或殖民统治——实际上这种直接联系并不多——而要深入人类学所采用的概念（如“民族”“人种”“文明”“未开”等）和方法（如民族志书写、体质测量、民族划分等）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关键在于这些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特征。

追本溯源，日本人类学者和欧洲同行的起点并不相同。后者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文明人去观察野蛮人的生活与信仰，而被称为日本人类学之父的坪井正五郎在伦敦学习人类学时，是作为落后野蛮的一方。因此，航海并找到某个原始部落生活着的小岛，潜入当地、学习语言，并非日本人类学初始阶段的急务。最重要的反而是先弄清楚自己是谁，在人类学的知识体系中找到日本人的位置。

坪井正五郎的经历正体现出这种“落后”意识的影响。1884年，日本人类学协会的成立主要是受到在东京任教的欧美学者（如1877年主持了大森贝塚挖掘的美国动物学家摩斯）的影响，而当时坪井氏还只是在东京大学专攻生物学的学部生。1889到1892年，坪井到英国留学，数年间除了去听过英国人类学泰斗级学者泰勒（Edward Tylor）的一次讲座以外，从未上过任何人的课，而只是在图书馆、博物馆中自行研究。坪井氏对此的解释是，伦敦并没有好的老师可以教他。而且，坪井氏也否认摩斯对日本人类学有开创之功，认为日本人种的问题必须由日本人自己解决，不能惟欧美人的意见是听。与此类似，专攻植物学的白井光太郎决心研究人类学，也是由于读到摩斯的著作中认为史前日本人有吃人肉之事而认为这是污蔑，出于愤慨而立志探明日本人的起源，以排斥欧美学者之说。

因此，坂野著作以日本人作为集体的“同一性”的构筑过程作为贯穿全书的线索。自我认同的同一性是以“他者”的存在为前提的，而正如上文所说，日本人类学者首先面对的是“文明”的欧美人，因此急于将自己“文明化”。要论证自己是文明人，那就需要找到野蛮人，于是有两种选择：其一是殖民扩张的对象，例如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地区时即以将“蕃人”“文明化”为己任，且欲通过治理台湾来向欧美展现自己已经跻身文明国的行列；其二，则是从过去寻找，这体现在人类学者对日本人种起源的解释中。

在考察日本列岛上的石器时代遗迹时，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留下这些遗迹的人种并非后来的日本人，而是比日本人更早生活在日本列岛的居民。坂野氏把这种认为远古日本和现代日本人种不同的观点称为“人种交替范式”。最早探讨日本人种起源的欧美学者如摩斯及德国学者西博尔德都认为现代的日本人实际上是外来者，日本列岛在石器时代有过一次人种的交替过程，而他们的依据主要是日本的古典文献《古事记》《日本书纪》。《古事记》《日本书纪》即“记纪神话”所记载的“神武天皇东征”之事，被欧美学者认为是人种交替的历史反映于神话之中。正如工藤雅树在《日本人种论·研究史》一书所指出的，欧美学者采信“记纪神话”，实际上意味着对日本的文明程度的整体信任。这和他们对《尚书》等中国经典的理解相类似，是对遥远神秘的东方文明怀有“不理解之同情”。

但是日本人类学者采纳这一论述之后，赋予其新的色彩。留下了史前遗迹的居民是“未开”民族，而外来的日本人则是摆脱了野蛮的征服者，人种的交替实际上是优胜劣汰的过程，这既和“记纪神话”的“神武东征”对应，也与当时风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密切结合。同时，将日本人与更早的居民割裂开，也就是将古老的野蛮人作为“他者”，树立起新的自我。坂野彻认为，正是在人种起源的讨论中，“日本人”的含义从明治初期意义暧昧的状态变成了一个具有明确同一性的“日本民族”（例如当时广为流行的“天孙民族”一词），无论其体质、语言、民俗等在历史和地域上有无差别，这种同一性已经从起源阶段被规定，成为共识。

这种人类学的共识也通往其他学科，如考古学者滨田耕作从文化考古学的角度反思人种交替范式，认为遗迹遗物不能直接对应人种归类，而是反映了“日本文明”形成的不同阶段，其思路是否定单一的“人种”而肯定单一的“文明”，作为单一“民族”的基底。而对一般民众有极大影响的民俗学者柳田国男，对人类学、考古学矻矻于史前遗迹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日本不同于欧洲有长期的人口流动，因此自古以来就形成“常民”，而更早的居民则变成“山人”，和滨田氏一样是从另一角度构建“日本人”。

同一性的理论建构在激变的现实面前难以保持稳固，尤其随着迅速、后发的殖民扩张，对“日本人”的理解因“日本人”的界限而变化甚至动摇。人类学者们为此建构了各种理论，以维持同一性的牢固。坂野著作中分章讨论了阿伊努、朝鲜、密克罗西尼亚从他者到变成日本帝国的一部分时，大量新的人类学知识被生产出来，反映出“日本人”概念的调适。

以朝鲜为例，主张日本、朝鲜人拥有共同祖先甚至为同一民族的“日鲜同祖论”，现在看来匪夷所思，在战前日本，尤其是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却是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同祖主张的根基实际上仍是“记纪神话”中“神武东征”一类的模糊信息，但是人类学者的工作为其添加了大量的“证据”。最早在朝鲜作田野调查的鸟居龙藏，就是在吞并后成立的朝鲜总督府的派遣下，从1911年开展了几乎每年一次、一共六次的考察。鸟居在著作中明确提出其研究目的是为朝鲜人作“人种学的证明”。1920年的一篇文章表明了其结论是：“朝鲜人决非异邦人，而是与我们有共同祖先的同一民族。”由此连接到日本人起源问题上，鸟居甚至提出在远古，日本才是朝鲜的殖民地。而此文发表的前一年，朝鲜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三一独立运动”，鸟居的结论乃及时呼应现实，即让朝鲜人放弃反抗，与日本同为天皇的子女而成为和睦一家。

坂野氏指出，当时研究朝鲜的人类学者有一种共通的知识框架，即认为朝鲜文化是儒教和巫俗的“二重构造”，儒教是后至而外来的影响，只有巫俗才体现出其与日本同祖同源的民族精神。研究朝鲜萨满信仰的人类学者秋叶隆，就在二战时提出所谓“国民信仰”的说法，认为朝鲜的精神还停留在原始、混乱的阶段，应当使其生长为“日本的国民信仰”，和日本实现“精神的统一”，以皇室为国民的总家，以皇祖为国民的总氏神，“净化”“统一”“强化”朝鲜的信仰，实现内鲜一体。以天皇为大家长的天皇制国家观念，和讨论血缘与信仰的人类学可以如此深刻地契合。

坂野的书还有极具价值的一点，即揭示日本人类学与被视为前近代的本土知识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作为舶来品的人类学如何受到日本原有的知识与观念的影响，从而形成其特质。除了上述的“记纪神话”与人种观外，还有人类学与江户时代古物学之间的密切关联。藤贞干、木内石亭、木村蒹葭堂等江户时期的学者，都有搜集奇石、陶瓷、古钱等的爱好，且加以研究。所谓奇石，大多数是史前石器，如石斧、石刀、石镞、石针等。江户古物学的主流观念认为这些石器是“神代”的遗物，即为神话时代的日本诸神所使用，由此具有神道色彩。日本各地的学者大量搜集当地出土石器，加以命名、编目，为此探访古坟，成为江户时代重要的学术现象。日本人类学会的第一代会长神田孝平著有《日本大古石器考》，仍沿用江户古物学的术语体系。人类学会早期出版的杂志中讨论古器物、古坟的文章，观念和写法还相当接近江户古物学。可以说日本近代考古学的起源也蕴含其中。这一点和中国的清代金石学与近代学术的承接颇值得比较。

田野调查与军事情报

中生胜美的著作将关注点从学说转向田野调查，因此相比于坂野氏将目光集中于任教大学的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学者，中生氏的讨论则偏重于为殖民服务的、专业人类学家以外的以调查异文化为职业的大量人群，如满铁会社、朝鲜总督府所雇用的调查人员，如在殖民地为维护治安而需作调查的警察等。中生氏以大量的篇幅梳理各类调查机构的成立和沿革、人员和经费的状况、实地调查的次数与内容、创办杂志及撰写报告的情形等，反而对坂野精细分析的日本人种论争等理论几乎完全不提，连被视为日本人类学之父的坪井正五郎在其书中也没有位置。这种写法和此前几乎所有日本人类学史的著作形成差别。全书分前、后篇，前篇按不同的地区分章讨论，后篇则研究战时的研究机构，以民族研究所、西北研究所和伊斯兰研究相关机构为案例。

虽然战后日本学者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来替代战前的“民族学”，而中生氏仍然强调战前民族学并不能为文化人类学所简单涵盖，且问题也不在于这两个术语所对应的ethnology和cultural anthropology在理论上的区别，而在于实践上，战前民族学研究的是“作为民族对立或民族独立的原因的历史、社会、政治、文化要素”，“灵活运用从居住在边境的民族那里得来的具体军事情报（intelligence）”而对民族志的知识加以体系化。中生氏将这一特征成为“人类学的地政学化”。即是说，战前民族学具有情报机构的特点，一方面随着帝国扩张而研究边境或殖民地民族，工作方式也类似情报调查，另一方面所生产的知识也有情报属性，在此基础上加以学理化。

中生氏揭示出情报与学科知识之间的密切关联，是其书非常出彩的一点，超越了单纯的“知识服务于政治”的单向框架，深入了知识生产的机制去揭露人类学与殖民的关系，且由于有翔实的制度层面的资料与分析，也显得比坂野氏的文本话语批判更具有实证的力量。

例如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朝鲜总督府从1924至1941年间，刊行了四十一册《调查资料》，内容涵盖朝鲜的人口、物产工业、商业贸易、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生活状态等，除此以外还有一些介绍其他殖民地如埃及、印度、波兰情况的小册子。这套庞大的资料大部分是由村山智顺（负责治安与宗教）和善生永助（负责经济相关）二人所编纂。

绝大部分习俗、信仰相关报告的编者村山智顺，实际上使用了大量朝鲜各地警察部门的调查资料，且不加批判而随意采纳，这一点已经被孙晋泰等朝鲜民俗学者所指出。中生氏更进一步考察当时警察所行宗教调查的情况，指出由于1919年朝鲜爆发“三一独立运动”后，日本当局意识到基督教、东学党派系的民间宗教团体等都深度参与了独立运动，因此开始重视对朝鲜社会宗教信仰的掌握，并依托警察机构一面调查，一面统制（如取缔巫医）。1908至1925年一直在朝鲜各地担任警察长官的今村鞆，就是以警察身份调查朝鲜民俗，出版了多种著作，其中包括《韩国警察一斑》一书，花费最大篇幅写的警种是“风俗警察”。

村山智顺的调查一方面是受朝鲜总督府雇用，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巩固殖民统治，另一方面也依赖警察提供的材料并加以学理化、体系化。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影响所致并不止于殖民机构内部，也进入了学院。例如坂野氏的书也涉及的秋叶隆，从1924年至战败一直在朝鲜的最高学府——京城帝国大学任教、研究，其著作的重要参考文献也是今村鞆和村山智顺的书。而且，秋叶和村山两人关系密切，秋叶曾在欧洲留学，熟悉马林诺夫斯基等当红人类学家的理论，也为村山的撰述提过例如萨满如何分类的建议。

秋叶隆和他的同事赤松智城，随着日本的殖民政策目标，坐镇朝鲜而深入“满蒙”。1933年至1938年，两人受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委托，进入“满蒙”各地调查，继续研究萨满教。其研究成果中有关于鄂伦春族的民族志，而随着日本占领东三省、伪满洲国的建立，日军特务机关也开始对鄂伦春族居民及其生活地区开展情报搜集、人员渗透，结果正如中生氏所指出的：日军的情报和人类学者所著的民族志，使用着同样的资料来源，甚至互相引用，民族志的精确度也因此而提高。

可见，日本近代对中国的调查资料之所以相对准确可靠，与军事情报的要求密不可分。中生氏的著作分析了这些大宗调查资料的生成过程，有利于在继续使用资料时采取更审慎、批判的态度。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满铁调查资料，已经为学界耳熟能详的一些重大学术判断（尤其来自美国汉学家的成果），实际上都建基于这批资料。中生氏指出，满铁的旧惯调查继承了后藤新平在台湾推行的旧惯调查的形式，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台湾地区当时已是日本殖民地，可采取行政权力强制推行调查，且调查土地制度本身就伴随着土地所有权的重组，而满铁虽然是“国策企业”，但毕竟权力相对有限，且其调查以铁路铺设所需土地为首要目标，因此形成的调查资料在内容、形态上都和台湾旧惯有所不同。

虽然日本的人类学和欧洲一样是帝国主义之子，但中生氏在书的最后通观日本近代人类学史，分析了两者的不同。从人类学的学科化、制度化来看，日本的进程和欧洲相比并没有迟太多，都在十九世纪中后叶。但是此时欧洲已有数百年的殖民扩张史，积累了各式各样的关于异民族的知识，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人类学。日本人类学则相反，是先引进了欧洲知识，再往外扩张，人类学甚至在某些方面起了领导作用。作为后发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派驻往殖民地的官员受教育水平比欧洲更高，可以说都是帝国精英，换言之即对欧洲式人类学掌握程度很可能比欧洲官员还要深，这使得日本人类学与殖民地统治的互相影响程度高到密不可分的地步。

因此，日本近代人类学史是继续深入理解日本帝国主义不可或缺的研究课题。坂野彻与中生胜美的两部著作，已经展现出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深耕程度，但并非没有拓展的空间。中生氏在书中多次提及，日本从人类学到殖民政策都受德国影响甚深，只是限于撰述主题尚未继续分析。日本人类学与英、法、德等国的横向比较，以及其异同之处与殖民政治、国家形态之间的关系，仍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作为在这套人类学知识体系中曾是被贬低的他者的国家，而今重审历史，如果只停留在控诉，未免错失更深刻的批判的机会。日本近代人类学与殖民侵略的共谋，正如两部著作所揭示的，其方式是借由共通的术语、概念、制度来生产知识，要害在于过程而非结果。也就是说，即使学者的具体观点和当局所提倡的并不相同，然而没有意识形态根本上的断裂的话，依然助推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未参与战争者，也可能要承担战争责任，是这段历史留给全人类的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