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乎任何文明的早期，人类的能力不足以抵御自然风险时，都将命运的主宰寄予天神、自然神和祖先。这一点，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献，有意思的是，相比于古代埃及、希腊和罗马，中国古文献中有神灵，却没有体系性的神谱和神话。也就是说，据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简帛材料和传世文献显示，信仰观念在商周之际传递、两周之际转型，春秋战国之际变异，关键在于周代。周人发展了商代的原始信仰，却又抑制和规训了它，使得周人信仰什么、如何信，为什么没发展为宗教形态，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成为非常有趣和关键的问题，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古代学者的相关讨论内在于信仰和政教传统，直到阮元的《性命古训》至傅斯年先生的《性命古训辨证》才渐渐脱离话语和观念传统，当然，在郭沫若、陈梦家、张光直、裘锡圭、晁福林、朱凤瀚等诸先生的努力下，一些事实逐渐缕析出来，早期信仰观念研究呈现出拨云见日的局面。海外汉学家的立场则全然不同，像顾立雅、岛邦男、伊若泊、艾兰等是以丰富原始信仰形态的目的与海外宗教学主流学派对话，解答的是宗教学视野下的疑问。然而信仰观念是人类共同关注的现象，我们期待的是深入掌握史料、审慎厘清史事，既能解答传统研究的关切，也能对接来自宗教学论域的考虑，把考察落到实处的研究。
罗新慧教授新近出版的《周代的信仰：帝、天、祖先》就是这样一部坚实深入的著作，全书分为三编，每编三章，计60万字，从天、帝、祖先角度探讨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段的信仰嬗变。作者曾师从赵世超、晁福林先生，并曾赴宾夕法尼亚大学交换任教，了解相关领域的国际关切，近十余年来从事商周信仰观念研究，详细呈现了商末至秦代数百年、多次易代之际天神信仰和祖先信仰的嬗变。
《周代的信仰：天、帝、祖先》，罗新慧/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3月版
二
商代信奉“帝”，周代不仅信奉“帝”，还信奉“天”，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周代信仰的“帝”是不是承自商代。显然，周人信仰中“天”与“帝”的联系不只涉及商周变革的信仰维度，也牵涉到周人如何解释自身政权的合法性。罗新慧教授着力回答了这一问题，认为商代“天”并不具有人格神成分，周人发明了“天”信仰，将“天”奉为神，并与自身政权的来源关联起来，以天命转移说服殷遗民和自身族众，这是信仰观念方面极值得关注的重要创造。书中指出周代的“帝”信仰继承自商代，周人对其做了大刀阔斧的改变，一方面，“帝”成为“大命”的授予者，并具有理性，成为周人可以感应的神灵；另一方面，周代的“帝”不再掌管气象、战争等，而且“帝廷”是周王祖先往生后的处所，祖先可以在帝廷服侍和辅佐上帝。商周天神信仰中神灵关系的厘清，回答了顾立雅、伊若泊等汉学家的困惑，化解了前辈学者争论不休、悬而未决的疑案，也是商周比较研究势必采取的视阈。
与“敬天”一样，“法祖”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也源自周代。本书揭示了商周两代祖先祭祀的不同方式。商代以祭祀功勋祖先为主，而周代则由祭祀直系和旁系近祖逐步推及远族。值得注意的是，如清儒刘逢禄所说：“德、得通”，“言我为宁王祈天永命，唯得永延”，西周早期的“德”，大抵是一种“得之于天，不可强求”的禀赋，但在梳理祖先信仰时，作者注意到，“帅型祖考之德”中寄寓了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效仿获得的“德”的新来源，由此探寻到其信仰与理性的关联。此外，文献中将周人的祖先经常追溯到公亶父，学者对这些篇章的时代聚讼纷纭，本书指出西周未见祭祀公亶父之前的先祖，这种观察不仅为文献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也响应了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古史衍生学说”重大主题。
甲骨卜辞
《诗经》厉宣时期的作品中经常流露出对昊天的咒骂，用郭沫若先生的话说：“已经普遍而深刻地遭到动摇的天，有意志的人格神的天，再不能有从前的那样的效力了”，可见，春秋时期天神信仰出现了明显衰落，这一时期理性主义上升，即许倬云先生所谓“人文精神的跃动”。理性为周代信仰带来了什么新变，为何“天”“帝”仍为人们所信奉，是值得思考和阐释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两个关键原因：春秋时人对于天灾与人祸的辨识，维护了上天的崇高性，礼制对于支撑信仰领域中上天的尊贵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两点不仅在解释天命观念的存续原因，也解开了天命与政治相连后，信仰层面发生了怎样的理性主义转向。
书中提到了两处关键而有趣的细节，其一是尽管天命已经发生了动摇，各路诸侯也纷纷宣扬自己身当天命，但诸侯从未宣称自己的天命是从周王室转移来的，而且天命也不再具有改朝换代的意义；其二是周王室与贵族所设想的帝廷上下等级关系不尽相同，周王室构想中贵族死后仍负有侍奉周王的职责，而贵族头脑中，去世祖先可以直接辅佐上帝，略去了周王这一层级。这是春秋时期“乱世称雄”局面在思想史、观念史层面上的鲜明确证，也是西周坚固的思想传统逐渐“烟消云散”的春秋时代“现代性”不断发生的生动案例。
在祖先崇拜方面，作者不仅以文献中关于“祝融八姓”的记载为例，讨论了英雄祖先与荆楚势力融合的问题，还注意到春秋时人观念中死后世界的丰富促进了祖先崇拜的伦理化，不仅论述全面而且视野独到，开拓了祖先观念研究新的侧面。
战国时期周天子权威衰落，虽然“天”的神力有所提升，但“天”成为更单纯的人格神，“配天”和“天人感应”观念兴起，而“帝”信仰也分化出“五帝”格局，臣属增多，设官分职繁琐，捋出一条谱系非常困难，书中并置不同说法，提供了相对完整、全面的文献线索。
礼书中讲述了“五庙”/“七庙”的祭祀制度，是否符合当时的祭祀规制，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争议的焦点。作者依据几种卜筮祭祷简考察了战国时期的祭祖范围，证明礼学家所设定的祷祝祖先的级别、范围与实际操作有不小出入。当然，就祖先信仰，承继春秋中期以来周代诸夏自称炎黄之后的话题，探讨了华夏共同祖先的意识。可以说，这一论域是周代信仰研究始料未及却又并不偏离的发现，体现了作者对“抟铸华夏精神”议题的深入思考。
青铜器铭文
三
周代的信仰观念是经由话语表述的历史。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论，知识是因为有信仰作支撑，倘若没有信仰，知识就塌陷为话语。今人研究周代的天神、祖先神信仰，并不是信仰天神和祖先神，而是采取“功能主义”的态度，以梳理思想流变的方式了解先人的思想路径，和与此相关的制度格局变迁。作者时刻观照文献中表述信仰的话语方式，敏锐发掘周人信仰流变的细微线索，彰显了本书融通文、史、哲、宗教学的跨学科研究特点。
关于周代信仰观念的研究，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直到九十年代初再度繁荣。主要原因是，前辈哲学家、思想家在探讨信仰观念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原始信仰在后世何以没能发展成古希腊、罗马和印度那样系统、现代形态的宗教体系，这甚至奠定了冯友兰先生所指涉的对哲学的信仰，周代无疑是关键的发展阶段。相较于哲学界的探讨，历史学家不仅更注重出土文献的训释，还强调透过对时人的信仰揣度观念背后的历史政治格局。个中原因，概与直接体现周代政权结构的史料不足，人们试图通过周人构拟的神权结构及其变化，分析王室与诸侯国及臣僚的权力关系和设官分职的沿革路径。从这个角度讲信仰观念研究并非偏于周代史之一隅，相反，它触及西周政治史、制度史的核心关切，体现出深广的问题意识。
而单从认识信仰观念本身来讲，重视和礼敬上天、崇拜和神化王权、尊崇和祭拜祖先，是古代社会代代延续的历史品格。对这些文化传统的寻绎，不仅要进行中国古代社会宏观、粗线条的整体描摹，更要潜入其发生的初始阶段进行详细的比堪，本书以周部族为主，兼顾殷遗民和其他部族，并区分周王室与诸侯国群体，通过详细的分类讨论不同人群信仰观念的细微差别，这些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切实完成了作者在绪论中默认的研究目标。
本书为我们提示了一些可以继续探讨的周代信仰观念论题，例如与天神、祖先神并列的自然神信仰是如何形成的，其神性、神力与天神和祖先神有怎样的分工。另外，继续“五帝”的话题接着讲，如果不把观念本身当作无源之水，而是像辛德勇先生《四岳、五岳的演变与古史地理扩张》那样将观念的源流一一落实，则有望深入探寻“天文分野”观念的产生及与地理政治格局的关系，对“五帝”的性质和缘起有进一步突破。
当然，就本书已涉及的问题：如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两大政权合法性来源理论“天命”与“五德终始说”，二者之间有何关系、在战国秦汉之间如何递嬗，以及与“祝融八姓”相关的族姓观念和族群认同等问题，期待作者以专题论文或著作的方式亲自呈现和深化她的想法。总之，作者花费十余年之功，撰写、修订和出版了如此细致、全面、深入、扎实的学术著作，相信本书将推动先秦史学界的发展，远不是十余年甚至数个“十余年”所能衡量的，感谢作者的贡献，也期待作者出版更多同样分量的高水平著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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