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灿谈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

程章灿（章静 绘）

陈寅恪有言：“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作为一种“少数脱离之片段”，长期以来，石刻文献在文史研究中一直处于证史、补史的位置，研究视角与方法较为固化。

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程章灿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研究，于石刻文献研究用力尤深，出版有《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石刻刻工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古刻新诠》（中华书局，2009）、《走近古典的过程》（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等专著。

最近，程章灿教授新著《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作为国家“十三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之一种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从物质文化的角度重新考察中国古代的石刻文献，呈现出与以往石刻研究大不相同的面貌。《上海书评》邀请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于溯与程章灿先生就相关话题作了一次对谈。

《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程章灿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492页，150.00元

您这本著作和一般石刻研究专著的最大不同，是强调从物质文化角度去看中国古代石刻。可以谈谈选择这样一个视角的原因吗？

程章灿：我1989年博士毕业到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工作之后，很大一部分的学术精力就放在石刻研究上面。到2010年年底，我们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中间有二十来年了。我此前的石刻研究，基本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我称之为史料的研究，是一篇一篇的考证文章，通过石刻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来做一些史料辨析工作。传统的石刻研究很多都是如此。第二个层面是史学的研究，把若干石刻文献集中在一起，对同类的问题进行一些处理。比如说关于石刻的刻工，不是只处理某一个刻工，而是处理所有有关刻工的资料。对于这样的问题展开研究，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一种史学的研究。我之前出过的关于石刻研究的著作，《古刻新诠》偏向史料研究，《石刻刻工研究》偏向史学研究。

程章灿著《石刻刻工研究》

程章灿著《古刻新诠》

接到“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项目之后，我们团队对整个项目框架有所设计。在十卷本中，专门设计了一卷石刻文献，由我承担。我尝试结合文献文化史的视角，对石刻文献进行一个新的论述，最后定下的就是物质文化这一角度。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角度，我想首先与我对整个文献文化史的思考有一定关系，不是只关注到文献的内容。所谓文献的内容，就是以往我们在阅读、讨论、研究某一文献的时候，大概都只关注它的文本内容。至于文献的形式，是怎样的一种物质媒介，是怎样被生产、制作出来的，它的整个传播过程，以往不太关注。我们团队在一起讨论的时候，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就是要关注文献的形式，包括物质层面。从这一角度，就比较容易把石刻文献当作物质文化的产品来看待。我之前恰好也做过关于刻工的研究，刻工是石刻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一群人，这群人在石刻文献的生产乃至于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这就是我要考虑的问题。物质文化的大方向确定后，我再尝试着从各个细部的角度进行一些发挥，就基本设计出本书目前的框架了。2013年前后，我们古典文献研究所办过一个文献学的暑期班，主要面向国内的硕博士生和一些年轻教师，前后两个礼拜，期间我做了一次讲座，本书第一章“中国‘尤物’”里的基本思路，那次讲座基本谈到了。第一章之后的十五章，总体不出这一范围，都从不同角度做了更加具体的研究。所谓“物质文化”的思路，成型过程大致如此。

程章灿主编《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

这本书第一章引到一本书，即孟悦、罗钢主编的《物质文化读本》。我当时在考虑物质文化这一视角的时候，比较认真地读了这本书，看西方学者如何理解物质文化。最重要的观点，可能是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说的，一个人的自我是他能够称作是他的所有东西的总和。这中间就也讲到了西方的物质文化领域，所谓的财产，或者说你所拥有的物质，其实就是自我的延伸。对他们来说，几乎人就是物，物就是人。

而中国传统的金石研究，大概不会从这个角度理解。像欧阳修、赵明诚等最早的一批宋代文人，他们在收集金石拓本的时候，对于这些遗物有很复杂的感情。我在他们的文献当中，尤其是《金石录》的《后序》里，看到李清照用了一个词，“尤物”。我当下真是非常感动，或者说，这个词对我来说非常具有感发性。其实欧阳修也好，后来一些别的金石学家也好，有时他们没有用“尤物”这个词，但是表达出来的感情是差不多的。这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后来有一些金石学者用诗歌，尤其是绝句这种形式，来题咏他们的藏品，来题咏古代的这些拓本。

我读了半天西方的物质文化读本，也没有“尤物”这两个字对我的感发那么多，由此我生发出好多思考。我觉得金石本身就是非常富有诗意的，跟人的生命、人的很多感性存在密切相关。我曾经想过，专门写一章讨论这些题咏金石拓本的诗歌，可以从阅读的角度来写，但是实在没有时间了。现在有一个大纲放着，等以后有感觉了再写吧。

也就是说，物质文化的视角，虽然突出物质，但也不等同于器物研究，它从物出发，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人，在物质和人、社会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吗？

程章灿：对我来讲，把石刻看作是一种物质文化的话，的确会更多地考虑人、社会等层面。书里“礼物：汉碑与社会网络”一章表现得就很明显。很多年前，我给学生上课，读汉碑，我当时就很困惑，碑阴的那些题名有什么用？发现物质文化这个角度之后，我自己非常高兴，觉得可以从此入手研究。像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书，讨论现在乡下办红白喜事还经常用的人情簿，汉碑碑阴的题名就像这个人情簿。当然，礼物只是这种思考的一个方面。

最近《文艺研究》编辑部想让我组织一个关于文献文化史的笔谈。我就想，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概括所谓文献文化史的特点，那就是刚才你所讲的人与物的关系，或者说人与文献的关系。徐雁平老师最近说要通过问题的关联、研究方法的融合，来激发更多的问题。我想，物与人、物与社会的这种关联，就是他讲的问题的关联。这种研究思路适用于《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这套书，也适用于处理一个时段的文献、一个类型的文献；同样也可以拿来处理某一件文献、某一件石刻。举我最近刚写完的一篇文章为例。清代有一个藏书家麟庆，他给自己编了一本年谱叫《鸿雪因缘图记》。他把一生经历的事，挑了二百四十个片段，找身边的画家画下来，形成二百四十张图，每图再配一篇文字，讲他出生的时候怎样，后来怎样做官，到过很多地方，在北京买个园林，建造书屋等等。这本书绝对是一个有个性、有特色的文献，那么，我们怎样进行研究呢？我觉得可以看他的记录与社会发生了什么样的勾连，即因缘。我很喜欢这本书的书名。大家都知道苏东坡的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泥鸿爪，就是因缘，一件文献对外产生了各种因缘，即各种各样的文化关联。

我自己的这本书就是在研究与石刻相关的各种因缘。换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更注重石刻的文化用途。比如其中一章讲到朱熹，我专门讨论了他对于金石，尤其是石刻的文化利用与转化。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从利用的角度来阐发石刻作为物质文化的意义。

您在书中提到了一个有趣的概念，就是石刻文献的“四本论”，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过程文献学”的思路？

程章灿：我这些年的很多思考跟过程相关。在这本书出版的前一年，我出版了一本自己四十年论文的自选集，叫做《走进古典的过程》。我很满意这个书名。所谓“过程”，一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物的成长过程；二是指文献的生成过程；三是指文本的造作过程，即作品的题目、韵式、章句等形式结构及意义生成过程；四是指观念的锻造过程，即词汇、术语、意象等演变定型的过程。我还用英语的composition来解释所谓的文献的生成过程，作品的形成过程。还是举《鸿雪因缘图记》的例子来说。麟庆是道光年间的藏书家，满族人，他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为什么书会是现在这个样子，里面既有图又有文？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是怎样制作出来的？经历了哪些过程？其中的文化因缘很复杂。我想说的是，一本书的成书过程，里面会涉及到很多文化的因素，石刻也是如此。比如说，石刻里面的碑文或者墓志文，为什么找这样的人写？我们有时候能够找到中间的联系。墓主，或是墓主的家族，跟撰写墓志铭的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些我们能够确认他们或者是亲戚、或者是科举同年。好比我们今天看到一本书，发现这本书前面有某人的序，为什么这本书找这个人作序？这中间当然有很多的学术的因缘，人事的因缘。所以有必要从过程的角度去理清石刻生产过程中相关的各种因素。这样，我们对于石刻作为物质文化的内涵，可能就能够理解得更深。我觉得这可以说是一种过程文献学的思路。

过程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年很多书的稿本都被影印出来。比如与石刻研究关系密切的叶昌炽的《语石》，就有影印稿本。稿本印出来有什么意义？我们过去觉得毫无意义，有定本了，还印个稿本干什么？现在的想法不一样，我们不仅要知道最后定本的思路，还要知道你原来的那些被放弃的想法。稿本有助于更立体更生动地回到叶昌炽学术思考的现场，这就是过程的重要性。

石刻从“一本”变“四本”后，带出了形形色色的人的活动，以及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这些人物中，您好像特别留意刻工和拓工，相对于石刻文辞的作者、接收者，刻工和拓工是常被忽视的小人物，您是怎么注意到这些人的？

程章灿：刻工和拓工，比那些撰文者的社会层次要低，文化水准一般来说也更低。撰文者往往有一些功名，即使没有功名，也有好一点的教育经历。刻工和拓工，确实是属于比较边缘的一种群体。正因为他们这样的社会地位，我们传统的文献里面很少能够记录到这些人，很难看到有关他们的文献资料。但从汉碑开始，就有一些刻工，也许出于“物勒工名”或是其他原因，把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马衡在《凡将斋金石丛稿》里面有一篇文章讲，汉代有一些灯具，上面都有工匠名字。但这是很少见的，让他们凸显出来的都是一些偶然因素。汉魏六朝石刻里的刻工名字基本上都是偶然出现的，北魏我也找到了几个例子，有的刻工也有一定的身份。大概唐代是一个拐点，唐代有较多的官署刻工，可以展开文化史或制度史的观察。总体来说，刻工能够被历史记录下来的还是非常少的。

应该感谢原来北京图书馆的那位曾毅公老先生。我刚留到古典文献研究所，开始做石刻研究的时候，发现所里的书架上就有一本他的《石刻考工录》。1990年我到上海出差，在福州路的旧书店里面，又看到了这本书，我就买了一本回来。自己有的书，在家里经常翻翻，对于它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因为这点因缘，石刻刻工在我面前经常跳动，经常出现。那么我好歹要对得住他们，给他们做点事儿，我就开始搜集他们的资料。后来就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来研究刻工，他们的身份，他们跟文人的交往，他们做的一些贡献等等。我在昆山的方志里面，发现世代刻碑的唐家三代刻工的墓志，非常珍贵。这是我比较得意的发现，我翻了一百册《石刻史料新编》，才翻出来这么几篇墓志。

浙江大学白谦慎教授之前关注过拓工。白老师写过《吴大澂和他的拓工》，更多还是谈吴大澂，但是已经把拓工单拎出来了。清代以前的拓工史料，比刻工还要少。到了清代，尤其是晚清以后，文人之间的拓片交换相当频繁，拓片市场比以前也要大得多，拓工在这中间的作用更突出了。明代的时候，也有个别的金石家，比如赵崡，他出去访古的时候就带着拓工，但是资料太少，难以研究。清代较突出的例子是缪荃孙，他走到哪里身边都有一些拓工，他是非常有意识地随时收集文献，拓工已经成为他的左膀右臂了。如果非要说缪荃孙有一个石刻研究团队的话，我觉得这些拓工都应该列进来。这其中有一个重要拓工叫李云从，之前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的徐建新老师对他已经有很好的研究。后来我再读材料，发现除了缪荃孙日记，刘鹗的日记中也经常出现李云从。李云从是很重要的，我想北京的地方文献里面应该还会有关于他的资料，但我对这方面不熟悉，或许他还有我们所不了解的贡献。

我虽然一直强调研究资料的不足，但这种不足的状况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的。比如在曾毅公先生的书出版之前，清代的金石学家注意刻工，一开始辑录的时候只有几百人。到曾毅公先生辑出一千多人，我辑的时候大概有四千多人，现在陆续又有两千多人的积累。我想，有一些材料确实需要细水长流、慢慢地累积。大家一起努力，刚开始可能是一个很小的网，慢慢编织，网就会越来越大，放到水里面就可以捞鱼，放到天上就可以捕鸟。历史意义是在材料的不断积累当中浮现的。

程章灿、许勇编著《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史料辑要》

东西方文明中的碑铭有一个共性，就是和政治史的关系极为密切。关于碑铭对政治生活的参与，文辞的书写方案是过去最被关注的一个方面，但您的书讨论仪式、礼物、景观，好像是以更社会史的视角来谈这个问题的，您可以聊聊这些新视角吗？

程章灿：其实，在写这些篇章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回避政治史视角，因为我觉得这方面已经谈得太多了。大家都知道政治史视角有它的意义，我没必要再去说。如果说有一个对象放在那儿，对我来说，它可以采用政治史的视角，也可以采用其他的包括社会史的视角，那我宁可采用后者。从物质文化这个总的思路入手，争取从中生发出若干个观察角度，比如涉及到景观、礼物等等。我一直觉得社会史的研究比较有意思，也能够讲得比较清楚。因为政治史的研究往往涉及一些高层的人事关系，未必能弄明白。从社会史的角度，放低到社会的中层甚至基层，做一些文化层面的探讨，我觉得可能更合适。

我在写《礼物：汉碑与社会网络》这篇的时候，一直在想，难道只有汉碑这类材料，能让我们从礼物的角度来观察石刻，其他类型的石刻难道就没有礼物性吗？其他石刻能否采取这样的研究视角？其实也可以。只不过可能做法不太一样。从过程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很多石刻的产生与传播，都存在着社会交往，我们一定能找到这样的材料。北大荣新江教授他们有一个读书班在研究唐代长安城的坊，通过传世文献、考古报告等材料，把长安的坊全部都定位出来。这样一来，白居易住在哪个坊，王维在哪个坊，元稹在哪个坊，某一时期的坊里住着什么人，一起做了什么事，都可以研究得比较清楚。这就是很具体、生动、立体的社会交往。如果我们采取类似的社会交往的视角，那可能对某个石刻或者说某些石刻彼此之间的关系理解得更清楚。这个视角也可以推广到别的研究对象上。

使用集古笺书写，有没有一种将碑学和帖学糅合的审美意味在？石刻文字作为底纹，正好和书笺书写的常规风格、也就是偏帖的风格，形成互补搭配。

程章灿：我很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集古笺的那章发表之前，好像从来没有人深入研究过这个现象。上海图书馆的梁颖先生写过一本《说笺》，这是关于笺纸研究最好的书。梁颖先生也注意到，笺纸的底纹上有石刻文字这一类型，但没有展开。我因为做石刻，一看到这类笺就觉得有意思。最早看到的是容闳用的集古笺，后来有个在岳麓书社工作的学生回来，送给我《湖南图书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湖南省博物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这两套书真好。那一章里的很多材料都出自这两套书。你的推测我认为是对的。以碑字来做笺的底纹，我还是看过不少，这本身确有碑和帖融合的色彩，一方面有金石气，一方面有古雅气，是他们有意识的一种美学追求。这与晚清碑学的兴起分不开，有意思的是，碑学的发展中还有帖学“掺和”。

您谈到石刻作为阅读对象的问题，我想到墓志的阅读问题。它既面向生者也面向死者，面向人间也面向地下世界。墓志写作是否有一个先面向地下，然后逐渐也面向生者的时间发展过程？文集加入墓志再生产后，墓志写作面向生人的意识是否会加重？

程章灿：墓志与其他石刻的类型当然很不一样。其他石刻，多半有很明确的展示意味；墓志则是展示完之后又被封闭起来。但要说墓志一开始面向哪一类读者，后来又面向哪一类读者，我觉得还是不太容易判断。很多时候，既是为死者，也是为生者，现在的丧葬仪式也是如此。我想我们还是要结合具体的场景考虑。比方说，在丧葬现场第一时间读到这篇墓志文，与过了若干年，在文集、展览空间等其它场合读到，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尽管文字内容一样，但时间、空间、媒介都有了变化。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再讨论关于墓志文本的阅读问题，也许会更有意思一点。

在这本书之后，您的石刻研究和文献文化史研究有下一步的新计划吗？可否剧透一下？

程章灿：计划当然有，不过是动态的，会变。7月开这套书的新书发布会的时候，我说我想做一本书，在江苏选十三块碑刻——江苏十三个地级市，每个市选一件石刻作为代表。我还给这个计划取了个名字，也许叫“丰碑”，也许叫“铭记”。后来想，何必要局限于江苏呢？太地方本位了，从全中国来看，视野更大，也自由多了。可以讲政治史，可以讲社会史，可以讲艺术史，有很多东西好讲，核心都是文化传承，让大家明白，中国的文化不是只通过书籍来传承，也通过石刻来传承。

接下来，我也会写一些关于石刻研究的论文，用徐雁平老师的话，叫“用研究方法的融合来激发更多问题”。我们这个团队“标榜”文献文化的角度，但团队内部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完全一样，当然需要互相借鉴，达到研究方法的融合。什么叫文献？什么叫文献文化史？我们怎么写？说实在的，我虽然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的项目主持，但每个团队成员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好事。我觉得我们这个集体项目最成功的地方，就是“群龙无首”，每卷的作者都有各自的具体取径。现在项目收尾，我发现我们的很多方法可以融合。我也打算结合一点别的老师的视角，进一步地深入研究石刻文献。当然，也可能会把我自己在石刻研究中积累的经验、悟到的方法，介绍给其他相关领域。

我也准备修订2008年出版的《石刻刻工研究》。需要一段比较完整的时间，估计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百分之七八十的体量。初版辑录了四千多个刻工，现在再增加两三千应该没问题。我对收集材料充满了热情。收集刻工人名的时候，碰到一个就开心一下，四千多个人名就有四千多次开心。何况现在收集材料比以前方便太多，我们老师那一辈，就只能用卡片或者活页本，而我现在看到一个人名用电脑检索一下就知道有没有收录，效率要高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