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二十六日，前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御史、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当众斩首。他的罪名有二：一是导致广宁失守，败坏辽东战局；二是待罪之中贿赂东林党，以图脱死。从沦为阶下囚到人头落地，不知熊廷弼是否曾想起自己对同僚说的那句真心话：“辽事岂可为，但当寻一散场耳。”清醒如他，二度经略辽东前已安排了后事，却也未能预见如此散场：行刑时，熊廷弼遭受了刽子手的反复折磨；他死后，快马传首九边，尸体被弃于街头。
而这也是大明王朝散场的前奏。熊廷弼就戮两年后，执意取他性命的天启帝病逝；十九年后，李自成攻入北京。究竟熊廷弼有无机会守住辽东、抑制女真，推迟明朝的分崩离析？文化学者唐元鹏在其新书《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中，将与熊廷弼相关的诸多历史碎片搜罗起来，拼接出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晚明政治图景。在书中，熊廷弼的人生如同党争暗潮汹涌、利益盘根错节的大明官场一个小小的切口；任他刚介耿直、运筹帷幄、大权在握，也从未真正有过机会，把握那个积重难返的王朝的命运……
湖北武汉，熊廷弼塑像。
一， 辽东之困
辽东，大明边防的最前线，离京仅千里，被称作“神静左臂”。在明帝国的前200年里，辽东不算最为紧要之地，却在大明最后的76年中跻身历史舞台。万历中期，辽东已显现动荡态势。万历二十四年，紫禁城连遭两次雷击，修缮耗资巨大，而此时明朝财政相当吃紧，万历帝想借税收渡过难关，向各地派出收税太监。《熊廷弼之死》将派往辽东的高淮视为辽东之乱的祸首。高淮层层摊派敛财任务，每个经办人除了要上交的部分，也都留出了自己的利益。万历帝每年从高淮手中拿到三万两白银，其代价是辽东的民间财资被榨干，税基毁坏，大量边民逃亡他国，无人进行粮食生产，边防失去支持。高淮的行径引起众人不满，文官集团与其争斗近10年，才得以抓住辽东边关哗变的把柄，将高淮查办。
《熊廷弼之死：晚明政局的囚徒困境》
辽东的困顿，不止内忧，也有外患。辽东“三面濒夷，一面阻海”，西面是蒙古兀良哈诸部，北面是海西女真，东面为建州女真，东北隔鸭绿江与朝鲜相向。大明为辽东修筑了长达2000里的边墙，朝廷相信，有了边墙，领土自然可以高枕无忧。被边墙阻挡视野的大明没有察觉，墙外世界风起云涌，除了不断侵扰边境的蒙古各部，一个新的劲敌建州女真已暗中崛起。大明与其的宿怨要追溯到万历二年，明从其手中夺取了鸭绿江附近的800里土地及六个边堡。然而，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带领建州女真走上了崛起之路。万历二十二年，建州女真周边尽被努尔哈赤削平；万历二十八年，努尔哈赤向辽东官府索要每年500两的“六堡租金”；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停止纳贡，要求明朝归还土地；万历三十四年，建州女真收回了明朝占据的土地。
面对内忧外患，万历帝亟需一位得力人选去摸清辽东的状况，收拾烂摊子。熊廷弼就这样被推上了辽东的舞台，他后半生的起落荣辱，也与那片土地的命运，缠绕在了一起。
二，收拾山河
《熊廷弼之死》巨细无遗地呈现了熊廷弼临危受命，三次经略辽东的经过。治理辽东，向外部看，需要在女真各部、蒙古、朝鲜等诸多政权之间纵横捭阖；向内部看，则牵扯到大明的君臣关系、党争，甚至每一个文武官员的个体利益。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动辄得咎。经略辽东之难，正在于此：辽东是政治、经济、民族、权力、党争、民生等等千头万绪纠缠在一起打得那个最死的结。
当后人回看这段历史的时候，难免奇怪，危难关头，为何万历帝会选择把辽东交到熊廷弼手上呢？作者唐元鹏给出了答案：熊被万历帝看中的，一是性情，二是能力。
溯熊廷弼骨鲠、刚直性格形成于青年时代。熊廷弼家境贫寒，但从小展现出读书的天赋，被父亲送入私塾。万历十六年至十八年，持续的旱灾令熊家险些全家饿死，亲朋邻里几乎无人周济，熊廷弼看透世态炎凉，除了通过在府里的岁考中获取奖励之外，别无谋生之法。他虽然成绩优异，在科举中却运气不佳，多次乡试落榜。直到万历二十五年丁酉科乡试，他本已落选的考卷被主考冯上知看中，他才高中解元。
熊廷弼于次年通过会试，成为保定府推官。初登官场，他便展现出在底层社会和苦难之中淬炼出的过人能力。唐元鹏将熊廷弼称为“实用型”官员，他刑名、关饷、税收一把抓，样样办得妥妥当当，在各地推荐能吏时拔得头筹。此后，他进京就职工部，展现出了锱铢必较、铁面无私的风格，唐元鹏推断，或许他参与了棘手的紫禁城重修工作，因此获得了万历帝的赞赏。万历帝终其一生，都给予了熊廷弼无条件的信任和支持。
初赴辽东
熊廷弼背负万历帝的期望，于万历三十六年以浙江道御史巡按辽东。巡按品级不高，责任又极庞杂，监察、情报、粮饷、民事都归他管。对于辽东的破败凋敝，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唐元鹏在书中指出，熊廷弼当时对辽东抱有一种悲观中带有乐观，绝望中带着希望的认识。他以为，如果勉力为之，辽东尚且有救，但必须先整治几大致命问题——军队粮饷延误的问题；边关防线崩坏、士气低迷的问题；军备松弛、大量逃兵扰乱部署的问题。熊廷弼针对上述弊病，一一破解。
首先是钱粮的问题，熊廷弼一再上书向皇帝哭诉，求皇帝早发内帑补贴辽东军事。万历帝虽没自掏腰包，但也为他特事特办，筹措了三十万两白银。第二是弹劾办事不力的官员，整治地方豪强，按《明史》的记录，熊廷弼“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第三，熊廷弼整边墙、修兵器、主张屯田，让原本物产丰饶的辽东不必再依靠中央财政拨款。熊廷弼还恢复了早已废弃的常平仓，屯粮几十万石，让辽东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
此外，熊廷弼敏锐地察觉到了努尔哈赤对明的威胁。赴任路上，他便与努尔哈赤有了交锋，在辽东巡按任上的三年中，他所写六十七封私信里有十三封谈到努尔哈赤和建州女真。至于如何对付这心腹大患，他制定了两个策略，一方面联络蒙古和海西女真制约建州女真，另一方面实施以守为主的边境战略。
熊廷弼发现，古往今来推崇的出塞捣巢、封狼居胥完全是“赔本买卖”。唯有放下一举歼敌的妄想，才有出路。他指出，蒙古、女真发动的军事行动，目的只是为了劫掠人口和财帛，如果实行坚壁清野，再加上用钱收买，收益要比出征大得多。熊廷弼的这一战术思维，可以说是敢冒天下大不韪的创举，它改攻为守，将对人员、钱粮的消耗大大降低，也让前来挑衅的敌军无计可施。
在熊廷弼的治理下，辽东暂时焕发了生机。三年任期结束后，朝廷特意把他调到了莺歌燕舞的江南作为犒赏，谁知，他却因此陷入一桩文坛公案的泥沼，再赴辽东已是十年之后。
二赴辽东
在塞北苦干多年，熊廷弼调任南直隶督学御史，想不到却因此与东林党交恶，引发了“荆熊分袒”的公案。万历四十年，此案告一段落，熊廷弼被赶回老家待勘，两年后他母亲去世，又居丧三年。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却一直未停下扩张的脚步，万历四十四年，他建立后金，两年后，发动了对大明的全面战争。其后一年，后金在辽东攻城略地，并于萨尔浒战役中获得了碾压性的胜利。
后金骑兵在萨尔浒向明军步兵推进
辽东精锐尽失、千疮百孔，朝堂上官员们乱作一团，只能再一次搬出熊廷弼这个早已弃置不用的挡箭牌。
熊廷弼被皇帝急召进京。出发前他做了最坏的准备，向亲朋托孤，但实际情况比他最坏的打算还坏。辽东糜烂不堪，军伍空虚，调去支援的军队还未到达便哗变了……熊廷弼日夜兼程半个月，一路上还不忘四处寻兵点将，赶到京城时，他劳累过度导致热毒发作，浑身长疮。
然而，皇上似乎又变卦了，他苦等两月没得到召见。原来，官员们正为了辽东的军政全权争论不休。有人认为，一旦熊廷弼手握重权，不仅巡抚、总督要听命于他，十几万兵马、数百万钱粮也要归他调度。因此是否启用熊廷弼，是否安排其他人来制衡、分权，成了各派争执的焦点。拖拖拉拉中，后金攻陷开原。开原失陷，从地理上终结了大明联合叶赫部抗击努尔哈赤的幻想。至此，朝廷终于颁下明诏，任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员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赐先斩后奏的天子剑和便宜行事的特权。熊廷弼刚刚出发，又收到铁岭失守的消息，沈阳也处于后金的兵锋之下。
熊廷弼火速赶到沈阳。他使出雷霆手段：整肃文武官员，逼逃跑的富户把家眷迁回；整理军伍，将逃将斩首，撤换败兵，让当地民兵守卫城池；与众将绕城巡视，为守城军民分发赏银。最后还召集军民设坛，悼念死难群众，发表鼓舞士气的悼文。就这样，几天之内士气低迷的沈阳逐渐安宁，事态得到了控制。
身为文官，带兵打仗不是熊廷弼的强项，但是他善于无为而治，从不瞎指挥，去做耗费人力、财力做无用之功。此外，他乐于听取意见，能协调上下需求，绝不贪功冒进。熊廷弼还创造了一套战术，提出“以固守为正，以短促突击为奇”，在辽东划分了东南西北四路防守重点，每一路设兵三万，主帅一人。如一路被袭，则其他三路出奇以击敌。他还另外设置六路队伍，分别用来作为外援、掩护朝鲜通路、防护海运。各路兵将画地而守，互相支援，组织游击战，搅得敌方不得安宁。这个“守、困、扰、攻”四位一体的战术，目的是将后金军队困死，失去战争资源。
然而，即使是熊廷弼，没有粮饷也无计可施。辽东军队总是处于缺钱少粮的状态，即便筹措上了，如何运输也是个问题。陆运路程长、消耗大、一路上盗匪横行，运费与货物价值的比例有时会高达一比一、二比一。熊廷弼因而建议改走耗时短、花费小、风险低的水路。这却引发了户部上下的不满，因为，所谓的运输损耗，有一部分是被相关人员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就算是能走水路，后方的配合程度也非常低下，根本无法满足前线的需求。熊廷弼在中间斡旋、协调，把人得罪了一个遍也于事无补，气得他上疏大骂：辽东迟早完蛋，等辽东完了，北京还远吗？
所幸万历对他百般容忍、万般支持，无所不允。但是，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万历走到了人生的尽头，熊廷弼最大的靠山倒了。一个月，泰昌帝也匆匆离世，天启帝继位。政坛风云突变，对熊廷弼的弹劾四起，他反复提出告病归乡，引起天启帝很大反感。此后，朝廷派出了朱童蒙奉旨勘查，朱的结论是：熊最大的问题在于爱闹脾气，但其成绩大于问题，得到了民士庶的交口称赞。
熊廷弼被劾去半年之后，得到了平反。然而，形势不等人，辽东再一次发生了剧变。
三赴辽东
天启元年三月，后金军倾巢而出，进攻沈阳，沈阳沦陷，支援的川浙两军全军覆没，辽阳旋即被攻破，辽东全面沦陷。天启帝催促熊廷弼复出，熊继续称病，逼得天启帝下了一道催促敕谕，降低姿态，承认错误，熊廷弼才不得不出山。只是，这次他已经清楚地预感到自己是抱薪救火，恐怕有去无回，再度向朋友交代了后事，言辞之间都是悲凉。
依据现状，熊廷弼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三方布置、两线进逼”。简言之，就是将辽西的广宁设为主战场，与后金对峙；辽东半岛的旅顺、金州等地作为次要战场，牵制敌人；天津、登莱作为后援，再在山海关设立经略节制三方。以守卫为正，又要不断出奇兵骚扰后金侧背，令其陷入两面作战。只是，该战略需要耗费巨大的国力，而此时的大明，已是有心无力。
此外，熊廷弼与辽东巡抚王化贞的矛盾也是“三方布置”不可能达成的原因之一。王化贞为人冒进，主张主动出击，熊、王二人因“守还是攻”闹得不可开交，凡事必争。此时朝廷已被辽事拖得精疲力竭，人人希望尽早结束战事，王扶植的将领毛文龙又取得了镇江大捷，王逐渐占据上风。天启二年一月，九卿科道会议决定赐王化贞尚方宝剑，熊廷弼听其调遣，王化贞信誓旦旦，要实践他“以六万军平辽”的宏愿。他暗中联络了投靠后金、已经当上努尔哈赤孙女婿的叛将李永芳，李永芳假意逢迎，王信以为真。然而，会议后不到十日，后金大举进犯，直取广宁。与此同时，熊廷弼率五千兵马抵达距广宁不到20里的闾阳驿。是进？是退？保广宁还是弃广宁？熊廷弼决定弃守广宁，即便与金军硬碰硬，也不过是螳臂当车；再者，部下士气已丧，不愿一战。
至此，辽东、辽西皆失守。熊廷弼也将迎来人生最后一程。
三，置身事内
纵观熊廷弼的一生，他主要的功业都建立于边远苦寒的辽东，但朝堂上的斗争却与他如影随形，他从未有片刻置身政治漩涡之外，皇帝身边一直不乏想扳倒他的人，也不乏支持他的人。正如唐元鹏指出的那样，我们今天说东林党、阉党、浙党、齐党、楚党等等，并不是一个个整体，它们都是由利益、想法各不相同的个体组成的，哪个“党”的成员都不是绝对善或恶的。因此，每一次围绕熊廷弼的冲突，都是许许多多种利益、私心和恩怨的剧烈碰撞。
在熊廷弼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这种冲突发展得尤为激烈，甚至成为东林党和阉党的生死存亡之斗。
广宁失守后，朝廷一度放出要让熊廷弼戴罪立功的风声，但熊深知，在明朝历史上，但凡丧失土地，没有一次不是封疆大吏顶罪的。果不其然，风向很快变化，朝廷为了处理熊廷弼和王化贞，“专案组”，熊廷弼被判死刑。这个判决引起很大争议，朝臣各持己见，东林党中为熊廷弼求情者甚多，熊的死刑何时执行也还是个未知数。
案子一拖三年，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日趋白热化，阉党在其中看到了打击对手的机会。天启四年十月，内心天平已倒向阉党的皇帝找了个由头，要查办几位东林党官员，魏忠贤及其党羽旋即有了罗织罪名的法子——这几人曾为熊廷弼说情，必然收了贿赂，要袒护营救。由此，一大批官员被拖下水，东林党几乎被一网打尽，熊廷弼也再无生路。天启五年，天启帝颁下绝命诏书，命人去狱中提熊廷弼，熊衣冠齐整、神色从容，至死未失气节。
四，囚徒困境
今天回看这段历史，难免感到迷惑不解。何以在大厦将倾之际，从皇帝到朝堂上的众臣想的不是合力攘外，而是丢出去一个熊廷弼独自去支撑，还要对他不断掣肘、百般诋毁？为什么眼看国家不保，诸君依然勾心斗角，却看不到一旦大厦倾覆，争夺追逐的都是泡影？或许众人并非无知，只是不愿去看罢了。人人都知道要散场，能多苟且一阵便是一阵。
对于明末这种局面的形成，唐元鹏在书中做了深入的解析。他认为，纵观晚明历史，大明朝的文官团体与皇帝，构成了博弈论中的经典模型——“囚徒困境”：假设警方逮捕甲、乙两名嫌犯，但没有证据指控二人。于是，警方分开囚禁他们，并提供以下选择：若一人认罪并检举对方，另一人沉默，则前者获释，后者判监10年；若二人都沉默，则同样判监半年；若二人互相检举，则同样判监5年。理所当然的，如双方都沉默，就能得到只判半年的次好结果；但是，假如挑动双方不信任，引导他们出卖对方自保，情况就大为不同——只要检举对方，最差被判5年，最好无罪释放，但保特沉默则可能获刑10年。我们可以将大明的皇帝看做警察，文官团体就是囚徒。如果大部分文官都与皇帝唱对台戏，士权就会获得最大利益，这是皇帝最不愿看到的。终明一朝，实际上就是皇权打破士权，让文官团体陷入“囚徒困境”的过程。文官系统一旦分成不同派别，皇帝就能以“警察” 的角色，让他们彼此猜疑，争斗不止，坐收渔利。
此法看似好用，但前提是利用人性中的自私和恶意，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种惩善扬恶的治理模式，最终也把大明帝国带入了深渊。朝堂上到处是明枪暗箭，无人能将精力放到国事上。熊廷弼这类能臣，即便不参与党争，依然被无数人当作假想敌，被一再构陷。
大明之亡，是一种必然。熊廷弼岂能拯救大明帝国？他的悲惨命运，不过是国运的写照罢了。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