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漫步纽黑文市中心的主干街道时，总有一个硕大的橱窗在召唤我。橱窗里展出的不是漂亮衣物，也不是精致的装饰品，而是琳琅满目的书籍和杂志。每本杂志的封面都含有Christian 和Science两个字。抬头仰望，硕大的蓝色招牌声明它是一座教堂的阅读室。教堂的名称别有新意，基督教科学派教会（Christian Science Church）。
科学与宗教同时出现在一个信仰里，在自幼接受无神论的我看来，相当于遭遇了一次大地震。1543年，哥白尼发表了《天体运行论》，证明了地球围绕太阳转，提出了“日心说”。这与天主教的官方教义相矛盾，“日心说”的部分支持者因此受到教会的谴责和迫害。1633年，伽利略因宣扬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家中锒铛被捕。十七世纪末期，牛顿发表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标志着科学革命的完成，人们更加重视用实验和观察来研究自然现象。
十九世纪初，达尔文踏上“小猎犬号”，以博物学家的身份陪伴年轻的船长探索蛮荒之地。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给生物科学带来根本变革的《物种起源》，提出生物种类是通过自然选择和适应而发生变化和演化的，是自然规律的结果。这对信奉天神造物的教徒又是一次重拳出击。
2005年，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普通民众对演化论接受度的调研，包括了欧美三十二个国家以及日本。土耳其，这个主要以穆斯林为主的世俗民主国家，接受演化论的人数排在了倒数第一位，只比百分之二十多一点。冰岛、丹麦、瑞典和法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成年人相信演化论，日本也有百分之七十八。然而，被誉为头号科技强国的美国位列倒数第二，仅有百分之四十左右。这与美国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强势进攻以及科学的政治化密不可分。
即使在美国的一二年级小学生当中，你也可以听到这样的辩论：“上帝创造了人、植物和动物。”“不！是宇宙发生了大爆炸。银河系诞生了，有了太阳、地球、月亮、星星等等，最后才有了人类。”他们是在争辩到底谁才是造物主。根据2017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美国仍然有百分之八十的人相信上帝。不过，只有百分之五十六的人相信《圣经》中的上帝。可见，科学与宗教之间的硝云弹雨未曾停歇。
一、“猴子审判”将“反演化论之战”推上法庭
1858年，一具巨大的化石发现于新泽西州，这被认为是北美洲首次发现恐龙化石。此后，一系列重要的恐龙化石在美国被发现。两位著名古生物学家爱德华·科普（Edward Drinker Cope）与奥塞内尔·马什（Othniel Charles Marsh）之间还发生了骨头大战（Bone Wars），互相竞争看谁发现更多、更著名的恐龙。1876年，英国科学家兼达尔文的重要支持者赫胥黎的访美之行引起了一时轰动，美国迫不及待地要发展科学。进入二十世纪初，在私人基金会的大量投入下，美国在生物医学领域成绩斐然。
眼看科学的崛起，上帝六天创造完世界的奇迹就要被遗弃，一些保守的基督徒心生忧虑。在1910年到1915年，他们出版了一套含有十二本宗教册子的《基要真理》，旨在捍卫和宣扬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这群人也被划分为基督教基要派。
他们还设法禁止公立学校教授演化论，避免学生接受演化论而抛弃宗教信仰。在美国南部，一项项关于禁止在公立学校教授演化论的法案被提出、被否决。1922年是肯塔基州，1923年是佛罗里达州，1924年，北卡罗来纳州是个例外，提案虽然被否决，但是含有演化论的生物学书籍统统被撤出了公立学校。
1925年，他们终于在田纳西州打了一次胜仗。这要从约翰·巴特勒（John Washington Butler）说起，他是一个生活富足的农场主和州众议院议员。某一天，他听说一位女大学生因演化论而抛弃了基督信仰，很快，他就发现了全州所有高中课本都含有演化论，他的孙子也在接受演化论的教育。他担忧宗教的未来，决心要维护上帝。
四十九岁生日当天吃完早餐，他立刻起草了反演化论的相关法案，并在1925年3月13日成功推动了“巴特勒法案”（the Butler Law）的立法。法案禁止所有州立大学和公立学校教授演化论，违者将被处罚一百至五百美元。当州长奥斯汀·皮伊（Austin Peay）签署这项法案时，他不相信这项法律会被强制执行，不相信有任何教师将处于危险之中。
皮伊低估了大众对言论自由的渴求，低估了报纸、收音机还有电报巨大的媒介力量。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CLU）很快就注意到这项立法，并于当年5月4日在田纳西州的 《查塔努加日报》（Chattanooga Daily News）上发布了一则通告。他们向全州招募教师志愿者，以测试巴特勒法案的合宪性。是否具备合宪性是指一项法律、政策或行政行为是否符合国家宪法的规定和要求。如果不符合，就被认为不具备合宪性。
一位从纽约搬迁到代顿（Dayton）小镇的工程师和非基要派的基督徒乔治·拉普利亚（George Rappleyea）看到了通告之后，立马形成了一个测试巴特勒法案的想法。他匆匆赶往小镇聚会中心——罗宾逊药店，并获得了一群小镇商人的支持和赞助。考虑到上有老下有小的教师都不合适，他们将目标锁定了一位刚刚大学毕业的单身体育老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T. Scopes）。事实上，他仅仅代了几次生物课，知晓生物学教材里含有演化论内容而已。但是，斯科普斯很想加入这场战斗，甚至让自己的学生来指证。三个学生向陪审团指出他教授了演化论之后，斯科普斯于1925年5月25日被田纳西州正式起诉，理由是他违反了巴特勒法案。
这些举动还不足以使这场审判成为世纪大审判。使这场审判名声大噪的是它的强大律师团。控方律师团中的威廉·布莱恩（William J. Bryan）是基要派的主要领导人物之一，曾经三次被选为总统候选人，官至国务卿。他口才出众，到处宣讲，号召公众反对演化论。辩方律师团中的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是一位无神论者和著名的劳工律师，处理过几个名声显赫的案件。
“猴子审判”期间表演用的黑猩猩乔·门迪
“猴子审判”期间，代顿街头出售基督教传教士的书
“猴子审判”的户外庭审现场
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就是控方律师团中的托马斯·斯图尔特（Thomas Stewart）。他帮助起草、指导审判策略，并坚决限制专家证人的参与，希望更多地依靠陪审团的判断和法庭的判决来结案。原因很简单，他认为专家证人可能会提出挑战反演化论立场的证据和观点，对法案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专家证人的证词可能会延长审判时间，使得审判更加复杂和费用昂贵。不过，不依赖专家证词的做法在当时的审判环境中非常常见。由此，动物学家梅纳德·梅特卡夫（Maynard Mayo Metcalf）成为唯一被允许在证人席上作证的科学家。
梅特卡夫信仰基督教，曾经在巴尔的摩的一所公理会教堂教了三年《圣经》，但是，他也相信演化论。当达罗问梅特卡夫是否知道世界上有哪位科学人士不是演化论者的问题时，斯图尔特立马反对，并得到法官的同意。法官同意梅特卡夫私下告诉书记员和律师，即没有一位科学人士不相信演化论。最终，斯图尔特担心陪审团可能在报纸上读到梅特卡夫的回答，便要求不要公开这段记录，并再次得到了法官的准许。
审判在盛夏持续了整整八天，曾经因为人数太多而将庭审迁至户外，辩论也十分精彩。控方主要抓住以下问题不放，斯科普斯是否教授了人类是由低等动物演化而来的理论，否定了神创造了人类？他是否违反了巴特勒法案？辩方认为巴勒特法案违反了言论自由和禁止建立国教的规定，主要围绕它是否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展开。法官是一位基督徒，每日开庭必读《圣经》和祷告。
1920年代的无线电技术相当发达，但是，报纸仍然是美国媒体的主要形式。《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记者亨利·孟肯（Henry Louis Mencken）为这次审判贴上了最丰富多彩的标签，如对“异教徒斯科普斯”的“猴子审判”，由此，在审判期间，代顿小镇到处可见猴子的身影。
审判结束时，斯科普斯被判有罪，罚款一百美元，这一判决遭受了广泛的批评和争议。审判结束一年后，乔治·亨特（George W. Hunter）编写了一部新的生物学教材——A New Civic Biology。他异常小心，甚至连“演化”这个词都没有提。五年后，代顿小镇多了一所以“布莱恩”命名的大学，教导学生成为基督的仆人，并对世界产生影响。
二、“熊猫审判”说明基督教在进行“人工选择”
案件在上诉到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时，斯科普斯被判无罪，因此他也没有必要支付罚款。审判结束后，他再也没有拾起教鞭，而是在众人的资助下继续攻读了地质学的研究生。
反演化论的立法斗争影响了美国二十多个州，四个州成功禁止了公立学校教授演化论，除了上述的田纳西州，还有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不过，二战之后，美国政府加大了对科学的投入，于1950年成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1957年，美国在太空竞赛中落后了，苏联成了世界上发射第一颗卫星的国家。美国旋即刮起了一阵科学教育改革之风。1958年，美国成立了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NSF成立了生物科学课程研究部门（biological sciences curriculum study，BSCS），专门研究和出版高中生物学教科书。到1970年， 全美大约有一半的高中采用了BSCS的教科书。
另一方面，基督徒的反演化论战争从未熄火。1967年4月13日，加里·斯科特（Gary Scott）因教授了演化论而违反了巴特勒法案，被开除了。一个月后，田纳西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巴特勒法案，裁定该法案违反了第一修正案。不久，几个要求平衡演化论和神创论的法律也被撤销。
《论熊猫与人》
坏青蛙啤酒（图标上的青蛙呈现出毫不在乎的姿势，HE JUST DON’T CARE）
神创论退出了生物科学教育，基要派试图改变进攻策略。在以基督徒为主的美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公立学校的董事会成员里都有基督徒。1989年，两位既是基督徒也是生物学教授的作者出版了高中生物学教材《论熊猫与人》（Of Pandas and People），提出了“智慧设计” （Intelligent design）。“智慧设计”理论可以追溯至神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他在1802年出版了《自然神学》，提出钟表有设计者，认为人的眼睛像精密仪器一样，也一定存在设计者。
针对他的理论，1986年，著名演化论支持者、动物学家和科普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盲眼钟表匠》中进行了掷地有声的反驳。道金斯指出，一名真正的钟表匠具有预见力，他设计齿轮和弹簧，利用心智之眼，规划它们之间的联结和用途。然而，自然中唯一的钟表匠就是物理学的盲目力量，它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在发挥作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是盲目的、无意识的、自动的过程。它没有心智，也没有心智之眼，更不会对未来规划；它没有洞察力，没有先见之明，甚至根本没有视力。
《论熊猫与人》的作者认为他们的目的是让读者发挥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不提《圣经》也不提创造者。事实上，在阅读时，如果不假思索，读者们可能会像阅读《自然神学》一样，跟随作者的思路一路向前，不知不觉掉进预先设置的圈套，一时间相信自然界一定存在设计者，或者说上帝。历史学家芭芭拉·弗雷斯特（Barbara Forrest）发现在1981年基督徒就已经计划要编写一部没有偏见的教材。根据匿名人士邮寄的教材原稿，她发现最初他们仍然使用“创造”一词，直到1987年最高法院裁定“创造论”不能在公立学校中教授后，他们才摒弃了“创造”，提出了“智慧设计”，以设计者（Intelligent agent）替代上帝。《论熊猫与人》甫一出版就受到欢迎，许多州的学校董事会成员都尝试引进。关键是，“智慧设计”还得到了时任总统小布什的认可。
2005年8月，小布什全然不顾他的科学顾问提出“智慧设计不是一个科学理论”的观点，在得克萨斯州公开表示，学校在教授演化论的同时也应该讨论“智慧设计”。同年，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叫做多佛（Dover）的行政区诞生了另一个著名审判。多佛的常住人口只有两千左右和一所高中，但却有十几座教堂。在高中学校董事会成员要求实行教授 “智慧设计” 的政策并被多佛校区（the Dover Area School District）要求执行后，ACLU代表十一位家长将学校董事会和多佛校区告上了联邦法庭，认为他们极力推动平衡演化论和创造论的教学模式属于违宪行为。
这一次，现代司法系统终于倾向于接受并利用专业知识和证据了。为期六周的审判，三周的时间由肯尼斯·米勒（Kenneth Miller）提供科学证据。米勒是细胞生物学家，也是几本生物学教材的作者，多佛的教师就曾经坚持使用他与人合著的《生物学》。米勒信奉天主教，但是反对创造论。在观看庭审纪录片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米勒重在展示研究证据，比如利用最新的遗传学知识解释了为何人类有四十六条染色体，而与之拥有共同祖先的黑猩猩却有四十八条染色体。他还详细引用了知名华裔生物科学家龙漫远关于新基因起源的研究成果，表明新的遗传信息通过演化产生。
事实胜于雄辩，家长们胜诉了，由于学校属于公立学校，一百万美元的罚款由政府承担。有趣的是，在2010年，“智慧设计”支持者认为法官约翰·琼斯（JohnOHN E. Jones III）太依赖于龙漫远的研究成果，并在宣传“智慧设计”的Discovery Institute网站上专门撰文反对。
法官琼斯是福音派基督徒，也是由小布什任命的联邦法官。他曾是宾夕法尼亚州酒类控制会员会的负责人，曾经因为“坏青蛙”啤酒招牌上的青蛙做出了冒犯性的姿态而禁止销售该啤酒。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在“熊猫审判”中，琼斯认定了“智慧设计”不是科学，只不过是“创造论”的一个新标签，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应该出现在公立学校的科学课程中。为此，他成为美国2006年《时代周刊》的“全球一百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三、基督教随演化论而演化
从猴子审判到熊猫审判，基督教一直在“演化”，不过主导演化的角色不是神，不是上帝，而是人，是完完全全的“人工选择”。
1925年，田纳西州采用的生物学教科书A Civic Biology中提到了五个人种，还特别提出高加索人是最高级人种。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白人至上的国家，普通百姓怎么可能轻易接受人“是由低等动物演化而来”的观点呢？人们深知老师在学生学习中扮演的角色，教科书和老师对演化论的接受程度都影响着教学，影响着学生对知识和信仰的理解。
何况在美国，以宗教和政治党派的名义将科学政治化并不鲜见。1976年，时任总统吉米·卡特支持政教分离，宣传要让年轻人认识到包括演化论在内的科学的重要性。然而，不同领导人观点迥异。1980年，时任总统里根支持在公立学校中进行“创造论”的教育。2005年，时任总统小布什也公开支持“智慧设计”。
2010年，埃斯拉·奥扎伊·科塞（Esra Ozay Kose）研究表明，在以穆斯林为主的土耳其，学生通常在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学习生物学，然而关于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和达尔文原理的内容加起来只有两页纸。神创论（creationism）也作为一种假说出现在教材中，大概有一段文字。他的调查与《科学》在2005年公布的调研结果基本一致。总共有二百五十名学生和三十八名教师参加了调研，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多的人接受演化论。在接受演化论的人中有一半的人相信教科书和教师。在广大民众具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许多人也会面对如何管理科学和宗教信仰发生冲突的问题。
李·梅多斯（Lee Meadows）等人曾经做过相关研究。一位受访女性表示，在地质学课堂上，她接受地质学教授的地球年龄。周末去教堂的时候，她也相信地球的年龄与《圣经》记录一致，相信人类生命起源于两万年前诞生的伊甸园。她的两个信仰是各自独立的系统，互不干扰。
一位追随基要派的演化生物学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相信《圣经》是上帝之言，准确无误。他相信上帝不会斥责人类，演化是上帝用来创造生命的机制，他在研究中更注重生物的发展过程，而不是看谁在主导。因此在他心中，信奉上帝与相信演化论是毫无关联的两件事情。还有一位接受演化论的量子化学教授的观点也非常有趣，他相信所有的物种都是关联的，而且一直在发生变化，也相信人是从相对低等的动物演化而来。他认为上帝造人只是赋予了人的精神，而非肉体。
在生活中，我也遇到不少人既相信科学也相信上帝。一位朋友每周都去教堂，参加教堂的各种活动。其余时间，她就在实验室做生物学研究。吃饭时，她要求孩子祷告。教育时，她会讲宇宙大爆炸、物理世界中的夸克和粒子等等。她也相信演化论，只不过，当生物学目前不能解释的地方，她相信世界上存在着一个聪明的“设计者”。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教徒们在平衡科学和信仰时，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事实上，《圣经》的文本解读一直在随科学的发展而演化。在“智慧设计”重现基督教之前，一部分教派就已经抛弃了“年轻地球创造论”，接受了“老地球创造论”。后者又分化出几个不同的理论，比如“日龄理论（Day/Age Theory）”“缺口理论（Gap Theory）”和“渐进式创造论（Progressive creation）”。
在科学证明地球的生命有四十五亿年之前，人们相信《圣经》记载的六千年，上帝在六天也就是一百四十四小时内创造了世界。随着现代地质学的发展，“日龄理论”对《创世纪》中的“一天”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它不是字面意义上的二十四小时，而是一个地质时代，代表着数百万年。“缺口理论”认为撒旦叛乱将上帝曾经创造的世界摧毁，十亿年之后，上帝在一百四十四小时内重新创造了世界。十亿年的间隔时间里就是各种化石形成阶段。这种理论被天主教、英格兰教会还有许多新教徒接受。
1931年，宇宙“大爆炸”理论首次出现在比利时宇宙学家和天主教牧师乔治·勒梅特（Georges Lema?tre）的一篇论文中。1946年，美国物理学家乔治·伽莫夫（George Gamow）将它完善，形成了现在的大爆炸理论，认为宇宙大约在一百四十亿年前发生的一次大爆炸形成。在大爆炸理论被科学界广泛承认的时代，越来越多遗址和化石的发掘，生物演化理论也日趋完善，基督徒们再次创造了“渐进式创造论”，将现代科学理论与圣经结合，形成了一个嵌合体。比如，他们承认大爆炸，认为上帝创造世界的日子也是漫长的，他不断创造新的物种，一些旧物种则不断灭绝。在亚当和夏娃之前就存在类似人的生物，长相和行为与人类相似，他们在洞穴的石壁上留下了艺术作品，可是他们缺乏上帝制造出的精神，因此无法救赎。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公众对科学技术带来的益处有了更加广泛的认识和接受，这使得科学技术在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科学作为一种非党派身份，不受特定政治力量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现代有神论也逐渐吸纳了关于大爆炸、太阳系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演化的普遍科学共识。同时，无信仰人群逐年增加，这导致了美国每年大概有数千座教堂关闭。根据美国公众信仰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 ，PRRI）最新研究报告，与十年前相比，美国人对宗教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在2013年，美国有百分之二十的人认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而如今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人持有相同观点。
宗教在美国的政治化不仅影响着生物科学的教育，还影响其他方面。人人聊到演化论时，常常会问一个问题：“人类将走向何方？”那么，美国社会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又将被引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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