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如何在公共与私人领域安顿自己

【编者按】

身份政治与性别研究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史领域长盛不衰，美国知识界研究女性与政治的学者让 · 爱尔斯坦，曾获“古根海姆学者”、美国政治学会的“古德诺奖”等荣誉。她在其成名作《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一书中立足于西方思想史视野，以公私领域的划分为基本点，疏理了西方自古典时代至20世纪以来的“女性观”，并评述诞生在20世纪的、以传统西方思想为基础的激进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等西方女性主义流派。爱尔斯坦表达了其相对温和的立场，她认为，女性解放的实质不应该在于从私人向公共领域的绝对转换，而是要让女性在这两个领域都具有反思能力和能动性。本文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0月版《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修订本）的“新版译后记”，也是一篇书评。有删节，经作者修订。

《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

《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是爱尔斯坦的成名作，初版于1981年，于1993年再版，尽管在此之后爱尔斯坦还写过不少西方女性主义相关的著作，但是这本书一直被视为她的代表作而受到广泛关注和引用。这本书从西方思想的流变中审视女性的处境、反思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来自思想史研究的视角奠定了它在西方女性主义研究领域的独特地位。

公共与私人

男人属于公共的世界，女人属于私人的世界，这在西方思想史中有着漫长的变迁和深刻的背景。《公共的男人，私人的女人》分成两个部分来处理这个问题。第一部分围绕女性为何被排除到公共领域之外的问题，梳理了从柏拉图到马克思一系列重要思想家是怎样在公私之间界定女性身份的。第二部分则审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各路思想，探讨西方思想遗产对女性主义的影响，并通过对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反思和批判提出重新构建公共和私人世界的问题。

在西方思想的开端处，公共与私人的区分就被视为一般社会的根本秩序原则。古希腊把公共与私人的世界分别对应于自由的与必然的领域，私人世界围绕着人们基本的需要展开，与肉体的吃喝拉撒、性欲繁殖联系在一起；公共世界指向的是超脱了这些必然需要的话语和行动的领域，事关人之为人的理性、尊严和道德目标。这样的划分一举奠定了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的主次位置。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假设为女人匹配了从属的地位，因为女人“不完善的理性”和“有限的善”与处于私人领域的家庭是契合的，关于女人天然的从属地位甚至不需要像对待奴隶制那样去费劲地加以证明。

爱尔斯坦认为是基督教革命为男女地位、公私界定带来了实质的转机。这是通过颠覆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的重要性排序实现的。基督教思想肯定了先前所说的必然的领域，于是，在政治世界之外的、曾经受到蔑视的空间以及其中的个人和家庭获得了尊严。私人世界不再仅仅作为供给公共世界的必要条件，而是和善的秩序相关，换言之，与灵魂的不朽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政治的世界变成了强制的、不自由的领域，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基督徒的内心生活。基督教颠倒了公共世界和私人世界的次序，而在某种意义上为改变女人的处境提供了可能性。

针对基督教革命向公共领域至上地位发出的挑战，有来自不同方向上的回应。马基雅维利重塑了德性的概念，彻底把私人道德踢出公共领域，女人由此再次被限制在私人领域。以菲尔默为代表的父权制理论则用家庭中的支配关系来解释政治权力关系，结果是不再有纯粹的公共领域，也不再有纯粹的私人领域，二者事实上融为一体。尽管表面上，霍布斯与菲尔默都是绝对主义统治的支持者，但是，霍布斯无论在认识论上还是本体论上，都是个人主义的。对霍布斯而言，最重要的是建立秩序，秩序的建立不是基于人有与生俱来的社会性，而是要通过契约，通过人为的方式。家庭被置于前政治的状态中，家庭并不足以为公共领域提供秩序，相反，还要防范代表私人道德和情感的语言的影响，这实际上在公共与私人之间构筑了无形的屏障，而男人和女人一道，都处于“失语和受制于人的可怕平等”中。随后，爱尔斯坦进一步在自由主义重建公共私人边界的努力中寻找有关女性的思想。她认为洛克赞赏从身份到契约的理性化生活，但却从认识论上给予了女人接受教育、进而过以理性为基础的公共生活的可能。边沁和密尔的工作都是在洛克经验主义的基础上进行的，其中边沁的功利主义“把工具理性的规则带向了它的最高峰”，然而，功利主义在义务问题上却是无力的，因而也不可能在公共与私人关系上给出清晰的边界。密尔认为让女人进入公共世界并获得平等权利是人类理性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种授权又是不彻底的，一旦遇到经济问题，一旦要去维护家庭这个避风港，女人又会被退回到传统的私人世界中。

接下来，卢梭、黑格尔和马克思被爱尔斯坦放在一起叙述，或许并不单单因为他们都倾向于从整体的视角去看待人，而是因为他们都试图在自由主义抽象个人的假说之外提供更加复杂的思考路径。卢梭的公民不是精于计算的理性个体，而是情感丰沛的鲜活存在，一个合格的公民需要在能够培养德性的家庭中成长起来，而男女的分工是保存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必要条件，在卢梭看来，如果没有女性守护好家庭，公共领域就难以存在。随后，爱尔斯坦从黑格尔的概念范畴和方法入手，揭示出他是如何把人类意识与主体的历史处境联系起来的，进而将人类真正的自由根植在历史之中，而非个人主义之上。黑格尔关于公共与私人的辩证法揭示出了由家庭、市民社会到国家、从特殊到普遍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公共与私人这两个世界并不是分裂的，而是互相成就又有高低秩序。私人的世界完全由公共的世界决定。不过，落实到两性的身份上，黑格尔又回到了男女天性的目的论上，女人要接近更高的普遍性，必须通过与一般意义上的丈夫和一般意义上的孩子之间的关系来实现其伦理意义。早期的马克思和黑格尔一样盛赞作为伦理共同体的国家，但后期的马克思倾向于认为，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离开来的做法不过是让国家成为服务于有钱有权势者的工具而已，同时也并不存在独立于公共领域的世外桃源。那么，女人要挣脱私人领域而到政治世界中争取权力的活动也不过是徒劳。马克思追求的人类解放，实际上是要通过消除一切区别，当然这也包括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的差别，而达到个体的人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的同一。不过，爱尔斯坦对马克思的批判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恰恰是希望塑造出充分的个性和真正自由的人，为个人自由的发展开创社会条件。

话语的暗线

在爱尔斯坦叙述思想史发展的部分，如果说公共与私人的二分是一条明线，那么至始至终还贯穿着一条暗线，即话语或者言说的问题。有效的言说是公共行动的组成部分，被驱逐出公共领域意味着陷于沉默，在传统的公私二分中，女人是被噤声的。在柏拉图的哲学中，言说的能力是人通向理念世界的桥梁。但并非所有人讲出的话都能成为公共的言说。事实是古希腊的男人垄断着公共言说，只不过柏拉图为了解决“公”与“私”、“一”与“多”的矛盾，“在话语中超越了他的时代”。爱尔斯坦提醒读者的是，允许女性进入护卫者阶层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城邦再生产的需要，并且以完全去私人化为前提的，公共的声音只有一种，这也渗透到所有的教育当中。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完全的去私人化代价过大了，为了构建某种秩序，可以让一些人说话让另一些人沉默，“男人才是讲话的动物”，女人虽然能讲话，但从天性上不具备讲出理性话语的能力，于是被归到“次要的”领域。

基督教开始用简单而直接的日常语言塑造信仰，奥古斯丁极大地拓展了对“人”这个范畴的定义，但是阿奎那在运用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构建秩序时，还是将言说的权力仅仅交给了男人。基督教对女性权利最大的推动在于允许作为压迫者的女人发声，特别是路德，他鼓励运用地方化的日常语言探讨重大问题，帮助女人跨越过去由于被禁锢在私人领域而造成的语言和学识上的障碍。路德是“人类话语的解放者”，说话者没有禁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不会依据性别来区分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对话，于是，女性有了走出沉默的可能。

爱尔斯坦将父权制与自由主义传统放入同一章来论述，使二者形成了有意思的“对话”。菲尔默把家庭与政治合二为一，于是人们只能听到父亲雷霆万钧的命令，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国家中，其他人都只是报之以默默地服从。而话语在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中是危险的，因为煽动性的语言会成为暴乱的诱因。他之所以强调简化的、科学化的语言，也是为了尽量避免争论和混乱出现，爱尔斯坦认为这意味着霍布斯同时在公共与私人领域剔除了道德词汇。在沉默之中的不只是女人，男人也如此。洛克区分了激情和理性，同时也严格区分了公共和私人的两个世界。洛克这一明晰的区分强有力地替代了父权制的思想，然而，契约式的公共语言对私人社会关系的侵蚀也已经启程，并“在我们的时代达到顶峰”。爱尔斯坦非常敏锐地意识到，自由主义对父权制的胜利并没有像思想史通常描述的那样彻底，而这一胜利很可能仅仅是局部的和暂时的。语言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肌理，区分公共与私人，并不能阻隔语言在二者之间互相渗透，如托克维尔在美国观察到的家庭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紧密结合，也说明了这一点。

就公私语言的相互渗透来说，黑格尔有更强的表述。尽管黑格尔信奉男人是公共的存在，女人是私人的存在，但是，语言对于共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公共和私人的经验而言是本质性的，女人作为语言的使用者，也因此参与到了公共生活之中，分有了普遍性。爱尔斯坦发现，虽然在黑格尔看来公共世界决定着私人世界，但事实上，女人并没有绝对地被隔绝在普遍性之外。

反思西方女性主义思想

爱尔斯坦把非常长的篇幅给了第一部分，她显然认为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的话语体系需要到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的传统中理解，这一思想传统不仅孕育了有效限制和压制女性的理论框架，而且也构成了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武器的来源。爱尔斯坦在书的下半部分聚焦激进的、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以及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分析它们的思想脉络和存在的问题。尽管并不是每一种女性主义思想都有明确的政治思想形式，但她认为公私问题是所有女性主义思想在构建女性身份时绕不开的主题。

首先，爱尔斯坦指出激进的女性主义重新回到本体论之争，肯定“男女生而不同”这种对“所有男人”和“所有女人”的本质描述，由此轻而易举地将厌女症翻转成厌男症。她认为以历史生活方式存在的父权制虽然已经结束，但其影响挥之不去，不单是作为某种意识形态而继续发生作用，还由于父权制的逻辑方便好用，女性主义使用起来也十分趁手，只要用“母权”置换“父权”、用“女性至上”取代“男性至上”即可。当然，这同时意味着取消了公共的和私人的、政治的和个人的区分，用身份政治最具煽动性的口号来概括，就是“个人的即政治的”。值得警惕的是，这样很可能带来极权主义式的解决方案，在这个前提下，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都可以放入性别战争的框架来解释。事实上，在当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对女性主义本身构成的伤害。一方面，既然身份具有决定性的政治意涵，那么女性身份是不是可以继续细分？比如异性恋的女性和非异性恋的女性，结婚的女性和不结婚的女性，生育的女性和不生育的女性，等等，如此细分下去，还能否在女性内部形成大致能够获得共识的目标？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很容易被简化为凭借某些生物学证据在性别间掀起的非此即彼的斗争，今天我们经常看到一种现象是：女性主义者的诉求常常在一开口时就被贴上了“女拳”的标签，女性争取正当权利的声音也可能因此无法获得倾听和尊重。进一步讲，身份政治诉求的解决之道恰恰是“非政治的”，它简单而粗暴的逻辑，潜藏着极高的被反噬的风险。

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既继承了西方自由主义的批判力量，同时也继承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弱点。早期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主要是要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追求权力，比如争取平等的选举权、获得参政机会，从而净化一直由男人主导的“肮脏”的政治领域。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坚持女人要参与到公共领域中去，同时也不放弃私人领域的角色。然而，这其中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如何能平等地参与到这两个领域中，也许只有少数女性能够真正实现双重角色的自如转换。其次，也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如果解决方案的重点在于形成明确的利益集团的话，这样的女性主义能服务于所有种族、阶级的女性吗？于是种族和阶级的分歧随后就会浮现出来。事实上，今天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不同阶层的女性在争取权利时的巨大差异，而所谓女权往往是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和中产女性来定义的，下层的女性仍然是沉默的、无力的群体。此外，爱尔斯坦还揭示出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一个矛盾的愿景，一方面将女人的次等地位归因于被圈定在私人领域中，另一方面又不停地赞美并希望保留女人与私人领域相关的独特品质，比如贤惠、自我牺牲等。相应地，女人往往被刻画成清白无辜的被牺牲者，女人的悲惨处境反而成了她道德形象的塑造者，这种受害者心态无疑会造成女人在自我理解上的扭曲，使她更加难以走出这种困境。

让·爱尔斯坦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这部分，爱尔斯坦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出发。在恩格斯对历史的叙述中，公共和私人领域被类比于生产和再生产领域，但这种相似性并不是由家庭推向国家的，而是相反，是由生产领域推向再生产领域的，其中，“政治制度就像不能独立生存的寄生虫那样附着在生产领域上”。在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经济维度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政治维度，女人受到的压迫源于无法进入生产领域，因此解放的关键在于女人要跳脱出再生产领域而进入生产领域。这个逻辑的最大问题在于忽视了人作为自我反思主体的复杂性。爱尔斯坦接下去分析的女性主义中细分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有着相似的倾向。“针对当前社会疾病开出药方，但同时又不得不预言人类将越来越不可能在私人或公共世界中拥有丰富和持续的社会关系”，因为在这些药方中，个人是缺席的，政治也是不可靠的。不过，显然爱尔斯坦执着于批判马克思主义对个人与政治问题的轻视，但她也没有重视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在挑战女性压迫源于资本与父权制等传统力量合谋方面的进展。

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也是爱尔斯坦在书中明确表示自己认同的立场。爱尔斯坦肯定了多萝西 · 丁内斯坦的观点：公共与私人两个维度不可分离，且没有主次之分，“如果不马上有所行动，迅速‘打破女性在儿童早期独自承担抚养责任的状态’，文明本身就真的会终结”。母职（特别是抚育婴儿的职责）单独由女人承担，这塑造了女人在公私领域中的处境。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是：要去理解男人之所以控制女人，就要去回溯女人育儿过程中拥有的强大权力，男人惧怕女人，因为女人由于育儿而参与了创造历史。然而，爱尔斯坦认为丁内斯坦把改变育儿方式的问题仅仅视作技术条件，而忽视了这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给出的方案就过于乐观了。乔多罗的方案是用社会化的养育来减轻母职的压力，对此，爱尔斯坦担忧的是，这种养育方式无法顾及个体化差异而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发展。无论如何，相较于前三种女性主义，爱尔斯坦认为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仍不失为最有前途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温和的方案：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简化，而是要丰富

经过了西方思想史和女性主义思想的梳理和批判之后，读者或许很期待爱尔斯坦能在最后一章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然而，她明显不愿意给出某种整体性的方案，因为她认为生活的丰富性和社会角色的多样性弥足珍贵，所以也并不希望用哪个整齐划一的方案终结已有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她之所以把重建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范围限定在理论框架中和有限的政治范围里，是她非常清楚政治太容易成为无限破坏力的发动机，因此必须要节制和审慎。她非常小心地指出，理论上的工作要在自我理解中融入女性主体的女性解放叙事。爱尔斯坦也是以“女性主体的自我理解”为标尺，去评价几位做出相应努力的思想家。

以多萝西 · 史密斯为代表的探究性模式认为不能一味地把女性作为观察的对象，而是让女性成为观察的主体。爱尔斯坦用相当隐晦的方式，暗示了这种探究模式更加看重普遍的、抽象的方式，从而贬抑了汇集各种特殊和具体的私人领域。第二种是西蒙娜 · 波伏娃开创的启发性模式，这种模式致力于推动女人在积极参与中获得自我理解。但是，在《第二性》所展开的复杂历史和思想阐释中，男人身处的“超越性”领域才是女人要追求的目标之地，第一性才是“超越性”的真正模板，因此，要摆脱第二性的地位就需要通过自我否定的方式来实现，这是让爱尔斯坦无法接受的。

究竟什么才算用政治话语去构建女性作为主体的自我理解呢？爱尔斯坦提到了一个例子，即关于美国反堕胎生命权运动的探讨，“同情地看待和聆听主张生命权的女性，并把她本人的认知作为批判性探究的起点而非终点来理解她的立场”。换言之，不论一个事件、运动引发了多大的争议或者有多么激烈的反对声音，同情式的观察和理解都是爱尔斯坦支持的理论方法。她随后举例的“完整女人气质”运动，显然也遭到了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广泛谴责，然而，她提醒读者：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那么多的女人愿意报名参与这个运动，这个运动为女人提供了何种意义以及哪方面的认同？如果仅仅把“完整女人气质”当成一种意识形态而唾弃，实际上会错过了同情式聆听的机会，也错过了深入到部分女性自我理解和需要之中的机会。

当然，爱尔斯坦并没有直截了当地给出重建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具体做法，但是她强调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必须避免专横和抽象的思考方式。她对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想资源的探索表明了她对历史维度的强调，女性主义要完成公共和私人领域的重建，不可能在排除已有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的前提下完成，更不可能靠诉诸那些普遍和抽象的概念而成功。爱尔斯坦在讨论重建私人领域时主要针对的是家庭生活的贬值和衰败，这也正是她当时写作的背景：20世纪70年代反文化运动过后，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家庭形式，以及反对家庭的潮流异常活跃。爱尔斯坦指出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思想传统是这种贬抑家庭潮流的理论来源，家庭长期被放在次于政治的位置上，与此相反，她认为是家庭真正建构出了共同人性的基础，家庭是创造意义的场所，是文明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抵御政治世界侵犯的堡垒。捍卫家庭，无疑是爱尔斯坦重建方案中最为明确的立场和出发点。

西方思想传统对公私界限的严防死守，特别是古典时代对公共领域的推崇和对私人领域的贬抑，实际上解释了女性主义要冲破公私界限、去夺取公共领域“高地”的冲动，同时，爱尔斯坦也揭示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男女社会性别的分工并不简单地指向某种高低秩序，这种分工的严格限制背后掩盖着一种恐惧，它表现为厌女症、对母亲权力的恐惧，恰恰又折射出了对私人世界致命吸引力的担忧和防范。在考虑重建私人世界的问题时，爱尔斯坦把孩子的抚养和教育纳入到思考的中心。一些把反对家庭视为反抗男权的女性主义者，往往以解放的名义贬低母职。与此相反，爱尔斯坦肯定女人是家庭和人类生活的保护者，从母职中衍生出的道德语言指向的是责任感和对他人的关心，那么，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法则拓展到男性的世界呢？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家庭不仅是重建私人领域的核心，而且也是连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枢纽。

关于重建公共领域的问题，爱尔斯坦认为，由古希腊流传至今的对“公共空间”的怀旧式探寻，事实上是对已运行中的公共行动和公民身份的熟视无睹。在她看来，公共领域的重建绝对不是推倒重来，也不是去构建一个与现实背道而驰的政治世界。她用残疾人要求进入公共建筑物的集会进行类比，其实这既是一个示例，也是一个隐喻，女性要进入公共空间，不应该用推倒公共空间的方式。虽然残疾人集会这个行动是由“利己的”目的而起，但是这一行动本身构成了一种民主实践，行动最终的结果指向的是公共的担当和责任。更加直白的意思或许是：女性主义对公共世界的重建，从起点上可能是利己的，而有效的政治行动绝不可能仅仅是自私的。

纵观全书，爱尔斯坦由西方社会政治思想传统中的公私二分问题切入，最后又以对这一思想传统的反思结束。尽管西方女性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去批判这一思想传统孕育了性别不平等，但它同时也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想的摇篮。爱尔斯坦对经典文本的研究，让她更加审慎地去对待这份遗产。她认为公共和私人是共生的，不能消除一方而保留另一方，更不能擦掉二者的界限。问题的解决之道不是简化，而是要丰富。既不指望可以通过占领公共领域或者仅仅通过国家一劳永逸地让美好蓝图变为现实，也不是要用一个普遍的、完全一致的方案来整合女性主义，而是在多样性和冲突之中保留活力，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公共和私人两个领域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理解，而她后来在《女人和战争》《简 · 亚当斯和美国的民主梦》等作品中又进一步尝试了这样的探索。

爱尔斯坦认为需要直面充满各种冲突的社会，允许不同群体的诉求共存，从而构建一种参与式的共同体。女性是否追求一种普遍的权利，这并非不证自明的，比如在一个社会内部，单身女性的身份认同与母职认同之间往往存在分歧，此外，不同文化下的女性主义诉求也会有巨大的差距。在爱尔斯坦后来的研究中，尤其是对中东欧的关注，她描绘了女性主义在其他文化中呈现出的不同面相，特别是西方女性主义的强势输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被视为新殖民主义或者西方文化霸权的代名词。退一步讲，即使在西方内部，北美版的女性主义也是充满争议的。爱尔斯坦认为女性主义者在进入不同文化母体之中时，应该学会用他人的眼睛看世界，并且尊重特定的文化需要和不同的迫切需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从女性主义分析的进路上看，还是在女性主义问题上的立场，都可以说爱尔斯坦是美国女性主义圈子中的异类。她是一个典型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她后来的学术发展中，又进一步显现出了她的保守主义倾向。特别是 2003年出版的《对恐怖主义的正义之战》，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她对 9·11 后小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此后她也因此备受批评甚至是攻击，这部作品经常被解读成她为美国对所谓“恐怖分子”实施酷刑所做的辩解。不过，无论是对自己的女性主义观点，还是在政治外交上的保守派立场，她都从不畏惧逆势而行，不畏惧外界的质疑和挑战。至于这种十分坚韧的作风，或许我们可以从爱尔斯坦的经历中窥知一二。

她既是一位思想的贡献者，也是其思想的践行者。她同时受聘于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系和神学院，2013年逝世之前发表了600多篇文章，22本专著与合著，曾担任美国学术与科学学院院士和公民社会委员会主席，2002 年获得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的最高奖——古德诺奖。在政治上，她曾是美国总统小布什和罗马教皇保罗二世的顾问，并一直积极地在公共媒体上发声。然而，这些成就的获得并不容易，甚至可以说极其困难。她有着非常不好的人生开局，她10岁患上小儿麻痹症，医生断定她这辈子从此不能行走；她18岁结婚，19岁生下第一个孩子，23岁离婚，成了三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和第二任丈夫再婚后又生了第四个孩子，此后始终在一个大家庭和繁忙的学术工作、社会工作之间奔波，她的人生就是她女性主义思想的写照，她始终不断努力在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里成为活跃的反思者和参与者。

尽管距这本书的初版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书中所揭示的很多问题在今天依然困扰着我们，比如女性主义内部的分裂，单身女性与婚育女性、高知女性与受教育较少的女性之间利益诉求的分歧；比如替代政治的问题，社会被一些议题深深地分割开来，标签化的解决方式使人们陷入无休止的争吵。比如由此出现的泛性别战争和女性主义的污名化，使很多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不公直接在一片嘈杂声中被忽视掉。爱尔斯坦写作这本书的时候，美国社会也开始面临诸多上述问题，她在理论上所做的深入批判与反思，无疑也为我们思考当下中国社会的相似问题提供了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