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荫下：传统中国家庭的兴衰

我十四岁时，曾听父亲与长我二十岁的长兄讨论熟识人家的家业兴衰及其境遇。兄长总结道：“资财是公家（the nation）之利，私家（every family）只是暂时拥有，实则周转不息。”我已经记不得父亲的回答，但从那时起，我意识到家族的命运沉浮，不仅在我熟悉的周遭世界如此，在我几无所知的其他社区亦如此。

颇有意思的是，杨懋春博士在描绘自己于斯长成并有亲身感知的华北农村老家时，有如下观察结果：

我们村没有一家能保有地产规模不变超过三代四代。一个家庭往往辛勤劳作、省吃俭用，直至能买地置业。第二代承袭此道，继续购买田产，使得家族兴旺富庶。而第三代便开始耽于享乐，入少出多，他们不再添置新的土地，渐渐地还开始变卖祖产。到第四代，土地卖得更多直到家族一贫如洗。如此循环甚至无须百年即可完成。这挥霍无度的一代过世之后，他们的孩子再次开始积攒财富。这些人出身穷苦，深知拮据为何物，他们认识到努力劳作和勤俭节约对于恢复家族财运之必要。此时原来的大家族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若干贫困的小家庭。其中有些小家庭开始购置土地。于是同样的循环再次开始。

就资源和人口的比率而言，在给定技术条件下，这一观察结果缺乏可信度，几近于天真。因为人口过剩在中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使所有可耕种土地在农民中均分，人均土地占有量也不足半英亩。仅靠“努力劳作”和“勤俭节约”，恐怕难以使家族繁荣兴盛。但当我们考虑到这种不利境况对所有家庭来说都是同样的，我们就不难肯定上述有关家族变迁的观察。

并且，家运兴衰不仅体现在农民身上。这在帝国的显赫家族那里也十分显著。有些家族在几代人内其兴也勃焉，但其中大部分其亡也忽焉，几代之内就跌为寻常百姓家。许多家族都是在两代人内起起落落。

为了寻找文献证据，我查阅了一些典籍，包括《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和《清代名人传略》。第一本书包含超过12000项条目，我比较了其中所有同一姓氏的人物的籍贯。如果两个姓氏相同且籍贯相同的人，年龄差在15—60岁之间，我便假定两人存在血缘关系——可能是父子或祖孙关系。结果表明，符合此标准的人数少得惊人。

第二本书提供了在一个王朝（清朝）内约700人的传记，以及关于他们的出身、生平和功业等详细材料。对这些数据的研究表明，在任何一个家族中，尤其是在直系亲属之间，才智，特别是政治声望很少能持续两代以上。父子二人都杰出到足以被列为两个单独条目的情况就更为稀少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反驳，认为这两本书仅仅记录了地位尊崇之人，而忽视了地位低微的群体。我们可以通过对地方志中所载传记的研究来回应这一反驳，该研究详情载于附录四。

尽管这些记载有其局限性，我们却不能不为它们揭示的事实所震惊，尤其是考虑到它们所处的文化——时至今日，在这种文化中，对于多数天资聪颖且追求功业的人而言，人生唯一的重要目标仍是在官僚体制中取得上位。当我们意识到政治地位并不取决于人地比例（man-land ratio），而是强烈地依赖于影响力，尤其是家族影响力时，这些史录所揭示的事实就更为惊人了。正如古谚所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如此，我们便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社会和政治爬升机制的内在倾向促使显要的家族延续荣光直至无限，特别是在直系亲属之间。另一方面，这些显赫的家族实际上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便衰落了。

为什么家族会兴衰沉浮？我仔细地分析了其中一些家族，发现那些导致家族兴盛或衰落的成员的行为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兴家者往往谨慎、理性、节俭、勤劳和诚恳，而败家者则多虚荣、冲动、奢侈、散漫和傲慢。随后，我研究了朝代的兴衰，查阅了一些旨在阐述所谓中国历史之循环的文学作品。著名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在其杰作的开篇便展现了一种宿命论式的洞察：“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The conditions under heaven are such that, after a long disunity, there will be unity; after a long unity, there will be disunity.）

采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历史学家在这一主题上基本分为两个流派。一派以魏特夫博士为主，认为中国社会由三部分组成：（1）国家或统治阶级；（2）官僚集团，以及与其共生的阶层；（3）百姓或农民。这派观点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的第二部分会倾向于牺牲其他两部分来为自己谋利，从而导致普遍危机和王朝覆亡。用魏特夫博士自己的话来说：

由此产生了一个经济—政治的恶性循环：新型私有财富累积，官员、“乡绅”、巨贾私有田产累积，田赋减少，国力疲弱，耕地危机，内部危机，外部危机（入侵），国家危机。尽管这一恶性循环会因为“朝代”兴替而得到周期性缓解，但是从未被真正克服。

另一派学者的观点则是基于人口过剩这一相对较为明显的事实，提出时间更早，故而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同。他们的结论是，天下承平日久，人口增加，但资源，即土地和技术，却基本保持不变。当人口过剩超过临界点，动乱时期随之而来，饥荒、洪涝、瘟疫、内战和无处不在的匪患又使动乱加重。这导致人口大幅度减少，使得国家在新的朝代重新获得一段和平时期。有一位作者谈到，他越是研究中国社会，就越是信服著名的马尔萨斯人口法则。

无可否认，这两种进路各有其道理，但若按照我的思路则有一个新的要素。我仔细考察了统治者及其官僚机构的情况，发现王朝的开创之君与其先辈面对自身问题时通常展现出智慧和洞察，在治国理政上也极其勤勉，兢兢业业。而失国之君及其前任则显然缺乏对于问题的良好判断力和理解力，他们要么荒淫残暴，要么软弱无能。前者通常有一班贤臣良将；后者则主要依赖宦官后宫，对诤臣却闭塞天听，甚至残酷杀害。在这样的统治下，纵使百姓穷困潦倒，哀鸿遍野，皇室及官僚在花销上仍有增无减；统治者和他的宠臣或是没能意识到形势之严峻，或是故意置之不顾。

因此，在王朝倾颓之际，不仅可以看到官僚干扰田赋以及人口过剩等问题，统治者及其臣子的羸弱也同样显而易见。后者所起的作用实在不能小觑。

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型社区中普通家族的盛衰、庙堂上的宦海沉浮，乃至帝王统治的兴亡，都呈现出共同的特征。兴盛的家族群体通常由拥有一系列人格特质的个体组成，而衰落的家族群体则往往由具有不同的另一系列人格特质的个体构成。

为什么组成没落家庭的多是软弱人格，而兴旺家庭的成员则具有坚强特质？就统治阶级而言，继承人和其余年轻子嗣过早地接触后宫和宦官，至少部分造成了其软弱无能。但在普通家族中并没有这样现成的答案。这个问题困扰我多年。不久前我意识到，在中国一些地区，富裕之家和贫困之家在社会行为（social behavior）上存有差异。富贵人家和书香门第往往比穷苦家族更加执着于社会所认同的大家族理想；这一点明确地解释了富人中大家族作为一个整体和穷人中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

以此差异为出发点，我开始对西镇的文化进行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在这里找到长期未决的问题的答案——与其说是富人和穷人社会行为之间的差异，不如说是同种社会行为因为经济和身份的不同而导致的结果上的差异。此处所言的社会行为以“祖荫”为核心。

在西镇文化中，祖荫对个体人格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两点：权威和竞争。前者包含了父子一体（father-son identification）和大家族理想；后者就以下三项或其中一项进行：（1）共同祖先的荣耀，（2）宗族内某特定支系的荣耀，（3）祖先后代中最受青睐或最显赫的地位。

父子一体和大家族理想互为支撑。二者共同造就的社会体系（social system），彻底剥夺了年轻一代全部的独立意识，同时又使他们可以分享源于近祖或者远祖的财富或荣耀。这些因素也为某种教育奠定了基础，这种教育依赖于过去，旨在以长者的形象塑造年轻人，并鼓励这里的年轻人比欧美的青年更早地进入成人世界。

这种世代间的父子一体及教育过程的必然结果是，富人的儿子像他的父辈一样富有，穷人的儿子和他的父辈一样贫穷。富人的儿子不仅继承父亲的财富，还享有他的权力和威望。穷人的儿子除了承袭父辈的贫困，还熏染了他的卑微或低贱。和父亲一样，穷人的儿子必须辛苦劳作以求所需。他们不得不和父辈们一样为生存而挣扎。富人的儿子处境截然不同，他们的父辈可能通过劳作博取了今日的地位，但因为害怕有损父母颜面，他们自己不能通过劳作获得所需。对富人而言，儿子不用工作是他们社会身份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年轻一辈没有任何表达自我的有效途径。现在，他们和自己的父亲一样，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事实上，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欲求，财富、权力和声望都会纷沓而至。

这些差异在影响个体人格的第二个要素上最为显著，这种文化所定义的竞争不过与权威一脉相承，并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

无论贫富，西镇人的竞争都十分激烈。但穷人仅是为了生存而竞争，富人则远不止于此，他们是为了权力和声望而争斗。这就导致了两点差异。第一点，穷人为谋生计疲于奔命，几乎无暇顾及旁的事，因而祖先意识薄弱。至少，他们不以告诉祖先自己的现状为荣。富人生活优裕，可以轻易过上自身所欲求的生活。他们过得快活，主要的快活之事或是光宗耀祖，或是让子女在亲族中出类拔萃，或两者兼而有之。

第二点差异其实已经包含在第一点中。他们不仅在祖宗面前竞争眷顾，也在家庭内部竞争。贫穷家庭的年轻一辈不仅对远祖毫不关心，也没有动力去争取父辈的认可。穷困的长辈亦没有任何物质财富可以留给年轻人，而富裕的父亲则可以用纯粹物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满意和不满。

因此，虽然父子一体同样存在于贫富之家，但经济地位的殊异导致富裕的年轻人和贫穷的年轻人形成两种类型的人格：前者高度依赖长辈和传统权威，后者高度独立于长辈和传统权威。终其一生，穷人的孩子必食力而得，富人的孩子则坐享其成。

这一现象不仅存在于小社区的人们中，对于大地方的居民亦是如此；不仅平民百姓如此，达官显贵也别无二致。

（本文系《祖荫下：传统中国的亲属关系、人格和社会流动》一书“绪论”，[美]许烺光著，王燕彬译，九州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