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让一种红木的名称成了这个地方的名称，或者说，是什么让这里成为巴西的？自从葡萄牙人来到这里，每一代人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有些人得出的结论比其他人更积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历史也不是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巴西的历史很短，只有500年——至少如果我们坚持官方说法，那就是它始于葡萄牙人的到来——而且也是一段充满困境的历史。一旦被唤醒，历史就会诉说一切，并且喜欢参与争论。历史改写了概念和神话，质疑了许多关于巴西的假设，揭示了真正值得重新解读的趋势和反复发生的事件。历史与时间博弈，纠缠、梳理并重组贯穿的主线。历史一只眼睛审视过去，另一只眼睛则注视现在，甚至看向未来。
18世纪巴西种植园
自巴西红木的产地被命名为“巴西”以来——这是该国首次确立其国家身份——巴西经历了一段充满国内冲突、暴力、自治企图和平等要求的漫长历史，这段历史也伴随着人权和公民权的逐步发展。巴西的故事很常见，但又很独特。从遵循可预测的事实和数据的意义上看，巴西历史并没有任何演变的痕迹。一方面，这一进程与所有现代国家的进程非常相似，都在17-19世纪为个人自由而斗争，而在20世纪为争取集体自由而斗争。此外，人们逐渐认识到一种新的权利，它既非个人的也非集体的，而是人们享有可持续环境和民族文化遗产的权利。但是，巴西的故事还有另一面。在巴西，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远远落后于争取社会权利的斗争。直到1970年代，该国才开始积极捍卫民权，开展了针对非裔巴西人、妇女和性少数群体（LGBT）以及环境的运动，即便如此，至少在最初阶段，这些运动仍是试探性的。某些权利的行使并不一定导致其他权利的行使。然而，如果没有公民权利的保障——公民权利的规范性原则是个人自由——如果不理解守法的人必须享有平等的权利，不管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就没有公民权。
权利从来不是所有社会群体同时获得的。这些权利的意义是不断变化的，对民权胜利的反应也是如此。巴西历史与争取权利和获得公民权利的持续斗争密不可分。作为一个殖民地，该国经历了一种基本二元性——一边是大量的土地占有，而另一边是奴隶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1822年巴西成为共和国大陆上唯一的君主制国家。尽管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但1824年由皇帝颁布的第一部宪法实际上只允许一小部分自由民直接投票，它导致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且以奴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未受任何影响。
如果历史记忆是我们的使命，那么奴隶制那段根深蒂固、漫长的历史就不容我们忽视。它的疤痕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甚至出现在我们的建筑中。住宅公寓楼有一个供用人使用的后门，并且仍然有为女佣专门建的很小房间。社会和种族歧视反映在我们的词汇中——穷人，尤其是非裔，在当代巴西不断成为歧视和不公正对待的目标。奴隶制的定义本身就意味着自由和平等的基本权利的剥夺。在法律术语中，奴隶是没有权利的人，“奴隶无身份”——根据罗马人的经典定义，奴隶没有名字也没有过去。一个出身不明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外国人。当然，巴西的奴隶通过叛乱、激进主义和谈判改写了这一名言。但是，在我们社会的核心，这种观念仍然存在，并且顽固地持续着，即有些男人和女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生理条件和他们的地位而不同。巴西穷人和混血下层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命运遵循着大致相同的模式，他们陷入了一种强者对抗弱者的统治结构，即“上校主义”。这一制度维持了个人对权贵的依赖，而不是促进公民和社会权利的逐渐获得。“恩惠”实际上是巴西的一种国家货币，实际上是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它赋予少数个人膨胀的权力，对合法政府造成巨大损害。
尽管在第二王朝时期建立民族认同成为优先事项——以浪漫派印第安主义的形式，但直到共和国时期“巴西人”的思想才开始扎根,即归属于一个社会的感觉，一个认识到其团结源于身为巴西人的集体经历的社会。巴西人不再是臣民，他们现在是共和国的公民——根据一项法律并由他们的集体存在而团结在一起的一群个体。首次引入一种次公民身份形式的进程始于第一共和国时期。1888年奴隶制被废后，以前的奴隶不被承认是平等的，他们被称为自由民或为贬损《黄金法》的颁布日期而被称为“5月13日”。人们假设法律规定了自由而不是平等，这个假设被当时以科学的名义提出的种族理论所支持。然而，共和国的进程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首先是争取平等、劳工权利和全部公民权利的斗争。如果说这一政治时刻导致了由巴西人和移民领导的罢工和公众示威，那么社会排斥政策也显示了该政权的新面貌——而这才刚刚开始。
1930年代热图利奥·瓦加斯
随着1930年代热图利奥·瓦加斯的崛起，广泛的社会立法出台以保障对工人的法律保护。但也存在一个悖论：它是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的。热图利奥·瓦加斯的独裁统治促进了社会权利，同时压制了政治权利。1946年的宪法标志着巴西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时期的开始。这一时期保持了瓦加斯时代的社会进步，同时重新引入个人和政治权利作为行使公民权的基础。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独裁政权，这次是由1964年政变导致的军事独裁，它再次成为实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阻碍。从那时起，巴西人就倾向于认为独裁政权全然就是军事独裁，但瓦加斯总统的“新国家”显然驳斥了这一观点，“新国家”镇压了一切政治权利，并以武力维持统治者的专制统治。直到1988年宪法——恰当地被称为“公民宪法”——之后，稳固的民主体制和充分的公民自由持续而持久的时期才开始。在1987年制宪议会的开幕式上，尤利西斯·吉马良斯毫不含糊地宣称：“这个国家想要改变，这个国家必须改变，这个国家将会改变。”他是对的，巴西变了。30年前，没有人能想象这个国家会选出像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这样有教养的学者、像卢拉这样的劳工领袖，或者像迪尔玛·罗塞夫这样的女性和前游击队员担任巴西总统。
但是，1985年，在军事统治21年后的第一位文人总统就任时，没有人能预见这个国家再民主化的未来方向。当代巴西的创立是一项艰苦的重建任务。政治体制得到巩固，三权分立，选举自由且定期，人民可以自由表达政治观点。民主不再被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本身就是目的。平等权利现在是公众辩论的中心，在社会不平等的背景下申明所有公民的权利，同时纳入平等对待少数群体——老年人、LGBT群体和儿童——的新的个性化权利。
尽管如此，在巴西，极端的社会不公仍然与民主并存。尽管该国目前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但从教育、工资和预期寿命方面衡量，该国是拉丁美洲社会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该国制度远非真正的共和制度。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建立在任人唯亲的基础上，无论是在政治体制内还是在国家公共机构内。尽管选民人数呈指数级增长，但选举制度和政党运作所特有的不道德程序并未随之改变。由于公共资金不断被挪用以及对政府政策缺乏控制，腐败之风有盛行的风险。
巴西进入21世纪时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巩固民主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最大遗产。没有完全民主的政治制度：民主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调整和扩大的概念。如果巴西想与世界上其他现代民主国家并肩前进，其主要的挑战就在当下。接下来的议程是什么？巴西将选择哪条道路？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
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曾于1995年至2002年执掌巴西，在连续两届总统任期内，他成功地抗击了通货膨胀，重组了政府基金，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他还是巴西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并为其巩固和壮大做出了贡献。除其他原因外，他的政府因投资于战略性公共部门领域脱颖而出，与瓦加斯总统的计划截然不同。卡多佐政府实施了第一个财富再分配计划，该计划让贫困家庭受益，让他们的孩子可以继续上学。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总统的政府也积极参与社会领域，实施了食品补助计划和消除童工计划。第一夫人、人类学家鲁特·卡多佐与她的丈夫一起工作，并参与了许多关注贫困人口的社会项目，例如“团结社会”、“团结一致培训”和“团结一致扫盲”。
随着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2002年当选，巴西工人阶级首次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权力的平稳过渡中，一名在孩提时代离开饱受干旱之苦的伯南布哥内陆地区前往圣保罗的工人阶级男子，在他不识字的母亲和七个兄弟姐妹的陪伴下，成了巴西总统。卢拉是一位拥有工会背景的左翼领导人，他赢得了劳工党主席的选举，而正是他在1970年代的镇压年代帮助建立了该党。
随着卢拉当选总统，巴西的民主扩大到许多以前被排除在外的人口阶层。卢拉总统的政府减少了贫困、不平等和社会排斥。工作条件的改善包括登记就业、增加信贷和提高最低工资，其中最低工资在2000年至2013年间增长了近60%。制定于2004年的“家庭补助金计划”允许将财富直接再分配给贫困者和极端贫困者。2013年，5000万人（占总人口的26%）获得了补助金。民主程序继续保持不变，并实施了大规模政策，扩大社会保护措施网络以覆盖广大巴西人。
尽管民主已经向前推进，但共和国仍停留在绘图板上。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它还是属于公众、属于公共领域、符合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党派利益的“共和国”。共和国的主要优点是它肯定政治自由、公民平等及其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的价值。它最大的敌人是腐败。
2017年5月18日，巴西圣保罗，报纸的头版报道巴西总统特梅尔向前议长支付“封口费”的丑闻
腐败绝不是巴西独有的，它当然存在于大多数国家。但无论以何种形式，它始终是巴西历史的一部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巴西国内，腐败通常被视为该国的一个固有特征，就好像它是一种地方病、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这种观念在一些常见做法中被重新确认，例如，尽己所能逃之夭夭、从政以挪用公款，这些做法大概已成为巴西性格和国家“腐败文化”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不仅有害，而且过于简单化。这是一种刻板印象，实际上阻碍了与这一高度复杂的现象做斗争。最重要的是，这种观点低估了大多数巴西人对此类做法的愤怒。
巴西一直在改变其在腐败问题上的公共和私人行为。该国在起诉政府雇员和私营部门中的个人方面取得了进展，并实施了多种管制做法。该国现在有一个独立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其行政和职能自主权得到保障，还有负责监督公共资金筹集和分配的审计法院，以及将高于共和国其他权力和社会本身的立法权力制度化的国会调查委员会。此外，联邦总审计长调查违规行为并监督政府雇员的活动，以保持合法性。它还使“隔离期”（Quarentena）标准化，即一套限制正式公务员参与管理他或她可能从中受益的事务的规范。
然而，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表明，腐败深深植根于巴西的公共生活。最近对政府高官牵连腐败的谴责表明，腐败现象仍在继续，而且历届政府都未能有效打击这种做法。这些例子在近代史中比比皆是。在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的两个任期内，有人指控他操纵数字和挪用资金，尤其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期间——这些企业有巴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巴西电信公司和淡水河谷公司——以及贿赂国会议员以通过允许总统连任（以及所有未来总统连任）的法律。在卢拉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暴发了“按月付款”的丑闻，即有系统地向各政党议员付款，“感谢”他们在国会中对政府的支持。这起丑闻涉及劳工党的最高层，并导致该国政治和经济精英成员锒铛入狱。
经过4个月的现场直播辩论，那些在丑闻中被指控的人被最高法院裁定有罪。巴西人民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他们同意法院做出的有罪判决。随后，在迪尔玛·罗塞夫第一个总统任期结束时，巴西石油公司的丑闻暴发。这起丑闻涉及巴西最有价值的国有公司的共谋、腐败、洗钱和管理无能，而这家公司曾是巴西经济独立的骄傲象征。这些调查仍在进行中，调查已导致该国家最大公司——卡马戈·科雷亚控股公司、UTC 工程公司、OAS公司、小门德斯工程公司、Engevix公司和加尔旺工程公司的主要高管入狱，所有这些都是建筑公司。这些高管被判涉及数百万美元的秘密交易以及向所有政党的政治人物行贿的罪名。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联邦警察首次对双方——行贿者和受贿者——进行调查，事后看来，这可能被视为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如此大规模的腐败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公众对此十分愤怒。由于这些行为仍然是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一部分，人们的愤怒与日俱增。然而，对腐败的愤慨有可能成为政治参与的存在理由。人们可能会远离政治、不再参与公共生活，这将导致民主机构的信誉受损。只有通过严格的公共控制、政府透明度和教育过程才能打击腐败。普通巴西人需要吸收共和的价值观。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公共权利的定义。这意味着要尊重他人——尊重任何人和每个人。
公共权利的行使在2013年中得到充分展示。6月的一个早晨，许多巴西人醒来后惊讶地发现，圣保罗市公交车票价的上涨引发了全国公众的愤怒。成千上万的人，大多数是年轻人，在最大城市的街道上抗议，他们的议程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费用的问题。他们强烈表达了他们普遍的不满，尽管没有重点，但他们渴望改变。在这些被称为“6月抗议”的活动中，没有领导人，也没有政治演讲。他们是由各种独立运动在社交网络上组织起来的，与政党没有关联。他们引发了连续的抗议浪潮，虽然持续时间很短，但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透露，政府和政治制度与全民情绪脱节。游行队伍要求改善教育、卫生和基本服务，并大声谴责政府腐败。抗议活动重申了公共空间作为公民要求直接参与的场所的重要性。
但最重要的是，“6月抗议”清楚地表明，再民主化时期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进一步增强巴西的公共机构并扩大其民主——其中包括对性别、性、种族、地区和世代平等的新主张。这是获得全部公民权利的唯一途径。最近最大的发展之一是对公民权利的要求，对“与众不同的权利”的要求，而这些运动的发声者有女权主义者、黑人、逃奴堡堡民和LGBT群体成员。对于许多巴西人来说，公民权不再被定义为平等权，而是包括在平等中的“与众不同的权利”。
2011年1月1日，迪尔玛·罗塞夫宣誓就职巴西总统
2011年11月，国家真相委员会（CNV）成立，目的是调查1946年9月18日至1988年10月5日政府特工侵犯人权的行为，这是民主道路上的重要一步。2014年12月10日，国家真相委员会向迪尔玛·罗塞夫总统提交了最后报告，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行为。这份报告现在是巴西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证实了巴西公民有权处理军事独裁期间所犯下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国家真相委员会对《大赦法》中的互惠条款提出质疑，并建议惩罚施刑者，因为酷刑不属于符合大赦条件的罪行。然而，这份报告没有触及中心点，没有揭露事实和事件的真相，这本可以揭示军事独裁统治下政治的真相。档案一直由武装部队保管，特别是从1972年开始转成微缩胶片的档案。该计划是由三军情报和镇压机构进行的。获取这些材料实际上仍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巴西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一损失导致的挫折影响重大，因为它加剧了自1985年以来担任政府职务者本已面临的挑战。这些领导人中有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她曾是一名游击队员，曾遭逮捕并遭受酷刑。由于缺乏透明度，巴西领导人很难在民主政府中维护文官统治的卓越地位。
历史不是根据事实推断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千里眼。历史与数据积累关系不大，也不是线性过程，当然也不可预测。过去的特征仍然交织在当今社会的结构中，无法通过善意或法令消除。很大一部分人口仍然生活在赤贫之中，尽管取得了进步，巴西在社会不平等问题上的排名仍居世界前列。在该国许多地区，从事同样工作的女性挣得比男性少，男性对女性的暴力行为仍然高发，这通常被委婉地称为“激情犯罪”。由单身母亲或同性伴侣组成的新型家庭与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和恐同症并存，表现为对妇女和同性恋者的暴力攻击。尽管有新的平权法案政策，非洲人后裔——无论他们的肤色多深或多浅——仍然受到种族歧视，这在劳动和教育统计、死亡率和刑事定罪方面都非常明显。比赛场地仍然不均衡，餐馆、俱乐部、剧院和足球场等公共场所普遍存在种族偏见，更不用说私人场所。土著居民享有差别待遇和土地所有权的权利正在逐渐得到承认，但当经济利益介入时，这些来之不易的权利就会被搁置一边。
最后，尽管自1980年以来，酷刑不再是国家的一项官方政策，但警察仍然广泛实行（并加以掩盖），特别是在贫民窟和最贫穷的居民区，那里的暴力和对民众的羞辱——特别是针对年轻黑人——最为严重。这些情况表明，某些社会群体的公民权岌岌可危，他们仍然受到区别对待。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民主。巴西的奴隶制历史和20世纪的独裁统治似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个人成绩仍由雇佣的“走狗”或在当局的“帮助”下决定，而且这种做法绝不限于任何一个社会阶层或群体。
（本文摘自莉利亚·莫里茨·施瓦茨、埃洛伊萨·穆尔热尔·斯塔林著《巴西：一部传记》，熊芳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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