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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中国有很多特有现象,都可以用科幻来表达

现在的科幻文学热是很多热中的一种,也有虚火。比如咱们还没拍出科幻大片,中国科幻还是小众,国人的科学素养还有待提高。这需要科幻作家继续一线创作,也需要社会更加宽容和理解。

韩松:中国有很多特有现象,都可以用科幻来表达

8月19日,韩松携科幻小说三部曲“医院”系列之二的《驱魔》做客2017上海书展澎湃展台,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2017年,人工智能在诸多领域取代影像检查。

2028年,大量医疗岗位被机器替代。

2038年,算法视人类每一个成员为病人。

2045年,算法在神经网络中建立自我意识。

2051年,算法认为只有清除人类这种有缺陷的生物,才能达到根治疾病的目的。

……

这是中国科幻小说家韩松笔下的“人工智能简史”。他的新作《驱魔》“预言”在二十一世纪中期,人工智能将接管医疗卫生行业。看似人人长寿的乌托邦世界危机四伏,失控的人工智能甚至认为治疗病人的最好办法就是干掉病人。而在医院之外,即便看不到硝烟烈火,看不到鲜血淋漓,却上演一场能瞬间摧毁人类的“药战争”。

《驱魔》是韩松科幻小说三部曲“医院”系列的第二部。8月19日,韩松做客2017上海书展澎湃展台,并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严格说科幻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它应该关注现实,并从现实引申未来。”说到“医院”三部曲的灵感来源,韩松感慨近年来医患纠纷、看病难看病贵等等问题在现实中非常尖锐,高技术的介入也让人们对医院里那些数字、符号、机器、设备非常茫然。最后,即使延长了寿命,人们在医院依然痛苦。

“不久前琼瑶反对为夫插管,引起人们对久病床前临终治疗的讨论,她(琼瑶)看到丈夫插喉后的痛苦,会认为自己背叛了生命中最挚爱的人。”韩松说,“人有生老病死,医院则是这些问题最凸显的地方。” 

韩松:中国有很多特有现象,都可以用科幻来表达

韩松

【对话】

澎湃新闻:和第一部《医院》相比,《驱魔》更突出了您对于哪些问题的思考?

韩松:《驱魔》中,高新技术重新定义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新的阶层、阶级。小说里国家消失了,家庭消失了,女人消失了,医院船变成了纯男性老人构成的社会。这里唯一的目标就是要让老人存活下去,这就是医院存在的最大价值。

《驱魔》还有一个社会问题是高新技术带来的末日危机感。这其实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只是大家现在生活在和平时代或许没有感觉。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里,人类开始掌握毁灭自己这个物种的技术方式:从核武器开始,接下来是纳米技术、基因工程、超级病毒......它们很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就让人这个物种消失掉。这是现实的东西,已经不是科幻了。

韩松:中国有很多特有现象,都可以用科幻来表达

《驱魔》

澎湃新闻:《驱魔》中人工智能接管了医疗行业,病人成为算法的一部分。但被人工智能驱逐出病房的人类医生也从没放弃过医院的控制权。以至于医院船上出现了两个医院,一个在算法掌控下,一个在人类医生的掌握中。且无论是哪一种,病人都不是主人。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

韩松: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就写了一本《火星照耀美国》,就写到了人工智能会接管人类社会,人的所有一切由人工智能提供,人工智能就像神一样。

《驱魔》中的“司命”(编者注:人工智能,医院船的实际控制者)也担当了这样一个职能。它和人类首先有一种隔离的关系。人工智能在技术上很专业,病人对“司命”就产生了一种宗教般的崇拜,人类医生也被人工智能请出病房。

但另一方面,它和人类又是一种高度融合。人工智能会把医生和病人都结合到自己身上。“司命”认为它要治好天下所有的病,首先要是一个病人,然后再是一个医生。后来当然它发现这是一个悖论,它体验了各种各样的病,但越发感觉困难,因为很多病不是遗传带来的,是这个社会带来的。

这时它就会觉得:“我只是一个你们人类设计的医疗机器,不是一个改造社会的机器,我没办法解决后面那个问题。”它开始认为消灭疾病的办法不是给病人吃药治疗,而是毁灭病人,它把谋杀当成拯救了。到最后“司命”也觉得一切都很荒谬,它开始写诗,发现自己做不了屈原,做不了海子,只能做顾城,自杀了。

澎湃新闻:《驱魔》中人工智能和人类医生的关系特别微妙。一开始人类医生只是把人工智能当做工具,后来“不是机器要赶走医生,而是医生打败了自己”,再后来人工智能又发现“人类的狡猾是算法学不来的”,双方变成对峙的状态。

韩松:是。去年我参加了一些医生研讨会,有一个经常被探讨的命题是医生逐渐被机器、人工智能替代。首先被替代的或许是检查科,以后都是机器检查,也比人工检查要精准。再接着是手术机器人。最后能替代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但你能很明显感觉到医生们的恐慌。医生们也很矛盾,一是一种更好的医疗方式诞生了,但他们也会有职业危机感。今后如何与机器相处,不知道。小说也想传达这么一种恐慌、迷茫感。

澎湃新闻:“医院”系列是您首次尝试长篇科幻三部曲,《医院》触及了“药时代”,《驱魔》则进入比核战还厉害的“药战争”,最后一部《亡灵》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韩松:第一部写“药时代”,医院成为主宰这个社会的至高无上的机构。第二部写“药战争”,不同派别之间的战争是围绕药物来进行的,像前面说的超级病毒,它能植入你的神经系统,甚至赶在你按下核弹发射之前就把你消灭了。你看不到硝烟烈火,看不到鲜血淋漓,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瞬间就灭亡了。

第三部《亡灵》就讲人灭亡之后去哪里。那时技术依然存在,它会让死去的人的思想意识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你会发现死后我们面对的仍然是医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只有医院。医院能够让你复活,医院就是一切,是一种宗教。这部《亡灵》或许可以于明年和读者见面。

澎湃新闻:有学者总结说中国科幻其实是两条路子,一条重科学流派,一条重社会流派。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分类?

韩松:我觉得这两类是一个殊途同归的关系。科学已经和人性、社会密不可分了。你看刘慈欣的小说很强调科学,但是大家因此讨论的也多是人、社会的问题。今后这样的界限会越来越淡化。

韩松:中国有很多特有现象,都可以用科幻来表达

中国有很多特有现象,都可以用科幻来表达。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现在的科幻文学热?在狂热背后,您认为我们还需要思考什么?

韩松:中国出现了好几次科幻热,科幻热就是从上海开始的,上个世纪初上海诞生了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第二个科幻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第三个科幻热出现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现在应该是第四波,上海又起到领头羊的作用。

这个科幻热或许和刘慈欣获奖有关系,也有社会原因。科幻是现代化的产物,大概就是2010年,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在这个时间点之后,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国出国的人有了很大飞跃。中国“80后”,第一批生长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高速发展环境下的孩子起来了。这些因素都和科幻热有很大关系。

当然我们也要冷静,这个热是很多热中的一种,也有虚火。比如咱们还没拍出科幻大片,中国科幻还是小众,国人的科学素养还有待提高。这需要科幻作家继续一线创作,也需要社会更加宽容和理解。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写到,还是局限西方写过的那些传统的素材,比如宇宙航行、外星人、黑洞、机器人等,但还有很多这个时代新的东西可以写。比如中国成为量子技术大国,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快递国家,可否就快递写一个中国的科幻故事?中国有很多特有现象,都可以用科幻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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