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治鄂初期湖北地方势力的演变

央地关系是近代中国转型中的重要问题；央地双方的互相审视也是理解各自形象的重要窗口。蒋介石本人便惯常从中央角度出发，评述各地方势力。与难以慑服的晋鲁桂等省地方势力不同，蒋介石眼中的湖北地方势力主要由“腐败官僚与幼稚党委、新官僚”组成，其代表人物何成濬的主要问题也不在于割据自立，而是“误省”但“不自知其过”。上述评价从侧面体现出湖北地方势力软弱、无能与分化的突出特征。

强大的地方势力何以强大值得深入考察，弱小的地方势力缘何弱小同样有必要加以研讨。湖北地方势力的弱小，与民国时期的国家统合关系密切。北洋政府因之将湖北改造为对南统合的重镇；南京国民政府也成功将湖北塑造为自身在统治前期统合西南、西北等省的前沿。具体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地方势力的软弱、无能与分化等特征，基本上形成于国民政府治鄂初期。有鉴于此，本文拟深入考察南京国民政府治鄂初期湖北地方势力的演变，清晰、充分地展现其经过，以丰富国民政府时期央地关系史叙事。

彻底丧失鄂军根基

民国初期的鄂军有着良好的发展基础。湖北是晚清新军编练重镇，也是军事留学生派出大省，拥有吴禄贞、蓝天蔚等优秀的新军军人。民国肇建之初，鄂军也从1镇1混成协扩充至8个镇之多。但是，吴、蓝两人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均远在北方。鄂军内部未能及时形成强势领袖与地方军力的结合，在革命高地地位的刺激下，其军事人才充裕的优势迅速转变为群龙无首的劣势。黎元洪作为地方头面人物，在无力掌控鄂军的情况下，主动提议将之裁减。黎氏部属刘佐龙等鄂军将领也积极主张裁兵，“卖省求荣”。至1914年初，鄂军便锐减至1个师，迅速衰落。1918年初“荆襄自主”失败后，北洋系统中的鄂军仅余下臣服于北洋军的刘佐龙部1个旅。北洋政府中的若干鄂籍高级军官也在黎元洪失势后被边缘化。鄂军的衰落与江浙立宪派的衰微构成民初中间势力式微的两翼。

北洋系统中的鄂军在混乱中衰落，南方阵营的鄂军也在发展中日趋混乱。由于湖北被北洋军直接控制，湖北革命党人仅能依赖南方阵营建军。南方阵营内部派系纷纭，湖北革命党人分别联络南方不同势力自重。护国战争期间，蔡济民、田桐与白逾桓等人纷纷抵汉，“一时有总司令欲者，约二十人以上”。据笔者统计，从1916到1921年，曾有12人担任各种鄂军总司令或者军长。这种各自为战的局面使得湖北革命党人的力量过于分散，无法组建起强大的鄂军。北伐战争爆发前夕，国民革命军的8位军长中没有一位鄂籍军人。反观邻省湖南，则拥有谭延闿、程潜、唐生智3位军长。国民革命军组建过程中，何成濬的建国鄂军直接被缩编为程潜部第六军的一个团；夏斗寅部湖北第二混成旅则归属唐生智指挥。这种尴尬的差距直观地体现出鄂军的弱小。

北伐军光复湖北后，湘军唐生智部取代直系掌握湖北，而鄂军不过是湖北省内驻军的配角。刘佐龙部在得到桂系支持后，扩编为第十五军，但是不久又将约一半兵力调往桂系控制区域。夏斗寅部在扩编为师后，继续处于唐生智的强力控制之下。何成濬在鄂北家乡组织的两三个师基本停留在编制层面。蒋作宾、方本仁与孔庚等组建的各类武装更仅是昙花一现。与民初类似，鄂军的发展再次被裹挟进国民政府的内争之中。1926年底，夏斗寅在受到唐生智胁迫后，派兵将何成濬麾下一部缴械，并蓄意羞辱何氏本人，酿成鄂军的一场严重内讧。何成濬的建军活动也随即因为宁汉对立而被迫中止。1927年夏，刘佐龙在残害鄂籍革命党人耿丹后被唐生智逮捕，所部第十五军的番号直接被取消。鄂军的发展再度受到严重打击。

上述事端尽管造成鄂军的又一场严重危机，但也成为鄂籍军人内部新陈代谢的契机，迫使以政治联络见长的何成濬等人以及投诚的刘佐龙脱离鄂军一线，为新一代鄂籍军人的崛起创造出条件。其中，鄂籍桂系军人胡宗铎处于中心位置。胡氏是鄂籍桂系军人中的先驱，在北伐战争期间，展现出优秀的军事指挥能力与政治感召力，赢得其他鄂籍桂系军人以及第十五军东下部队军官的广泛拥护。上述军人基本上是胡宗铎的保定军校同学，认为萧耀南、刘佐龙等均属北洋将领，“湖北没有部队”，深感鄂籍军人因此处处受到排挤，无地容身，“都主张拥护胡宗铎创基立业，自成一个局面”。鄂军内部的一个新团体就此形成。时隔近二十年，继吴禄贞在鄂籍日本士官生中脱颖而出后，胡宗铎被鄂籍保定军校生推举为鄂籍军人的新一代领袖。

胡宗铎

刘佐龙被捕之后，胡宗铎随之崛起，通过整合第十五军东下部队与麾下的桂系武装，组建起第十九军，宣称第十五军的番号调整为第十九军，“全军干部尽是湖北人”。刘佐龙部是辛亥鄂军仅存的硕果，年轻的胡宗铎无疑是在向各方宣示自己就此继承鄂军正统代表地位。同年10月，胡宗铎在鄂人的广泛支持下，指挥该军攻克汉口。这是自1910年代初北洋军进占湖北后，首次由鄂籍将领率部接收湖北省政权。鄂军也首次在地域军事集团的角逐中取胜，声势大振。胡宗铎随后大举拔擢鄂籍军官，迅速编练起第十八军，大有振兴鄂军的态势。经过十余年的困顿，鄂军终于再度成为湖北省内驻军的主力。

胡宗铎率部入鄂展现出重振鄂军的魄力与能力，为湖北地方军力的发展创造出新的根基。然而，湖北革命党人也就此划分为从属桂系的“新鄂系”与追随蒋介石的“旧鄂系”。胡氏上述举措是在壮大桂系的逻辑中展开，因此鄂军的发展便与桂系的命运紧密相连。1929年上半年，桂系在蒋桂战争中落败，胡宗铎等“新鄂系”要人随之下野。经过孔庚等人主持联络，第十八军、第十九军最终投诚南京国民政府，转变为桂系投诚武装。保存上述鄂军根基成为亟需鄂籍精英完成的头等大事，而推动桂系投诚武装与湖北省政的中心人物结合则是保存的最佳方式。

但是，中央军入主湖北后，湖北省内始终未推举出中心人物。在中央军入鄂的一月内，省政府主席人选曾至少有过8个版本，包括蒋介石的幕僚何成濬与贺国光、何成濬的盟友方本仁、湖北省党务负责人方觉慧、西北军代表刘骥、与改组派政见接近的孔庚等鄂籍精英以及中央军将领朱培德与刘峙。这种纷繁的状况充分体现出鄂籍精英的涣散。最终，何成濬虽然如愿接任省主席，但却无法返鄂履职。其他10名湖北省政府委员中，仅有民政厅长、代理主席方本仁属于何氏盟友，此外的9人分别属于不同派别。何成濬仅试图安插一名亲信担任省政府委员，也未能成功。何成濬之弱势，由此可见一斑。

何成濬

何成濬不仅完全无力统合湖北地方势力，而且也无权与桂系投诚武装密切联络。5月上旬，贺国光被蒋介石指派为与桂系投诚武装接洽的中央代表。贺氏长期在鄂任职，在桂系投诚武装中不乏旧日同事或部下。比如，代表桂系投诚武装与国民政府接洽的程汝怀便与贺国光素有来往。蒋介石的上述举措既在表面上顺应局势，充分利用麾下鄂籍精英的特长，又可以阻碍何成濬与桂系投诚武装密切联络。何成濬在难以与桂系投诚武装密切联络的情况下，重蹈近二十年前黎元洪的旧辙，多次向蒋介石建议迅速调动或改编桂系投诚武装，“不可使其团结一处”，以彰显拥护蒋介石的态度。

桂系投诚武装此时迟迟不愿调离鄂西，无意进一步通过调防向国民政府表示臣服，并继续保持与各方联络。鄂人万耀煌此时隶属中央军，其晚年就此评述称，“程汝怀希望保全实力，无异自趋毁灭，殊属不智”。这种评价充分体现出中央军的态度。经过充分的准备，蒋介石决定以桂系投诚武装与西北军联络为由，尽快将之处置。蒋桂战争结束后，西北军成为南京国民政府遏制的首要目标。蒋介石将桂系投诚武装与西北军相关联，构建起消灭该部的强大逻辑。

此时驻鄂中央军的实力颇为雄厚，足以完成这一任务。5月上旬，蒋介石先任命刘峙为湖北编遣特派员，又委派何应钦赴鄂主持武汉行营。以何应钦、刘峙为中心的指挥体系建立后，蒋氏开始强制命令桂系投诚武装在短时间内前往中央军控制的区域分散驻防。刘峙等人履新后，秉持蒋介石的意旨，直接介入桂系投诚武装内部人事问题，筹划更换其中1个师的副师长、团长，反复刺激桂系投诚将领，释放出可能大幅度改编该部的危险讯号。

湖北地方势力丧失武力根基的风险急剧提升。桂系投诚武装中的鄂籍将领在慌乱之中，终于认识到与何成濬联络的重要性，高呼拥戴何氏早日回鄂统帅“鄂军团体”。何成濬随后致电蒋介石称鄂籍将领“志趣尚佳”，相较于一味施压，不如保存相关各师编制，统一接受蒋介石直接指挥，使之更加坚定地信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免被他人挑拨离间。何氏的设想既有助于改善与上述鄂军的关系，以将自身塑造为团结湖北地方势力的中心，也符合湖北地方势力发展的需求。

但是，桂系投诚武装此后仍未按照国民政府要求调防。蒋介石更加坚决地指挥刘峙积极备战。5月下旬，程汝怀等数名主要将领因为前往南京、武汉与各方联络而尚未返防，湖北省政府也刚刚就职，而贺国光又被蒋介石派往鄂西，制造接近桂系投诚武装的假象。湖北地方要人整体上处于一种松弛状态。以此为背景，中央军某师突然与桂系投诚武装一师因所谓“误会”爆发冲突。贺国光的行动随即受限，为中央军扩大冲突提供借口。在蒋介石与何应钦、刘峙严密部署下，驻鄂中央军大举出动，将桂系投诚武装悉数解决，并大举查抄鄂军各师驻汉口办事处。事后，鄂军4个师仅被保留3个独立旅的编制，而且新任旅长尽数更迭为亲中央军的鄂籍将领。其中，徐声钰与贺国光关系十分密切，由何应钦提名为鄂西编遣委员；彭进之是刘峙部参谋处长；万倚吾是夏斗寅部旅长万耀煌之弟。

根据发生区域，本次事件可被称为鄂西兵变。“兵变”过程中，湖北地方势力的软弱、无能与分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贺国光事实上成为兵变的导火索。刘峙部的夏斗寅师积极参与镇压，再次制造出鄂军的严重内讧。何成濬作壁上观，严词拒绝其中一个师转投自己收编的杂牌军，未能表现出作为地方头面人物的担当。时隔十余年，尽管中央政权已经从北洋政府更迭为南京国民政府，但与中央政府的联络能力仍然是筛选鄂籍政要的核心标准。

“兵变”结束后，鄂军彻底丧失发展根基，完全沦为湖北省内驻军的配角。此后，湖北省内驻军中，鄂军大体包括刘峙部的夏斗寅师、出身直鲁联军的徐源泉师以及上述3支独立旅。比较而言，中央军中仅刘峙的第一军便包括3个师。鄂军占比尚不足一半，且其内部关系极为复杂，不可能成为维持湖北地方秩序的主导武力。所谓“鄂军团体”设想自然也化为泡影，湖北地方势力受到根本性削弱。鄂人陈璋珩此前负责协调何成濬、徐源泉与桂系投诚武装之间的联络，在兵变完全平息之后，向何成濬颇为悲愤地感慨称，“鄂人可从此亡省矣”。此次兵变成为鄂军彻底走向衰落的标志性事件。

何应钦

“兵变”结束后，中央军驻鄂高层在湖北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何应钦作为参谋总长，主持汉口行营，统筹两湖善后；刘峙作为湖北各部队编遣特派员，深度介入各军编遣，指挥调度各军防务，影响力颇大。随后，刘氏又发动政争，攘夺湖北省政府的“剿匪”主导权，以完全确立中央军在湖北地方政治中的主导地位。湖北地方势力的发展再度面临制度层面的严峻挑战。

丧失“剿匪”主导权

鄂西兵变，虽是湖北地方势力发展中的严重挫折，却是国民政府与中央军统合湖北的重要成就。蒋桂战争结束后不久，汉口街头便曾广泛张贴拥戴第一军军长刘峙为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标语口号。大举镇压桂系投诚武装后，中央军在湖北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不过，中央军的这种优势地位并不稳定。桂系投诚武装彻底崩溃之后，蒋桂战争就此正式结束，中央军丧失继续驻鄂的法理依据。而与何成濬关系密切的鄂籍前直鲁联军将领徐源泉也在此时率部返鄂。何氏若能处理好与夏斗寅、徐源泉两位鄂籍将领的关系，仍有一线希望重塑鄂军，使之成为主导湖北地方政治的核心力量。因此，蒋介石与中央军驻鄂高层亟需思考如何从制度层面规定湖北地方势力的权力上限。

“剿匪”权的分配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突破口。进入1929年年中，中共革命武装在湖北各地蓬勃发展起来，“剿匪”成为湖北地方政治中的核心事务。相关权限的分配，直接决定湖北内部的权力格局框架。蒋介石在5月初布局湖北军政事宜的同时，也明确了“剿匪”权的分配，任命刘峙麾下的鄂籍师长夏斗寅为湖北警备司令，使之在湖北省政府指挥下负责湖北“剿匪”清乡。但夏斗寅与何成濬之间向有宿怨，夏既不希望从中央军一员降格为省政府管理下的省防军，更不愿充当何氏部属，在之后迟迟不组建湖北警备司令部，以抵制上述方案。夏氏之外，中央军驻鄂高层同样不赞同上述方案。与夏斗寅软性抵制不同，刘峙主动进取，试图通过重塑“剿匪”事务的性质，代表中央军夺取“剿匪”主导权，从制度层面确立湖北省政府的权力上限，巩固现有的央地权力分配。

这种重塑便是将“剿匪”从地方层面的“清乡”调整为国家层面的“绥靖”。6月上旬，桂系投诚武装被彻底解决后，刘峙乘势拟定绥靖大纲，将湖北全省分为数个绥靖区，设置绥靖主任，施行分区“清剿”。各区绥靖主任由编遣处委派，编遣处通过主持绥靖掌握“剿匪”权。南京国民政府之后的国家统合方式，便是以围剿与追击中共为号召，设置“剿总”、行营、绥靖公署等机构，汲取各省的财政军事力量，介入地方政治。刘峙的上述方案无疑具有标志性的探索意义。

刘峙的方案公布后，引发湖北省内各方密切关注。夏斗寅明确表示支持刘峙，无意组织湖北警备司令部。何成濬、方本仁则将因此仅能指挥公安队或者民团一类地方武装，等同被剥夺军权，处境被动，极为不满此方案。6月中旬，沪上突然有报道称方本仁致电何成濬，详呈湖北最近党政军事情形，透露出两人有所筹划。湖北政局中的新一轮博弈即将拉开帷幕。

6月下旬，本次博弈正式开始。方本仁公开发表长篇谈话，反对刘峙的绥靖方案，坚持“剿匪”属于清乡，即应由省政府直接掌握若干军队把守要隘，防堵大股“匪共”游击，而各县自办县域内的相关事宜，并特别强调成立湖北警备司令部、由湖北省政府主持清乡“剿匪”是蒋介石亲自拟定的方案，暗示该方案不容颠覆。不过，方本仁的方案植根于以往的执政经验，难以适应“剿匪”事务的新需求。置诸具体语境，方氏大谈在北洋政府时期的“剿匪”经验，不仅招致刘峙的不屑，也引发国民政府其他要人以及鄂籍黄埔青年不满。随后，不但刘峙无意放弃绥靖改革方案，何应钦等中央军将领也一致支持刘峙继续筹划相关事务，拟定绥靖主任人选、确定各区绥靖部队、讨论绥靖经费与所需军械，将方本仁的反对完全抛诸脑后。

何成濬、方本仁没有掌握足以与刘峙等人抗衡的兵权，也无力发动鄂籍精英集体抵制中央军方面所做决定。蒋介石成为省方扭转局势的唯一希望。6月下旬，蒋氏再度北上与阎锡山等军事强人接洽，以维持北方大局。何成濬与方本仁终于获得争取蒋氏支持的关键契机。蒋介石抵达北平后，何成濬和方本仁积极推动蒋介石与阎锡山之间的接洽。在凸显自身的价值与重要性后，两人向蒋介石提议命令夏斗寅尽快成立湖北警备司令部，并将夏斗寅师与若干新编成的驻鄂独立旅调拨湖北省政府指挥，实施清乡。

在何成濬、方本仁苦谏下，蒋介石于7月上旬指示汉口行营，执行上述方案。不过，蒋氏深知批准上述方案，无异于纵容湖北地方势力坐大，完全不符合中央政府利益，在做出上述指示后，再未表态支持省方。刘峙等人在收悉蒋介石的指示后，态度依然强硬，随即致电何成濬、方本仁，提出省政府无权指挥军队，要求何成濬等主动向蒋介石建议施行编遣处提出的方案。刘峙等人的此番“抗命”无疑是在为蒋介石解围。与此同时，《申报》刊发报道历述刘峙统筹“剿匪”的成绩，仿佛影射方本仁等人提出上述方案，仅是在攘夺军权，无益于“剿匪”事务的推进。双方的博弈日趋激烈。

关键时刻，鄂籍精英内部又出现严重内讧。7月上旬，若干黄埔毕业生因不满黄埔同学、湖北江防局副局长金亦吾被免职，持械捣毁江防局，造成人员伤亡，酿成轩然大波。之后，上述黄埔青年又向在汉坐镇的何应钦控诉湖北江防局局长容景芳种种劣行，要求由其他黄埔青年出任该局局长，且擅自刊刻关防，向各征收局提取款项，俨然以接任者自居，态度极为强硬。容景芳是何成濬的心腹，同属鄂省老革命，何氏不可能轻易让步。在黄埔青年向何应钦施压的同时，何成濬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诉求，恳请蒋氏下令汉口行营、武汉卫戍司令部与湖北省政府一道维持容景芳的职务。局面一时极为胶着。

江防局事件与“剿匪”权之争相互影响，形成湖北政局中一场不小的波澜。此事所以发生，既由于鄂籍精英内部的代际冲突，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剿匪”权之争的影响。约略同时，夏斗寅以湖北军人的身份，向蒋介石表示“鄂省土匪遍野，共匪潜伏”，刘峙所提方案有助于调动更多兵力，步骤周密，适合湖北清乡现状，明确站在中央军一方。夏氏的上述表态，沉重打击到以何成濬为代表的省方，充分展现出湖北地方势力内部的分化。

事态发展至此，何成濬、方本仁的处境极为窘迫。方本仁仅能反复向各方强调省政府掌握军权极有利于清乡“剿匪”，甚至不惜表示请辞省主席。但是，这种交涉全然无效。刘峙等人完全无意退让，甚至拒绝向夏斗寅以及鄂军其他各独立旅转发蒋介石的指示。中央军之强势，由此可见一斑。随后不久，在方本仁言辞未辞之际，刘峙、贺国光也明确向蒋介石请辞在鄂所任职务，以要求蒋介石采纳己方意见。“剿匪”主导权之争的天平，进一步向中央军一方倾斜。

何成濬此时被迫将重心转移至江防局事件，希望以维持亲信容景芳的职务为前提，妥善处置处于对立面的鄂籍黄埔青年。比较而言，刘峙等人难以从江防局事件获益，更加专注于“剿匪”权之争，并试图将此次冲突的开始时间重新界定为6月下旬。这样，冲突的导火索就不再是刘峙发动“剿匪”权之争，而是方本仁等人阻挠中央军推动“剿匪”。省方成为冲突的始作俑者，无形之中被打上割据主义的烙印。

在“剿匪”主导权之争的天平完全倒向中央军之际，蒋介石再度出手，以安抚双方的姿态，将此前的指示解释为同时设立绥靖处与警备司令部，夏斗寅师与另外三个独立旅仅在清乡事宜上接受省政府、警备司令的指挥。所谓清乡事宜不过是接受“共党”自首、清查户口、登记民团枪支、开导鄂西神兵等各类边缘性事务，与军事关系较远。如此，中央军一方面在表面上尊重湖北省政府的主体地位，一方面则成功夺取“剿匪”主导权。

伴随蒋介石作出裁决，“剿匪”权之争迅速进入尾声。7月中旬，行营对外公布各区绥靖主任名单。6名绥靖主任之中，除张发奎及若干湘籍将领之外，共包括夏斗寅、彭启彪、万倚吾等3名鄂籍军人。其中，彭启彪、万倚吾两人与桂系投诚武装将领年龄接近，同属鄂军中的中生代力量。刘峙等人在削弱湖北地方军力的同时，也试图重塑湖北军人的梯队构成。不久，在容景芳留任江防局局长之际，刘峙又约请方本仁召开湖北省全省绥靖会议，正式确认“剿匪”事务的权限划分。其中，归属省政府主持的仅有前述“共党”自首等几项清乡事宜。8月初，夏斗寅正式就任省府管理下的湖北警备司令。“剿匪”权之争，就此告一段落。湖北省政府在“剿匪”问题上，被迫沦为 “配合角色”。

伴随省域内的“剿匪”主导权在制度层面上移至中央军，湖北地方的权力上限正式形成，湖北与中央的央地权力格局框架也大体确立。随后，国民政府撤销武汉行营，将何应钦、贺国光调回南京，宣告结束湖北战时状态。刘峙继续以主持“剿匪”的名义坐镇湖北，事实上居于省政的中心位置，被称为鄂人之救星。刘峙本人此时也颇为自得，号称麾下的编遣处“把一个机关来办三个机关的事”，即同时负责办理编遣事宜、指挥军队“剿匪”以及卫戍武汉，囊括湖北省内主要军事事务，权势极为膨胀。中央军在湖北的影响力丝毫未因武汉行营撤销而弱化。与之相对应，湖北地方势力在丧失“剿匪”主导权后，又发生大规模分裂。对抗的双方分别是何成濬、方本仁与湖北党务系统代表方觉慧。

在去地方化中完成重塑

湖北涌现出不少革命党人，何成濬、方觉慧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北洋政府时期，两人虽然活动重心不同，但都积极参与“鄂人治鄂”活动，推动政治联络。方本仁作为北洋政府中的鄂籍政要，则是何成濬、方觉慧联络的主要对象。其中，方觉慧与方本仁的关系尤其密切。方本仁担任江西军务督办时，方觉慧负责代表国民党动员方本仁。北伐战争爆发后，方本仁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方觉慧担任该军政治部主任，协助方本仁前往江西动员旧部投诚。不过，方本仁重新掌握江西的计划宣告失败后，方觉慧改任夏斗寅部的政治部主任，“两方”就此分道扬镳。

蒋桂战争结束后，湖北重新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版图之中，“两方”积极参与湖北政局善后。此时，湖北省政府主席的第一候选人何成濬无法返鄂，方觉慧、方本仁均希望实际主持湖北政务。事过境迁，“两方”从建军搭档转变为竞争对手。其中，方觉慧长期深耕湖北党务，迅速以党务系统为枢纽，建立起以自己为中心的广泛同盟。比如，在组建湖北省党部时，方氏不仅援引何成濬的宿敌夏斗寅加入，还延揽数名制造前述江防局事件的鄂籍黄埔毕业生。比较而言，方本仁固然革命履历单薄，但重视联络北方军事强人以及地方商会，与何成濬关系极为密切，无疑是军绅政权下理想的省主席人选，符合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现实需要。湖北省政府成立后，方本仁被任命为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职权。方觉慧仅被安排为农矿厅长，在此次权力角逐中落败。

在此次湖北省政之争中，方觉慧已经在积极与反对何成濬的鄂籍精英加强联络。省主席之争暂告段落后，方氏更转型为鄂籍精英中反省府与反何成濬的代表人物。湖北省政府名单公布后不久，方觉慧便借国民政府严查改组派之机，制造风波。5月中上旬，国民政府突然指称鄂籍军政官员张笃伦、潘正道属于改组派，决定通缉二人。张笃伦是颇受何成濬器重的鄂籍少壮军人，即将出任何部第九军的副军长。潘正道则长期在刘湘部任职，是衔接何成濬与刘湘的枢纽型人物。通缉张、潘，无异于间接给何成濬难堪，隐晦地批评何成濬任用改组派。何氏闻讯后，随即致电蒋介石，斥责方觉慧“名利心切”，忘恩负义，因未如愿担任湖北省代理主席，“深怀怨忿”，挟私报复，否认张笃伦、潘正道两人为改组派。

上述风波反映出何成濬与方觉慧的关系急剧恶化以及湖北地方势力发生严重分化。策动通缉张笃伦等人之外，方觉慧又利用种种手段，攻击方本仁。方本仁出身北洋政客，满身陈旧习气，可供批评的问题委实不少。面对方觉慧的猛烈攻击，方本仁迟迟不愿就职，并对外透露极可能不成立方觉慧任厅长的农矿厅，等同将双方的矛盾公之于众。蒋介石随即指示方觉慧不得与人争意气，不得与方本仁有隔膜，更不得图谋排斥何成濬。方本仁认为得到蒋介石的政治保证，始于5月下旬履新。

方觉慧与方本仁的对立牵涉到党政关系与湖北地方内部派系纠葛，不可能轻易化解。蒋介石的直接干预，不过使方觉慧暂时中止攻讦方本仁。7月间，前述江防局事件发生后，方觉慧积极介入其中，利用所掌握的武汉《中山日报》，或明或暗地攻击方本仁所属的省方，推波助澜，激化矛盾。何成濬对此极为不满，向蒋介石抨击方觉慧利用黄埔少数青年制造冲突。双方矛盾愈演愈烈。

7月下旬，“剿匪”权之争暂告停歇，江防局事件草草收尾。何成濬、方本仁在稳定与其他各方的关系后，终于将矛头对准方觉慧，要求武汉《中山日报》停刊。该报隶属湖北省政府，却被方觉慧用来攻击以方本仁为代表的省政府，遂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省政府方面列举的该报罪状包括攻击张学良、错误宣传阎锡山即将出国、不刊载蒋介石在北平言论等数项。国民政府此时正在积极联络张学良、阎锡山，推动对北统合，省政府罗列的问题围绕上述重心展开，颇具针对性。蒋介石随即批准该报停刊。

然而，方觉慧拒绝执行停刊决定。省政府罗列的问题虽然各有依据，但存在过度解释的嫌疑。而且停刊一事牵扯言论自由，反而成为推动方觉慧、黄埔青年学生与在鄂中央军走向团结的契机。随后不久，湖北教育界爆发学潮，方本仁不得不表示请辞省主席。原江防局副局长金亦吾等人据此向国民政府提议，如果何成濬无法返任湖北省主席，应由刘峙取代方本仁代理，并由方觉慧出任财政厅长。何成濬此时正在北方忙于协调中东路事件、蒋介石与阎锡山关系等重大问题，自然难以立即返鄂。此举无异于要求由刘峙、方觉慧主持湖北军政。

面对如此局面，何成濬依旧回避中央层面针对自己的敌对情绪，在8月上旬继续将此事阐释为鄂籍精英的内部矛盾，不仅坚持武汉《中山日报》停刊，更提议罢免方觉慧的省政府委员职务，宣称方觉慧不去，“鄂局必有不可收拾之日”。何氏试图将方觉慧的攻击塑造为其个人行为，寻求以最小代价结束此次冲突，强化自身在湖北地方势力中的地位。然而，相较于长年游走在南北之间的何成濬与北洋旧官僚方本仁，方觉慧的革命历史更为清白，又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博得黄埔青年、国民党党务系统以及其他许多鄂籍精英的广泛同情。各种因素结合之下，双方斗争开始向不利于何成濬的方向发展。

胡汉民

胡汉民作为此时国民党党务系统的代表，逐渐介入此次湖北省政冲突，成为使何成濬陷入困境的主要推手。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武汉《中山日报》停刊后，应由湖北省政府接管。但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却随即宣称接收该报社的机器部件，中政会也拒绝通过罢免方觉慧的提案。胡汉民又和此前与何成濬结怨的何应钦、刘峙一起抨击何成濬“接近改组派”。此事因罢免方觉慧而起，却发展为针对何成濬的政治围攻。何成濬、方本仁迅速陷入被动局面。

双方斗争发生上述转变的根本原因，仍在于南京国民政府力求削弱湖北地方势力。8月中旬，胡汉民极力攻击何成濬之际，蒋介石秉持对待鄂籍政治精英的平衡态度，并不坚持罢免方觉慧，仅提议何成濬返回湖北，事实上决定放弃方本仁。如果此次冲突以上述方式解决，何成濬将以落败者的姿态返回湖北，自然不可能接受这一方案。而且，蒋介石此时又决定由刘峙接替调任江西省主席的鲁涤平出任武汉卫戍司令，拒绝与何氏关系密切的徐源泉出任该职，同时决定将被视为“鄂中根本”的徐源泉部调离湖北，进一步打击到何成濬在湖北的权威。8月17日，何氏在国民政府下令调动徐源泉部前夕，连续三次请辞湖北省政府主席、北平行营主任等要职，既表明与徐源泉共进退，更试图以退为进，迫使蒋介石出手干涉。

蒋介石将何成濬辞职一事分为两部分处理。何氏此时肩负对北统合重任，蒋介石绝不会允许何氏脱离对北前线，极力表示挽留，声称如果何成濬请辞，则“诚国无救药矣”。但是，具体到湖北省政，蒋介石此时正在进一步打压何成濬为首的省方，不可能表态支持何氏。何成濬在高谈辞职无效后，仅能转为积极以谭延闿、古应芬等人为中介，主动向胡汉民释放善意，试图从根本上消除敌对情绪的来源。同时，何成濬承认湖北此时尚处于“过渡时期”，自己即便返鄂也难以积极施政，明确传达出让步之意。作为回应，胡汉民改变针对何成濬的强硬态度，虽然仍拒绝同意罢免方觉慧，但是也不再坚持攻击何氏，改命方觉慧以前往南京的形式离开湖北。方觉慧随即返回南京，协助胡汉民处理中政会等处事务。

何成濬与方觉慧同时表示让步，为平息此次政争创造出条件。9月中旬，武汉《中山日报》更名为湖北《中山日报》重新出版，改由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鄂省教育厅长黄昌谷担任社长。进入10月，方觉慧终于前往北平拜会何成濬，但两人的和解仅停留于表面。比如，何成濬明显有意在接待的过程中，冷遇方觉慧。方觉慧则借机将方本仁离鄂归功于自己与何成濬一同决定。就此而言，方觉慧尽管被迫去职，但足以对外宣布，自己在此次交锋之中，将前北洋军阀方本仁逐出湖北，至少取得玉石俱焚的结果。双方仍然存在尖锐的对立。

双方恶斗收场之际，南京国民政府于8月底了解到徐源泉等暗中组织鄂籍将领联防，随即罢免参与此事的新五师师长邓英，并警告徐源泉以及其他鄂籍军官。这是国民政府继摧毁桂系投诚武装后，对鄂军团体的第二次严厉打压。此次打压后，鄂军团体更成为不可触碰的问题。随后不久，国内政局风云突变，第二次蒋冯战争，唐生智、石友三叛变先后爆发。何成濬长期驻豫指挥中央军作战；方本仁则前往北平代理何成濬的行营主任一职。湖北省主席改由省府秘书长代理。何成濬、方本仁、方觉慧、贺国光以及孔庚、刘骥等在1929年春蒋桂战争结束后极为活跃的鄂籍精英，此时集体退出湖北政坛。湖北地方势力内部俨然一派大分裂后的惨淡局面。

与此同时，刘峙升任汉口行营主任，全盘接管湖北，并与方觉慧积极联络，图谋进一步蚕食湖北省政府的权责。刘峙如果不调离湖北，湖北省主席仍属鸡肋，缺乏实权。何成濬此次督军中原则攫取到能够将刘峙逐出湖北的政治资本。在此期间，何氏广泛与中原杂牌军联络，成功挫败杂牌军自主团体化图谋，终于在1930年初以胜利者的姿态率领两个多军编制的杂牌军南下，在军政两界声望大增。以此为背景，何成濬致电蒋介石与国民政府，请辞湖北省主席，推荐刘峙继任该职。何氏此举，绝非有意谦让，而是指明导致个人请辞的根源便是刘峙，目的在于迫使国民政府将刘氏调离湖北，消除威胁自身在鄂中心地位的重要障碍。

经过近一年的改造，湖北内部的央地权力框架已然确立，中央政府的势力也已布满湖北。鄂籍精英在代际冲突、派系矛盾与中央当局的挑拨、压制中彻底分裂。何成濬返鄂主政，完全不可能效仿胡宗铎等桂系鄂人，将湖北打造成独立王国，组建所谓“新鄂系”“鄂军团体”。国内政局的主题也从一年前的蒋桂冲突进一步升级为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方的冲突。超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国民政府不得不将统合重心从两湖转移至范围广大的中原，难以向湖北投入过多军事政治资源，只能结束对湖北的军事直辖。湖北的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

在此形势下，何成濬被蒋介石授予统治湖北的军政全权。2月初，湖北省政府改组。何氏就任省政府主席。厅长、省政府委员完全由何成濬提名。其中，民政厅长吴醒亚、财政厅长张贯时、教育厅长黄建中、秘书长华觉明及不兼厅省政府委员彭介石、方达智（方本仁之子）均与何成濬关系密切，属于何氏的盟友、同乡或亲信。另一方面，方觉慧被彻底排除在外。省政府成员之外，举足轻重的省会公安局长由何成濬的亲信苏世安充任。何成濬固然仍不具备震慑全体鄂籍精英的权威，但绝对是本届省政府的中心。

不久，刘峙及中央军大部被调离湖北，何氏兼任代理汉口行营主任与第三军团总指挥等要职，在既有央地权力框架下，全盘掌握湖北的军政大权。平津一带的鄂人也制造声浪，表示欢迎何成濬与徐源泉率部“永远驻在武汉，使武汉不再为兵家地带”。何氏逐渐迈入军政生涯的巅峰。不过，相较于湖南、山西等省的实力派，何成濬的地位并非源于强大的地方武装与较为团结的地方精英，而是来自中央授权以及来源复杂的杂牌军。湖北驻军的主客之别因之进一步淡化，这无疑便于中央军在湖北活动。实际上，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才是本阶段湖北地方势力演变过程中的最大赢家。

结论

南京国民政府治鄂初期湖北地方势力的演变，是国民政府初期一次重要的央地博弈事件。中央政权的强力干涉与地方固有的“自治”热情构成湖北地方势力演变的基础。在经典的央地关系史叙事中，地方势力往往以强大跋扈示人，国民政府的形象总体上呈现出一种相对弱势的姿态。不过，在此次博弈中，国民政府则较为强势，占据着明显的主动地位。湖北地方势力的演变以及国民政府对湖北的统合，也更为符合统一国家的需求与形象。就此而言，尽管国民政府的统治力较为薄弱，但是在核心—边缘的地缘结构之下，仍然存在若干相对弱势的地方，充当中央统合其他强势地方的枢纽。最为重要的湖北之外，尚包括地方势力同样弱势的河南等省。

本文的主要宗旨，便是通过具体史实展现这一结构性特点。相较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湖北地方势力的主体性较为强烈。但是，与强势地方相比，其发展演变又较为混乱、嘈杂，缺乏大破大立式的动荡，甚至带有争宠媚上的内讧色彩，张力有所不足。湖北的央地之争也往往是中央联合其他鄂籍精英对执掌省政一派的围攻。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固然不止一种，但湖北的地缘特质是其中重要一项。相较于边陲的广西等省，湖北地扼中部核心，体量较大，具有重要的枢纽价值。将湖北建设成独立王国的前提，不是拥有强大的军力，而是中国彻底丧失重心。即便是在动荡的北洋时期，也不存在此种前提。这是湖北地处腹心的宿命。

湖北地处腹心，衔接南北东西；鄂籍精英在特殊的建军活动中，也培养出以政治联络与军事参谋见长的特质。北伐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阵营的何成濬与贺国光、晋绥系的朱绶光与辜仁发、西北军的刘骥与熊斌、桂系的胡宗铎，均曾是所部的主要军事幕僚。因此，国民政府入主湖北后的“鄂人治鄂”之争，本质上仅是蒋介石、唐生智、李宗仁、冯玉祥等派系在湖北的代理人之争。这种政治博弈难以催生出强势中心，仅能推出某一方的代理人。何成濬主持湖北省政，便是充当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驻鄂代理人。1929年9月，湖北省政府发生大规模分裂之际，何氏将湖北省主席戏称为“传达长”，生动展现出湖北地方势力的弱势处境。

何成濬塑造自身在湖北政局中的中心地位，也必须在代理人的框架下推进。何氏在难以通过建设强大的地方武力实现上述目标后，不得不援引外省杂牌军入鄂，确立自己在湖北政局中的中心地位。在此同时，湖北地方军力的生存空间无形之中被压缩，湖北全省此后逐渐发展为中央军与外省杂牌军的“兵站”。在国民政府统合国家的地缘结构中，湖北也成为国民政府向其他地方传输统治力的“中转站”，衔接起中央与西北、西南等其他“地方”。这种特质无疑符合国民政府推动再统一的需求。国民政府治鄂初期湖北地方势力的演变，既在央地博弈的框架下展开，也在何成濬等鄂籍精英被动响应国民政府的去地方化中实现，是南京国民政府统合国家进程中的重要一幕。

国民政府对地方的统合固然存在强弱之分，但均在核心—边缘的格局下推进。地方军事强人普遍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国民党主政下的“中央”，也始终未能拥有绝对权威，覆盖地方的政治存在。国民政府对地方的统合，长期处于统合他者的状态之中，面临各种各样的艰险与挑战。国民党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央地关系的塑造在这种框架下展开，自然难以摆脱疲态与颓势。即便是在毗邻其核心区域的湖北，国民政府仍然难以展现出不容置疑的统治力，需要面对软弱、无能、纷乱却具有主体意识的湖北地方势力之挑战。这是国民政府在调整央地关系问题上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本文首刊于《民国档案》2023年第3期，作者黄宝撰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