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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巴别通天塔的伟业

暮秋,难得的阳光,洒在复旦园,只见梧桐树叶撒落一地,行人走在上面,发出沙沙的响声。学生们在上课,校园静悄悄。

一、巴别通天塔

暮秋,难得的阳光,洒在复旦园,只见梧桐树叶撒落一地,行人走在上面,发出沙沙的响声。学生们在上课,校园静悄悄。我进得校门,下意识地往左拐,穿过一排参天的桦树林,眼前即呈现一片园圃,秋雨滋润,依然是绿草萋萋。沿一条小路,我径直向耸立在园中的老校长陈望道先生的半身坐像走去,已是数不清地伫立,留下多少回的凝望,重读基座下方的一行文字:

陈望道(1891-1977),浙江义乌人,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教育家和语言学家。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望道的足印,从风雨如晦的旧世界中走来,正因为他的这个“第一”,为黑暗的九州传播真理,带来了光明,功绩昭昭。记得先贤梁启超在20世纪初曾言:“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以老校长译书之功业,然也。

由此,我浮想联翩,此刻我想得最多的是翻译之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倘缺少翻译,世界也许永远会在黑暗中徘徊,遑论走向“大同”。这自然会让我联想起,一个为大家所熟知的英文词Babel,译成中文为“巴别通天塔”,出典于《圣经·创世记》(11:4),说的是:人类的先民们最初和谐相处,没有语言障碍,他们同声说:“我们要造一座通天塔,塔顶通天,以扬名天下。”此举触怒了上帝,上帝为惩罚人类,便变乱他们的口音,使彼此言语不畅,离散四方……

然而,故事并未结束。人类不甘于此,他们创造了一项伟业——翻译,藉此打破了被上帝变乱的语言桎梏,各民族之间、各地区之间,交流融通,相得益彰。于是,那些翻译家就成了“巴别通天塔”崇高事业的建造者。

老彼得·勃鲁盖尔《巴别塔》


这自然是一个比喻,然任何再贴切的比喻都是可以找茬的。不过在我看来,用“巴别通天塔”来形容翻译的神圣使命,或直言之,于当代中国实践梁启超上述之“惊世之言”,生动形象,庶几可矣。

笔者之所以要花些笔墨,从望道之译书说到“巴别通天塔”,把翻译比喻为“巴别通天塔”的建造者,旨在:请记住建造巴别通天塔的人们(众多的翻译家)的业绩;也请记住那些求索历史的历史并进而助世人解开迷思的引路者(史学史家)的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史学史家)同样在建造“巴别通天塔”,去通往奥林帕斯山上的克丽奥的神殿,其业亦崇高,一点也不亚于前者(翻译家)。由此,陈恒教授领衔主译的丹尼尔·沃尔夫《全球史学史》,兼容两者,都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建造巴别通天塔的贡献,聚沙成塔,积之恒久,便可通“天”了。

二、博大精深独具匠心

还是言归正传吧。丹尼尔·沃尔夫的A Global History of History,直译中文为《全球历史的历史》,陈译本为《全球史学史》,可也。不过,这里还得说一下“History of History”(“历史的历史”),直译的好处就是直截了当点明了本书不是研究“历史”(历史Ⅰ)的,而是研究“历史的历史”(历史Ⅱ),即我们行内经常说的,其研究对象是历史学科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这也就是史学史的宗旨。道明这个近乎常识的一点,实在很重要,于读者而言,阅读本书,需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这是一部博大精深的书,当然对于那些已知一些西方史学史知识的人来说,本书也并不难读;于作者而言,这是一部难写的书,它必须独具匠心,方能“笑傲江湖”,名震史林。读罢全书,我以为用“博大精深,独具匠心”这八个字来评价本书,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

沃氏的《全球史学史》是西方史学史之史的新作,它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为史学史写作开了新途。历来的史学史著作,正如英国史学史家巴特菲尔德所言:“如果人们把史学史归结为一种纯粹的提纲,如同另一种的‘书目答问’,或把它编纂成一种松散的编年形式的历史学家的列传,那么它将是一门很有限的学科了。”此类史学史著作,本国的如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域外的如美国巴恩斯的《历史编纂史》等。晚近以来,这种史学史的书写模式多有突破,中西皆然。中国史学史佳作纷出,在此不容赘说。西方学界的史学史新著也不少,近来流行于中国学界的,比如唐纳德·凯利的《多面的历史:从希罗多德到赫尔德的历史探询》、恩斯特·布雷萨赫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历史编纂》等等。与上述大多问世于20世纪末的史学史著作相比,沃氏之作不是“书目答问”,更不是“史家列传”,而是别具匠心,成为一部“关乎历史写作、历史思想以及自古至今历史学科演进的”长篇宏著,读者细览,从中不难看出端倪。

我们之所以说沃尔夫的《全球史学史》“博大精深,独具匠心”,最主要的在于他治史的全球眼光,这与前些时候出版的伊格尔斯等在他们的《全球史学史》前言中声言的“全球的视野”是相契合的。且看:全书九章,时间从遥远的公元前四千多年前说起,直至20世纪的后现代化主义;空间为西方与东方(或非西方),这里指地域上的;内容宏富,全景式地展现了不同社会与文化传统背景下对历史的认知及相互交流;令人看重的是,沃氏身为西方人,却对目前貌似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史学及它的影响作出了新的考量;写作上,不是单向的平行叙述,而是如电影中“蒙太奇”的手法,把分切的镜头组接起来,此种“史法”,全书俯拾皆是,这无疑增加了吸引力和可读性。由此,全书犹如万花筒一样,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种色彩绚丽斑斓的史学景观,一部从全球性视野考察的全新的史学史,称之为《全球史学史》,乃实至名归也。

说到这里,笔者特别要指出的是沃尔夫在《全球史学史》中对中国史学的评价。在书中,他以不无赞扬的口气说道:“世界上没有一种文明能像中国一样始终如一、连续不断地优先将记录、理解历史置于很高的地位。”这与他之前的西方学者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如黑格尔),说中国古代史学“缺乏近代西方科学中的理论思维”(如巴特菲尔德)截然不同,这些皮相之见都源于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史学的不了解或一知半解。沃尔夫就不同了,从书中所示,他对中国史学有相当的自己的主见和了解,这些认知是建立在熟知中国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的,比如他在写到司马迁时,竟屡屡运用“蒙太奇”手法叙史,说司马迁和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一样,都有一种垂训后世的观念;又说司马迁的《史记》与古罗马史家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一样,都包含有人种志的成分,这不仅让笔者感到惊奇,而且也显示了他对司马迁的了解并不肤浅,我们能从中看出他对中国史学史是花过精力而不是凭空臆想的。这对一位西方史学史家而言,有这种眼光和认识,我们能不为他点赞吗?

毋庸讳言,不管是伊格尔斯们的“全球视野”,或是沃尔夫的“全球眼光”,都是继承西方史学史家先贤的结果。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就放言治史要“放眼世界,展示全球”,并以其史学实践为他倡导的“全球的历史观”作证,这大大影响了斯塔夫理阿诺斯和麦克尼尔等人的世界史体系的革新。进言之,难道其论对西方的史学史家就不发生一点影响吗?世上哪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倘再检点西方史学史之史,更是说明:全球史学史既是当今世界全球化时代的产物,也是西方史学自身壇变与革新的结果。

丹尼尔·沃尔夫


我国当代比较史学名家杜维运先生曾说:“互相比较,能发现史学的真理,能丰富史学的内容。”这于史学史著作的比较研究,其理亦然。据此,以下笔者想以近五年国内翻译出版的三部中文译本为例,即: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和穆赫吉的《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下简称“伊氏书”)、约翰·布罗的《历史的历史: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书写》(下简称“布氏书”)、丹尼尔·沃尔夫的《全球史学史》(下简称“沃氏书”)。笔者意在通过比较,更能显示出沃氏书的“博大精深,独具匠心”。这里限于篇幅,笔者只能画龙点睛,点到为止。

先就伊氏书与沃氏书作一点比较。前书出版后,沃尔夫惺惺相惜,便对伊氏书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人们往往将历史编纂的历史观视为西方独有的创造,但这样的说法已经不合时宜了。这本新书是个重大的贡献,有助于我们从全球的角度理解近现代历史写作的发展。”细细品读,似能感知其赞词背后的文章:沃氏先“扬”,称伊氏书“重大的贡献”“全球的角度”,但落实的结语却是“近现代历史写作的发展”。换言之,伊氏的《全球史学史》,是“近现代以来”,显然与沃氏书的“自古迄今”,难以相提并论,尽管该书作者在首章就其为何从18世纪开始,道明了自己的理由。于此可见,其容量远不及沃氏书。至于其他,读者自会察知,不需我在这里饶舌了。

说到布氏书,说实话我是很喜欢的,其因就在于作者所说的:“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试着将阅读这些历史的经验与趣味传达给读者。我试图恰如其分地在本书表现出一种五花八门、多层次与多调性的浓厚历史叙事的可能面貌。”该书作者执意要书写的不是“关于一种历史的历史”(The History of History),而是“一部关于各种历史的历史”(A History of Histories),在书中呈现出的历史多样性的描述,远胜于单一的历史叙事。因而,该书不只是史家成就与优缺点的记录,也不是史家所属学派与传统的记载。此外,作者的思想家底色,自然下笔较职业的史学史家出彩,他动用饶富趣味的文学笔调,于读者颇有吸引力。不过,令我这个中国的西方史学史从业者注意到的一点是,布氏也认为史学史是西方文化整体的一部分,甚至是文化的核心,这与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早就揭示的“史学,文化中的文化”这一浅见倒是相吻合的,或者自夸地说,布氏也算是笔者的一个“异域知音”了。

不过,就布氏之书与上述其他二书相比,他的史学史之作只能算作西方史学史,但却是一部从希罗多德讲至布罗代尔的较为系统与完整的西方史学史,然终究称不上是“全球史学史”。

布罗在他的书结尾,声称“本书没有结论”,这是学者之语;又云他对书中所出现的作品评价,或“略失公允”,或“未给公允”,这是智者之言。我在这里也不妨借用“布氏之术”,上述的比较乃至对丹尼尔·沃尔夫《全球史学史》一书的点评,没有结论,所作论语都会有失公允,于此我感到歉疚。

三、望道路上

从望道像穿越而过,沿小径北行没多远,就是横贯东西的望道路了。下课了,学子们或三五成群,谈笑风生,或踽踽独行,思绪入神……

我望着这些“天之骄子”,不知他们在说些什么,在思考什么,而我此刻却遐想不已:

望道路,从译业出发,从“发凡”成家,从主政泽被,无一不让世人感到:望道路上,求真有望,学问有道,无疑这是一条通往“巴别通天塔”的大道。

言归本书之“巴别通天塔”的建造者,其领衔主译陈恒教授,也曾是复旦学子,走过望道路。作为他的老师,我目睹这位昔日的“复旦学子”在翻译、学术等方面的非凡成就,这分明是在接续先贤之足印,行走在望道路上,其中最具影响的也是他的“巴别通天塔”的建造者的业绩:他主编“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大象学术译丛”“二十世纪人文译丛”“城市史译丛”“历史学研究入门”等,其主编的《新史学》《都市文化研究》《世界历史评论》已出一百余辑,凡此种种,均惠及史林,在学界无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言归丹尼尔·沃尔夫《全球史学史》之中译,我不仅要向沃尔夫这位“巴别通天塔”的建造者、更要向陈恒教授主译的“巴别通天塔”的建造者们致敬!

本文为《全球史学史》(上、下)中文版序。

《全球史学史》(上、下),【加拿大】丹尼尔·沃尔夫/著 陈恒、李月、屈伯文/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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