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顾农著，中华书局2023年8月出版，442页，78.00元
顾农先生是一位极有个性的学者。他的治学，一手在中古文学，一手在鲁迅。论成果数，前者多而后者少。若细加考察，会发现数量上的少者在分量上却重得出奇，鲁迅式的眼光、见识和方法在顾氏的著作中早已浸于肌肤而浃于骨髓。新出版的《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以下简称《归去来》），便是顾农先生再一次致敬鲁迅之作。
《归去来》的副标题是“不一样的陶渊明”，不一样在哪里呢？是学界目前正流行的抄本文化角度的审视？还是“文献批判”式的解构？还是阅读史、宗教史、社会生活史、医疗史等角度的解读？都不是。这个“不一样”，在本书《引言》的末尾，已经做了夫子自道：
鲁迅先生曾多次论及陶渊明，有种种卓见，他又有一个总的意见说，此公如果“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是出题目让后人做文章了。笔者颇有志于响应这一号召，彷徨多年，不觉已老，现在打算交出答卷，请同道批评指正。
所以关键还是“用别一种看法”来研究，换种说法，不一样的是研究者的史识。而这正是鲁迅治学的无上法门。
1932年8月15日，鲁迅曾致信台静农，谈及自己研究中国小说史与胡适、郑振铎的不同：“郑君治学，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此实足以炫耀人目，其为学子所珍赏，宜也。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他以为郑氏一贯的文学史研究都是长于史料而短于史识。如何才称得上有史识？最理想状态是成为有高明思想的史家，比如像鲁迅这样。稍下一等，能在广博学识的基础上形成贯通而独到的见解和明通的判断力，就像王瑶先生所说：“‘史识’则必须研究者具有独到的见解，能够从大量资料中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鲁迅古典文学研究一例——学习鲁迅论〈水浒〉》，《王瑶文集》第六卷）
顾农先生是有史识的。“忠晋愤宋”，向来被古人视为陶渊明平生第一大节，《归去来》则大大地不以为然，前后用了很多笔墨，反复驳难辨正。比如从外公孟嘉到陶渊明本人，都与桓氏家族关系密切；而桓温、桓玄父子相继，最后成功造了东晋的反，过了几天皇帝瘾。桓氏的拥戴者，大概是不能够戴一顶晋室忠臣的高帽子的。再如对刘裕的北伐，《归去来》通过对《赠羊长史》的解读，认为陶渊明肯定了刘裕的功绩，其中看不出多少愤愤不平。当然，“忠愤说”第一紧要的证据是《述酒》一诗，自北宋韩驹以来，学者踵事增华，都将此诗解读为一首哀悼东晋覆亡、抨击刘裕篡权的隐喻之作。《归去来》大概受到田晓菲教授的启发，将此诗视作单纯描述酒事之作，并逐字逐句做了重新阐释。被重新阐释的，还有其他不少同样被前人解读为寄托忠愤的作品。“忠愤”的证据一个一个被取消资格，最后“忠愤”的结论自然不再成立。
“忠愤”问题的重要性何在，为什么需要反复讨论？《引言》中开宗明义：为了将陶渊明拉下神坛。陶渊明在古代被封神，半是由于他伟大的文学创作，半是由于他成为“不仕二姓”的典型代表。可是文学家首先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封了神，人味就没有了。至于忠君的气节，在古人的道德体系里属于一等一的大问题，要拔高一个人，总是免不了要往这条线上抬。在后代的我们看来，一个人不把忠君当回事，岂非属于思想异端，或者说有超时代性。1923年梁启超在《陶渊明》一书中，便持这样的认识。《归去来》在不认同陶渊明“忠愤”这一点上跟梁启超一样，但却又并不认为陶渊明在思想上有多么超越。相反在作者看来，陶渊明的归隐追求的只是一种自由自在的世俗化生活，所以他也跟刘裕手下的高级官员交往，也劝告朋友“哲人卷舒”，不必在政治上太较真。作者进而指出：
“哲人卷舒”一语十分有趣，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大抵有这样一种本领，他们固然并不超越于政治之外，但也不怕改变自己的立场；中古时期的士人尤其往往无特操，善卷舒，否则就很难安身立命。陶渊明在这一方面也颇典型，其人其作之深得人心，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陶渊明晚年可能应刘宋王朝的征聘，只因为匆匆去世而没有结果。（《归去来》，115页）
陶渊明既不忠君爱国，也不超然物外，他只是醉醺醺享受着田园中的自在。于是一千多年的神像轰然倒塌。神气消失了，人味才慢慢透出来。把古人当人看，而不是当神作圣供着，正是鲁迅一贯的主张。他曾经以孔子为例，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对陶渊明同样如此，他批评朱光潜用“浑身是‘静穆’”来包裹陶渊明，指出陶老先生“有时很摩登”，有时又“金刚怒目”，需全面去看，否则“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鲁迅的这些话，《归去来》曾再三述及，且自承“这种深刻的差别给予研究者以甚深的启发，笔者由此即获益良多”（《归去来》附录《鲁迅论陶渊明及其方法论启示》）。而且，强调陶渊明的世俗性是比鲁迅更激进的一种看法，这便是对鲁迅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至少是不反对“忠愤”之说的。他曾说：“《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很长时间中顾农先生也是同样的态度，2013年出版的《从孔融到陶渊明——汉末三国两晋文学史论衡》仍是把《述酒》作为隐喻易代的作品加以介绍，并说：“陶渊明在易代之际因东晋末代皇帝之非正常死亡而‘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守旧的倾向十分明显。”（676页）现在《归去来》中“觉今是而昨非”，不惜弃“师说”和旧我，别立新说，这的确是真学者的风范。
明代仇英绘《桃源仙境图》局部
把古人当人看，说起来不难，实行起来却并不容易。人是善于自欺欺人的动物。尤其文人学士，文过饰非，向来是傍身的长技。要透过层层涂饰的文字，烛照人心的幽微之处，如袁枚自诩的“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随园诗话补遗》卷三），实在谈何容易。《归去来》就跟作者从前的著作一样，时不时要勘破前人文字制造的烟雾，而直抵深处。比如分析《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二句时说：
二句说，出仕乃是光明大道，退隐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但他又自我安慰说，既然前一条路走不通，那么退回故园也还不能算是“拙”。陶渊明这时本心深处并不打算“拙”，并不想固守其穷，只不过没有更好的出路。（《归去来》，46页）
再如分析《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诗之后进一步指出：
历来都说“寻阳三隐”，而周续之同官场颇有关联，陶渊明讽刺过他，发出“从我颍水滨”这样的呼唤；而到晋、宋易代之后，他本人也同地方官颇有些往来，其暮年甚至有可能应朝廷的征聘重新出山。隐士们之间大约也有些竞争和较量，隐士场中并不完全太平。……凡隐士就一定不是樵夫渔父，而是知识分子（“士”），他们的思想往往比较复杂，行为方式也并不单一。古往今来，无不如此。（《归去来》，92页）
这后一段文字尤其让人忍俊不禁。陶渊明是否如作者描述的那样得过红眼病，估计研究者会大有争论，但“古往今来，无不如此”八字，拆穿了多少画皮，真让人佩服作者的无忌。不觉想起来鲁迅的另一段话来：
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是：彼此说谎，自欺欺人。有些事情，换一句话说就不大合式，所以君子憎恶俗人的“道破”……彼此说谎也决不是伤雅的事情，东坡先生在黄州，有客来，就要客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姑妄言之！”至今还算是一件韵事。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
《归去来》的作者做了天真的老小孩，显然就“不韵”了。
其实，会引起争论的，应该不仅“隐士的竞争”这一点。上面所举的例子，有些在考证上，有些在观点上，也许都会有研究者持不同意见。比如可不可以将“忠”和“愤”拆开看呢？陶渊明作品中表现忠于晋室的直接证据的确不多，但要说他对所处的时代有愤意，这样的文字并不难找。忠是忠于一姓，愤是愤于不义。古人觉得忠于一姓似乎是多么了不起的大节，但跟对普遍的不公和残暴的不义的愤恨比起来，哪一个更能体现一个人的品格和襟怀呢？
有争论，对人文研究来说，并不是不好的事。“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鲁迅那样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是弥可珍贵的。鲁迅从来不是时代的韵脚，《归去来》大概也没想过要压谁的韵。倘若再仔细想想，陶渊明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以“不韵”为韵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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