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上海书展刚落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又声势浩大地开始了。回味和期待之余，不禁让人想关注一下书展本身的历史。实际上，书展作为一场图书的盛宴，或可追溯到千年之前。
从“曝书”到“曝书会”
最早的“书展”雏形，大概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的宋代中国，即所谓“曝书会”。曝书，即晒书。无论古今，“书”的质地大抵不出木、竹、纸，在霉雨天自然容易生霉。因此，原本的“曝书”只是在夏末秋初曝晒图书以防蠹虫霉变的手段——大热天搬出来晒，可以防书霉变生虫。西晋时期（公元280或281年）在汲郡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了大批先秦文献，统称“汲冢古文”。其中不但有对确定先秦早期准确纪年极有参考价值的《竹书纪年》还有一本《穆天子传》，共6卷。前五卷记西周穆王驾八骏马西征之事﹔后一卷记穆王美人盛姬卒于途中而返葬事。里面就写道，“仲秋甲戌，天子东游，次于崔梁，曝书于羽陵。”西晋的著名训诂学家郭璞注：“暴书中蠹虫，因云蠹书也。”到了北魏时期，名著《齐民要术》已经对“曝书”进行了理论性的阐述，甚至还有对“曝书”实施细节的描写。所谓“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展之”。
而到了北宋时期，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与朝廷的提倡，藏书之风大盛。当时民间出现的藏书家就数以千计，而且有些藏书家有藏书万卷，譬如司马光就藏有文史类书籍一万余册。其中司马光每天早晨傍晚常常阅读的书，即使读了几十年，看上去都新得像是从没用手摸过一样。而宋代官方初年承袭唐朝和五代年间的建制，组建了集贤院、史馆和昭文馆作为负责图书古籍典藏场所。宋太宗赵光义在位时期，对三个场所进行修整，共处一地，称为崇文院。后来又在崇文院内单独建立了秘阁，与前面三个地方并列，共同称之为“馆阁”。到了宋真宗时期，当时国家馆阁的藏书，不包括副本在内，共计有藏书39142卷、2227部，已是蔚然可观。
馆、阁除了严格火禁，有诸多的防火措施外，也承袭了前代曝书的做法，以防止图书受潮霉变。在史籍中有不少关于馆阁曝图书、书画的记述。而《神宗正史·职官志》则明确称馆阁“岁于仲夏暴（曝）书”，这与梅尧臣在《二十四日江邻几邀观三馆书画录其所见》所说的“五月秘府始暴（曝）书”也是相符的。
苏轼写过，“三馆曝书防蠢毁，得见《来禽》与《青李》。” 这就说明，北宋时馆阁每年曝书期间，许多珍藏秘府的书法绘画作品始得见天日，允许非馆阁成员入馆阁观看书画、图书。实际上，苏轼这段话就是在一次曝书会上得以欣赏到东晋王羲之的《十七帖》后所写的。自北宋神宗朝（公元1067-1085年）之后除了个别年份因故停办和南宋末年政局动荡时期外，曝书会作为“馆阁惯例”，成为宋代一项固定的制度和每年都要举办的“年会”，也变成了当时朝廷官方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具有图书展览性质的一场文化盛会。
王羲之《十七帖》局部
国际书展的开端
话说回来，今日所谓“书展”指的是图书展销与交易的集会，“展销”也是展览会的功能之一。从这个角度而言，“曝书会”里的图书不让看不让买，毕竟与“书展”仍有差异。现代意义上的“书展”，肇始于近代的欧洲。
公元 1453 年，德国的约翰·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机，它的出现对图书在欧洲的印刷和交易起到了助推作用，推动了近代书展的诞生。当时的印刷商已经开始在市集上推销书籍，欧洲一些大的贸易市集逐渐成为印刷商们的聚会地，他们定期会面，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互通印书计划，交换书籍，以及购买印刷器材，有人将这一时代称为“图书市集”时代。伴随着法兰克福（今属德国）书商市集展的出现，国际书展的雏形日渐形成，法兰克福成为了当时全欧洲的书籍中心。从 16 世纪初期到17 世纪末期，法兰克福的出版以及图书的销售在欧洲都处于领先地位，直到17世纪80年代，由于高利贷倒闭、天主教书籍委员会颁布禁书政策，以及战争的影响，法兰克福图书集市逐渐式微，18世纪末，法兰克福图书集市宣告结束。
古登堡活字印刷术
时隔数百年之后，法兰克福书展涅槃重生。二战结束后的1949年，联邦德国书业协会在法兰克福保罗教堂举办书展，21000份合同、200万西德马克也让首届法兰克福书展圆满收官，从此法兰克福成为了出版商们买卖各种语言图书版权的交易场所。由于法兰克福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不论是海上、陆地还是航空，交通都十分便利，到法兰克福书展“取经”的书业界、书商，出版商和印刷商来自世界各地，由此法兰克福书展规模逐渐扩大，于 1950 年举办的第二届法兰克福书展就有多达100家的国际出版商，1951年书展设立的和平奖更是将书展推向世界巅峰，此后，每年10月举办的为期5天的法兰克福书展逐步发展成为全世界出版业的“全体大会”，以及出版人朝圣的“麦加”。
法兰克福书展
自从法兰克福书展一鸣惊人之后，书展在世界各地可谓遍地开花。1956年，专注科技和医学书籍的华沙书展与东南欧规模最大的贝尔格莱德书展相继创办，1971年，两位英国出版人克莱夫·宾利和莱昂内尔·莱文索尔创办了一个小型、专业出版社展。从名称上即不难看出该书展的规模之小，但它的发展速度却相当惊人，短短5年就从一个最初区区22家参展商的小型书展成长为200多家参展商的书展，著名的“伦敦书展”之名也因此应运而生。
伦敦书展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1964年，博洛尼亚儿童图书博览会在意大利问世，现在于每年 3月或 4月举行。这是一个专业的针对童书出版界的书展，门展出儿童读物和青少年读物，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专业眼光的儿童图书博览会，其童书方面的权威地位至今无人动摇。
博洛尼亚儿童图书博览会
中国书展的壮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书展的大潮也波及东亚。1954 年，第一届东京国际书展在日本东京举行，此后每两年的4月举办一次，从 2005年起改为每年7月举办一次。而在中国，第一股书展之风则是在香港刮起的。上世纪70年代，香港本地的“利记书店”开始在中环的“香港大会堂”举办一年一度的小书展。时人回忆，当时的书展不过是将乒乓球桌覆一层布，将书堆在上面卖，更像一个大卖场。随着1989年香港会展中心一期的落成，1990年，第一届香港书展正式面世，此后一年一届。岁月绵长，香港书展经过二十多年的洗礼，参展商数量及入场人次逐年增长，从第一年的20万访客到如今的百万人气，已享有“亚洲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书展”的美誉。
香港书展
而在海峡彼岸，1987年12月15日，第一届台北书展在台北“中央图书馆”举行，台北世界贸易中心成为以后台北书展的定点举办场所。从1998年第六届台北国际书展举办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的台北国际书展改革成为每年举办一次，一般在每年的一月或二月举行，这时正是学生们的寒假时间，因此书展每年都吸引了大量学生的参与。当时，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已经是国际书展的典范，台北书展也是直接参照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的运营模式举办，期望能够“成为亚洲版权交易，以及全球华文市场的中心”。
差不多与之同时，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增长的经济、文化也催生了国内对先进知识和理念的渴望，为中国提供各种先进图书的书展应运而生。我国最大的国际书展即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创办于1986年。参加此次历时7天的博览会的国内外出版商有一千余家，来自3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虽然此次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只展出五万种图书，但却是一次有价值的尝试。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如今在每年8月底、9月初举行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已经发展成为集图书展销、版权交易、推出新技术、文化传播、信息交流等于一体的国际读书盛会。
相比之下，上海书展则算得上是我国书展中最为“亲民”的书展之一。上海书展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987年5月开始举办的沪版图书订货会。2002 年 6 月，沪版图书订货会本着“开门办展”的观念，邀请长三角和其他省市出版社进驻，正式更名为上海图书交易会。两年后的2004年8月，经过沪版图书订货会和上海图书交易会两个阶段，首届上海书展正式在上海展览中心拉开序幕，立即成为上海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图书文化盛会，它创下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记录：展出面积2万平方米，6天接待读者20万人次，零售出版物1300万元，订货6.18亿元，营销活动达170多项。从那以后，上海书展作为“文化盛会、百姓节日、理想书房”己越来越深地融入广大读者的城市生活，面向市民的上海书展在这个商业都市成功播撒下了读书的种子。（文/邢静）
首届上海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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