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黄文弼在抗战期间撰写完成的《罗布淖尔考古记》终于排除万难、付梓刊行。书前“自叙”中，黄文弼历数了一众学友后特别鸣谢：“已故之滕若渠诸先生，时与检讨，多承匡正。”再早之前，1940年12月24日黄文弼致傅斯年信中亦提及《罗布淖尔考古记》的“四五两章前交若渠兄检阅，尚未完竣”（朱玉麒《黄文弼与傅斯年——以史语所傅斯年档案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22年第4期）。
滕固，字若渠，中国艺术史和美术考古学科的奠基者，他在1930年代与黄文弼共同任职于国民政府设立的文物管理最高行政机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1934年底，鉴于豫陕一带盗墓活动猖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全体委员公推滕固与黄文弼前往河南、陕西两省实地调研。调研结束后，滕固发表了《视察豫陕古迹记》（收入《征途访古述记》，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以日记体形式记述一路见闻。
图一： 滕固（1901-1941）与黄文弼（1893-1966）
滕固与黄文弼（以下简称“滕黄”）及其著作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人遗忘，但又在新世纪前后经历了被重新发现的命运。时至今日，关于黄文弼与新疆考古、西北史地的研究已经相当充分，不过较少提及他和滕固那次深入中原腹地的访古旅行；另一边，文学、艺术史、考古学界从各自学科领域出发对滕固一度被遮蔽的开创性贡献予以认定，目前同样积累了可观的研究成果。作为民国时期中国美术考古的先驱人物，滕固1934年的豫陕访古行虽然被论者经常提及，但多数点到为止，缺乏更详实的讨论和解读。
其实细审之下，这次访古行动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首先，1930年代无论对中国的考古学还是艺术史学科来说，都处于方兴未艾的草创期，作为开风气之先的学者，滕黄二人在遗迹考察过程中遭遇了新思想与旧传统的冲突碰撞，自有学术史和思想史的价值。第二，本次考察并非出于单纯的学术研究目的，而主要承担着调查文物盗掘现象的官方责任，从中亦可见国民政府在抵御外侮的背景下对于文物保护工作的实践和努力。第三，滕固的记述包含丰富的人、事、物信息，行程中与当地政要、学人、记者等群体多有接触，所以也是一份考察民国时期政学互动和学术交谊的掌故史料。最后，豫、陕皆为文博大省，滕固的记录不仅有利于了解两省近百年前文物古迹的保存情况，还能为今日的访古爱好者提供旅行坐标的参考。
图二：滕固《征途访古述记》
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依据滕固的《视察豫陕古迹记》对整个行程进行细读和复盘，并对牵涉其中的人物、史事、组织和著作等加以考述，于今湮没罕闻者重点叙说，较为知名者略而不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至于滕固在分析文物时展现的艺术风格学特点，艺术史学界已有诸多讨论，兹不赘述。
一、徐州
1934年12月5日，滕黄从南京乘坐津浦铁路列车启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研究员、甲骨学家董作宾在月台上为他们送行。从浦口站出发后，次日早上六点，滕黄抵达徐州站，因要在此换乘陇海铁路进入河南境内，二人在徐州稍作停留：
下车携行李叩津浦路职工小学校校门，呼醒余友庞校长寿峰，在校略憩，并约余同乡陈君增善来校，共进简便之早点。
关于滕黄在徐州的行迹，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雪涛写有《滕固对徐州的记述》（《寻根》2018年第1期）一文予以解读。李教授是徐州人，父母又在徐州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前身即津浦路职工小学）教书，所以此文写得亲切可感，唯一不足是对“陈君增善”的查考未尽其详：“有关陈增善，目前能够知道的仅仅是他与卢文迪在1933年10月合编的《中学生文学家》一书，由上海中学生书局发行，书中包括众多西方国家经典文学家的简介，他还是滕固宝山县老乡。”
陈增善与滕固同为江苏宝山县（今上海宝山）人，但非同乡（滕为月浦乡人，陈为庙行乡人）。陈增善1949年之前最著名的身份是民国畅销大报《东南日报》的评论记者和编辑，他在《东南日报》供职期间和1949年后一直改用陈向平这个名字。陈向平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进入《东南日报》社工作，主编副刊《笔垒》，其间慧眼识才，与当时还是高中生的金庸结为“忘年交”，堪称金庸写作生涯的第一位伯乐。1949年后，陈向平主要从事古籍出版工作，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总编辑等职（高克勤《中华上编的“三驾马车”》，《传薪者：上海古籍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版；黄晓峰、石伟杰《高克勤谈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编辑》，《东方早报》2016年10月23日）。
图三：陈向平（1909-1974）
早年成为报人之前，陈向平在江浙等地投身民众教育事业。1934年底滕固来访时，陈向平正在江苏省立徐州民众教育馆工作，该馆筹建于1932年，主要工作是针对近代徐海地区积贫积弱的情况开展语文教育、公民训练和生计指导。陈向平在馆内担任《教育新路》杂志编辑，同时从事调查研究，撰有《徐州八十八家手工业调查报告》等材料。
陈向平从事民众教育工作期间，编有多部相关书籍，除李雪涛提及的《中学生文学家》外，目前能检索到的还有《中国民歌千首》（与顾惠民合编，上海开华书局1923年版）、《农村副业指导》（与卢文迪合编，黎明书局1935年版）、《语体评点全国学生国文成绩大观》（大达图书供应社1936年版）等。
二、开封
离开徐州进入河南的第一站是省会开封，河南古迹研究会的工作人员将滕黄接至大金台旅馆入住。12月7日一早，河南古迹研究会负责人郭宝钧前来拜访，交流河南省内的古物盗掘情况。在郭宝钧的陪同下，滕黄又去拜访了时任河南民政厅厅长的李培基（1942-1944年任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虽然负责查办盗墓案件，但他坦言尚无切实有效的根治办法。随后，郭宝钧又将客人引至河南古迹研究会参观：
至龙亭，观其地势及建筑，气象甚佳。其旁即河南古迹研究会,此会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河南省政府合组，今主持其事者为郭君子衡。余等入内观览，一室满贮古代陶器、兵器、用具以及明器，种类甚夥，皆为该会数年来所苦心搜集者。另一室为近年自濬县掘得之周朝晚期铜器，数量亦多，余等一一审视，郭君子衡又复加以说明，倍深兴趣。铜器中之车轮轴壳、方相假面及带饰上之一群小饕餮，皆为余个人特感浓味者，把玩比视，手不忍释，安得有闲岁月埋头作一番研究。
郭宝钧，字子衡，河南南阳人，时任史语所驻河南古迹研究会委员。史语所最初在安阳进行考古发掘时曾与河南地方政府发生摩擦，矛盾主要集中于出土物的归属权问题，后来在傅斯年、李济等人的协调努力下，中央与地方合组的河南古迹研究会1932年在开封成立，该会工作人员由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共同推荐产生，在制度上明确出土古物应归属于河南古迹研究会，从而保证了河南省内的田野考古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是日中午，刘主席经扶宴翁咏霓先生，邀余等作陪，盖翁先生赴蕉作整理中福煤矿，方道出开封也。余等至联欢社赴宴，席间晤教育厅齐厅长，李省委敬斋，顺便请彼等注意盗掘古物事件。
当天中午，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设宴招待蒋介石派来的“整理河南中福矿务专员”翁文灏，邀请滕黄一同赴宴。中福煤矿公司是一家地处河南焦作的中英合资企业，此前因经营管理不善导致债台高筑、濒临倒闭，翁文灏临危受命，前来彻底整顿中福矿务，最终令公司转危为安、起死回生。翁文灏本是地质学家出身，时任国民政府北平实业部地质调查所所长，此次整理中福矿务充分展现了他在科学研究之外出色的行政管理能力，也使他深得蒋介石信任，铺平了“书生从政”的通途。
饭局上，滕黄还结识了齐真如、李鹤等文教界官员，请他们对省内的盗墓活动予以关注。齐真如，字性一，河南睢县人，时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1923年曾任河南省图书馆馆长。李鹤，字敬斋，河南汝南人，时任河南省政府委员，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主修建筑工程学，归国后任教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今河南大学），1929年7月和1935年6月，他曾两次出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1931年1月至5月兼任河南大学校长），是河南大学近代建筑群（现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指导者和设计者。
下午，滕黄一行前往河南省博物馆参观，不仅欣赏了洛阳出土的北魏、隋唐石刻墓志，还重点考察了1923年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这批春秋时期的珍贵文物从河南省博物馆成立之初就成为“镇馆之宝”，其中包括后世赫赫有名的莲鹤方壶，无外乎滕固动情地写道：“此先民伟大之制作呈现于我人之眼前，我人咋舌赞叹，不禁失色。……既离其室，此等巨制犹盘萦于余之脑海而不渝。艺术之感人欤？抑先民精神之感人欤？”参观结束后，滕黄拜访了河南省博物馆馆长：
馆长关君百益，招待茶点于其办公室，出示其新编《河南省通志金石志图录》，盖为大本巨册，装帧华美，用珂罗版选印铜器石刻。余私忖斥数万金以印此旧式之《金石图谱》，殊不值得；且诸种石刻不摄取原石而徒影印拓本，则观拓本可也，何必浪费至此，然关君兴致殊豪，倘余直陈所怀，必不以愚见为然也。
关百益，原名葆谦（又作保谦），字百益，号益斋，以字行，满族，河南开封人。其祖辈为清代八旗子弟，先居北京，后被派往开封驻防，居里城大院（今开封龙亭北），“里城”为开封驻防八旗满城的俗称。关百益1930年至1935年出任河南省博物馆馆长，主持拟定《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奠定了河南省博物馆作为中原综合性地志博物馆的基础。
《河南金石志图》是关百益担任河南通志馆纂修（主编金石志）期间的重要成果，系从《河南通志稿·金石志》中精选而出，全书拟为四编（后三编未刊），此为首编。该书因成本高昂、印制精良而在民国出版史和藏书家中颇具声名，如顾廷龙1940年3月4日记：“民国以来制纸印书者两人，一为关百益，印《河南金石图》《伊阙石刻志》。一即郭葆昌，印《中国瓷器图谱》。”（《顾廷龙日记》，中华书局2021年版）
图四：关百益编选《河南金石志图》
但另一方面，自制纸张用珂罗版印书，必然花销不菲，以至于滕固嫌其“浪费”。又，当时供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文献学家赵万里在《清华学报》1936年第2期上发表书评感叹：“至全书印刷之精，纸料之佳，装潢之美；则读此书者类能言之。在四海困穷之今日，河南省独能出大力，成此巨帙，诚令人有空谷足音之感矣。”事实上，关百益选编此书之所以能够不惜成本印制，乃是得到了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的支持，故书首收录刘峙序言一篇。图书印行后，刘峙也第一时间分送党内军政要人，如海军部部长陈绍宽1934年6月14日复信感谢刘峙惠赠该书，不吝溢美之辞：“中州文献，亘古为昭。广辑旁稽，裒成巨帙。阐河洛之奥蕴，发岳渎之英光。斑驳陆离，堂皇典重。茂先博物之志，庐陵集古之录，庋陈座右钦挹。”（《海军公报》1934年第61期）
不过图书装帧再华美也是外在形式，内容方面还要看内行人评价。赵万里的书评对关百益书中某些注解提出商榷意见，并批评了他选编志石时厚古薄今的态度：“通观全集，似编者过信金石文字，越古越有美术的意味；故详于北朝志石，而忽于李唐以后之作。唐志收五种，宋志收一种，五代及北宋以降，均付阙如。此则其主观的解释有以误之。吾人如承认一朝之书体，各有其时代性之客观事实；则于北朝书体之劲拔，隋及初唐之绵丽，中唐以降之草率不恭，皆当无间言矣。芒洛所出中唐以降五季及北宋之志石，颇多名公巨室，有裨于史事处，不在北朝志石之下。”
另外在留德博士滕固眼中，关百益选编的这本图书仍为“旧式之《金石图谱》”，尚未脱离传统金石学“证经补史”的囿限。比如对于石刻遗存，滕固就认为应该“摄取原石”，而非“影印拓片”，这一细节背后体现的就是从传统金石学到现代考古学的观念变化。尽管滕固对此稍有微词，但为避免扫兴，他并没有当着关君之面直接说出想法。
其实滕固与关百益之前已有交谊，就在滕固来访的一年前，关百益曾偕夫人田玉芝赴上海监印《河南金石志图》，其间与滕固等一众海上文化名流过从甚密，共同发起成立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考古学会——“中国考古会”（李奕青《从关百益画像论“中国考古会”的创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9期）。关百益在沪时，滕固还与其共绘丹青，据《时事新报》1933年12月22日刊登消息，当时上海美专主办过一次“名家书画展”，画展上观众可以抽奖领取参展作品，被领取的其中一幅作品就是关百益、刘海粟、王济远、滕固合作的《松石》（沈宁编著《滕固年谱长编》，上海书画出版社2019年版，288页）。此外，中国考古会筹备会同仁、画家王济远为关百益画过一幅水墨速写画像，该画像一直到1988年才被河南省博物馆发现公布，画像左上方有滕固题跋：“金石延岁年，烟云养神气。蛟螭走笔端，苍松出云际。我爱关先生，多才复富艺。”（《滕固年谱长编》失收）
图五：王济远绘关百益画像（河南博物院藏）
告别开封前，滕黄还到访了铁塔、繁塔、禹王台等著名古迹。临行前，他们闻讯得知开封加拿大圣公会内存有犹太教石刻，于是慕名前往：
闻某君云圣公会内有犹太教之石刻，亟往访观，则为正德七年所立之道教碑，不禁废然。
滕固所谓“正德七年所立之道教碑”应为《尊崇道经寺记》，是迄今为止学界研究开封犹太人著名的“四通碑文”之一，其余三通碑文是明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清康熙二年《重建清真寺记》、清康熙十八年《祠堂疏古记》。这四通古碑刻，现只有弘治碑、正德碑、康熙十八年碑保存于开封市博物馆内，可惜历经百年风雨沧桑，碑上字迹如今大多已漫漶至无法卒读。康熙二年碑大约在清末民初就已佚失，唯余拓本传世。
根据记述，滕黄当时应该只见到了正德碑，但令人不解处在于为何会将其误判为道教碑？毕竟当时国内学界早已将此碑文和开封犹太人史事考释清楚，其中集大成者就是陈垣名作“古教四考”之一的《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初连载于《东方杂志》1919年第5-7卷，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之前还有张星烺之父张相文《大梁访古记》、时经训《河南挑筋教源流考》、叶翰《一赐乐业教碑跋》等文章申说披露，《尊崇道经寺记》为犹太碑刻遗物确凿无疑。滕固误判的唯一解释只能是他对上述文章毫不知情，而且当日行程紧张，匆忙浏览后便望文生义，得出了错误结论。
图六：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三、安阳
12月9日凌晨三点半，滕黄一行抵达安阳，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团派人将他们接往城内冠带巷办事处。驻扎安阳的考古学家李济、梁思永披衣迎接，四人相见甚欢、谈兴十足，一直聊到次日清晨六点才各自回房休息。上午十点起床后，滕黄详细审查了殷墟发掘团提供的古物盗掘情况材料，下午拜访行政督察专员兼县长方策（字定中，浙江黄岩人），了解安阳地区的盗墓案发情况。
方表示到任以来对此类案件，凡有确实证据者，无不严办；并缕陈办理经过。最后对于新近发生之十一月十五日黑夜盗掘案有所申述。案此案有专员公署侦查员李冠参加，情节离奇。
关于11月15日李冠一案的具体情况，滕固没有记述。当年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石璋如对这起案件经过曾回忆道：
当天晚上大约十点以后，我们正在写报告，小营村村长李宝善带着菜园主人李来发来打听，中央是否有派遣“中央夜晚发掘团”进行发掘，听后我们觉得很奇怪，哪有夜晚发掘团？就猜想是盗掘团。先前我们便听到工人口耳相传，研究院出四毛，很快就有赚八毛的机会。村长说县府官员李冠领着武官村村长和工人以“中央夜晚发掘团”的名义到李来发的田里发掘，研究院就是“中央白天发掘团”。夜晚发掘团还要村长在庙前预备好热水、铺好地上的干草，村长对于这团人要村长安排住庙、喝水的事情感到奇怪，觉得不像官方行动，可是又有县府官员出面，只得听从要求，再找我们求证。工作队觉得不对，便请驻团的警察跟士兵观察情况，军警就携带我们预备晚上工作时照明的双筒照明灯到1001旁高土堆上观察。军警看见盗掘者越过李来发的菜田，在附近的棉花田里有说有笑的挖掘，便打开照明灯，盗掘者发觉情况有异，军人与盗掘者都开了几枪，后来双方以有话好说为由决定停火，军警将盗掘者缴械，将李冠、武官村长等人带到工作站，随后就派人把李冠送交县政府，武官村长和一部分被抓的工人则让武官村人来保释，于是夜里就解决了这件事情。（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访问《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78-79页）
图七：殷墟发掘现场，甲骨出土后组织工人装箱外运，后方戴帽监工者为石璋如。
滕黄代表中央到安阳调查，石璋如也参与了接待，有趣的是，他还回忆了一些关于黄文弼的生活细节：“黄文弼跟梁思永先生很熟，平日不拘小节、不讲究生活，好歹算是中央来的，要有衣装，到郑州转车时买了一件丝绵袍，到达安阳后出席工作队的欢迎会，一看见菜肴中有爱吃的鱼头，根本不管会不会弄脏衣服，就吃了起来。”（同上，79页）
经过首日的初步了解，滕黄认为安阳盗墓风气炽盛的背后必然有黑恶势力操纵指使，准备接下来去往盗区实地勘察。次日，滕黄在李济、梁思永的陪同下，乘车由冠带巷出发向考古工地行进。时值寒冬，朔风凛冽，滕固衣着单薄，幸亏李济借给他一件大衣外套。一路上，滕固竖起衣领裹紧脖颈，蜷缩于车内御寒。
又往西转北，至纱厂下车，踯躅旷野，阡陌之旁已见盗掘痕迹。此地殆已为殷墟之区域，余等捡拾瓦物视之，皆为古陶之碎片。仍西偏北行，历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沿途盗掘坑穴，累累皆是。
考察中，黄文弼负责记录盗坑的位置和数量，仅沿途所见就有数百处之多。在殷墟发掘团的发掘现场，普通工人与考古专家打成一片其乐融融的工作场景给滕固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午，滕、黄、李、梁四人在侯家庄发掘团宿舍略作修整，休息室里存放着新近由梁思永清理完成的出土织物，滕固看后对梁思永精湛的文物修复技术深表折服：
室内有一框匣置新发掘之织物纹绘，用朱色及黑色所绘；此为最古之绘画材料，古代绘画用色，朱黑最为普遍，中外皆然。此物因年代久远，织物与泥土胶结不分。由梁君思永精巧之手腕，剖切粘贴织物之泥面而装于木匣，时喷水匀泥，使不干裂；故我人见之犹觉画面上绕有坟陇中之阴气也。
图八：1936年殷墟发掘相关人员在南京史语所前合影（前排左二为石璋如、右三为郭宝钧，后排左一为董作宾、左二为梁思永、左三为李济）
下午，滕黄继续在殷墟发掘现场考察，他们在一间供工人休息的小屋里看到了盗墓团伙用粉笔写在墙上的标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压迫平民生活之董（彦堂）梁（思永）誓与拼命”。显然是向殷墟发掘团示威，以达到恐吓主持者的目的。盗区现场勘察结束后，滕黄一行游览了袁世凯昔日在洹上村隐居时修建的养寿园，这片花园住宅当时已被冯玉祥充公改为彰德高级中学，随后又去往洹水北岸的袁世凯墓园（袁林），滕固对袁世凯坟前石雕的评价是“技术卑陋，了无生气”。
返回寓所后，方策专员来访，滕黄讲述了当日勘察情况，方专员分析安阳盗风炽烈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刑法上对盗墓的惩罚较轻，盗墓贼的犯罪成本低，二是农民生计断绝，抱着侥幸心理从事非法盗墓活动。滕黄则认为，其实农民盗墓所得无多，大部分利益都为古董奸商赚取，这才是最为可恨可悲之处，于是他们重申了此行目的以及文物流失的危害：
余等个人绝无古董之嗜好，所以斤斤于此者，一古物离其埋藏地点已失去其大部分之考史价值；一古物流入古董家之手，无异石沉大海，学者不得据以研讨；一古物流入外人之手为国家之重大耻辱。
12月11日，安阳本地记者采访滕黄，其中一位记者告知，本地盗墓风气的养成实际上是当地政府与古董商相互串通勾结的结果，去年古董商还集资成立了所谓的“古物保存会”，为其倒卖文物提供合法掩护，政府甚至出面为此组织站台背书。滕黄听罢甚为忧虑，马上赶往当地“古物保存会”查探情况，“其中固不无可观之品，然乱七八糟，令人不耐审视”。下午，前往著名的天宁寺（文峰塔）考察。
12月12日，滕黄动身前往安阳市区西南二十五公里的善应村，考察宝山石窟（又称灵泉寺石窟、小南海石窟）。石窟造像之外，最令滕黄惊喜的是，他们在善应村西一户叫王怀信的农民家中得见“元朝圣旨碑”，“碑高丈余，其旁为厕坑，碑后杂堆柴草，其上盖以陋劣之茅屋顶。碑文半为白话文半为蒙古文”。滕固将碑上的汉文部分抄录下来，随后加以说明：
此碑碑文武亿《安阳金石录》卷十，冯承钧《元代白话碑》内皆曾抄录，关于考释及白话用语可参阅上列两书，兹不赘陈。《安阳金石录》谓碑在善应村菜园，今菜园已盖茅庐，为王怀信之住宅，桑田沧海，将来不知又如何，故录其碑文及记其所见如此。
滕黄寻访到的这通元碑今学界通称《彰德善应储祥宫圣旨碑》，圣旨颁发时间为延祐元年（1314），碑身两截刻，上截是八思巴蒙文圣旨，下截为汉文译文，经学者考释，碑文大意为告谕过往官员、使臣不得对该寺观骚扰征索，立碑庙前，以作警示。滕固抄录的这通碑文并非普通的白话文，而是元代一种特殊的汉文翻译文体，亦邻真先生将其命名为“元代硬译公牍”，“硬译文体的语汇采自元代汉语口语，而语法却是蒙古式的。一篇典型的硬译公牍，等于一份死死遵循蒙古语词法和句法，用汉语作的记录文字”（亦邻真《元代硬译公牍文体》，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图九：《彰德善应储祥宫圣旨碑》下截汉文部分
由于依照蒙古语法逐字直译，这种译文读来佶屈聱牙、令人费解，故而前代金石学家多讥其“鄙俚可笑”，那么当时为何会产生这类译文呢？蔡美彪先生解释：“这种译文的形成有其客观原因，不宜苛责译者。翻译皇帝圣旨、公文，不同于译述私人诗文著作，译者不得不谨慎从事，逐字直译，以免误解。倘若撮其大意文饰辞藻，难免走样。遭致曲解，其罪非轻。”（蔡美彪《编余散记：白话诸碑问题》，《元代白话碑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四、洛阳
12月14日，滕黄抵达洛阳并停留三天，重点考察了白马寺和龙门石窟。关于滕黄在龙门石窟的考察情况及其蕴含的中国艺术史研究范式转型意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韦昊昱博士作过专门解读（《行走的力量——滕固两次龙门石窟考察中的新艺术史眼光》，《读书》2021年第7期）。
在汉魏洛阳故城遗址附近，滕黄意外收获了一些古物：
转东南行至龙虎滩，得虎头瓦当一，浮雕生动，余与仲良审视，定为北魏遗物，因与造像碑饰之中雕刻有一致之处。又得瓦削文字数种，有曰“任小石削”；适前年文舟虚先生赠余其所辑汉《瓦削文字谱》，知此类物为汉代所遗。
文素松，字含和，号舟虚，江西萍乡人，行伍出身，曾任黄埔军校兵器科教官、管理科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械处少将处长等职，一生虽在军界任职，但与文史学界、金石书画界名流交往频繁，以文物收藏、鉴赏闻名于世。文素松还是民国时期著名武术家、自然门创始人杜心五的早期弟子之一，与万籁声为同门师兄弟。抗战爆发后随军迁居成都，1940年在江津县病逝（《文素松先生生平事略》，《萍乡文史资料》第十二辑，1990年）。文素松一生收藏难以计数，其中较知名的是熹平石经残石，编著有《金石琐录》《汉熹平周易石经残碑录》《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等。
《瓦削文字谱》印行于1930年，文素松编，何日章校，收录洛阳汉魏故城出土的有文字残瓦一百二十种，有关百益序，版心下镌“思简楼”。文素松藏书楼原本名“寅斋”，后因其子文简早逝，故取其“简”字改名“思简楼”。文素松自序云：“民国十八年，余因公赴洛阳，适金村镇有多量古瓦出土，且具文字，极自然之妙……余搜集数百枚藏庋寅斋，择其精者先行墨拓百廿片，名曰寅斋所藏瓦削文字谱，以公诸世。虽无年号，不能确定其为何时物，然字体结构则为草隶，友人阎甘园、顾鼎梅二君均宣其为汉物云。”
图十：文素松（1890-1940）及其所编《瓦削文字谱》
自序中，文素松交代了这批残瓦的来历，并断为洛阳金村出土的汉代古瓦。作为汇编、研究此类残瓦的开山之作，《瓦削文字谱》固然有其价值，但经过后人更为科学系统的研究，现已证明这类带文字的残瓦实际是北魏遗物，出土地点在龙虎滩村西岗附近。1962年起，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正式对汉魏洛阳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当年由考古所主办的权威期刊上就刊登了河南考古工作者黄士斌的论文《汉魏洛阳城出土的有文字瓦》（《考古》1962年第9期），对文素松的推论予以纠正。
洛阳这批出土残瓦之所以断代困难，因瓦上刻记的制瓦时间均无纪年，仅有月、日，其中四至九月的残瓦最多，由于瓦坯需要天热暴晒，故夏季最为适宜。黄士斌的论文中提到著名历史学家陈直曾认为“瓦削文字”为东晋作品，依据是有一片瓦上刻有“永昌二年”，但作为一线考古人的黄士斌对此表示质疑：“不知陈先生是在什么地方见到的，但我尚未见到有永昌纪年的。”“查永昌二年（公元323年），为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年号。该年三月，明帝司马昭改元太宁。永昌二年仅有一、二、三月，而瓦上所刻时间是从四月开始。再者，当时晋已偏安江南，其统治势力当在淮河以南，洛阳既非东晋势力范围，瓦上如何能刻东晋年号呢？”
图十一：黄士斌《汉魏洛阳城出土的有文字瓦》
其实陈直推论的依据来自一部稀见二手文献，即方德九（河南唐河人）辑录的《德九存陶》，他曾为之写有跋语：“晋陶中有瓦片，文为‘削永昌元年’五字草隶书，永昌为东晋元帝年号（公元322年）。河南境内，在东晋时得时失。因忆及河南曾出瓦削一大批，为关益斋氏所购，后赠与文素松，文因印成《瓦削文字谱》，与本书所录各瓦削文字，笔势完全相同，知为一时之物。文氏自题为汉代瓦削，当时即觉牵强太甚，是未能确断其年代。现从永昌元年这一瓦片看来，知为东晋物了。”（陈直《考古丛录》，收入《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564页）现在看来，陈直这段跋语确需存疑，除《德九存陶》与《瓦削文字谱》收录的瓦削文字是否为“一时之物”外，其中说文素松印行的瓦文系关百益购入转赠一事，《瓦削文字谱》关百益序、文素松自序中皆未提及，不知陈直何以有此印象。
另外，孔夫子旧书网上还可检得一册已拍卖的《瓦削文字谱》，其珍贵之处不仅在于文素松的亲笔题签“公达叔正，素松上”（“公达叔”为文廷式之子文公达），更在于著名藏书家潘景郑先生1955年题写的一段跋语交代了文素松去世后这批古瓦的下落：“文氏思简楼所藏古瓦削百六十余片，十年前得诸沪市，沧桑而后，古欢阑珊，即捐诸合众图书馆，以祈永保。倾检笈得文氏影印之本，枨触前情，率余两绝，以存鸿爪。”
潘景郑提到的“合众图书馆”，为1939年由叶景葵、张元济等联合创办的上海私立图书馆，顾廷龙任总干事，1958年该馆并入新的上海图书馆。随后潘景郑先生抚书生情，题写两首绝句：“金村古瓦几摩挲，思简烟云漫自夸。十载弆藏混似梦，凭谁珍惜到官衙。”“奇缘古物久阑珊，典尽阮囊劫梦残。披卷墨痕添枨触，人间聚散等闲看。”
五、西安
12月17-18日，滕黄从洛阳乘车，经潼关、临潼，抵西安，宿西北饭店。
上午十时赴省政府访耿秘书长，相与商谈数事，而余等所提出之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在西安设立办事处事，耿君亦认为切要也。
“耿秘书长”即耿寿伯，河北藁城人，1932年至1936年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促成“西安事变”，1949年后当选为河北省政协常委，1953年去世，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就在这次商谈之后，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于次年春正式成立，地点设在西安碑林的所在地孔庙。黄文弼被派驻西安担任办事处主任，一边主持西安碑林的清理与整修工作，一边整理自己此前在西北科考所获的考古资料。
与耿寿伯告辞之后，滕黄前往北平研究院与陕西省政府合组的陕西考古会（罗宏才《陕西考古会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参观古物收藏。随后又往西安图书馆，重点考察“昭陵六骏”，其时飒露紫、拳毛騧二骏已被盗往美国，其余四骏被砌于西安图书馆内的廊壁上：
今存四石曰白蹄乌，曰特勒骠，曰青骓，曰什伐赤；每石高约四尺五寸，宽约五尺五寸，周有缘框，中作二三寸之凸雕马像。惜四石皆有裂纹，缘框及马足皆有损坏处。诸马沉毅威猛，开张骁勇之气概，发露于石刻，可谓无纤毫遗憾。当时琢石者殆深体乎太宗之功业而出此，故神爽奇横足以惊鬼神而泣风雨也。
在西安碑林，滕黄重点审视了玄秘塔碑、多宝塔感应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几块名碑，可惜室内阴暗、空间狭小，无法拍照，只好雇请拓工选拓若干，备作研究资料。
图十二：滕黄访古途中所摄“昭陵六骏”之青骓、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12月20日上午，滕黄先是在寓所翻阅昨日购买的《陕西通志辑要》等地志史书，并将沿渭水分布的汉唐陵墓群方位画成草图，以备实地观览时参考。下午向兴平县出发，抵达兴平县时天色尚早，便去寻访保宁寺塔（俗称“兴平北塔”）。
次日一早，滕黄乘汽车赴汉武帝刘彻之茂陵，在茂陵周遭巡视一圈后，重点考察了霍去病墓石雕群。该石雕群为现存最古的成组圆雕作品，滕固认为极具研究价值，因此逐个测量摄影。当天最后，滕黄还被安排参观了西京筹备委员会在茂陵设立的办事处和小学。
西京筹备会是国民政府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准备以西安作为陪都而组建的一个特殊机构，从1932年成立到1945年结束，西京筹备会十三年的工作为西安的市政规划建设、文博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西京筹备会也是最早对茂陵和霍去病墓进行文物勘查与保护的政府机构，例如滕黄考察茂陵所走的汽车公路就是一年前由西京筹备会刚刚修筑完成的。
12月22日，滕黄到陕西省政府再次与秘书长耿寿伯商谈，耿寿伯出示了徐炳昶（字旭生，以字行，河南唐河人）致滕黄的一封回电，大概滕黄刚抵西安时为约见徐旭生给他发过一封电报。
上午八时赴省府与耿秘书长略谈，耿即出示徐委员旭生复电，以工作繁忙，嘱余等往宝鸡一行。余等以路途辽远，归期已促，复电辞谢。
徐旭生与滕黄同属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员，他曾在1927年与瑞典人斯文·赫定等联合组成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担任中方团长，与团员黄文弼一起远赴蒙古、新疆，跋涉于戈壁荒漠、高原山地之间。考察归来后，徐旭生受北平研究院委派奔赴西安，筹建陕西考古会，并主持宝鸡斗鸡台的考古发掘。彼时徐旭生正在宝鸡工地上工作，无暇赶回西安赴约，所以让滕黄到宝鸡与他会合，无奈滕黄归程已定，只好后会有期。
图十三：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中方人员在包头大本营前合影（左二为黄文弼，左五为徐旭生）
当日，滕黄又马不停蹄地考察了大慈恩寺（大雁塔）、大兴善寺、大荐福寺（小雁塔）、东岳庙等古迹。
12月23日，滕黄踏上返程之旅，在临潼华清池泡完温泉后，黄文弼约滕固一起考察秦始皇陵，滕固因疲惫推辞，黄文弼于是独自前往。待黄文弼傍晚考察归来后，与滕固谈及种种发现，滕固才后悔未能同行。经过一路舟车劳顿，12月25日夜间，滕黄返回南京，耗时二十一天的豫陕访古行圆满结束。
六、余论
回到南京后，滕黄立即分头准备要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提案。同时，滕固还趁热打铁，着手撰写《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试察》这篇论文，利用自己实地调查所得，结合其他考古文献材料，阐发说明两汉石雕艺术风格之异趣。今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若干封滕固致《金陵学报》主编李小缘的信札可以反映此文从撰写到发表的具体经过（《滕固年谱长编》318页、350页、359页、373页；姜庆刚《滕固先生佚信考释》之第一封信，载《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十八期，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
图十四：1935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合影（后排左三为滕固，右三为黄文弼）
《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试察》最终发表于《金陵学报》第四卷第二期，该期《金陵学报》原刊标注出版时间是1934年11月，但滕固文末落款为1935年1月10日，再根据上述信札提供的信息，《金陵学报》第四卷第二期的实际出版时间肯定在标注的出版时间之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谢欢博士在《陈梦家致李小缘书信二通考释》（《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3年4月12日刊）一文中曾提请研究者“使用第八卷以后的《金陵学报》时一定要注意出版时间这个问题”，这样看来，《金陵学报》标注出版时间与实际出版时间不符的情况其实在第八卷（金陵大学西迁成都后所出）之前同样存在。
除中文论文发表于《金陵学报》外，滕固还在吴经熊、全增嘏、林语堂、温源宁等人创办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1935年8月创刊号上发表了英文文章“A Few Notes on the Forms of Some Han Sculpture”（本文汉译《汉代石造圆雕之形式的观察》，见毕斐编《墨戏》，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可以看作是《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试察》的简要缩写版。
图十五：滕固在《金陵学报》上发表的《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试察》附图，图一为霍去病墓石雕群中最著名的“马踏匈奴”，图二为“卧马”。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滕固此前热心运作的种种体制化遗迹考察活动只能暂时停摆，他本人很快便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为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而成）校长，肩负起文化抗战的国家使命，直到1941年令人倍感遗憾地猝然离世。而黄文弼所在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也停止工作，他则转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后改为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成为历史系教授，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开始奔波于川陕之间。1939年，黄文弼为写作《罗布淖尔考古记》，需要参阅德国人阿尔伯特·赫尔曼（Albert Herrmann）的《楼兰》一书，由于自己不谙德文，便委托滕固请人翻译，滕固不负请托，找到留德友人冯至的夫人姚可崑完成了译稿（当时未能出版）。抗战胜利前夕，黄文弼已经担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在忙冗之余还与助教罗郁合作编写了一本历史人物通俗传记《班超》（胜利出版公司1946年版，列入“历代贤豪”丛书），以东汉班超经营西域之功绩鼓舞民众将抗战进行到底。
图十六：阿尔伯特·赫尔曼《楼兰》原著，德国布罗克豪斯出版社1931年版；姚可崑2003年去世后，《楼兰》的译稿抄件被女儿冯姚平在整理遗物时发现，并经杨镰促成，终由新疆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高中甫补译了姚可崑译稿抄件残缺的部分。
面对日军铁蹄，当年西京筹备会之所以决定优先培修茂陵及其陪葬将墓，也是想借古喻今，“引起国人之注意，于瞻仰摩挲之下，有以唤醒颓靡之国魂而发扬其志气”（《西京筹备委员会成立周年报告》，《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54-163页）。尤其霍去病身为汉骠骑将军，奉武帝之命，与舅舅卫青一同率大军力克匈奴于漠北，成为后人心目中卫国御侮的民族英雄。艺术史家滕固当然具备与历史共情的能力，他在《霍去病墓上石迹及汉代雕刻之试察》结尾处充满诗意地写道：
霍去病墓上的雕刻，在简略浑朴中存有不可抵抗的一种郁勃的力量，随处流露着一种蛮性的倨傲，这正是反映着当时代汉民族向外发展的精神。积无数健儿生离，死别，行旅，战争，掠夺之悲壮的经验而构成了当代一般神圣高贵的信念，艺术家就无遗憾地把这种信念发露在雕刻上面，所以其雕刻的特质充满着强烈的意志，而其形式粗砺无华，为素朴的写实。
毫无疑问，滕固所谓“当代一般神圣高贵的信念”正映射着日益艰难的时局。每每读之，寄寓其中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还是会令人气血上涌，生发出勇猛精进、一往无前的坚毅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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