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在天津的革命与学术生涯

前排左起第三位为范文澜，中排右起第一位为本文作者蔡美彪

当代史学大师范文澜的早期革命生涯与学术生涯都与天津有着密切的关系。

范文澜1917年在北京大学文科毕业。1922年来天津，在南开中学和大学任教。1925年起专任大学教职。这年，在天津投入“五卅”爱国运动，参加群众游行活动。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任南开大学学生支部书记。当时，教员中还没有支部，他实际是被任为天津南开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

人们一直传说，1927年范文澜曾去北京与李大钊会见，其实并未成行。他在1941年4月27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的《李大钊同志永远不死》一文中说：

不幸得很，正当李大钊同志领导北方党的时候，我在天津教书，没有机会去谒见他。我的朋友李君（后来成了烈士）对我说：“你应该去见见李大钊同志，领受些教诲。我们暑假中一同去北京某地，我给你介绍。”不料过了几个星期， 李大钊同志被捕了，受尽各种毒刑以后，报纸上发表监狱中绞死的噩耗，他的照片也登出来。这给我多么刻骨剥肌的痛苦印象啊！

文中所说“北京某地”指当时李大钊隐避在东交民巷的住处。“我的朋友李君”即中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捕，李季达也在天津被捕牺牲。天津党组织遭到破坏。范文澜得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掩护，逃离天津。他曾几次对我谈及此事，说天津警备司令部要来捕他，前一天向校长 张伯苓打了招呼。张校长随即告诉他说：“明天要来抓你了，还不快跑！”当天晚上，他即逃来北京。次日，军警到校抓人，张校长说：“范文澜是浙江人，回浙江探亲去了。”抓人者徒唤奈何。

范文澜在北大毕业后的几年间，曾先后在沈阳、河南汲县等地中学教书，后经叔父介绍到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做统计员，与他的志趣极不相合。不久即行辞退。1922年到天津南开任教，才得到适合的岗位，开始了他的教学及学术研究生涯。他在南开大学讲授“国学要略”、“文心雕龙”等课程，自编讲义， 供学生参考。一年之间即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述 《文心雕龙讲疏》。他在此书序言中说：“予任南开学校教职，殆将两载。见其生徒好学若饥渴，孜孜无怠意，心焉乐之，亟谋所以餍其欲望者。会诸生持《文心雕龙》来问难，为之讲释征引，惟恐惑迷，口说不 休，则笔之于书。一年以还，竟成巨帙。因而名之曰 《文心雕龙讲疏》。”末署“中华民国十二年，绍兴范文澜”。此书在天津刊印，题“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一 日出版”，版权页上印刷发行单位署“天津东马路新懋印书局”，这其实是天津地下党印刷文件的机关。 范老曾说起，为掩护党的活动，就把他的讲义拿去印了。为避免当局追究新懋印书局与南开的关系，版权页著作者署名“华北大学编辑员范文澜”，但书前的自序和梁启超的序言，仍说明是南开任教时的著述。梁启超当时也在南开教书，为本书撰写的序言说：“乃者吾友张伯苓手一编见示，则范君仲沄（范文澜字）之《文心雕龙讲疏》也。展卷诵读，知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 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之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也，爰乐而为之序。”末署“民国十三年十一月，梁启超”。此书印数不多，但以其详核精审，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范文澜也由此开始了他的著述生涯。几年后，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文心雕龙注》成为他早期的代表性著述。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

范文澜在天津南开期间还完成了另一部著述《诸子略义》，对先秦至东汉诸子书，分别加以评介，也是一部教学讲义。序言署“十五年十二月”，时在南开执教。现在仅存的排印本刊“京师大学校文科出版课印”。范文澜自1927年秋回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北京大学在1927年8月改名“京师大学校”，次年6月恢复“北京大学”校名。本书当是这一时期刊印的教学讲义。

范文澜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也是在这时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并在天津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述。40年代以后，他主要是在延安和北京工作，但20年代在天津的六年生活，确定了他作为革命者和学者的人生道路。

[本文首发于《历史教学》2001年第1期，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蔡美彪，1928年3月生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兼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自1953年起协助范文澜编著多卷本《中国通史》远古至隋唐四卷。范逝世后，主持编写宋元明清后六卷。长期以来从事辽金元史研究并治古代蒙古语文。著有 《元代白话碑集》、《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合编）等 多部著作，曾在《历史教学》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