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4日，上海博物馆宣布将于12月呈现“对话达·芬奇——文艺复兴与东方美学艺术特展”，呈现达·芬奇真迹《头发飘逸的女子》及《大西洋古抄本》手稿等。巧合的是，中国美术学院在近日的九十五周年校庆之际，也以达·芬奇为切入点，探讨达·芬奇对21世纪的启示。
近日，中国美术学院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举办了“新六艺”系列论坛“Panel 21: 向达·芬奇提案——21世纪的文艺复兴人”。该论坛也是第七届国际跨媒体艺术节的主论坛，以开启全新的艺术/科学观，探讨如何通过教育，培养超越学科意义上的当代“通人”。
被认为是达·芬奇的自画像（约1510年）
澎湃新闻了解到，“Panel 21：廿一世纪艺术／教育圆桌会议”是由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发起的长期计划。它以艺术为轴心，思考并实践“艺术／教育”的时代议题，探索身心合一、知行合一的新人文教育体系。中国美院希望达到学问与生活相通，安身与立命相通，以回应中国艺术的真正传统——艺理兼通、道术相济、学养相成的贯通之道。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表示，“我们希望在将来的数年中，邀请全世界艺术、科技和教育领域的朋友们一道，在通用人工智能的曙光中探讨‘通人之学’的虚妄和‘文艺复兴人’的可能。”
“Panel 21: 向达·芬奇提案——21世纪的文艺复兴人”论坛现场
论坛中，中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基础物理与数学科学学院执行院长、教授耿朝强以“探寻科学之美：从微观极小到宏观极大世界”为题，讲述科学与艺术中的“美”。关于对称性和统一场理论，已知有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力，一是引力，二是电磁作用力，三是弱作用力，四是强作用力。从物理来看，对称性就是代表守恒定律，我们希望将强、弱、电磁相互作用力统一起来，形成更大的、更简化的对称性，也就是科学追求的美。如果把引力也加在一起，就是所谓的万物理论，目前只是理论物理学家一个美好的梦。科学定律要简单、普适、可证，艺术要美，可是真正的美一定要打动人心，能反映真实的现象，无论是情绪，还是体现它的事物。科学和艺术有共性，科学的最高境界是美，艺术的最高境界是真，例如爱因斯坦方程、牛顿定律，真实的现象总结成非常美的定律。科学艺术是相互对应的统一体。
即将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达·芬奇《头发飘逸的女子》
在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以其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技艺定义了“通人”的概念。他的工作和研究方法预示了现代人工智能的核心理念，比如模式识别的研究，他在绘画中对于光线、阴影和形状的处理实际上是早期图像识别的实践，这和今天在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中识别技术不谋而合。达·芬奇的笔记里记录了对光影、人体和自然现象的观察，不仅是艺术创作的基础，更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雏形。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计系教授徐迎庆以“你好，达·芬奇”为题，讲述了达·芬奇对当代教育的启示。“作为教育者，追求的是如何把跨学科的思维模式融入到现代教育。达·芬奇的经历首先强调了教育的本质不是孤立的信息的传递，而是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还有实践的重要性：不仅要了解最新技术，还要构建和测试自己的创意，不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达·芬奇对学习的渴望和对世界的好奇心是任何求知者的典范，告诉我们真正的创新来自于跨界的勇气和对未知的探索。在人工智能领域，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超越传统算法和技术的限制，创造出能够与人类思维和创造力相协调的全新工具。在未来，我们预期能够看到人类和人工智能之间更加密切的合作，这种合作将打破传统意义上的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创造出一种新的智能实体，这不仅仅是技术的融合，更是文化、哲学和艺术的融合。”
达·芬奇对于人脑和颅骨研究的素描
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哲学系教授许煜以“在人工智能边界的艺术”为题，讲述探索知识当前背景下的状态、潜力和限制。他将技术和艺术之间作为一种对立但可调和的关系来理解，以对立的一致为线索将艺术定位在人工智能的边界。技术作为精神的外化，可以为精神开辟新条件和新道路。类似于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针对摄影和电影普及所提出的问题，与其判断人工智能生成的作品是否是艺术，不如问问人工智能如何改变艺术的本质。如今几乎人人都可以下载软件来制作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作品，艺术民主化浪潮是一个根本性突破，可以重新发展一种业余爱好者文化，释放出比专家更大的创造力。但人工智能带来的民主化的解放力量将把我们引向何方？艺术的制度化以及艺术家身份的瓦解，将艺术留给了市场。消费主义社会的发展和工业技术的统治是本雅明没有预见到的。利奥塔所呼吁的抵抗正是针对数字媒体的局限性，今天的媒介变得更加霸权，数字艺术赖以生存的媒介不属于艺术学院、博物馆或者美术馆，而属于“产业”，这是达·芬奇的时代所没有预见的。“因此我想提出另一种主张，即在现代艺术中，艺术抵抗媒介本身的工具性及其强加在媒介之上的限制。另一个问题：艺术如何改变技术？这是艺术学院今天的任务。”
曾在米兰布雷拉艺术学院教授媒体社会史的弗兰科·比弗·贝拉尔迪的演讲题目为“达芬奇的解剖学与个体化的视觉维度”。“达·芬奇的工作中有两部分尤为重要：一是对解剖学的视觉研究（以及将个体视为空间中独立的视觉维度），二是将机器视为人类对人类领域和环境间边界的重新定义。在数字化转型的今天，我们打造了一个超级机器。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了人自由，但现在技术似乎适得其反，机器通过编程语言和算法成为一种新的数字化独裁，能够规定大家的想法，限定自由的限度。如果语言是存在的外衣，那么现在的数字化语言是通过技术赋能的手段变得限定性，技术的语言，包括编程的语言，重塑了我们和科技之间的关系。就像达·芬奇一样，我们必须要恢复他的人本主义这方面，人类所有的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人类自己。”
达·芬奇《发射炸弹的大炮》1485年《大西洋古抄本》 ，米兰盎博罗削图书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学系教授、博导蔡一夫则以“天文学对科学与艺术教育的意义”为题，以达·芬奇的《莱斯特手稿》为例展开。《莱斯特手稿》描述了太阳、月亮、地球，包括其他恒星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敏锐的发现、犀利的观察。现代科学的第一个表现是天文学，莱斯特手稿给我们的经验是科学和艺术都是人类创意的成果。斜杠青年不只是达·芬奇，伽利略的《星际信史》月球表面手稿是1610年写的，他发明了望远镜来进行天体的观察，又重新思考达·芬奇所提出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手稿宣布了现代天文学的诞生。“一百年前，艺术的表达广泛地应用在科学发展的可视化方面，尤其是对于天体的现象，就像一种科幻的描述。卢西恩·鲁达乌斯在一百年前开启了这样做法，将艺术的表达用于一系列领域。艺术的猜想可能会被科学所实现，技术经常在指导艺术的发展，大规模科学研究中艺术经常作为科学的灵感。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它们可能会带来的危险并不来自技术本身，而是源于人类自身。现代天文学自诞生以来就承载全人教育的精神；现阶段的天文学探索与应用无时无刻不推动着全人教育的发展；全人教育中有关科学与艺术的素质培养都可在天文学中得到体现。”
此前在上海张江展出的“向达·芬奇提案——上海科技艺术大展暨第七届国际跨媒体艺术节”展览现场，国美师生共同创作的《安吉亚里之战》
如何向达·芬奇介绍二十一世纪？ 哈佛大学资深教授、达·芬奇研究专家弗兰克·费伦巴赫以“你好，达·芬奇！欢迎来到21世纪”为题，设想了作为一位艺术家和科学家的达·芬奇在当下会坚持哪些观点。“他模糊了艺术、科学和技术之间的界限，他所享有的创造性自由奠定了他对自然进行突破性探索的基础。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达·芬奇的时代与当下的重大差异，他对现代技术的两个基本支柱——分工和进步——完全不了解。20世纪中叶以来，富有创意的艺术家兼科学家的稀缺也可归结于知识劳动的不断碎片化和对实用、快速盈利的不懈强调。我们可以从达·芬奇那里汲取的宝贵经验是：首先，他是与单一领域专家相对立的典范，历史上创造性思维总是超越了单一领域的界限。第二，他是终身学习的典范。第三，与达·芬奇时代不同，现代科学主要采用了抽象的特征。但科学突破和可持续的技术创新通常与美的吸引力一致。达·芬奇深信任何技术创新最终都指向同一目标：将地球变成一件宏伟的艺术品。”
此前在上海张江展出的“向达·芬奇提案——上海科技艺术大展暨第七届国际跨媒体艺术节”展览现场
中国美术学院《新美术》编辑高明以“荒野与艺术”为题，探讨了数字时代的一种艺术史研究方法。达·芬奇在1482年到1499年期间来到米兰为斯福尔扎 (Ludovico Sforza) 工作。达·芬奇身边围绕着各种能人巧匠，他时而孤独地在工作室 (studiolo) 中记录着想法，时而到米兰周边城市(如帕维亚)进行现场调查并在地绘制图形、记录想法。达·芬奇喜欢野生的东西，无论是人还是物。他在 Trivulzianus手稿第一页背面写道：“唯有野生，方得以长存” (Salvatico è quel chesi salva.)。达·芬奇在野外书写，沉思自然，思索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则。在他第一次米兰居留时期，达芬奇的好奇之心 (curioso)记录在数十本各种大小的笔记之中。21世纪的今天，附近的自然消失了，只有荒野 (wilderness), 才能激起对万物规律的好奇之心。山河褶皱需要想像力，人迹罕至的荒野，叩问内心，更需要与达·芬奇上万页的笔记(数字人)共处，在荒野中重新开始人的自我教育。
中国美院95周年校庆大展“星丛”
柏林艺术大学媒体理论名誉教授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以“惊喜发生器：21世纪艺术教育的视角”为题，讲述了未来的艺术学院应该有五个重要的特征：第一，未来的学院关注时间机器，回溯与前瞻，将过去和现在联系在一起；第二，未来的学院是实验的部门，是艺术和进步科学的媒介。学院创造通感的、横向的知识，在抽象和可感的材料之间不断地摇摆，使思想和物理的事实在不断地互动之中发展；第三，未来的学院能将令人振奋的思考与创造空间变为现实。让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与技术和数字化的对象结合并向公众开放，不仅仅从审美价值生成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历史的档案，而是深层地挖掘过去，看到过去各种知识和文化如何相互关联；第四，学术界大多数的审慎思考过程都应该是公开的，任何人都有可能与之进行交互，这是未来学院应该有的模样。未来的学院还需要发展诗意和观察，以及制造和思考的统一能力。作为教授、行政人员和管理者来说，还需要对生活、他者和技术充满尊重；第五是教学模式的创新。艺术家应当能够应对不可预知性，同时组织不可预知性。他们是能从最小尺度上，干预那些破坏我们感知的时空结构的人才，也是在最大的尺度上，超越时空感知的思想家和诗人，拥有一种“古未来主义”的能力，在媒体和人类以及媒体和机器的关系中创造那些对生存至关重要的惊喜。
中国美院良渚校区校庆现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以“自然的手作与心印：达·芬奇与我们的生命”为题，表示“达·芬奇的教益，是将自然与人文，科学与正典完美结合，实现人的解放，与整全世界的融汇与和解，即将手作和心印发生内在关联，而非笛卡尔式的抽象化和分析化、反自然化的存在方式。”
浙江大学未来哲学研究院院长孙周兴以“视觉优势的失落及其后果”为题，从四个方面谈“声音与图像”。一是听-视、声-色之争，文化史的主流是视觉中心主义。达·芬奇又再次确认了视觉优势，到今天依然这样。根本原因在于造型艺术获得了哲学和科学的加持。二是声色虚无主义，18世纪后期开启的技术工业把人类带入非自然的技术存在状态之中，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就已经摧毁了传统自然人类精神表达和价值构成体系，进入声色虚无主义。技术工业抽空了自然人类的声色经验。三是数字化与声音优势，声色虚无主义表现为数据虚无主义，人类文明正面临具身存在与数字存在的二重纠缠之中，被数字化的声音展现更强大的储存力和传播力。四是瓦格纳与声音艺术问题。视觉中心主义在文艺复兴之后更获巩固，与达·芬奇所谓的“眼是心灵之窗”相对，瓦格纳却直言“声音是心灵的器官”，同时提出“总体艺术作品”的当代艺术观念，它直接引发了博伊斯的“通感艺术”概念。艺术在今天面临的急难，一方面是感觉的技术性被加强和扩展，另一方面是经验的抽象化和平均化。听觉和声音的根本问题是寂（无声）；视觉和颜色的根本问题是黑（无色）。今天在技术宰治下的自然人类（末人/后人类）纵情于声色，不再关注根本的“无”和根本的“有”了。我们不得不追问：在今天，“听无声”和“观黑暗”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
“宇宙电影——第14届上海双年展”展览现场
法国国立科学技术与管理学院教授让-克罗德·卢阿诺-包巴兰以“拓展的知识：新人文主义的关键”作了演讲。他表示，我们经常讨论数字化社会、气候危机、人口结构变迁或者平等问题，但当下也有些问题已经少被谈及，如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之间的纠缠关系。“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就无法谈未来的关系。我们不应仅从个人的角度去看待创新，我们要以多元视角，从整个行业、政府视角去看。通过跨界的讨论找到我们存在话语的空间，不是仅仅只有科学一种理性。最终，科学界和艺术界对话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让我们明白，仅靠艺术的角度来创新是不够的，我们亟须融合其他的理性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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