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文化的“有用”和“无用”

用来喝茶的器皿，明明普通的白瓷碗就可以满足需求，可我们为何更青睐做工精细的青瓷茶具？写字时用来防止手臂沾墨的臂搁，明明只要具备搁放手臂的功能就可以，可我们为何会讲究它的材质和上面的雕花？当我们感动于一首古诗词的美好意境时，当我们醉心于一件手工艺品的精巧文雅时，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那些人文底蕴和艺术价值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又或者说，文化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

文化的“无用”也是“大用”

在第十五届文化中国讲坛上，由白岩松主持的对话环节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指出，“有用”是指“实用”，“无用”则是审美的“无用之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用”和生活层面的“用”都是有用性的“实用”，而“无用”也是“有用”，甚至是“大用”。

潘鲁生介绍，在南宋的临安城，宫廷文化、文人文化与市井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工艺致用”的造物思想，也造就了南宋时期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生活方式。这个时期的织造技术十分高超，所造织物丝密、轻如蝉翼，不仅纱、罗、绮、绫各色丝织品类型多样，缂丝、刺绣工艺更是技术精湛；南宋的园林像是立体的山水画，亭台楼阁，曲径通幽，蕴藏着文人雅士的精神情结与审美意境。从镇江博物馆藏的宋代泥塑童戏像，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市担婴戏图》，从故宫博物院藏的定窑白瓷孩儿枕，到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的宋锦《百子图》，无不体现出人文艺术与市井生活相糅合的生活美学和情趣。

相比之下，在饮食变得快捷化，文化变得碎片化的今天，现代人似乎不再拥有重视生活美学的态度，传统工艺也变得不再追求使用价值。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是否应该向古人学习，回归南宋的“雅生活”方式？

“南宋手工艺传统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其中贯穿着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生活方式和文化品位。”潘鲁生说。因此，他提议，发展宋韵文化新经济，以人们的生活需求为导向，提升文化生活体验，研究雅生活方式如何融入当今生活，使人们获得文化认同感。

潘鲁生认为，一方面，可以通过复兴传统工艺，探索如何在当下更好地传承与利用传统工艺文化资源，将西湘文脉注入教育和文化传播中，服务于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跨行业壁垒的文化产业发展，使传统工艺文化转换成为当代宋韵文化产业资源，创造更高的经济价值，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

“文化养老”值得期待

在生活美学层面，文化的“有用”和“无用”或许是一个哲学命题，然而在医学领域，文化的“用处”却是不可或缺。在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看来，文化甚至比科技还要“有用”。

郑晓瑛说，“每个人最终的愿望都是健康地老去，幸福地与世界告别，而这绝不是单纯依靠科技或者医学手段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是必须通过文化、艺术与科技结合才能达到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的渗透比科技的发展更为重要”，郑晓瑛认为，“应该在医学教育中融入医学艺术教育，让每个医生都积累更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底蕴。”

郑晓瑛指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需要文化的加持。她介绍，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在快速增长，然而增长的预期寿命中很大部分是不健康的，即有残疾的预期寿命。中国的残疾人中，有53%是老年人，解决这些老龄残疾人的问题，需要有科技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文化的支持，“让他们心存幸福，最大限度地享受改革开放带来的福利，这不是单纯一个辅助器具就能解决的问题。”

郑晓瑛同时强调了“文化养老”的概念，这是一种以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求基本得到保障为前提，以满足精神需求为基础，以沟通情感、交流思想、拥有健康身心为基本内容，以张扬个性、崇尚独立、享受快乐、愉悦精神为目的的养老方式。“文化养老满足了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对于没有子女的老年人来说，这种养老模式就格外重要。”郑晓瑛说。

如何实现科技与人文相互融合

毋庸置疑，文化、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可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么，作为个体，应该怎样从自身做起，实现科技与人文相互融合呢？这也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流体密封工程技术专家王玉明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王玉明笑称自己是一个“理工男”，“不过，虽然我的主业是机械工程，但我在文化上却并不‘机械’”。他是叶嘉莹先生的学生，是中华诗词学会的顾问，是高校诗词工作委员会的主任，还是清华大学荷塘诗社的社长，可以说，是一个将“诗和远方”完美拿捏的人。

在回答“如何实现科技与人文相互融合”这一问题时，王玉明认为，在价值观上，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都是在追求真善美，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思维模式上，两者都需要逻辑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两者可以相互促进。许多科学与技术大师亦是如此（如爱因斯坦、杨振宁、丘成桐、顾毓琇、钱学森等），然而最重要的是，无论搞科研还是文艺创作都需要有一颗“赤子之心”。

从外部看中国文化的“用”

中华文脉历史悠久，“有用”的文化，不仅造就了古人的时尚生活，为解决现代社会问题注入了精神力量，也对周边国家的文明发展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在对话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前特命全权大使、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程永华介绍了中国文化对于周边国家的“用”。他说，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越南和日本影响尤为深刻。以日本为例，隋、唐、宋时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高峰，这个时期古代日本曾向中国派出了19批遣使来学习，最多一次达到600人。除遣使外，大量留学生也从古代日本来到中国，许多人一待就是很多年，有的甚至还留在中国工作，在长安为官，直到去世后葬在长安。公元645年，古代日本进行了“大化革新”运动，废除大贵族垄断政权的体制，参照中国唐朝规章制度，成立古代中央集权国家。宋朝时，来中国学习的日本人越发增多，唐代高僧鉴真东渡，向日本传戒，被尊为日本佛教律宗初祖，他和弟子在日本奈良建造的唐招提寺建筑群，体现了唐代建筑的特色，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日本的文字也脱胎于汉字。日本最初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在飞鸟时代，伴随佛教一起传入日本的佛经典籍使汉字渗透到日本人的生活，最初传入的汉字被古代日本人作为表音文字使用，后在使用过程中觉得麻烦，于是平安时代才借鉴汉字的偏旁部首和草书发明了片假名和平假名。此外，日本现在的宫廷音乐——雅乐，也是来源于中国唐朝的音乐。

程永华说，中日交流已有2000年的历史，现今的日本年轻人看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创新，仍然很受吸引，觉得“应该到中国去多看看，多交流”。

无论是“实用”之“用”，还是“无用”之“用”，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都需要并值得当代人传承和发扬。正如潘鲁生所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将古人的风尚融入当代生活，或许可以打造出一种有温度、有内涵、有品位的新时代先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