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1日，时值“大黎巴嫩建立99周年”之际，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在社交网站上写道：
为了摆脱奥斯曼枷锁的一切努力，遭遇了暴力与杀戮，激起了教派冲突。奥斯曼人对黎巴嫩人犯下的国家恐怖罪行，尤其是在一战期间，导致了数十万人罹于饥馑、征调、劳役。
奥恩总统讲的是历史，触动的却是时局。尤其是他对奥斯曼人的指责，更像是对现代土耳其政府的影射。当时正值“新奥斯曼主义”活跃之际，土耳其与沙特、埃及、巴林、阿联酋、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奥恩总统的言论，触动了中东舆论的敏感神经，一时间上了中东地区媒体的“热搜”，得到了部分阿拉伯官方媒体的喝彩，也遭到了土耳其外交部与穆兄会等阿拉伯在野势力的驳斥。
1920年9月“大黎巴嫩”成立（上）；2020年8月，黎巴嫩总统奥恩关于“百年诞辰”的讲话（下）。
除了政治舆论的发酵，奥恩的话也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黎巴嫩裔的康奈尔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穆斯塔法·米纳维（Mostafa Minawi）在今年出版的著作《失去伊斯坦布尔》(Losing Istanbul)就犀利地指责了奥恩之言。当然，他真正要批判的不是奥恩，而是奥恩所代表的史观：
（奥恩的言论）说明两种谎言仍在主导对奥斯曼历史的讲述。第一个是民族建构神话的一部分……我认为这种不受挑战的叙事有更严重的危害，那就是会切断黎凡特的阿拉伯语人群与自己祖先的真切经历，以服务于一套“被发明的历史”，而这套“被发明的历史”是为了一个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合法性（而已）。
第二个（谎言）是否定黎凡特族群（peoples）对奥斯曼历史的拥有，其潜在观念就是将奥斯曼帝国史看作是土耳其共和国独有的历史。（pp. 208-209）
《失去伊斯坦布尔》的封面与作者穆斯塔法的照片
穆斯塔法的这段话透露了两个态度：一、将否定奥斯曼帝国的史观看作“民族建构”的神话，透露出他对“民族国家”的批判态度，在穆斯塔法眼中所谓的“大黎巴嫩”，就是“法国的建构”；二、奥斯曼帝国并不只是今天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而是土耳其与黎凡特的共同历史。
所谓“黎凡特”，也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等国，过去都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现在却分裂成了四五个国家。统一的历史与分裂的现实，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不仅仅支配着穆斯塔法的感情，还有众多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的感情，成为100年来中东史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作为“意象”的奥斯曼帝国
穆斯塔法的这部著作全名是《失去伊斯坦布尔：阿拉伯-奥斯曼的帝国主义者与帝国的终结》(Losing Istanbul: Arab-Ottoman Imperialists and the end of Empire)。看到这个书名，很多学者可能会感到诧异：何为“阿拉伯-奥斯曼的”（Arab-Ottoman）？而备受污名化的“帝国主义者”（imperialists）一词，是指责奥斯曼帝国的吗？那与阿拉伯人有何关系？阿拉伯人也是“帝国主义者”的一部分吗？为此，不妨先追溯一下“奥斯曼帝国”这个词在部分阿拉伯人眼中的正面意涵。
从概念史的视角来看，或许历史上并没有“奥斯曼帝国”这个存在。根据Einar Wigen考证，奥斯曼人虽然在19世纪引进了“帝国”一词，但主要是指拿破仑法国、沙皇俄国等，很少以此自称。但作为一个历史意象，“奥斯曼帝国”却深刻萦绕在现代阿拉伯人的认识中。
1962年5月，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总统纳赛尔在一次演讲中说到：
我们的人民曾揭露、抵抗奥斯曼殖民主义，尽管它戴着伊斯兰哈里发的面具……我们的人民曾面临三个帝国：奥斯曼帝国、法兰西帝国、不列颠帝国，我们的人民抵抗这三个帝国对我们土地的入侵，并战胜了他们。
纳赛尔以“殖民主义”定义奥斯曼统治，将“奥斯曼帝国”看作与英法帝国无异的一丘之貉。再加上，他之前经常说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一词，更是定义了“奥斯曼帝国”的异族色彩，将其视为阿拉伯民族独立的对立面。可见，在当时相当一部分阿拉伯人眼中，音译自Empire的“帝国”（??????????）一词，与“异族侵略”、“殖民主义”息息相关，带有强烈的负面意涵。
纳赛尔在20世纪中叶的阿拉伯世界，极具人望，但代表不了所有阿拉伯人，在今天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帝国”在纳赛尔的口中是一个负面词汇，但在另一些阿拉伯人笔下，可未必如此。
拙文（《“奥斯曼故土”的幽怨与追思》）曾简单论及了半个多世纪以来阿拉伯史家对于奥斯曼时代的故国之情，其中努尔丁·金、亚辛·赛维德就尊奉奥斯曼国家为“伊斯兰帝国”。这两位史家控诉西方列强对“伊斯兰统一”的拆解，却不妨采用音译自西方语言的“帝国”一词，来赞许他们心中的故国。
其实，结合200年来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两位反西方史家的“帝国”情结不足为奇。“被压迫民族”在反抗“西方帝国”的斗争中，可以用洋枪洋炮，可以穿西装革履，甚至学说欧洲的语言，自然也可采用西方的概念。就像海地独立领袖杜桑卢维杜尔，虽然奋勇抵抗法兰西帝国，但却并不一定反对“帝国”本身。所以他的继承者德萨林，在赶走法国人后，就模仿拿破仑，自己也黄袍加身，建立了“海地帝国”。同理，朝鲜末代国王李熙在1897年改国号为“大韩帝国”，虽然站在“事后诸葛亮”的角度上看颇为滑稽，却也寄托了朝鲜人在日俄交逼下的自强愿望。即便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非共和国”更名为“中非帝国”后，也仍然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
19世纪欧洲“帝国美学”所呈现的奥斯曼历史。作者是意大利画师Fausto Zonaro，曾受聘于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
刘文明曾说，19世纪末的“‘帝国’尚不是反面称谓，而是强国的称谓”。如果再结合20世纪的历史，就会发现“帝国”的正面色彩，在亚非拉地区也没有完全褪色。
当然，对于“被压迫民族”来说，只有自己的“帝国”才是正面的。那“土耳其苏丹”统治的“奥斯曼帝国”是阿拉伯人的国家吗？换句话说，要不要以皇帝（君主）的“族性”来定义国家的性质。类似的问题在中国史领域也有讨论。就像汪荣祖反对“新清史”的“族性主权”论述，也有不少阿拉伯学者反对将“奥斯曼帝国”定义为“土耳其国家”。
例如，突尼斯历史学家塔米米在1994年出版的著作《奥斯曼-阿拉伯历史研究》写道：
我将其称之为“奥斯曼时代”、“奥斯曼人”，而非“土耳其时代”、“土耳其人”，正如今天大部分土耳其史家所指，每一个族群（???????）都可以参与奥斯曼帝国的生活。因此，把所有土耳其人都当作奥斯曼人，或反过来把所有奥斯曼人都当作土耳其人，是不符合历史的。所以说“土耳其时代”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每个族群都允许参与奥斯曼国家的生活与建设，这意味着奥斯曼帝国的弹性，而同时的其他帝国却是狂热，缺乏包容的……我们可以说奥斯曼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是殖民主义或占领吗？这就需要对比一下奥斯曼与欧洲在阿拉伯地区的制度。……实际上，奥斯曼帝国的覆灭是包容的退却，这种包容长期伴随着它（奥斯曼帝国）。
塔米米反对将“奥斯曼帝国”定义为土耳其国家，强调“奥斯曼帝国”在民族/族群上的包容，将其视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以及其他族群共同的国家，进而驳斥了部分阿拉伯史家对奥斯曼时代的负面定义。这就代表了部分阿拉伯人记忆中那个光辉、包容的“奥斯曼帝国”。
突尼斯史家塔米米（??? ?????? ???????）
“伊斯坦布尔也是阿拉伯人的遗产”
放在这个学术脉络下，就不难理解阿拉伯裔学者穆斯塔法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惋惜之情。但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惋惜，而不是赞誉。不同于部分阿拉伯本土史家对奥斯曼帝国的竭力辩护、极尽赞誉，穆斯塔法笔下的奥斯曼帝国绝非尽善尽美。甚至他用了“屠杀”（massacre）这样的词语，指代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对亚美尼亚人的所作所为。至于他书中的两位主人公——出身自大马士革豪族的沙菲克、萨迪克，也不乏贪腐、夤缘、骄矜的负面信息。读者更是能从中感受到奥斯曼末期的等级秩序，既有官僚政治的贪婪庸俗，也有伊斯坦布尔内部的贫富差距，以及伊斯坦布尔精英阶层对于帝国边缘族群的歧视与傲慢。甚至穆斯塔法也不讳言“阿拉伯”这种字样在伊斯坦布尔精英阶层中的贬义色彩。
此书的主人公沙菲克（Shafiq）与其侄萨迪克(Sadiq)。叔侄二人出自大马士革豪族阿兹姆（Azmzade）家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在伊斯坦布尔当官，与奥斯曼的江山社稷紧密绑定在一起，也就是作者穆斯塔法所说的“阿拉伯-奥斯曼帝国主义者”之代表。
但是穆斯塔法并不喜欢对“对历史人物非黑即白的界定”，更没有把奥斯曼时代的阴暗面置于土耳其人与阿拉伯人二元对立的视角下。比如，萨迪克代表苏丹出使利比亚、阿拉伯半岛时的高傲自矜，是出于自己作为伊斯坦布尔精英的自豪，而不是融入“土耳其人”的自豪。而这或许正是穆斯塔法此书要强调的：一个出身于大马士革的阿拉伯人，能够一步步跻身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位列卿贰，成为苏丹近臣，并最终获得了“帕夏”的头衔。萨迪克帕夏的发迹史，非但看不出土阿之间的民族对立，反倒是证明了阿拉伯人对于奥斯曼朝政的深度参与，展现了“奥斯曼帝国”的多元与包容。
此书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心腹伊兹特，也出生于大马士革，在伊斯坦布尔人称“阿拉伯·伊兹特”。
无论是沙菲克、萨迪克，还是伊兹特，都代表了“阿拉伯-奥斯曼的帝国主义者”，也就是“那些把自己的事业、社会关系、自我认知都绑定在哈米德时代（1876-1909）宫廷的阿拉伯-奥斯曼人（Arab-Ottomans），这些人还把自己的生存绑在奥斯曼帝国主义（Ottoman imperialism）的成就”。换句话说，“奥斯曼帝国主义”并不是土耳其人的专属，而是包含了萨迪克、伊兹特这种阿拉伯人的参与。
萨迪克陪同德皇威廉二世访问耶路撒冷。
因此，穆斯塔法几乎是继承了30年前塔米米的史观。穆斯塔法在此书的序言部分中写道：
“奥斯曼”一词经常被误认为是“土耳其”（Turk）的意思，而其他别的族群（ethnic groups）需要更细致地做种族或宗教上的界定，我用“土耳其-奥斯曼人”（Turkish Ottomans）这样的说法，就像“亚美尼亚-奥斯曼人”、“希腊-奥斯曼人”或“库尔德-奥斯曼人”一样……
换句话，穆斯塔法也反对以土耳其人的“族性”，来定义“奥斯曼帝国”的性质，强调奥斯曼人不仅仅是土耳其人。而伊斯坦布尔的多元，就体现了这点。他在此书结尾写道：
1880-1890年代的，帝都伊斯坦布尔有一半常住居民都出生在伊斯坦布尔以外，它既是土耳其城，也是阿拉伯城。换句话说，作为帝都的伊斯坦布尔也是阿拉伯遗产的一部分，正如它也是土耳其遗产的一部分。”
的确，无论是萨迪克帕夏，还是比他小几岁的叔叔沙菲克，都以苏丹近臣的身份，居住在毗邻皇宫的城区。
穆斯塔法的控诉
“奥斯曼帝国”在穆斯塔法的笔下并非尽善尽美，甚至也有着种种丑陋现象，但相较而言，“奥斯曼帝国”的覆灭是一个更大的灾难。为此，穆斯塔法更以惋惜的口吻写道：
（帝国覆灭后）阿拉伯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以及土耳其人都将被分割于争夺边界线的民族国家、欧洲委任统治以及黎凡特腹地那些殖民者安排好的种族国家（ethnostate）。
泥沙俱下之际，萨迪克家族的显赫时光也随之而去，甚至沦入灾难：
一切都在一战期间戛然而止，他的家人也是战争受害者，（战后）被新设立的国境线分开，再也没有团聚。
对于萨迪克家族的遭遇，祖籍贝鲁特的穆斯塔法有着深深的共情。今年8月31日，穆斯塔法在半岛电视台发表了题为《忘记奥斯曼的过去，不会给阿拉伯人带来好处》的文章，其中有一句话是：
我的祖宗生于、长于贝鲁特，他们过着流动的日子，流动于贝鲁特、大马士革、雅法之间，直到国界（?????? ???????）出现了，在他们生活中的世界秩序（????? ???????）横亘了障碍。
……
消除这段历史代表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自认为是一位研究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学家，有着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渊源，因此我相信让数百万人隔绝于他们不远的过去，以及他们祖宗、村庄、地区、城市的故事，其罪恶如同以保护乱七八糟的民族国家为名犯下的罪恶。
与许多热情讴歌奥斯曼时代的阿拉伯本土史家不同，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穆斯塔法并没有表现出浓厚的宗教情结，没有从“伊斯兰统一”的角度去赞颂奥斯曼时代。但是他仍然是在“统一”与“分裂”相对立的二元叙事中，控诉取代奥斯曼覆灭后的西方殖民主义与“列国”（???）：
中东的战争恐惧以及随后的殖民主义占领，其中那些痛苦的事件，使得地区各族群（????）在西方的监护下趋之若鹜地建立民族国家。
乌玛（?????）的狭隘种族和宗教观念控制了地区后，列国也就被建立了，从而多元文化认同在流行数百年后被边缘化。
最终，穆斯塔法还是加入到了为“奥斯曼帝国”正名的行列。他并不否认一战时期“奥斯曼帝国”在青年土耳其党把持下的“暴行”，但不能以此抹杀“奥斯曼时代长达4个世纪的相对和平与活力”。他在博文中强调：
奥斯曼帝国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不应该被当作“土耳其占领”或“异族奴役”。我们对待1516-1917年这段历史时，必须承认这是帝国主义统治的当地形式。
在他的笔下，“帝国主义”并非一个绝对的负面词汇。而他对奥斯曼历史的正名，也同样连带着对100年来现实政治的控诉，控诉着某些势力对奥斯曼历史的抹杀：
这种面向种族民族未来的视野（?????）呼吁忘记不远的奥斯曼过去。关于‘原初民族’（????? ????????）的虚假叙事（??????? ????????）并没有为我们祖宗的故事留下一席之地，那几代人处在不同地缘环境中，他们所感受到的缺失绝没有被承认。
……
地区族群被剥离于他们的历史事实，惨遭政治家、民族主义史家的虚假叙事非难。
最后，穆斯塔法以犀利的口吻提到：
我们要理解为什么帝国覆灭100多年后仍在持续消除中东、北非、东南欧之间的关联，谁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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