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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都会展“非洲与拜占庭”,看中世纪欧非的艺术互联

历史上,非洲国家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交流曾对地中海世界产生持久的影响,然而欧洲艺术史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拜占庭帝国的辉煌成就,却较少提及北非,如埃及、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其他非洲王国的艺术贡献。

历史上,非洲国家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交流曾对地中海世界产生持久的影响,然而欧洲艺术史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拜占庭帝国的辉煌成就,却较少提及北非,如埃及、努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其他非洲王国的艺术贡献。

即将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的特展“非洲与拜占庭”呈现了180余件文物,包括绘画、雕塑、宗教手稿、镶嵌画、陶器等,聚焦欧洲中世纪时期对应的非洲艺术发展时期,并讲述了北非艺术是如何与拜占庭地区的艺术相互影响的。

我们喜欢把我们所学到的历史牢牢锁住,以确保它不会被转移或改变。标准地图是强加麻痹的有效辅助工具,它们将世界变成了一个由点和空间组成的固定区域,一个由大门和栅栏组成的“我们的——他们的”编织物。而“智慧”带来的诸多好处之一,就是让人放松警惕,扔掉这些图表,又或者是修改它,更好地探索空白处,重新思考地图上的栅栏。

即将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非洲与拜占庭”特展展出的一些13世纪圣像。中间是拜占庭(埃及)画作“Saint George with Scenes of His Passion and Miracles”。


出于对历史及艺术史采取自由的态度,才有了特展“非洲与拜占庭”。本周末,这一特展将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外展出,该展览是稀有的、美观的、是一个华丽的宝库,包含了彩绘书籍、顶级纺织品、鎏金马赛克等,其中许多文物是首次从非洲、亚洲及欧洲来到纽约。

同时,正如展览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该展览以一种好的方式打乱了人们对“谁制作了什么”以及“什么物品来自哪里”的期待。

就我们所认知而言,拜占庭起源于公元4世纪初,当时罗马的第一位基督教统治者君士坦丁大帝将帝国首都东迁到古城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从那里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艺术,它汲取了希腊和罗马的传统,并被来自更遥远的东方的新思想和精神动力所改变。之后,拜占庭艺术逐渐开始发展并向外辐射。

纸莎草纸手稿,埃及,公元5-6世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拿花圈的小天使和茛苕叶纹饰柱头,埃及,公元4世纪下半叶,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庭的光芒黯淡了下去。拜占庭经历了内部斗争和来自波斯、欧洲的外部攻击,最后在1453年遭到奥斯曼帝国军队的致命一击。然而,即使拜占庭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不复存在,它仍然是一种文化力量: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来说,它象征着一个审美精致和知识广博的 “黄金时代”。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展览则是通过介绍非洲这个重要的角色,对教科书上的描述进行了有益的检验。如果我们只查阅古老的艺术史书籍,或者仍固守徘徊在“黑暗大陆”的神话中,那非洲似乎并不显眼。而此次展览的主旨是由大都会博物馆拜占庭艺术馆的副馆长安德烈亚·阿奇(Andrea Achi)与名誉馆长海伦·C·埃文斯(Helen C. Evans),以及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非洲艺术策展人克里斯汀·温德穆勒·卢纳(Kristen Windmuller-Luna)共同组织,意在通过视觉证据来扩充艺术史。

在突尼斯出土的一幅二世纪的大型马赛克地板画,描绘的是来自罗马世界各处的男仆们为一场盛宴做准备的场景。其中一人提着一篮水果,另一人拿着像面包的物品,第三人提着一壶酒。北非现存的此类地面马赛克比罗马帝国其他任何省份都要多


对于公元前的罗马人来说,非洲至少是罗马占领的地中海沿岸地区。那里不是边缘地带,也不是腹地。展览开端的一幅二世纪的大型马赛克壁画就是例证。壁画上的男性仆人(或许说是奴隶),正忙着为一场盛宴做准备。其中,一人提着一篮水果,另一人端着一盘面包,第三人则端着一壶酒。

就主题、风格和工艺而言,这件作品可能是罗马上流社会的装饰品。而事实上,该作品出土于北非的突尼斯。突尼斯是当时的罗马最富有的省份之一,也是谷物和橄榄的主要出口国,同时还是专门从事精美水晶雕刻的奢侈品行业的发源地。其中,来自于突尼斯的展品点亮了展览的前半段。

在当代具有种族意识的人看来,马赛克所勾勒出的仆人形象中,这位侍酒者的肤色比他的同事们的肤色要深,因此显得格外突出。他是展厅开端所展示的几个“非洲黑人”形象之一。而在埃及织造的一对亚麻布帘上、努比亚(今苏丹)出产的刻有图案的象牙牌匾上,以及现在的阿尔及利亚出产的一盏小青铜灯上,我们还发现了其他一些人物形象。

水晶狮子雕塑,北非,公元3-4世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战士和舞者人物纹饰象牙盒,拜占庭,公元11世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珠宝手镯,拜占庭,公元500-700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金手镯,拜占庭,公元约400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然而,正如策展人在展览中小心翼翼地指出,即使在我们这个身份警觉的时代,我们也无法清楚地了解,在罗马晚期或拜占庭早期的背景下,种族差异的描述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分量或象征意义。又或者,我们如何才能将多民族性的指标解释为简单的社会现实,即罗马和拜占庭的生活方式。

我们带着悬而未决的问题来观展。因为在展览所涵盖的最早几个世纪里,北非艺术所表达的宗教信仰和身份是一个主题。而这一时期,非洲(尤其是埃及)和西方古典信仰相互交融,随后是异教罗马让位于基督教拜占庭。

一个非洲儿童的小型半身像,2-3世纪,罗马(萨马努德,埃及)


挂毯残件,埃及,公元5世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在公元2世纪的一幅画中,一位头戴羽毛冠、拥有一双焦虑的天眼的女性被认定为古埃及女神伊希斯(Isis)。在早期基督教时代,伊希斯曾受到人们的热烈崇拜。两个世纪后,她的形象仍在流传。但现在,在拜占庭的象牙盒中,她化身为希腊女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

壁画,“受圣彼得保护的彼得罗斯主教(Bishop Petros Protected by Saint Peter)”,10 世纪晚期。彼得罗斯主教的教会长袍元素在努比亚非常独特。


另外,我们要如何看待从突尼斯迦太基国家博物馆借出的一幅四至五世纪的马赛克镶嵌画上的暧昧肖像呢?现代爱好者亲切地称她为“迦太基夫人”,她身上散发着各种“非二元性别”的气息: 她梳着女性的发型,却身着男性劲装;她做着祝福的手势,却手持长矛般的棍棒。她是神?神灵?帝国统治者?迦太基的化身?罗马和拜占庭,以及非洲艺术史学者无疑会找出答案。不少于40位学者为研讨会式的目录撰写了文章。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她头戴光环,双目有神,可能是后来无数拜占庭基督教圣像的原型。

来自突尼斯的马赛克镶板上的“迦太基圣母”身着罗马风格的军装,公元4-5世纪。她可能是后来无数拜占庭基督教圣像的原型。


北非是四世纪埃及基督教修道士传统的发源地,也是一些最早的基督教圣像的来源地,其中有许多是便携式绘画。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180件展品中,就有十几件圣像。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有魅力的组合了。展览陈列的这些艺术品是整个展览的引擎室。

值得注意的是,展厅中有两幅已知最早的圣像。一幅是色彩华丽的挂毯,可能来自六世纪的埃及,画中的圣母和圣婴面容呆板,两旁是大天使。另一幅圣像也是六世纪的作品,是一幅纹理丰富的镶板画,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堡完成的,据说是查士丁尼皇帝作为礼物带给西奈半岛(埃及)的圣凯瑟琳修道院的。该修道院位于亚非半岛之间,据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持续运营的基督教修道院。这幅画现在仍保存在那里。

展厅现场,编织作品,6世纪,拜占庭(埃及)


埃及西奈圣凯瑟琳修道院保存了数千幅重要的拜占庭图像、书籍和文件。其中之一是圣人西奥多和乔治之间的圣母圣婴图,6 世纪。(“圣像”在希腊语中是“图像”或“绘画”的意思)


虽然形式不同,但这两件古老的艺术品却有着共同的视觉特征,不仅彼此相同,而且与它们之前和之后的图像也有着很大的相似之处。两幅画中的圣母眼睛向上凝视的图案与四个世纪前羽毛冠冕的伊希斯上的图案相同。在拜占庭作为一个政治强国消失的几个世纪后,在埃塞俄比亚东正教艺术家绘制的圣像中也能找到相同的图案。

如今,在埃塞俄比亚,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新旧圣像。我们可能很难分辨它们的区别,因为它们受到了如此温柔的对待——被摆放在教堂内外。在“非洲与拜占庭”特展的媒体预览会上,埃及西奈山的圣凯瑟琳修道院的长期住持达米安诺斯大主教(Archbishop Damianos)发表了简短的献礼祝福。

18世纪早期,阿姆哈拉族或提格雷亚族贵族佩带的双面双联画。埃塞俄比亚艺术家越来越多地接触到欧洲的表现形式和基督教题材。


圣母子三联画,埃塞俄比亚,公元17世纪晚期,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藏


与圣凯瑟琳修道院中的伟大圣像一样,此次展览中的许多物品都具有超凡脱俗的视觉美感。不过,对于制作它们的人和继续热爱它们的人来说,它们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精神动力。它们具有生命力和互动性,是永不熄灭的能源。

当然,这种动力在博物馆环境中几乎是不可能传达的。博物馆善于传达的,或者说应该传达的,是混乱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而这些展出的文物,它们是映射这些历史的光点。在这场密集、曲折的调查展中,这些路径有时可能难以追寻。 但是,每一次曲折的寻找都会让人视野开阔。

展览将展至2024年3月19日,之后将巡展至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作者霍兰德·科特(Holland Cotter)系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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