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名炳麟，别号太炎，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弟子众多，学生不止于鲁迅、黄侃、方国瑜、钱玄同等耳熟能详的大家。因推崇范仲淹和顾炎武，章太炎对二贤生长之地苏州颇多好感，并爱上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苏州之于章太炎，既是庇护之所，也是终老之地。
“太炎传薪——章炳麟与苏州展”正在苏州博物馆本馆对外展出。展览通过文物链接人物，试图还原一个全面、立体的章太炎，梳理其家世生平、师友交游、讲学传道、艺文著述，以见其人、知其事，得观其行、窥其学，追寻其足迹，发扬其精神。澎湃艺术特刊发苏博策展人《章炳麟与苏州的不解之缘》一文。
晚年时期的章太炎
“太炎传薪——章炳麟与苏州展”现场
1932年秋，金天翮、陈衍、李根源、张一麐等在苏州发起讲学，请章太炎莅苏讲学。苏州各界反映热烈，给予高度关注，报载：
章先生栖栖皇皇，志在以道济天下，我苏又为文化荟萃之区，自明迄今，儒林文苑，史不绝书，发扬国粹，为国家多留几个读书种子，亦当今亟务也……约八月十日前后，章先生即可到苏讲学，地点暂假草桥苏州中学，有志国故者，幸勿失良机，以饱领章君宏论也。
时距章太炎因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北上游说张学良后南返不久，在北平及南归途中，章太炎先后讲学于燕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青岛大学等，号召青年拯救国家危亡。在亲眼目睹北方时事与学风后，章太炎“知当世无可为”，欣然赴苏讲学，并参与金天翮、陈衍等学人发起成立的国学会。1933年1月章氏为国学会会刊撰写发刊词，其中言到：
苏州有请讲学者，其地盖范文正、顾宁人之所生产也，今虽学不如古，士大夫犹循礼教，愈于他俗。及夫博学孱守之士，亦往往而见。忾然叹曰：仁贤之化，何其远哉！顾念文学微眇，或不足以振民志，宜更求其远者。昔范公始以名节厉俗，顾先生亦举“行己有耻”为士行准。此举国所宜取法，微独苏州！顾沐浴膏泽者，莫苏州先也。
章太炎因推崇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号“文正”）和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后改名炎武，字宁人），而对二贤生长之地苏州颇多好感。1934年秋，章太炎举家从居住多年的上海迁往苏州，其不仅将苏州作为终老之乡，更将苏州视作晚年端正学风、启发后学的理想之所，于1934年冬举办以“研究传统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的章氏国学讲习会。
章氏国学讲习会全体会员合影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鼻衄病和胆囊炎病逝于苏州寓所，其弟子朱希祖、吴承仕、许寿裳、周作人等在北平发布《通启》，称太炎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国民党元老张群用“革命先进，国学大师”八字高度概括其一生。钱玄同更挽以长联:
缵苍水、宁人、太冲、姜斋之遗绪而革命，蛮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载，卒能驱逐客帝，光复中华，国士云亡，是诚宜勒石纪勋，铸铜立象；
萃庄生、荀卿、子长、叔重之道术于一身，文史儒玄，殚心研究，凡著书廿种，讲学卌年，期欲拥护民彝，发扬族姓，昊天不吊，痛从此微言遽绝，大义无闻。
盖棺定论之中，章太炎的革命功绩和学术成就皆得到充分肯定。无论是从事革命，还是潜心学问，章氏都做得惊天动地、声名远播。
一、革命元勋
章太炎（1869—1936）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因羡慕顾炎武之为人，改名绛，别号太炎。浙江余杭（今杭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少时从学于外祖父朱有虔，受其讲述明清遗事的影响，萌生排满之念，伏根革命思想。后在父章濬、伯兄章篯指导下，读书精勤，晨夕无间，遍览群书，打下初步汉学基础；1890年，章濬去世，秉父遗训，章太炎入杭州诂经精舍受业俞樾门下。1895年甲午战败，变法事起，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任职时务报馆，投入近代中国多变的政治舞台；“百日维新”夭折，避地台湾、日本。1900年由改良转入革命，割辫易服，发表《正仇满论》，倡言反清。1903 年为邹容《革命军》撰序，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发震动全国的“《苏报》案”，遭囚三载。1906年出狱后，赴日担任《民报》主编，与改良派论战，针锋相对，文字锐利。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与孙中山、黄兴一道被奉为“革命三尊”。
关于章太炎在革命史上的地位，鲁迅曾在其逝世后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以为纪念，其中评价精当也最为著名：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迅后又撰《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惜未完稿，遂成绝笔。此二文手稿，现分藏国家图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
俞樾像
章太炎也曾因革命与其师俞樾决裂于苏州。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今属湖州）人，曾任翰林院编修。他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朴学大师，海内及日本、朝鲜等国向其求学者甚众。此次展品中即有日本著名作家永井荷风之父、汉学家永井久一郎为俞樾祝寿所赠陶杯，杯上有题诗一首。章氏随俞樾埋头“稽古之学”凡八年之久，学乃益进，后拜别其师，投身社会变革。1901年章太炎发表《正仇满论》，矛头直指清廷及保皇派，再遭清廷追捕，避祸苏州，赴东吴大学讲学。时俞樾寓居曲园，章氏往谒，遭督敕甚厉，被责以“不忠不孝”，他写下《谢本师》，公开宣布与俞樾脱离师生关系，以明其志。谢本师，谢的只是不同的政治立场，章太炎仍执弟子礼甚恭，对本师学行道器之推崇，一如既往。俞樾去世后，章太炎作《俞先生传》，论其一生轨迹，对老师学术、人品给予极高评价。
章炳麟《俞先生传》手稿
1908年8月16日《国粹学报》戊申年第七号出版，章太炎所作《俞先生传》《孙诒让传》一同发表。孙诒让与章太炎在学术上同属于古文经学派，二人信札来往，互赠著作，深为投机。今二传手稿同列展览，字里行间，可观章太炎“专主学术，不录碎事”撰传风格，并见二先生之学行，亦可窥章氏对前辈之尊敬。
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革命军》
传记手稿除二先生外，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国家图书馆所藏《邹容传》手稿。1903年，邹容与章太炎会于爱国学社，一见心钦，互相期许。邹容写成《革命军》书，章太炎为之作序，并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言“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后二书合刊发行，引起巨大反响。同时，《苏报》发表系列评介文章，为之声扬，中外震动。章、邹因此被关进牢房，1905年邹容病死狱中。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即赴日本东京任《民报》主笔，并作《邹容传》以怀故友。此次亦借得上海神州广文社1913年版的《章炳麟驳康书邹容革命军合刻》，时已革命胜利，距初次刊行，已过十年，《章邹合刊》足慰英灵，亦见其影响之深久。
《邹容传》正式发表于1907年日本《革命评论》第十号，同年《民报》发行章太炎主编的临时增刊《天讨》。章氏除刊《讨满洲檄》，又将所附插画题签。《讨满洲檄》，“数虏之罪”十四条，谓：“为是与内外民献四万万人契骨为誓，曰：‘自盟以后，当扫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有渝此盟，四万万人共击之！’”，亦如《民报》之文章一般，“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至今犹感生气勃勃。
孙文致章炳麟函（附信封）
孙文致章炳麟函（附信封）
1912年2月上旬，孙中山函聘章太炎为枢密顾问，欲延请至江宁，章氏以沪宁咫尺之地，邮书即可献替之由未到任。在天津博物馆藏孙文致章炳麟函中，孙中山于临时大总统任内最后一天（3月31日）仍致函感谢章太炎肯为政府顾问，并请张继赍致三千元顾问薪金。而章太炎在民国初立的政治、经济等方面改革上，同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人常有分歧。如其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三天（1月3日），即与程德全、张謇等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旋改为统一党；主张建都北京，对袁世凯存有幻想；刊布《论国民捐之弊》，反对黄兴希望通过国民捐及国民银行抵拒借用外债的办法。此可于《统一党暂行总理章炳麟宣言书》手稿、章炳麟致张弧谈《论国民捐之弊》一文登报效果函等展品中得以窥见。
章炳麟致袁世凯函
章炳麟致袁世凯函
章炳麟致袁世凯函
章炳麟致袁世凯函
章太炎对于袁世凯也逐渐由拥袁转向反袁。1913年宋教仁遇刺身亡，章太炎辞去袁世凯所授东三省筹边使任，并致函袁世凯，痛斥袁世凯为“政治之大蠹”“国土之大贼”。袁世凯“攘窃国柄，以遂私图”，章氏以大勋章为扇坠，当面大诟袁世凯，被幽禁三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致李肇甫十四通手札比较集中的反映了这一时期章太炎的政治态度，同时天一阁博物院藏章太炎致袁世凯、李燮和、孙武等手札亦得以见之。
二、国学泰斗
章太炎一生屡遭世变，备尝艰辛，多次身陷囫囵，常得友人、门生相助，物质、精神上得以纾困与慰藉。如1901年，章太炎避祸东吴大学任教时，黄人与之共事半年，同掌国学，意气相投。后章氏因“《苏报》案”入狱，黄人派子肇伯多次前往狱中探望，并作《怀太炎狱中即和其<赠邹容>韵》，称赞章氏是“泰斗南冠壮”“气概隘鹦洲”。章太炎虽在狱中，亦不断寓书同志，矢志革命，曾致书蔡元培等策动光复会的成立，1904年光复会成立，其中陶成章（字焕卿）出力最多。绍兴鲁迅纪念馆藏章太炎致陶冶公函中提及“光复会及焕卿事”。
黄人怀章太炎狱中诗页
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北京时，时任副总统的黎元洪对其处境始终关注，多从中调护，给予帮助。章太炎因此心怀感激，政治上亦倾心黎氏。后章太炎为黎元洪作碑铭，碑文备述黎氏一生经历，多谀辞。尤其是对黎氏在武昌起义中的表现进行了美化：“兵起，有数卒突入公门，公错遌，手刃之。无几，又数人至，促公赴军械局，请受都督印。公见化龙在，知士大夫有谋，宣言无略财，无妄杀，如是则可，皆踊跃称听命，即诣咨议局就选。”碑文刊出后，当年亲自参加领导武昌起义，并用枪逼迫黎元洪答应任都督和在军政府布告上签字的李翊东致信章太炎，责其碑文之谬。章太炎后做出删改，苏州博物馆藏黎元洪墓表原稿即为修改后的版本。公开采纳他人指摘，删改自己文章，这在章太炎的文字生涯中并不多见。
章太炎常为好友、门生及其家属写碑传铭记及寿序等。英籍犹太人、上海“爱俪园”（即哈同花园）的主人哈同与章太炎相识二十年，“数从燕饮，如平生欢”。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一度在哈同花园居住。1913年6月，章太炎与汤国梨在哈同花园结婚。1931年，哈同在上海病逝，章太炎为其作墓志铭。章太炎曾应其子家庭教师冯昭适之请，为其曾祖母钱太夫人撰并楷书八十寿序。同时，晚年章太炎也以卖文字为活，为官僚、商人等题识撰书，做些书文题跋和碑铭之类的应酬文字，文则每篇千元，字则另有润格，苏州博物馆藏20世纪30年代排印章太炎书例中详列收费标准。章太炎书法名重当时，尤善篆书、行书，此次展出多幅章氏篆、行书作品，皆颇具代表性，如苏州博物馆藏篆书曹植诗轴、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行书屏、杭州博物馆藏篆书联等，观者可籍此观章氏书法之风。
“太炎传薪——章炳麟与苏州展”现场
“太炎传薪——章炳麟与苏州展”现场
章太炎虽多次卷入政治斗争漩涡，依然著述、讲学不断，于奔走四方、提倡革命之余，亦留下众多激扬文字及专深著述。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主持《民报》外，常为《国粹学报》撰写学术论文，先后完成《小学答问》《新方言》《齐物论释》《庄子解诂》《国故论衡》等专著，在语言、历史、哲学方面均有创获，对近代学术产生很大影响。“幽居”北京期间，章太炎“追迹往事”“感事既多”，以为“怀抱学术，教思无穷”，手定《章氏丛书》，所收大多为学术专著。
苏州博物馆藏《原经》《原儒》手稿于1909年11月2日在《国粹学报》第十号“社说”栏同时刊出，后分别收入《国故论衡》中卷文学篇第二、下卷诸子学篇第二。同年8月，《新方言》（附《岭外三州语》）刊于日本东京，《新方言》是章太炎语言文字学的代表作，1907年至1908年连载于《国粹学报》。全书收录方言俗语800余条，“阅此书者，可知中夏言文，肇端皇古，虽展转迁变，而语不离其宗”，刘师培、黄侃亦为此书做后序以推介。而载《原经》《原儒》二文的《国故论衡》于1910年在日本出版，此书亦多学人推崇，如胡适曾言：
这五十年中著书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精心结构的；不但这五十年，其实我们可以说这两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结构，可以称做“著作”的书，——如《文心雕龙》《史通》《文史通义》等，——其余的只是结集，只是语录，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国故论衡》要算是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
1915年7月，原由章太炎及其门生编录，复经太炎自行审定略加修改的《章氏丛书》由上海右文社铅印出版，共两函，二十四册，是为右文版《章氏丛书》。此版多误字，章太炎对此颇不满意。12月23日，幽禁于北京钱粮胡同寓所的章太炎，给女婿龚宝铨写信，嘱其将《章氏丛书》交浙江图书馆木刻刊行。1919年浙江图书馆再刊，对右文版进行校订、增删，刊印精良，错误较少，收录较多，是为浙本《章氏丛书》，向来被看作《章氏丛书》的定本。1933年章氏弟子吴承仕、钱玄通等于北平校刊《章氏丛书续编》，“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
章太炎在钱粮胡同度过两年幽禁生活，期间虽仍被禁止出京，但得讲学、著书等自由，常以作书自遣，如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章太炎书《楚辞·九歌》横披、行书《南夏英贤题名记》横披。在《南夏英贤题名记》中列南中国二十一英贤，其中西南五杰、东南八杰、浙江八杰。
晚年“退居于宁静”，崇尚汉学的章太炎在学术上对其早期批判宋明理学的态度进行修正，持汉、宋调和思想。如在《康成子雍为宋明心学导师说》中将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王肃视为谢良佐、杨简、王阳明等宋明心学的先驱。在《王文成公全书》之《题辞》与《后序》、王守仁行书《良知诗》四绝题跋中，一改《谴王学》中对阳明学说之否定，推崇、肯定王学。于新文化运动，在此之前的1906年就写下《诸子学略说》，批评儒家以“富贵利禄为心”，开时代先声；而当运动真正开始，文化革新大潮来临，他又成为传统文化、思想的捍卫者。对于影响广泛的白话文运动，章太炎也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如在《答曹聚仁论白话诗》中坚持“非韵无诗”，认为“白话诗不是诗”。
作为近代学术大家，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章太炎既不泥古，亦不崇洋，而是“全史在胸”，同时“以新知附益旧学”，重拾被欧风美雨冲击得七零八落的民族自信，重构起贯通古今中外的学术大厦。
此外，章太炎家世授医术，其亦兼善岐黄，曾担任上海国医学院院长、苏州国医学校名誉校长等，多次发表有关医经、医学典籍、医史人物等医学领域文章，《伤寒论单论本题辞》即为其中代表。
三、苏州讲习
章太炎在其一生的革命与学术生涯中，两次与苏州发生重要关系，与苏州结下了不解之缘，皆与讲学相关联，可谓自讲学始，以讲学终。章太炎早期“以革命家现身”，晚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一生上下求索，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其在苏州的两段经历，亦提供了很好的观照。
东吴大学旧址
1901年，章太炎由吴君遂介绍为东吴大学掌教习，居于天赐庄学校螺蛳桥头一小屋，朝出暮归，专精讲学，教学归来，忘却己门，走入邻家。在讲堂上，常以种族大义训迪诸生，收效甚巨，招致江苏巡抚恩寿追捕，避祸日本。如果说章太炎早年执教于东吴大学，讲学是志在革命，革命是主要的，那么晚年之居苏州，则是以讲学为主，阐扬国故，同时亦不忘呼吁抗日。1935年12月，北京学生举行“一二九”抗日救国游行示威运动，宋哲元进行压制，章太炎致电宋哲元:“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12月24日，上海学生北上请愿，事过苏州，曾派代表慰劳，并嘱县长馈食。章太炎在苏州逝世前，曾草遗嘱：“设有异族人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民族主义情愫先后一贯，终其一生始终不变。
章太炎一生有四次著名的讲学，第一次讲学是1906年至1911年避难日本东京时所办（前期以主编《民报》为主，实际开始于1908年《民报》被禁前后），在阐扬国故中倡导革命；第二次是1913年12月9日被羁北京时“以讲学自娱”，地点在北京化石桥共和党本部，以“国学会”之名义开讲，时间未满一个月；第三次是上海讲学以传国学，1922年4月至6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在沪讲授“国学”，每周一次，每次两小时，共十讲；第四次讲学便是1934年冬至1936年6月以“章氏国学讲演会”和其后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名义进行的苏州讲学。
章太炎通过讲学，培养了一批章门弟子，多卓然名家。早期东京讲学的听讲弟子，尤为其所重。他曾把东京讲学的四位弟子黄侃、汪东、朱希祖、钱玄同和北京讲学的弟子吴承仕戏用太平天国的封王称为天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五人之中，各承师说一端而又自成学派。章太炎曾在《自定年谱》1910年条中对其中的黄侃、钱玄同、朱希祖各有评价“弟子成就者，蕲黄侃季刚、归安钱夏季中、海盐朱希祖逖先。季刚、季中皆明小学，季刚尤善音韵文辞。逖先博览，能知条理。其他修士甚众，不备书也”。同时，章太炎曾为鲁迅、周作人、许寿裳等八人特开民报社小班授课，其中成就，自不待言。
鲁迅在日本东京 听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的笔记
鲁迅自传
“太炎传薪——章炳麟与苏州展”现场 汪东 《梅花图》轴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此次展览择章门弟子中著者之书画、信札、手稿、合照等，同聚一堂，以飨观者。其中有绍兴鲁迅纪念馆藏鲁迅在日本东京听章太炎讲授《说文解字》笔记、和许寿裳等人的合影，以及为周作人修改的文章手稿等，也有北京鲁迅博物馆藏鲁迅自撰、柔石代抄的小传。“章门二妙”黄侃和汪东兼擅书画，湖北省博物馆藏黄侃执教武汉时为挚友徐行可所书联、额和在行可珍藏宋拓麓山寺碑上的题跋，可见他书法诸体皆精；汪东亦能山水，苏州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静石湾图、山水图、梅花图，皆为汪东与好友沈尹默同居重庆歌乐山静石湾时所作。沈尹默之弟沈兼士，为章氏高足，此次亦有书法作品展出。在信札中，有章门弟子间的通信，如鲁迅致许寿裳、周作人、钱玄同的信函，在1911年2月6日鲁迅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及将参与资助刊印章师文学著作《小学问答》，也有章太炎致弟子如汪东、吴承仕的函件，涉及学术探讨、诗文交流、个人私谊等。
四次国学讲习，背景不同，特色各异，其中，苏州讲习为规模最大、最有规划的一次。1934年冬，迁居苏州的章太炎以“与国学会旨趣不同”，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最初举办每周一次的星期讲演会，1935年9月，讲习会于锦帆路50号居所正式开讲，以蒋介石托丁惟汾致送的万金疗疾费为办学经费，并创办讲习会会刊《制言》。
章氏国学讲习会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讲习期限二年，分四期，科目有小学略说、说文、诗经、通鉴纪事本末、尔雅、老子、庄子、易经、春秋、文心雕龙等。凡有国学常识，文理通顺，有志深造者，无论男女，均 可报名听讲。讲习会也得到各界名流如段祺瑞、宋哲元、马相伯、冯玉祥、黄炎培等赞助，故影响甚大，如讲师沈延国回忆：
各地学子，纷纷负笈来苏。据学会中统计，学员年龄最高的为七十三岁，最幼的为十八岁，有曾任大学讲师、中学国文教师的，以大学专科学生占大多数，籍贯有十九省之不同。
章太炎自任主讲，弟子朱希祖、汪冬等十余人为讲师，分讲各门课程。章太炎躬亲讲席，极其认真，引经据典，口若悬河，首讲《左传》，次讲《尚书》，最后增讲《说文》部首。《说文》开讲不久，章太炎病情加重，严重时不能进食。对此情景，其夫人劝其停讲，太炎则答“饭可不食，书仍要讲”。诲人不倦如此，真罕有其匹也！
四、学术薪传
章太炎将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作为晚年传递薪火之阵地，以“学在民间”的传统私塾讲学方式，系统地把毕生治学成果传授学生，治学之精神与方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朝夕相处的学生。虽无任何文凭可发，亦不属任何体制内的学校教育，仍吸引了一批真正潜心向学的年轻人，后成长为学有专长的章门弟子。
章太炎晚年在苏州园林
章门一派的主体形成于东京国学讲习会，相较于东京讲习，苏州讲习虽“学子根柢浅薄，求如东京之盛，不可得已”，但其所吸纳的弟子是对章门的有力补充。两者意义同样重大，前者是开始，培养了第一代章门弟子；后者则是承上启下，章太炎早中期培养的弟子如吴承仕、汪东、黄侃、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周作人、马宗芗、沈兼士、马宗霍等为苏州讲习会的发起者且多兼讲师，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章门开始形成。章太炎逝世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在其夫人汤国梨、友人马相伯和弟子孙世扬主持下讲学不辍。1937年秋，日寇侵占苏州，讲习会和制言杂志社被迫停办，1938年12月，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太炎文学院的形式在上海延续了下去，《制言》也得以复刊，从半月刊改为月刊，后因战火而再次中断。
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期间成为章门重要成员的有：徐复、汤炳正、姚奠中、李恭、金德建、孙立本、柏耐冬等。另外章太炎后期还有几位重要的成员亦通过苏州好友介绍、或在苏州拜入章门，他们入章门时间较之讲习会开办要早，如王謇、潘景郑、朱季海、沈延国、王乘六、诸祖耿、王仲荦、徐瀓等。其中徐复早先师从黄侃，后黄侃逝世，入章氏国学讲习会，直接问道于章太炎，先为再传弟子，后为及门弟子，曾四易其稿，费时二十余年，为章师著作《訄书》做注；汤炳正大学毕业后考入章氏国学讲习会研究班，因悟性极高，被章太炎称“为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其师追悼会上被推举发言，在学术上，继承章氏在小学方面的成就，成为著名的语言学家和楚辞学专家；姚奠中放弃无锡国专学籍，转往苏州投章太炎门下，为章氏国学讲习会研究生班收录的七名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抗战期间，曾办“菿汉国学讲习班”；李恭不远千里，从甘肃趋侍章氏讲座、执经问难，期间，为章氏整理《尚书拾遗七篇》，并参与重要文稿核对。
章太炎晚年弟子朱季海书“困学斋”额
此次展览最后部分有展出章太炎在苏州招收门生之物，如苏州博物馆藏的16岁即师从章太炎，被誉为“千里驹”的朱季海书“困学斋”额；章太炎赠弟子徐瀓的抄手端砚；潘景郑1933年1月26日至1934年2月13日所记日记，其中有涉及章太炎来苏讲学情况。潘景郑拜章太炎门下经由李根源介绍，李根源与章太炎为至交，二人相识于东京，在苏州定下金兰之契。章太炎在苏州访友、讲学以及居无定所之时，常寓居李根源葑门内十全街的曲石精庐，如其送章士钊的“放神青云外，濯足万里流”五言篆联即是在李根源家中所书。章太炎举家由沪迁苏，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乃至身后，李根源都多有助力。因此，章太炎晚年与李根源交往甚密，寄李根源信札甚多，曾为根源祖父李鸣銮墓志书题、母亲阙太夫人作诔，于李根源所购汉砖上观瞻题记，并将其所篆书、珍藏《三体石经》拓本以赠李根源等，此亦有展出。而潘景郑亦曾介绍其姊丈顾廷龙拜谒章太炎于锦帆路寓邸，故在顾氏家族珍藏之绍定井阑题字册中得见章太炎所题观款。
章太炎赠李根源旧拓三体石经
苏州培养的弟子与东京和其他时期的弟子一道，同章太炎一起组成了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影响力的章黄学派，秉持着章太炎“国学乃国性之所系”的治学精神，在各自的领域内传承与发扬章氏国学，薪火传承，绵延不绝。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