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醉的水手长
阿科鲁尼亚·1694年5月7日
黄昏时分的柔光中，天空挂着四分月，中世纪的阿科鲁尼亚堡垒依稀可见，一艘大艇悄然朝詹姆斯号这边驶来。
在詹姆斯号主甲板上站岗的是大副托马斯·德鲁伊特。这时，只听大艇上有人喊了一句：“喝醉的水手长在船上吗？”听了这话，德鲁伊特不知是何意，而且光线较暗，看不清说话人的相貌，所以，他只调侃了一句。只听大艇上的陌生人小声嘟囔了一句，语气中带着些许警告——查理二世号“就要被劫走了——”，紧接着就消失在黑漆漆的水雾中了。
大副德鲁伊特弄不明白“喝醉的水手长”是什么意思，然而船上的其他船员心里都清楚得很。过去的几周里，无论是在阿科鲁尼亚酒馆的酒桌上，还是在查理二世号甲板下面的密谈中，亨利·埃夫里和几名水手一直谋划着在查理二世号上发动一次叛变。他们事先说好用“喝醉的水手长”做暗号，意思就是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动手，终于可以将扣押在阿科鲁尼亚港口长达5个月的伙计们解救出来了。
几百英尺以外的地方，二副戴维·克雷正从查理二世号的后甲板上走过，要去看看吉布森船长，听说他病倒了，貌似有发烧和酒精中毒的症状。没等走到船长休息室，克雷就遇到了几个人，其中包括中年水手威廉·梅、亨利·埃夫里和船上的木匠，几人正共享着一碗潘趣酒。匆匆看了一眼吉布森之后，克雷跟水手们坐到一起。他们看上去异常兴奋。梅提议祝酒：“为了船长的健康，为了我们此次航行大有收获，干杯。”就当前西班牙远洋舰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而言，这句祝酒词有些奇怪，更何况说这话的人很有可能会被卖到西班牙国王那里做奴隶。不管怎样，克雷还是举起了酒杯，接着，他就回自己的铺位去了。
我们再来说说詹姆斯号上的情况，德鲁伊特向船长汉弗莱斯汇报了刚才从大艇上听到的那句不祥的警示语。汉弗莱斯听后立即命令德鲁伊特“准备好中型艇”，大艇靠近詹姆斯号的动机大抵是想运送船员与货物进出港口。18岁的威廉·毕晓普听从命令，爬到中型艇上，准备从那些人手里将查理二世号解救出来。可就在这时，他发现身边出现了15个人，这些人似乎别有所图。“喝醉的水手长”这一暗语成功将信号发了出去。没等德鲁伊特赶到中型艇那里，就已经有25个人在艇上了，其中有爱德华·福赛思、詹姆斯·刘易斯和年轻的毕晓普。德鲁伊特命令这些人回来，他们却像没听见一样，拼了命地朝查理二世号那边驶去。
船员叛变已成不争的事实，原本就陷入困境的西班牙远洋舰队如今雪上加霜，汉弗莱斯船长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手下那群人去劫持查理二世号？那同僚吉布森船长就得承担一应致命的后果。或者，难道要把事做绝，朝自己的船员开火？
埃夫里的支持者们聚集在查理二世号的甲板上，而此时，他们在詹姆斯号上的同伙正穿过港口，朝他们这边驶来。原本计划在船停靠阿科鲁尼亚港期间就与吉布森展开正面谈判，等所有叛变者都聚到船上以后，看看是否可以在不动干戈的情况下让他交出指挥权。
可此时，汉弗莱斯和詹姆斯号上的人朝这边船头开了两枪，于是，短短几秒之内，计划有变。不管要与吉布森船长进行怎样的谈判与交涉，看来都得在公海上了。
中型艇上的叛变者很快就登上了船。查理二世号上的二副约瑟夫·格雷维特——大家都以为他是忠于吉布森船长的——被抓了起来，有人“拿枪顶着他胸口”，他被武装守卫押到甲板下面去了。就这样，亨利·埃夫里掌控了查理二世号；锚绳被砍断，船扬帆起航。埃夫里下令，把从詹姆斯号抢来的中型艇流放到海上。不知道德鲁伊特和汉弗莱斯用了什么方法，他们向阿科鲁尼亚堡垒发出警报，说有人叛变，于是，查理二世号驶离港口时，海陆两方面同时开炮，对其进行堵截。好在这艘船的航行速度快得惊人，这才躲过了一劫。
虽然整件事已经过去300多年了，而且当时没人想到接下来会引发一系列震惊全球的后果，然而查理二世号上发生的叛变事件是历史上罕见的，我们几乎可以重述当时的每一处细节，甚至事件发生时叛变人之间所说的每一句话。
说到这场叛变及其历史意义，倒是有一件讽刺的事。事件发生时，后来成为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最有成就的航海作家的人就在鸽子号上，他就是威廉·丹皮尔。不过，这些叛变细节可不是从他的作品当中了解到的。关于1694年5月7日的那一系列事件，丹皮尔在作品中只字未提。几年之后，伦敦法院的一名书记员在抄写案件参与者宣誓证词时才从中得知叛变的细节。至此，叛变的历史意义才为人所知。
当时，克雷正躺在前甲板下面的水手舱的吊床上，听到炮声的他一跃而起。看来，他们刚刚那些可疑的行为终于得到了证实：一定有大事要发生。于是，他爬上后甲板，随后发现埃夫里正在掌舵，准备将船驶出港口。站在一旁的是船上的那名木匠，看样子，他已然是埃夫里的左膀右臂了。
埃夫里抓住克雷的手问道：“你要跟我一起走吗？”
埃夫里两眼盯着克雷，克雷含糊其词：“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经过一番紧张而隐晦的交流，埃夫里告诉他：“明早八点，你们就都明白了。”
这时，木匠插话，只见他把克雷拉到一边，激动地指了指埃夫里的方向。木匠说话时带着——多年后，克雷在证词里提及——一种猥琐、夸张的语气。
“没看出来这位老大的气势吗？”木匠质问。克雷点点头：“看出来了。”
“这个人，还有老梅和奈特，我无条件相信他们。他们才是这场游戏的主角，才是老手。”接着，他威胁道，“你再不下去，我就敲碎你的脑袋。”
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克雷回到甲板下面。正当往下走时，他发现威廉·梅站在舱口附近。据克雷所说，这个世故的水手一脸挑衅地问他：“你来这里干什么？”克雷不想再招惹是非，便没有回答他，继续往自己的铺位走去。梅咒骂了一句：“找死的家伙，就应该一枪打穿你的脑壳。”接着，梅还用枪抵着他的头。多年后，我们这个上了年纪的水手在法庭上回想起这句话时，依旧耿耿于怀。
被炮声惊醒的不止克雷一人。吉布森当时正在船长休息室里发着烧，后来终于迷迷糊糊地下了床。他感觉船体正在开阔的大西洋海域冲击着浪花。他踉踉跄跄地来到后甲板上，跟埃夫里撞了个正着。
吉布森努力了解情况：“是船出了问题，要起航吗？天气怎么样？”
“不，不，我们已经出海了，风力很好，天气也不错。”吉布森更搞不懂了，大喊道：“出海了!怎么可能？”埃夫里开门见山地跟他说了一番。“现在，我是这艘船的船长，这是我的船舱，”他说，“所以，你必须让位。我要去马达加斯加岛，要去谋发财的路子，这些勇敢的兄弟都要跟我一起走。”
紧接着，亨利·埃夫里跟船长谈了条件，至于具体细节，说法有所不同。有人说，埃夫里提议交换职位，让吉布森给他做大副，自己升任船长。但根据克雷对整件事的描述，埃夫里做出了一个更加慷慨的提议：“如果你继续留在船上，那么还是由你来做船长。”
吉布森当即拒绝了埃夫里的提议。“我从来没想过你会这么对我，要知道我对你们一直都很好，”他结结巴巴地说道，“要我背叛雇主，我是不会答应的。”
埃夫里点点头，说：“那么，你就得回到岸上去。”
历史上有明确记载：埃夫里及其拥护者允许吉布森体面地离开查理二世号（并不是所有叛变都会以这种文明的方式收尾）。跟吉布森分开之后，埃夫里亲自拜访了关押在船舱里的二副格雷维特。
“我猜你也不想跟我们一起走吧。”埃夫里说道。格雷维特的回答正如埃夫里所料，于是，查理二世号的新船长也没有为难其余船员，就像对待吉布森那样：“你，还有其余船员，既然不愿跟我们走，就放你们回到岸上去。”不过，他们必须即刻动身。格雷维特被带到那艘中型艇上，“只背了些衣物”。埃夫里真心想让前任船长和二副回到岸上去，然而眼前的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黎明时分，查理二世号新组建的船员队伍——有些是叛变者，有些依旧心向詹姆斯·胡布隆和西班牙远洋舰队，聚在甲板上审视当前的境况。原来，查理二世号已经离岸10英里了。吉布森及其追随者只好乘坐查理二世号的中型艇回到岸上。最后要离开查理二世号的时候，格雷维特从威廉·梅身旁经过，握住他的手，祝他一切顺利。据格雷维特所说，两人分开时，梅“一脸的兴奋与喜悦”。他跟格雷维特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替我给我妻子带好儿。”临别时，埃夫里还给二副准备了几件衣服：外套和马甲，还有被格雷维特落在甲板下面的职级证书（也就是所谓的委任书）。分别时，他们的话语很友善。至于埃夫里最后跟被迫卸任的吉布森船长说了些什么，史上并没有相关的记载。
几分钟之后，17个人纷纷上了中型艇，准备划回阿科鲁尼亚。再看阿科鲁尼亚堡垒，早已从水平线处消失了。正当要离开时，他们发现这艘救生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漏水。这些人都是经验丰富的水手，很快就测算出：漏水如此严重的船，划不到10英里就得沉下去。然而此时已经离开查理二世号，格雷维特和他的助手们赶紧呼救，希望他们能扔下一只水桶来。这一情景瞬间让人觉得，整场看似兵不血刃的叛变其实都是假象：虽说脑袋没吃枪子，却要被淹死在海里。不过，好在查理二世号上的船员扔了一只桶下来，于是，这17名西班牙远洋舰队的忠实追随者开始了返回阿科鲁尼亚的漫长之旅。
吉布森船长环视了这16名对自己忠心耿耿的船员，他也一定能够发现，查理二世号的这艘救生艇其实还可以容纳更多人。
后来，正是救生艇上的这些空位成了判定查理二世号留守船员的犯罪动机的明确证据。以下两点事实是不容置疑的：埃夫里是默许相当数量的船员离开的，而且返港的救生艇上为更多人留了位子。综合这两点，就可以指控那些叛变者：他们有机会离开，却自愿选择了留下。虽然大家对上述两点事实已达成共识，而且1694年5月7日的事件的所有细节也都浮出了水面，但这场叛变依旧带有罗生门的色彩。同样的事件，甚至是相同的陈述，如果有人认为有些叛变者是被迫追随埃夫里的，那么事件的性质就会变得截然不同。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陈述的，威廉·梅是埃夫里的一个关键盟友：他兴高采烈地举杯欢庆新征程；因克雷不愿加入叛变队伍而举枪威胁；送前任二副格雷维特登上救生艇，临别时一副愉悦的表情。然而，梅一直在为自己申冤，说当初加入叛变队伍并非自愿，说当时用潘趣酒致祝酒词并没有别的意思，说他举枪威胁克雷是忠于吉布森的表现，而非效忠埃夫里。
梅本人在陈述叛变过程时说道，跟克雷碰面之后没多久，他就去了当时查理二世号掌舵人埃夫里那里。当时，埃夫里发觉梅可能对自己有异心。他说：“你，梅，我觉得你不太喜欢这样，还是回你的舱里去吧。”于是，梅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对自己的选择做了一番考量。接下来的场景，梅在证词中是这样描述的：
我当时在想，离开之前，必须看一眼我的老船长；我求他们让我去看看他；当时，有两个带着刀的人站在那里，不让我去见他。后来，我们交涉了一番，我求他们帮忙，让我进去，最后他们终于让我进去了；当时，医生正在给船长的太阳穴涂抹药膏......等我再出来时，他们正在赶这些人下船，其中就有二副格雷维特先生......我跟他说，记得替我向我妻子带好儿，因为我这辈子不太可能再见到她了，谁也走不了，除非他们愿意放行。
“谁也走不了，除非他们愿意放行。”我们再来看这句话，再结合当时的情景，那么梅最后跟格雷维特说的那些话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一个男人悲伤地请另一个人替自己给妻子带好儿，他这么做不是因为心甘情愿地选择跟一群叛徒出海冒险，而是因为别无选择，他心里清楚，再回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按照这个版本的陈述，梅不是埃夫里的副手与同谋，而是他的俘虏。
总结起来不过一两行字：一群醉酒之人致船长的祝酒词，船舱口的一句威胁，给配偶带的一句口信。但事实表明，如何解读这些简单的文字关乎威廉·梅的生死。
如果梅，还有查理二世号上的其他船员，并非自愿加入叛变队伍，那么当时的救生艇上依旧有空位，他们为何不与吉布森和格雷维特一同回到詹姆斯号上？据梅所说，是因为那艘救生艇出了问题。梅后来提供证词说：“那些人上了船之后，就开始嚷着要一只水桶，否则船就会沉下去，而当时他们离岸边还有9英里。真是无法想象，如果更多人上了船，要怎样才能划那么远。按照王室方面所掌握的证据，他们很有可能连船带人一同沉到水里。”按照梅的陈述，摆在他面前的选择就是不公正的：要么成为一名叛变者，过违法的生活，要么就跟17名船员一起沉到大西洋那开阔的海域中被淹死。梅在法庭上辩解：“如果我拒绝跟他们走，他们就会杀了我。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作为从犯而死呢，还是要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呢。”最后，跟随查理二世号一起走的约有80人，他们正式宣告叛离西班牙远洋舰队。等他们正式开始航行，埃夫里重新命名了那艘船。如今，那艘船被改名为“幻想号”——既暗指船的质量，也暗指他们希望凭借这艘船而寻得的宝物。船上的人也有了新的身份，最初无论在叛变过程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头目、亲信或俘虏，如今，他们都变成了海盗。
“幻想号”：自由、平等友爱的海盗共和国
非洲西部大西洋·1694年5-6月
亨利·埃夫里升任幻想号船长之后的头一件事——如今，他和手下那些船员彻底断绝了与詹姆斯·胡布隆及西班牙远洋舰队之间的关系——就是制订一个如今所谓的企业利润分配计划。要知道，海盗一向不受国家法律的约束，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就其暴力行径而言，绝对是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暴力分子。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漂泊不定的人，往往会制定并遵守一系列约束自身行为的规定，包括他们之间的财务关系。绝大多数时候，海盗在起航之前会制定一个“协议条款”，以此规定旅途中船长、高级船员及普通船员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有关战利品分配的条款。大体上就像东印度公司的投资者那样，每个海盗都是该合资企业的股东。如果运气够好，在航行途中掠夺了财物，那么这笔钱就要按照每个人所持有的股份进行分配。不过，与东印度公司——其实也包括几乎所有的现代企业不同的是，绝大多数时候，海盗船的利润分配都尽可能地追求平等。举一个例子作为参考，如今美国企业高管的平均薪资比中等职员高271倍，而在埃夫里那个年代，皇家海军船上的船长以及军官级别的薪资是普通一等水兵的10倍。在商船或者是像西班牙远洋舰队那样承担私掠任务的船上，二者的收入比低至5∶1。海盗的收入分配更为平均。18世纪，爱德华·洛所在的海盗船————为纪念埃夫里，将船命名为幻想号————制定的经济条款是这样的：“船长拿两份，船主拿一份半，医生、副手、炮手及水手长各拿1.25份。”其余船员每人拿一份。亨利·埃夫里和手下人的分配标准更简单：埃夫里拿两份，其余每人拿一份。
即便当时幻想号还制定了其他协议条款，但终究没能在历史记裁中保存下来。不过，我们倒是搜集了其他四份完整的海盗协议条款，制定时间是在埃夫里之旅后的几十年，其中涉及的有：洛的船、巴塞洛缪·罗伯茨的船、约翰·菲利普斯的船和乔治·劳瑟的船。这四份协议文件很有意思，乍一看，有的是关于海盗船日常消遣的，有的是关于海盗们为了和谐、维稳地度过航行期而建立的令人惊讶的微妙的政治体系的。在这四份留存的条款中，罗伯茨那份读起来最为生动有趣：
1.当下事务中，所有人均享有平等的投票权。任何时候掠夺来的新鲜食物与烈酒，所有人都有平等的享用权，随时可以享用。若上述用品处于短缺状态，出于大局考虑，或经投票决定节省策略。
2.所有人应公平享有按名单顺序领取奖品的权利，因为除了应得份额的酬劳，他们还应有额外的奖励。但是，若他们胆敢私占财产，无论是盘子、珠宝还是钱，哪怕只值一美元，都将被大家孤立。若有人胆敢抢夺他人财产，就得被割掉鼻子和耳朵，再被流放到岸上，吃尽苦头。
3.任何人不得参与赌博活动，包括掷骰子或玩纸牌。
4.晚上八点准时熄灭灯和蜡烛，之后若有人胆敢喝酒，就惩罚他一直坐在黑漆漆的露天甲板上。
5.所有人必须保管好自己的随身武器，弯刀与枪必须保持清洁，时刻准备应战。
6.不得带男童或女人上船。若有人胆敢诱骗后者上船，秘密带其出海，将被处以死刑。
7.战时，若逃离船或自己所属的船舱，将被处以死刑或流放到孤岛。
8.任何人不得在船上打架斗殴，若双方发生冲突，可以带上剑或手枪到岸上决斗。双方事先背对背站立，待舵手发令，双方即刻转身开枪。若有一方放弃对战，舵手就拿走他手中的枪支。若双方都没能击中对方，接下来，双方可以持弯刀对战，先让对方见血的获胜。
9.在攒够1000股股份之前，任何人不得谈论放弃原有生活方式之类的话。凡为了维护本船利益而变成跛脚或缺胳膊少腿的人均可从800份普通股中获取8份股权，奖励力度按受伤程度成比例计算。
10.船长与舵手各领取两份奖品，主炮手与水手长各领取一份半奖品，其他高级船员领取1.25份奖品，其他人各领取一份。
11.乐师只享有在安息日休息的权利。其他时间只能视情况而定。
在现代人看来，这份小型规章制度中的条款——大约是18世纪20年代制定的，似乎有些古板：现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政治文件都不会针对决斗制定如此详细的条款，也不会在晚上八点以后禁止点蜡烛。然而海盗的这些规矩，或被称为协议条款，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回想罗伯茨的船的条款中的第一项：“当下事务中，所有人均享有平等的投票权。”要知道，海盗在规章制度中制定这种民主性条款，比美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还要早近一个世纪。船长要为船员所接受，如果多数船员不喜欢他，他就得退位让贤。而海军船和商船则属于专制性组织，在船长的领导下，等级制度森严，船长在船上拥有绝对的权力，没有任何机制遏制他滥用权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海盗是漂泊在海上的民主组织。查尔斯·约翰逊在其1742年出版的畅销书《海盗通史》（用相当长的篇幅讲述了埃夫里及其犯罪事实）中说道，在海盗船上，“群众拥有最高的权力，所以毫无疑问，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与心情推举或罢免船长”。
与行使表决权相比，海盗船的管理模式更为讲究。在那一时期，绝大多数海盗船都建立了一种三权分立的权力制度，与美国宪法架构极为相似。船长的权力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很有可能因为投票结果不利而下台，不仅如此，舵手的独立权力也会对船长产生制约作用。虽然战时船长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而且在布置整体任务时拥有绝对的领导权，但是绝大多数日常事务都是由舵手来裁决的，而且此人拥有战利品的分配权。引用约翰逊的话就是：
关于对较轻的罪行的惩罚……海盗们会自主选出一位首席长官，冠以舵手的头衔，由他全权负责（战时除外）。如果船员违背他的命令，打架、闹不和，虐待俘虏，违背指令肆意掠夺，尤其要强调的是，船员保管武器不当的行为一旦被他逮到，就得听凭他的处置，全船上下不得违逆。总之，这位长官是值得全员信任的人，掌管船上的战利品，分配给全船使用，只要他愿意……
如果说船长是大家选举出来的领导，大体就像总统或首席执行官那样，那么舵手则带有一职多角的特点，既具有司法权力，决定如何惩罚船上发生的违规行为，还有着首席财务官的权力，掌管薪酬。若船长被罢免，那么舵手这种权威角色往往是继任船长的首选，就像叛变期间大副埃夫里夺权成为查理二世号上的舵手一样。刚离开阿科鲁尼亚的头几天，船员们就推选出了一位舵手，辅助埃夫里。这人叫约瑟夫·道森，是一位30多岁、经验丰富的水手，来自加拿大雅茅斯。
海盗条款中还出现了另一个新款项，貌似也是当初幻想号船员们制定的，就是我们在罗伯茨的船第九条规定中所见到的：“凡为了维护本船利益而变成跛脚或缺胳膊少腿的人均可从800份普通股中获取8份股权，奖励力度按受伤程度成比例计算。”海盗组织将这种保险机制融入他们的制度当中，作为这一集体的核心法则。无论大家缴获了多少战利品，凡在战争中受重伤的人都会按不同比例分到相应的财物。他们的有些保险制度比罗伯茨的船上的条款还要精细和到位。18世纪的海盗兼奴隶贩子亚历山大·艾斯克默林（Alexandre Exquemelin）透露，受伤的船员会根据伤情获得一定标准的补偿金：失去右臂的人比失去左臂的人拿到的补偿金多，没了一只眼睛的人跟没了一根手指的人拿到的补偿金差不多。
综合上述几点来看——公开的民主，三权分立，公平的补偿制度，遭受重大伤害时的获赔政策，从真正意义上讲，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海盗船在不受任何欧洲国家法律约束的同时更具先进性。海盗既是亡命之徒，也是先锋队，建立了一系列保证全体船员团结一致的制度条款，又避免了权力与财富的过度集中。当人们还在探索现代跨国公司这种组织形式时，海盗们已经在尝试构建不同的经济体制（类似于工人集体制）了。以上经济与管理条款让近代历史学家对海盗这一群体有了重新认识，如今来看，他们不仅是犯罪与探险史上的重要角色，还是激进政治史的先驱。正如海洋历史学家J.S.布罗姆利所写的那样，海盗“不仅逃离了束缚，他们至少在其所在的领域践行了自由、平等甚至友爱的理念，而这对新旧世界的绝大多数公民而言，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至少目前为止是这样”。
18世纪初，马库斯·雷迪克在针对航海文化阐述权威性观点时提到了海盗阶级的政治策略：
海盗们营造了一种无君主主义文化。18世纪初，他们最大限度地脱离了传统权威的环境：远离了教堂，远离了家庭，远离了常规的劳动环境，让海洋把自己与国家权力隔离开来，转而开展了一场奇怪的实验……海盗们会公平合理地分摊生活中的机遇与风险，在危险面前，人人平等，无一例外，所得的战利品也会平等地分配，以此体现海上生活的集体主义精神。
要想知道为什么亨利·埃夫里会在英国国内声名远扬，就得先弄清楚什么是平等主义精神。要知道，他们不仅仅是一群鲁莽的强盗，只知道追求海上的冒险与刺激，他们还在推行民粹主义价值观，然而，大陆连这种观念都不曾出现。
当然，海盗们要想让这种工人阶级英雄的神话广为人知，光靠口口相传远远不够，他们还需要媒体宣传的力量。亨利·埃夫 里以及幻想号上的其他船员很快就会成为名人，他们的事迹将被17世纪末各种形式的媒体（小册子、传记、公开的刑事审判记 录，甚至戏剧）报道，或被赞扬，或被谴责。
（本文摘自史蒂文·约翰逊著《海盗经济：一场掠夺行动与现代社会秩序的诞生》，王冬佳译，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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