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罗和唐朝造船技术的比较
从8世纪中叶开始，以海洋贸易为主业的新罗商人社群广泛分布在今天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一带，成为东北亚国际贸易的重要势力。日本留学僧圆仁记录的张宝高（保皋）就是9世纪中叶新罗海商的领袖。那么，新兴的新罗海商是否会成为刺激造船技术革新的力量？
从现有记载可知，飞鸟（592—710年）、奈良（710—794年）、平安（794—1192年）时代，日本从朝鲜半岛引进造船技术，因此《续日本纪》《续日本后纪》等史书中有关于朝廷命建造“百济舶”（650）、“新罗舶”（839）的记载。
目前已有多艘高丽时代的船舶出水。按照范佳楠的研究，截至2018年“在韩国近海发现的大小沉船共计14艘”，其中7艘可知装载方式，即11世纪的“莞岛沉船”“群山十二东坡岛船”，12世纪上半叶的“泰安大岛沉船”，12世纪后半叶至13世纪的“安山大阜岛2号船”，1208年的“泰安马岛1号船”，13世纪初的“泰安马岛2号船”。42005年在山东蓬莱水城出水的蓬莱3号、4号古船，也被认为是高丽时代的韩式船。
因目前还没有发现新罗时代的韩式船，所以只能通过文献资料以及后世的船舶逆推，主要成果为韩国学者对张保皋船的复原。但张保皋船“被复原成具有龙骨和水密隔舱的尖圆底型船”，受到许多质疑。崔云峰、金成俊认为，“9世纪的日本遣唐使船就是新罗船”，而“目前为止在日本的和船中并没有发现中国式的隔舱板或者使用其他中国式工艺的实例”，“这时期百济舶或新罗式的韩船造船技术也是处于起步阶段”。
蓬莱3号古船
由此可见，在8-9世纪，尽管新罗的侨商群体活跃于东亚海域，但就造船技术而言，中式船依旧最为先进。这是传统上的优势。山东自秦汉以后，一直是中国造船业的中心区域。如隋末唐初进攻高句丽的战争，造船基地就在莱州。直到宋代，因为经济重心的南移、木材的减少等因素，山东的造船业才走向衰落。所以唐朝所出现的新式船舶，当由中国本土的船舶发展而来。
唐宋造船技术进步的动力
从史料来看，唐宋时期造船技术进步的动力，来自海战的压力。据《资治通鉴》，唐太宗征高丽时，曾命在洪、饶、江、越、蜀、潭等州郡建造多艘战船：
上将征高丽，秋，七月，辛卯，敕将作大监阎立德等诣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
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强伟等发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壬寅，遣茂州都督张士贵、右卫将军梁建方发陇右、峡中兵二万余人以击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输直雇潭州人造船；上许之。
唐太宗征高丽的战船由南方诸州建造，并通过长江的支流和干流运到海上，说明这些船是平底船，如果是尖底船的话，在内河行驶容易搁浅。但中唐时期的海战船已经出现尖底的海鹘船，这样的技术进步，是在不断的实践摸索中取得的。
海鹘船由李筌最早记录，对李筌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唐代造船技术进步的动力。唐长孺先生认为，《太白阴经》中《进书表》的“署衔与当时官制符合”，从所题的“乾元二年四月”，及书中所述“知横塞军”建制等内容推断，“大致在代宗时（762—779）《太白阴经》成书”，但李筌不可能在乾元二年（759）于幽州赴任，因为此时该地为安史叛军占据，李筌在玄宗时代曾在翰林院任职。
因之，李筌所撰的《太白阴经》，当是依据其在长安等地收集到的资料，对8世纪中叶及以前中国军事谋略、战争艺术、作战武器等的总结。那么李筌所载的“海鹘船”，究竟是何人于何时何地创造？由于李筌在《太白阴经》成书前，并无节制一方、参与水战的经历，因此关于海鹘船的记载，可能是抄自当时所见的档案，抑或听到的传闻。《太白阴经》与《通典》成书时间相近，且文字并不完全相同，亦有参考相同的史源，而做不同修改的可能。
杜佑本人则有造船并指挥水战的经历，《资治通鉴》载：
〔贞元十六年（800）〕州乱兵为张愔表求旄节，朝廷不许；加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使讨之。佑大具舟舰，遣牙将孟准为前锋；济淮而败，佑不敢进。
《新唐书·杜佑传》亦载：
佑具舠舰，遣属将孟准度淮击徐，不克，引还。佑于出师应变非所长，因固境不敢进。
尽管这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行动，而且发生在《通典》成书之后，但可以看出杜佑在造船方面的实践。
《新唐书》评价杜佑不擅长“出师应变”，即缺少实际作战的经验和能力，但杜佑早在兴元元年（784）至贞元初年任岭南节度使时，“朱厓黎民三世保险不宾，佑讨平之”，即平定了海南岛黎族的叛乱。可见此评价亦不够公允。平黎民之乱，权德舆《杜公淮南遗爱碑铭》记载更为详细：
朱崖黎氏，保险三代，种落盘互，数犯吏禁。公麾偏师，一举而平。犷俗率化，原人得职。
按海南岛黎民之乱，当有百年历史。据《旧唐书·地理志》：
贞元五年十月，岭南节度使李复奏曰：“琼州本隶广府管内，乾封年（666-668年），山洞草贼反叛，遂兹沦陷，至今一百余年。臣令判官姜孟京、崖州刺史张少逸，并力讨除，今已收复旧城，且令降人权立城相保，以琼州控压贼洞，请升为下都督府，加琼、崖、振、儋、万安等五州招讨游弈使。其崖州都督请停。”
据这段记载，从666-668年开始，直到789年，琼州一直处在叛乱的黎民控制之中，直到李复才时被平定。《新唐书·杜佑传》的记载与《旧唐书》似乎有矛盾，可能是杜佑的军事行动之后，黎民再次叛乱，李复才又平定之。事实上，李复才也没有彻底解决黎民叛乱的问题。因为《旧唐书·宪宗纪》又云，元和二年（807）“岭南节度使赵昌进《琼管儋、振、万安六州六十二洞归降图》”。可见，元和初年又有军事行动。
尽管黎民生活在海南岛的山区，理应没有海战的问题，但军队的调度、粮草补给、政令的传达等，不可能仅靠海南岛的实际控制区解决，而来自内地的人员、物资要运抵海南岛（琼州海峡最窄处宽约19.5公里），必然需要依赖战船。在此背景下，杜佑确实需要造渡海的战船。因此《通典》所述六种船型，应当蕴含杜佑的实际经验，如述海鹘船的“此江海之中战船也”一句，为《太白阴经》所无，或为杜佑本人所记。南宋时期海船的技术进步也与海战有关。《宋会要》载：
〔绍兴〕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书门下省奏：“温州进士王宪上言：‘伏睹给降空名告身下福建、浙东安抚司打造海船，缘两路船样不同，乞下福建安抚司依温州平阳县莆门寨新造巡船，面阔二丈八尺，上面转板平坦如路，勘通战斗。’乞令人户依此打造。其温州二丈五尺面海船力胜，却乞行下依宪自己海船样为式，庶几将来海道两路舟船，不至搀先拖后，得成一，容易号令。所有造到海舡之人，所补官资，乞作随军补授出身。”诏王宪陈献海船利害，委有可采，补承节郎，差充温州总辖海船；进义校尉朱清与转一资，差充温州海船指挥使。
据此资料，为建造更优质的战船，宋高宗接纳王宪的建议，命令福建安抚司接受并打造由温州平阳县莆门寨研发的新式战船。这显示出海战压力和新式海船研发的重要联系。
海鹘船复原模型
此外，皮埃尔-伊夫·芒更强调从亚洲海洋整体性出发探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造船技术的发展。刘义杰认为，明代福船可能源自东晋卢循的八艚船，而后演变为白水郎的了鸟船，而后转变成福船，理由是这两种船都是首尾尖高的尖底船型。尽管这种猜想缺少明确的证据支持，但在沿海社会长期的发展中，不同源流的船只设计技术杂糅在一起，启发古代无名的船舶设计师设计出新的船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白水郎即福建沿海的海洋船民，他们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唐宋时期沿海社会不同阶层、身份、职业的居民之间存在合作与冲突，并与官府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这构成了宋商远航的社会背景，也是下一章的主题。
综上可知，唐宋时期的海战压力，推动造船新技术的研发，由此发明了海鹘船等新船型，并将水密隔舱引进到海船的内部设计上。上文也讲到，鉴真东渡前，曾在扬州买到退役的海战船，这说明军、民船舶并非泾渭分明。海战船的技术革新，可能吸收来自民间的技术，并可以转化为民用。新的海船适应了远洋航行，在明清时期发展并分化成福船、广船等大帆船，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本文节选自陈烨轩著，《东来西往：8-13世纪初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3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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