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相机对准人物时，除了逼真，还可以呈现多少种情绪？肖像摄影的魅力在哪里？青年一代的摄影师用自己的作品，传递着真诚的发问与探索。2023年“798秋季摄影展”正在北京展出，青年摄影师罗娴的个展“我就是你”也于同期展出。
罗娴《我就是你》影展现场
行走于世界各地，罗娴用镜头连接起不同的人群，挖掘不同的主题。2016年，罗娴就凭借作品《梦境》组图，在法国玛格南图片社首届国际摄影大赛获得艺术类入围奖，成为此次大赛中唯一获奖的华人摄影师；此后又陆续斩获第33届《美国摄影》年鉴以及法国Lensculture2017年度“曝光奖”；2017年凭借《洞庭湖渔民》组照获美国国际摄影奖和国际年度摄影师提名奖；2018年获平遥国际摄影大展“优秀摄影师”奖。
罗娴着迷于肖像摄影，“我始终觉得肖像摄影是关乎人与人产生连接的瞬间，它同时揭露了被摄对象和摄影师本人的思想、内心、情绪等。我希望能通过肖像展示秘密、谜团、特质、温情和美，以及人物在向我揭示自身时产生的魔力。照片可以说出我不可言说的东西。”在影展开展期间，罗娴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罗娴（左）在影展
【对话】
澎湃新闻：你在早年做过新华社的视频记者，是如何转向艺术摄影的？
罗娴：我本科学习的是电视制作、媒体研究，后来去英国、法国学习欧洲电影研究、欧洲理论批评，回国做记者。当时只能算摄影爱好者，开始从事一些稍微严肃的系统性创作时，遇到了很多瓶颈。我有新闻背景，也喜欢研究纪实电影，纪录片，所以想拍摄一些纪实性摄影题材，然而发现用纯纪实性的手法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想法和感受，我需要一些创作层面上的工具，以及表达叙事结构上的一些知识，所以就前往美国国际摄影中心开始系统性学习摄影。
澎湃新闻：这次拍摄《我就是你》这组照片，灵感来源是什么？
罗娴：这组作品的灵感及其英文标题，来自BBC制作的一期戏剧节目，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他坚信人们镜子中的世界真实存在着，并有着截然不同的运行逻辑和结构。他最终找到了通往镜中世界的通道，并经历了一系列离奇的事情。
在我的创作中，我选择双胞胎作为拍摄主体，这个选择本身潜在地蕴含了镜像结构。我希望通过这组照片来提出一些问题，关于自我和他人，真实与虚构。虽然对这些问题来说，我们可能无法得到答案。我也想通过它来审视人们生命的亲密无间。
《我就是你》系列
澎湃新闻：你拍了很多组不同主题的作品，有什么共同点吗？照片有电影感，故事可解读性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风格？
罗娴：其实我在换着不同的方式讲故事。我之前做新闻记者，是用新闻纪实的方式来讲述；我也创作电影剧本，就要用电影语言来讲述，然后又拿起了相机，虽然是不同的媒介，但都是围绕一个东西来展开，就是叙事，文学、电影、摄影，最核心的内容。
我其实自己一直在思考这几者之间一些纠缠不清的关系，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摄影师他可能没有这样子的纠结感，他们直接用摄影去表达，或者我是一个电影导演作者导演，我就直接用电影的影像语言去表达，当然有很多的电影导演他的前身是摄影师。经常思考这三者的关系，我也在其中获取灵感，因此也意味着我在摄影创作中不太给自己设限，也会融合不同媒介去观看、去创作。
我的这些系列作品虽说从外在主题看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通的线索，就是从内而外，再从外而内的过程。比如梦境，是因为我自身有的一些经历和生命体验，让我想去接触、拍摄其他人的类似的生命体验，从而产生了一些共鸣，然后我也想去了解观众对这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感受，就像我很关心我的观众在作品面前是什么样的观看方式，怎样的一种互动方式，所以我刚才会问你，你有没有在作品前驻足，你是怎样去观看这些作品的。
《梦境》
《梦境》
澎湃新闻：纪实作品的“纪实”，和拍摄者再创作之间的界限在哪？
罗娴：这界限现在非常的模糊，之前的话可能是泾渭分明的，但是我觉得尤其是国际上的作品，现在越来越有一种模糊边界的这样一种趋势，就是纪实作品呈现出来的美学方式往往非常的艺术化，这可能就是硬币的两面，如果是艺术跟技术融加在一起的话，会开放更多的空间跟想象的空间以及思考的空间，但是他也有一些边界在里面，你需要去尊重的。
澎湃新闻：这种对边界的把握，你经历过怎么样的思考和探索？
罗娴：德国电影导演沃纳·赫尔佐格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拍摄过《陆上行舟》《盐与火》等影片，他也有很多影响力很大的纪录片，并且充满争议，比如《五种死亡的声音》《我的魔鬼》《凝视深渊》等，他在《凝视深渊》中用采访的方式，与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和受害者亲属以及案件相关的各色人士交谈和讨论，探讨了人性极端状况的话题。
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坐在玻璃窗前面一个死囚，他就问了对方一个问题，那个小孩只有十几岁。他说，你过两周就要行刑了，直面死亡你害怕吗？然后那个人就有点愣住了，就是他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问他，后来那个死囚选择直白地描述即将经历死亡的心理状态。这个片段对我触动蛮大的，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导演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内直达对方心灵最深处，不想向外人敞开的一个地方，他是怎么做到的？
在纪录片里，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瓦解对方面具的。他曾采访过一个牧师，这位牧师是为死囚犯注射药物的，他们在公园里对话，牧师说着一些冠冕堂皇的宗教、人性化关怀的话。他说他每天经过公园，觉得生命很美好。你能看到他是戴着面具的，导演忽然问他，你在工作的时候经过公园，你会看到松鼠吗？然后那个人就回忆起有一次看到两只松鼠在打架，一只松鼠在追着另一只松鼠，开除草机的人突然看见松鼠在前面，就把机器停下来了，不然的话很轻易就把它们卷进去了。
那个人说完这句话，脸部表情就愣住了，因为他提到死亡，他脸上那个面具就瓦解了。然后他哭着说，没有办法，他们都是即将要死亡的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坦然地去面对死亡。
然后他就讲了一下他对死亡的理解，他行刑的时候自己的一个感触，这个对我触动特别的大。因为拍人像，然后就拍一些纪实性的题材，包括像梦境这样很艰难的这种题材，大部分是一些陌生人，即便像朋友亲戚、亲人，可能都不会那么愿意展示内心最隐秘的角落。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在短时间内去展现这个。导演给了我挺大的启发。
澎湃新闻：《梦境》是一组展示人们内心的照片，你是怎么做到的？能说说梦境中一位老太太的那张是如何拍摄的吗？
罗娴：挺机缘巧合的，我是去夏威夷看一个朋友，然后坐在飞机上遇到一个老太太，其实这个老太太也在我这个作品里面，只是说没有在选中的作品里。这个老太太是个中国人，然后就跟她攀谈，到她家拍了一张她的照片，然后她又介绍了一个家庭给我认识。这个家庭全是日本人，他们在夏威夷长大，那有很多日本人。
我就跟日本的老太太相处了一个下午，她是一个很有故事的人，她会回忆一些之前的故事。她虽然70多岁了，容颜还很美，发鬓里插着紫色的花。她讲了年轻时候在意大利的爱情故事。我告诉她，“你这么美，这些伤感的故事，我能不能拍摄？”然后就在她房间里面，让她重新进入到当时的一个情绪里。我基本上不干涉她，就请她尝试重现当时的情景。
两三个小时，我们基本上是不沟通的，她需要一段时间去进入到当时的一个状态里面，一个心理状态里面。
我在旁边观察、等待，我会用一根快门线，因为我不能盯着他们，我要隐藏我自己。然后你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前半个小时他们是无法进入状态的，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是一个临界点，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拍摄对象基本上会无视你的存在，她自己独处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了自己。她会沉浸在那个东西里面，就有点像催眠的过程。
澎湃新闻：“梦境”这个主题一共拍摄了多少人？
罗娴：总共拍了大概50多个人，最后挑出了26位放在这个系列里。不是说在镜头前面，我就会觉得对他们的故事多么感同身受。很多是在后期才会重新挖掘的。而且这个系列废片特别多，我拍了很多故事，有的没有纳入到这个系列里面，但是这些故事本身是很有价值的，其实是很感人的。
澎湃新闻：他们各有故事吧，主题上有没有共性在吸引你，或者是你想突出的？
罗娴：很多主题和“自由跟囚禁”相关，比如说爱人死去之后，怎样释放自己，有人永远处于这样的一个死亡的牢笼之中，永远得不到结果。像这个老太太，她可能无法释怀，有可能释怀了或者怎样，我不知道。
还有“生与死”，有一个男孩子，他的男朋友是一个老人，比他大50多岁。他说他经常会做噩梦，在梦里面梦见他旁边的人心跳骤停。
还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姐姐死于吸食过量毒品，很年轻很鲜活的这样的生命就这样消散了，作为留下来的人，该怎样面对这样的离散？
澎湃新闻：你怎么接住对方的情绪？尤其是“梦境”系列。
罗娴：这个东西很沉重的，不是说我把这东西抛给你就能接住的。有一段时间我简直是夜不能寐，这个项目确实是有很大能量，你拍任何项目其实都有能量的，你在跟很多人打交道，这些人投射的一些东西就是你会吸收一部分，然后就消化一部分，有部分不能消化，那就变成一些很负面的东西，所以其实是蛮艰难的一个项目。
澎湃新闻：作品出来后，观众和被拍摄者是什么反应？
罗娴：在纽约展出后，有个观众发邮件问我，怎么能把那可怕的事情拍得这么美，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我表达的是比较沉重的，有些甚至是禁忌的题材，有时候会想我拍这个是对的吗？后来想其实对错都不重要，我不需要一个答案。
重要的是我去拍摄了这些故事，我把这些故事释放了，重新去创作了，用影像的形式呈现出来，那是不是意味着对被这些故事折磨的人，被这些梦境折磨的人，他们得到了某种释放以及某种自由，我不知道。
有些人给我写感谢信，说谢谢你把我这个梦境拍摄下来，我觉得舒服多了，或者说作为一个最好的纪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觉得它是有价值的，就是我把它们释放出来了。
澎湃新闻：《洞庭湖渔民》这组照片，你是如何拍摄的？
罗娴：这是一个特殊的族群，是指一群长期生活在洞庭湖区的渔民，他们以船为家，打鱼为生，岸上无房，家中无地，不属于任何单位和社区，没有户籍和身份证明，不能享受任何社会福利，游离于制度之外。他们被形象地比喻为“吊在天上的人”，因此被称之为“天吊族”。不过现在政府出台了一些政策，为他们上户口，解决孩子上学问题，渔民也集体上岸了。
我是湖南岳阳人，几年前一个偶然机会听说有这么一个族群，于是一直在关注他们，跟踪了他们两三个月，也和他们在船上同吃同住了一周。走访拍摄了大概20多户人家，这是一个纪实的系列，但是即便如此的话，他也不完全是纪实的手法，有一些其他的成分在里面。
澎湃新闻：拍摄渔民这组，你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去触碰到相对真实的东西？
罗娴：用他们的语言跟他沟通，一定是带着非常平等、带着同理心这样的态度，就像新现实主义那样。你拿着相机，毕竟是一种介入和侵犯。他们一开始是有所防备的，但当你展现你的真挚时，他们很快就会敞开心扉。他们这种冷落跟这种防备是很容易被瓦解的，我觉得跟他们心底的善良是直接有关系的。
《洞庭湖渔民》
《洞庭湖渔民》
澎湃新闻：你在纽约时，还拍过一组按摩女技师的照片，能说说这组照片的拍摄过程吗？
罗娴：这个按摩院在纽约的华人区，技师基本都是亚裔，除了华人，还有一些越南人或者泰国人，我在那大概混迹了两个月，和她们朝夕相处之后，她们完全接纳了我，这个项目主要是视频作品，也有一些静态肖像，我把相机架在她们的工作间，是一个静态的机位，然后他们在镜头前面自由演绎，做自己的事情，不停地穿梭。我不知道你去过那样的按摩院没有，它是这样一个空间，它可以分成很多格子，每个格子里面的按摩师在做自己的事情，有的人在招待客人，有的人在休息，其实就是特别有戏剧感。好像是一个剧场，一个迷你剧场，我就拍摄了这样的一个视频作品，后来展览的时候做成一个装置作品。
澎湃新闻：为什么想拍摄这个群体？
罗娴：当我们听到按摩女这个称呼的时候，大多数人会不由自主地给她们贴上标签，觉得这是一个很暧昧、很尴尬的身份。但其实她们工作很认真，也符合法规，当然你也会看到一些客户骚扰她们。她们靠一己之力撑起家庭，她们是挺为自己骄傲的。
后来这组作品在国际摄影中心展出时，她们也去看了，当自己出现时，她们挺高兴地说，“那个是我”。我们的社会需要接受和认同一些多元化的身份。
德国电影导演沃纳·赫尔佐格还拍过一个关于聋哑人的纪录片，我看完之后觉得很震撼，我没有想到聋哑人是这样的，他与世隔绝到这种程度，但是他们仍然努力地尝试着融入。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一个盲人/聋哑人在一个樱桃园，他前面有一棵树，导演花了两分钟记录他从树头仔仔细细地摸到树尾，就是摸树的枝干、听树叶的声音，这个镜头让我印象很深刻。
我觉得这种感官的体验能够通过影像传达给观众，我就在想，我能不能拍一组作品，通过光影的调度，通过我跟他们这样一个沟通，通过叙事，能够把这些感官的体验传达给观众，我觉得是有价值的。
澎湃新闻：这类主题的摄影有不满意的吗？
罗娴：有，我还拍过一组精神病院的病人照片，虽然我尽量以平等的角度去拍摄，但最后呈现出来的状态，我认为还是太单一、太片面，我觉得不太好，所以没有发表出来。
包括西藏这组图，当时我对西藏文化知之甚少，这组照片还是形式大于内容，并不让我十分满意。
任何创作者，一定要不断去革新自己的创作语言。另外也要很警惕外界给你的标签，比如罗娴是一个擅长拍摄“梦境”的作者，或是其他。这样容易把自己局限在一个范畴。
《西藏组照》
澎湃新闻：你还分三个地方拍了城市农民工，风格迥异，这组照片出来后反馈如何？
罗娴：彭博社的一个新闻主编看到这组照片后，说和他想象中的中国城市工人很不一样，他对中国的印象是构建在新闻报道、西方对东方的想象之上的，他说很喜欢，还邀请我去纽约拍摄一组劳工纠纷的照片，只是当时疫情原因，没有成行。
澎湃新闻：你很关注中西方城市和城乡关系吗？这三组农民工算是引子？未来会在这个大主题下继续延伸吗？
罗娴：对，因为其实我当时想做的主题会比较宏大一些，但是我会觉得自己积累的并不够。有一些题材你是边走边拍，我会先积累大量的素材，然后我会有一些理论上的构建，然后我会思索它的结构。就像一篇小说一样，一个主题的呈现，我怎样去把图片关联起来，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这组作品。但是这个主题对于我来说，有些宏大，可能要找一些比较合适的切入点，然后农民工项目可能就是一个引子、序章。因为我拍摄了很多的农民工，三个系列、三个不同的地域，我觉得它像一幅画卷。
在北方和南方拍摄的农民工来自不同的地域，他们家庭的经济结构也不一样，然后他们家庭中的关系也不一样，夫妻的沟通方式也不尽相同，所以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
我想能不能给自己也立一个flag，我不说这么长时间，但是在我不同的创作阶段，我能不能持续地去关注这样的变化，在大背景大环境下的城乡关系的变迁。你知道，理解任何一个艺术作品最基本的参照，是这个作者所置身的现实。
《沉睡的工人》系列
《农民工肖像》系列
《农民工的爱与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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