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没有任何一个生命是孤岛，也没有任何一个物种是独自面对自己的生命。少了天敌的叉角羚，快速逃跑的本能显得很浪费，如同少了肠道寄生虫的人类，难逃现代文明病缠身。当文明经历现代化及都市化的改变，人类失去了从蛮荒时期和身体相依的物种，导致了什么后果？
人类的野心极大，我们追求的不仅是自雅蒂年代以来有所进展而已，而是与昨日相较是否有所进步。至于最简单的“人类进展指针”莫过于生活质量及平均寿命了。不久前，在体毛遍布全身的时期，我们的祖先预期自己活到四十岁就算长寿了，而死于狩猎过程是相当普遍的。与之相较， 20世纪末发达国家的居民，平均寿命已经快要突破八十大关。多数人一般活得较上一个世代更久，但并非全部的人，因为当平均寿命到达某个巅峰值时将会回降。 举例而言， 1850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为四十岁、 1900年为四十八岁、 1930年为六十岁，以此类推。直到最近，此成长趋势在许多文明国家已逐渐减缓，甚至在某些地区，平均寿命有缩短的现象（有些人指出生活质量也正在下降）。富有国家对未来国民是否活得更久、更健康快乐开始持怀疑的态度。我们的后代子孙很可能比我们短命，且较易受病痛或其他因素的折磨。这项预测具有相当的可信度，但背后的成因目前尚未明朗。为什么人类会成为这起悬疑杀人案的受害者呢？
现代医学让人类扫荡了威胁我们生命的物种
身为万物之灵，我们既然早已是扫荡天敌或其他威胁我们生命物种的专家了，为什么仍无法从此安心享受一个长命百岁、健康无虞的生活呢？如果今天有异物钻进口中或皮肤内，一个口腔喷剂或药膏即能解决；预防细菌，抽一张湿纸巾即可搞定；绦虫感染，吞药就成了。绝大多数长期困扰着人类的疾病，现在只要你付得起钱，都有解药。然而正当“宿疾”远离之际，新的问题却一一浮现：克隆氏症（ Crohn’s）、发炎性肠道疾病、类风湿性关节炎、红斑性狼疮、糖尿病、多发性硬化症、精神分裂症、自闭症等等。这些新形态的“瘟疫”与日俱增。同时，与过去的认知相冲突，上述疾病的多发地区全是在医疗照顾及公共卫生领域投入最多资源的国家，包括美国、比利时、日本、智利等文明世界，疾病也“进展”出各式各样的新形态。
所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异都可能是这场新瘟疫的元凶：从各种环境污染、农药或杀虫剂的滥用、水质问题，到饮食、社交关系的转变。1900年到 1950年间，先天患有自体免疫疾病或过敏体质的病患，几乎成为常态。那段时期，正好也是现代人生活方式出现重大转变的起点——我们旅行的次数日益频繁，家家户户以吸尘器取代扫把并使用食物调理机，同时，人们逐渐搬移至郊区生活。除此之外，含氟牙膏纳入生活必需品，而鼻毛剪、弹簧高跷（ pogo stick）、重拿铁、电子狗、儿童安全盖还有那些该死的“翘臀训练录像带”入侵日常生活。上述每一项均为酿成新瘟疫的头号嫌疑犯，且单一因素可能导致多项生理或心理疾病。
病因众说纷纭的克隆氏症
也许试着研究一些更具体的疾病，将有助于我们厘清问题症结。从目前最棘手的克隆氏症着手，可能会是不错的第一步。如果你认识的人当中有人罹患此病，你应该了解它属于一种肠道的自体免疫疾病；换句话说，这是一场体内的领土争夺战，而胜利永远属于免疫系统那方。克隆氏症患者常见的症状包括腹痛、皮肤发疹、关节炎，有时还会出现眼球发炎等莫名症状。病情严重的患者需要忍受长年呕吐、体重减轻、重度抽筋及肠胃堵塞等不适，因此他们往往必须辞去工作、待在家中调养，并且强迫自己进食。现有的治疗方式是以外科手术将一段小肠及结肠切除，然而不能保证术后患者能够痊愈。对急性重度患者而言，这偏偏又是唯一的选择，手术的确可缓解燃眉之急；但以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治疗方式只会使患者将来的病情更加恶化。受此病长期折磨，患者通常会日渐虚弱，而不幸的是大多数病患终生无法康复。另外，此病与前文提及的各种文明病具有相同的特征——突然爆发，从出现到普及为期甚短。
回顾1930年代，克隆氏症仍十分罕见，且多数病患未被诊断或检测出来。接着到 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发生率开始逐年攀升。在明尼苏达州奥姆斯特德郡（Olmstead County），1980年代的病例数量是 1940年代的整整十倍；而在英国诺丁汉、丹麦哥本哈根以及绝大部分高度发达的区域，该病的发生率也正在急剧上升。如今，美国有六十万左右的人患有克隆氏症，若将未正式记录归档的案例列入考虑，则约每五百人中即有一人受到了克隆氏症折磨。而在欧洲、大洋洲或亚洲高度发展的国家中，病患比例也大致接近此数据。因此，克隆氏症已经属于一种全球流行性疾病，或起码堪称是全球发达地区的流行性疾病。
除了上述所提及克隆氏症对病患与世界的影响之外，最近还确认了两项与该病相关的发现：第一，尽管目前看来相关基因位置表现的强度及一致性不高，但克隆氏症仍可归类于遗传性疾病；第二，吸烟者罹患该病的几率较高。然而，以上两点却无法构成发病因素。举例而言，即使一位肯尼亚妇女居住在美国的亲兄弟为克隆氏症患者，她依旧可以尽情地抽烟，而几乎终身不可能罹患克隆氏症。也就是说，无论是与该病相关的基因 CARD15或吸烟习惯，充其量不过是让患者病情恶化的原因罢了，皆非直接致病的元凶。以目前的研究看来，真正罹病的先决条件反而是富裕与现代化的生活：克隆氏症来自于人类过去认知的“成功”之生活形态。在过去几年中，当印度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尚未如此成功时，克隆氏症从未在两国现身。然而近来，随着两国愈来愈富有，克隆氏症的病例也开始出现，且特别集中在有钱人身上。
我们对如此常见的疾病知之甚少，似乎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但事实上，至今人类对大多数疾病成因的理解都相当有限。尽管目前人类已知并命名的疾病超过四百种，然而未知的疾病尚有数百种之多。而在已知疾病当中，除了对少数如小儿麻痹症、天花、疟疾等的研究还算透彻以外，我们对其他绝大部分疾病仍一知半解。今日针对所知有限的疾病种类，通常是以缓解症状或杀死致病原（如果存在）的方式治疗，但这些症状发生时在人体内的机转仍是一团谜。所幸谜团背后常有一群充满奉献精神的科学家，以克隆氏症为例，让-皮埃尔·雨果（Jean-Pierre Hugot）即为其中之一。
让-皮埃尔·雨果认为克隆氏症的起因可归咎于冰箱中滋生的细菌
雨果是巴黎罗伯特·德伯雷医院的研究人员，根据他的推论，克隆氏症的起因可归咎于冰箱中滋生的细菌。雨果常在“案发现场”找到冷藏室常见的细菌，但尽管目前所得的证据支持他的推论，且尚无任何反证出现，数据仍嫌不够充分。近来有研究结果呼应雨果的推论：拥有家庭式冰箱与克隆氏症的发病率显示出正相关；另外还有研究指出，拥有电视、汽车或洗衣机的人罹患该病的几率也较高。其他一些学者还发现，在肺结核流行的地区，克隆氏症的出现率偏低，而居住在气温低、日照短区域的人，较易罹患该病。然而在科学研究中，两件事情具备相关性，并不能证明两者必然互为因果；建立因果关系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连接，才能证明“ A导致B发生”。雨果或其他科学家至今只找到 A与B，但无法建立两者的因果连接。简单来说，案发现场的确找到冰箱中滋生的细菌品种，但它们也可能只是凶手的“目击证人”之一。假设冰箱的细菌株是无辜的，那么真凶究竟是谁？某些生物学家提出，包括牙膏、硫的摄入过量或污染都可能是原因，甚至是因麻疹疫苗接种造成。也有学者认为克隆氏症可能是属于“心身症”（psychosomatics，心理影响生理的疾病）的一种，通常高度发达国家居民的大脑有“疾病臆想症”（hypochondria，又名疑病症）的倾向。 由于克隆氏症多发地区的分布与第二型糖尿病及精神分裂症的分布相似，因此引发学者各式各样的臆测。
寄生虫的绝迹才是元凶？
暂且不论雨果的推测有几分真实度，至少有件事他说对了：现代生活青睐某些特定物种（以雨果提出有关克隆氏症成因的假设为例，即是冷藏室的菌种）的生存。克隆的论点着眼于“演化偏袒”（evolutionary preference），然而还有一个相反的可能性，克隆氏症或其他文明病是否起因于现代生活“不适合”某些特定物种呢？这是由目前任职于美国塔弗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医学研究者乔尔·温斯托克（Joel Weinstock，过去曾在爱荷华大学从事相关研究）提出的观点。 1995年温斯托克从家乡爱荷华州前往纽约市，参加美国克隆氏症暨结肠炎基金会（总部设于纽约）所举办的研讨会。在长程飞行途中，他完成了一本探讨肝脏及消化道寄生虫著作的编辑工作，并撰写了一篇有关发炎性肠道疾病的评论。发炎性肠道疾病为各式肠道炎的总称，其中包括克隆氏症。在阅读过上述两种资料后，他开始意识到寄生虫对宿主有两种对待方式：伤害他或帮助他，而后者建立在其宿主能确保自身存活的前提之下。据此，温斯托克发现，孟买及曼哈顿居民所共同拥有的不仅仅是冰箱、电视或患心身症的空闲而已，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共同缺乏一个要素——经验。现代人缺乏与原始物种“相处”的经验；在文明世界，我们几乎将所有肠道的寄生虫赶尽杀绝。传统的病原理论认为人类罹病是因为新品种的病原体入侵身体所致，但温斯托克从截然对立的角度思考：疾病或许反而是起因于现代人将某些品种的生物消灭得过于彻底所致。
其实避免肠道寄生虫感染不需要太有钱，只要有一双鞋子及一间室内厕所，就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肠道寄生虫。回顾1930年代与1940年代，近乎半数美国孩童的肠道里有蠕虫寄生，包括大型的蛔虫、绦虫或小型的鞭虫等。在今日的美国与世界上其他先进国家，肠道寄生虫已成为遥远的历史。而温斯托克发现，肠道寄生虫愈罕见的地区，克隆氏症的案例却愈常见。是否寄生虫的绝迹才是导致克隆氏症的元凶呢？此时，温斯托克的臆测与上述其他科学推论无异，完全只凭借两件事情的相关性（而非因果性），且有些天马行空。克隆氏症与寄生虫减少的确有关联，但与冰箱或电视的普及率也同样有关。然而在几千英尺的高空中，温斯托克对自己的推测深具信心。
当某个领域的研究处于初期阶段时，天马行空的臆测将带来丰富的价值，因为凡事皆有可能，人人都有希望。这个阶段有时持续数十年以上，却毫无任何重大进展；此时，一开始的百花齐放渐渐演变成一场追逐真相的竞赛。而尽管多数学者肯定天马行空的价值，某些过度冲击传统科学的观点仍难被接受。以克隆氏症的研究为例，即使雨果的“冰箱假设”听起来有些不对劲，但至少它建立在传统科学的基础上：新品种的病原体使人罹病。雨果提出一种耐寒的菌种为元凶，其他科学家则提出了另外二十几种候选名单。
然而温斯托克的理论却是前所未闻的。他的假设基础是当人类的生活形态都市化及现代化后，并非身体“得到”的、而是“失去”的物种导致我们罹病。他认为病因不是我们的身体出现新的入侵者，而是少了原有的寄生者。人类的身体因为失去长久以来的伙伴，而开始自我毁灭，以侵蚀肠道的方式表现。在局促的机舱内，温斯托克感到豁然开朗，有关克隆氏症的谜底似乎揭晓了：蓝领阶层的劳工罹患该病的几率低于白领阶层，原来是因为他们较常接触泥土灰尘与其中的寄生虫！顿时间，所有先前的观察变得合理。机舱内周遭所有的旅客都在抱怨空间狭小又充满异味，或空服人员无礼的服务态度，但温斯托克对这一切视若无睹，反而觉得眼前一片辽阔且令人心满意足。
其实温斯托克的理论并非全然天马行空、毫无依据。之前即有一个理论提及，当某个物种（如人类）失去长久以来共存的伙伴，尽管它们原先对我们有害，身体却会不自觉地思念起它们的陪伴。例如，接下来要说的有关叉角羚的故事，不仅与克隆氏症密不可分，还可能是一个提供我们厘清现代慢性疾病的重大契机。
……
叉角羚通则
尽管天敌已经消失，叉铃羊因为原始记忆仍然飞奔
科学家们都在追寻一件事：从特殊现象的研究结果中获得通则。当约翰·拜尔斯与其他科学家讨论他对叉角羚的发现时，他就越发体认到这并非特例。叉角羚不但不是特例，还是个经典故事，诉说了在长年共存的物种消失之际，存活下来的物种仍摆脱不掉对鬼魂的思念（即使在此例中，思念对象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天敌）。在哥斯达黎加，热带栖地生物学家兼生态保育家丹·杰森（ Dan Janzen）提出另外一个类似的例子。他认为目前世上体积最大的水果，之所以生长在不见天日的阴暗处，是为了等待现已绝种的巨型动物前来播种之用，而这些巨型动物绝迹的年代与北美猎豹相近。1979年，杰森在观察到一种豆荚长达三英尺的红花铁刀木（ Cassia grandis）后做此推测，而历经三十年的考验，证实杰森的理论为真。古生物学家保罗·马丁（ Paul S. Martin）曾说：“我们活在鬼魂出没的年代；史前鬼魂一度存在的证明藏在甜美的大型果实中。 ”不少深受人类喜爱的水果，事实上曾经以巨型哺乳动物的消化道为交通工具四处迁移，包括木瓜、鳄梨、番石榴、番荔枝、桑橙与气味浓厚但美味十足的榴莲。 除此之外，生物学家也发现一些缺乏公开授粉者的花株，曾经与一种拥有细长口器的授粉者共存，但授粉者本身已绝种。将来或许会有更多相关的例子被发掘，更多失去伙伴的物种思念着往日的羁绊。
叉角羚与上述的例子仍有微妙差异。大型水果思念的猛犸象、树懒曾为其播种，但叉角羚思念的竟是曾经猎食它们的北美猎豹。然而一旦少了北美猎豹，叉角羚已不知正为谁奔驰与冲刺。因此，尽管北美猎豹是威胁叉角羚生命的天敌，天敌的消失却又意味着另一种形式的威胁——固有的生活形态突然显得没有意义，卓越的速度突然显得白费精力。叉角羚已经可以静静休息时，却不得不继续奔跑，全只为了逃离昔日鬼魂的追逐。
我们也是。
《远离野蛮的身体：人体的原始记忆与演化》书封。[美] 罗伯·唐恩 著，杨仕音 / 王惟芬 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7月
（本文选摘自新书《远离野蛮的身体》第二章“我们何时开始失去健康的身体？”，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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