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的肖像画领袖

他是16世纪当之无愧的肖像画领袖，他与丢勒、格吕内瓦尔德并称为德国的“文艺复兴三杰”，他是欧洲宗教改革的重要见证者，他是伟大思想家伊拉斯谟的挚友，他是都铎王朝的御用“摄影师”，他是享誉世界的“荷尔拜因水彩”的典故关联人，他让英国绘画艺术进步了至少两百年，他被后世的粉丝亲切地称为“人肉照相机”，他就是德国画家、北方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汉斯·荷尔拜因。当熊熊燃烧的文艺复兴之火蔓延到德意志之后，不仅烧出了稀世全才阿尔弗雷德·丢勒，也烧出了肖像画的巅峰代表——汉斯·荷尔拜因（以下简称“小荷尔拜因”）。不像达·芬奇或拉斐尔那般赋予人物以圣洁的光辉，也不似他的精神导师丢勒将过多的冥想和哲思融入画面，小荷尔拜因没有辜负他不世出的造型天赋，他以细腻、坚实的笔触和敏锐的观察力再现了每一个人物复杂而多面的特质，让人叹为观止。法国诗人、改革家尼古拉斯·波旁尊称小荷尔拜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阿佩莱斯”（阿佩莱斯是古希腊时期的著名画家）。

汉斯·荷尔拜因自画像

人肉照相机

1497年10月7日，小荷尔拜因出生在巴伐利亚的奥格斯堡——欧洲最大的矿冶工业和金融业中心。他的祖父是一名版画家，父亲老汉斯·荷尔拜因是奥格斯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叔叔西格蒙德和哥哥安布罗修也在绘画上颇有建树，整个家庭浓厚的艺术氛围和德国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的交叠激荡的文化氛围造就了小荷尔拜因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父亲老汉斯的画室中，作为学徒的小荷尔拜因自幼就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相较于阿尔卑斯山以南的意大利早早就掀起了文艺复兴的浪潮，德国的文艺复兴开始得很晚——哥特式艺术长时间地盘旋在德国艺术界的上空。父亲老汉斯多开创的奥格斯堡画派就属于晚期哥特式风格，黑暗、神秘、追求细节的哥特式艺术（包括对死亡的思考）对小荷尔拜因的创作风格影响深远，甚至于贯穿其整个绘画生涯。

1514年，对于小荷尔拜因而言是人生中第一个重要的年份。17岁的他和哥哥安布罗修来到“人文主义者之城”瑞士巴塞尔，并在汉斯·赫布斯特的画室中学习木刻和金属刻。同年，小荷尔拜因在这座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重镇和重要印刷中心结识了著名的人文思想家伊拉斯谟，并为他的《愚人颂》绘制插画。伊拉斯谟的人文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小荷尔拜因的创作风格，成了他一生的挚友、老师和贵人。两年后，小荷尔拜因为新当选的巴塞尔市长迈尔夫妇画像，在欧洲一举成名。后来，在前往意大利、荷兰和法国等地的不断进修中，小荷尔拜因逐渐形成了以科学理性的人文主义和世俗化为主导的创作风格，而巴塞尔时期正是荷尔拜因创作中人文主义风格形成的关键阶段。

汉斯（右）和安布罗修斯·霍耳拜因，老汉斯·霍尔拜因创作，1511 年。

1517年，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成就了近代艺术的分水岭。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让荷兰、英国等地先后成为新教国家。为了反对天主教，新教明确反对偶像崇拜，日益激烈的偶像破坏运动就像1497年佛罗伦萨的“虚荣之火”事件一样迫使艺术家们四散逃离，那些以画耶稣、圣母圣子像为生的画家全都失业了。要知道，那个时代宗教画仍是绘画艺术的主流。于是，一部分人干脆放弃了画家的职业另谋出路，另一些人则在绘画领域另辟蹊径，小荷尔拜因正是后者。

面对宗教改革下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小荷尔拜因选择前往英国寻求新的发展。凭借伊拉斯谟的推荐信，他在英国结识了亨利八世的宠臣托马斯·莫尔，并在他的引荐下进入了伦敦的上流社交圈。尽管中间受英国国教改革的影响有所波折，小荷尔拜因的英国之行整体上是顺利的，英格兰时期成了他一生的黄金时期。作为宫廷画家，小荷尔拜因为亨利八世及其亲眷创作了许多幅肖像画，同时还负责设计宫廷中的装饰。在那个时代，他的肖像画以细腻逼真著称，比如创作于1532年的《乔治·吉斯泽肖像》，画中的德国商人正在拆阅一封但泽的主教寄来的信。在画面中，小荷尔拜因精心描绘了大量的物件，都是吉斯泽所从事的行业所必备之物：从书架上的书籍、账簿，到锡蜡盒或银盒里装着的钱币一应俱全。桌上铺着豪华的东方桌毯，放着写信所需要的文具，玻璃花瓶中插着一束石竹花，花朵画得简直出神入化，似乎要伸出画面来，而浸在水中的梗枝也同样画得极为精细。吉斯泽身穿素净的黑袍，丝绸质地毕露。在此，小荷尔拜因虽然刻画了大量物品，却没有让其夺去主人公的光彩。吉斯泽那张苍白、含蓄、内向的脸，仍是所有细节的中心。

要知道，那个时代的画家一般都是受人委托绘制肖像画。这些有钱的委托人基本都是大人物，比如王室成员或贵族。因此，画家在接受委托之后，肯定有讨好雇主的冲动，将其雇主在画布上美化一番，就像如今的美颜相机一般，把脸上的皱纹、雀斑、疤痕之类的瑕疵统统去掉。然而，小荷尔拜因却坚持不这样做，他从来不画“艺术照”，而只画“生活照”。在那个没有照相机的年代，他那极为逼真的肖像画给人一种令人眩晕的真实感，他所画的《理查德·萨尔斯维尔爵士像》连委托人脸上的两道疤痕都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正是这种不带任何美颜特效的纯写实风格，造就了小荷尔拜因独特的绘画风格，写实派的肖像画在他手里达到了顶峰，他也因此获得了“人肉照相机”的美誉。

《理查德·萨尔斯维尔爵士像》

世俗时间的艺术

在时间观念上，由宗教所垄断的漫长中世纪是完全超越于如今的世俗时间观念之上的。无论生命长短，只有与神交流的时刻才是人生的高光时刻，才具有记录的意义和价值。然而，15至16世纪风行欧洲的环球航行、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带来了欧洲思想的巨变，中世纪的时间和空间观念被彻底重塑了。之前上帝、圣母、圣子、使徒、主教等神圣形象是艺术创作的对象，现在有着七情六欲的世俗人物开始登上艺术史的舞台。这一艺术史上的伟大转折在小荷尔拜因的画笔下得到了最早最清晰的诠释。

在小荷尔拜因的英国时期肖像画中，人物常常被置于一个不被打扰的私人空间，他们或工作、或休闲、或沉思。与早期意大利肖像画不同，小荷尔拜因笔下的人物通常身体稍侧，眼神并不直接面向观众或画家。这种雇主与画家保持距离的姿态给了创作者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他们被置于现场之外，专注于对人或器物的把握和描绘。在如今存世的小荷尔拜因的数百幅肖像画中，其人物身份多样，既有国王、权贵，也有学者、商人，这些人都以世俗个体的形象出现，不但神圣时间不再，画中的宗教元素也极为罕见。

这种全新的时间观念不仅不再区分神圣时间和世俗时间，也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区分身份时间。无论是大权独揽的亨利八世，还是怀抱松鼠的优雅女士，无论是勤于思考的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还是精明狡诈的托马斯·克伦威尔，时间都是他们实现人生价值的载体。与中世纪的神迹时刻相比，16世纪的新兴阶层更看重日常的努力和经营，留下自己真实蓬勃的工作状态比虚假的虔诚幻象更为重要。都铎王朝伊始，社会流动性就较前朝大为增加。在宗教改革之前，亨利八世所重用的权臣中很多是出身不高，但依靠个人才智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新贵族——红衣主教沃尔西的父亲是一位屠夫，首席大法官莫尔的父亲是一位律师，而国务秘书克伦威尔的父亲则是一位酿酒商。

《托马斯·莫尔爵士像》

这些新贵正是小荷尔拜因初到英国后的主要委托人，在他们获得财富和权力之后，最急迫的心愿就是留存自己的形象，以供私下玩味或是后人瞻仰，从而使自己的辛苦操劳获得一种长久的肯定和纪念。其中极具代表性的是绘制于1527年的《托马斯·莫尔爵士像》，伊拉斯谟将初到英国的小荷尔拜因介绍给托马斯·莫尔，才有了这幅著名的肖像画。当时的莫尔已写出了影响巨大的不朽杰作《乌托邦》（1516），正处于个人政治生涯的上升期，被擢升为骑士，担任下议院议长，并受封兰卡斯特封地大臣，两年后将担任英国的首席大法官。画中的莫尔身子稍侧，眼神坚定、表情冷峻，手握一份文件，眉头微皱，似乎在思考什么问题。他虽然衣饰华丽，但并不完全在意形象，额前有少量碎发从帽子下面露出，细看的话，会发现他的须发也已变白。在小荷尔拜因的笔下，一个身居高位、学识渊博、为公务操心的政治家形象跃然纸上。

颇有意味的是，在莫尔死后的1533年，小荷尔拜因为莫尔的政敌托马斯·克伦威尔也画了一幅姿态非常相似的《托马斯·克伦威尔像》。在这幅画作中，人物同样是单身侧坐，室内陈设简单，甚至墙上的壁布都已开裂，但人物服饰华贵、气度不凡且表情严肃。他同样手持一份文件，若有所思地看向侧方，紧闭的双唇和细狭的眼睛里甚至透出几分凶狠。我们不难发现，这两个人的画像中都没有任何宗教元素的存在，小荷尔拜因选择的都是一个权臣为国务操劳的普通时刻，这样的世俗时刻在以往的时间观念中是不值一提的，却在那个巨变的时代成为一位贵族一生的某个高光时刻。

是的，无论出身如何，在那个社会急剧变革、资本主义萌芽的16世纪，积极进取不再被人耻笑，追求财富也不再是道德堕落的标志，勤恳的职业工作受到广泛认可。于是，积极进取的资产阶级个人世俗时间获得了合法性，成为值得记录与传承的艺术时间。这些时代的弄潮儿不再回避俗务，也不再对个人的聪明才干心存卑微，他们直面生活，以造价昂贵、穿越时间的艺术向世界展示他们的日常状态，从而赋予世俗时间一种永恒的光辉。

说不尽的《大使们》

无论对于英国历史，还是小荷尔拜因的绘画生涯，1533年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在没有得到教皇许可的情况下，亨利八世与幽会已久的安妮·博林举办了婚礼。早先，他曾以王后凯瑟琳未能生下男性继承人为由向教会提出离婚，遭到反对。此举令罗马教廷震怒，立即下令将亨利八世驱逐出教，人高马大的英国国王也不示弱，他随即宣布脱离罗马教廷，并发动了宗教改革。后世的历史证明，这次因偷情而导致的宗教改革，永远地改变了英国历史——亨利八世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并对国家做出了全面改革，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政治体制、文化和思想等方面都发生巨变。几个月后，亨利八世的女儿出生——后来被称作“伊丽莎白一世”。她的出现，开启了英国女王执政的崭新时代。

《大使们》

如此的重大事件，引起了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国的警觉，他们先后派出两位大使来到英国，游说亨利八世慎重考虑脱离罗马教廷的事宜。一位是极有权势的骑士团成员让·丹特维尔，另一位则是地方主教乔治·塞尔夫。他们正是小荷尔拜因同年的著名画作《大使们》中的两位主角。凝视这幅充满无数细节的杰作，我们看到丹特维尔手持短剑，塞尔夫手臂下则有一本书，这两件物品正是文艺复兴时期体魄与思想的象征，同时又与他们的职业相呼应。进一步将局部放大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剑鞘上的数字是“29”，书侧面的数字为“25”，这正是两位大使当时的年龄。同样精妙的细节来自两人中间横卧的那把鲁特琴，放大之后我们依稀看到琴弦有断裂的迹象，这隐喻了此次游说谈判的失败结局。

《乔治·吉斯泽肖像》

就像一年前他在《乔治·吉斯泽肖像》中所展现的对种种物件的精细描摹，小荷尔拜因在这幅杰作中将这一魔法施展到极致。画中桌面和二层摆放的物品十分讲究，可谓集结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最新科技成果。上层以当时流行的天文工具为主，从左至右分别是天球仪、柱晷、通用二分仪晷、四分仪、多面体日晷和黄道仪。近代学者研究发现，这些物品精确记载了画家开始创作这幅画的准确时间：1533年4月11日上午10点30分，如此极致的精确性在艺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令人叹为观止。二层则以现实生活中的物品为主，除了地球仪和鲁特琴，还有一本放进了折尺的商用算术书。至此，起源于古希腊并延续到文艺复兴的四项技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得到了充分展示。这并非偶然，为的是体现两位大使所拥有的渊博学识，正如中国的俗语“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令人惊叹的是，这幅画作还藏着更多的彩蛋和秘密。一个彩蛋藏在左上角：耶稣受难的银质十字架被隐藏得如此含蓄，印证了亨利八世对宗教改革势在必行。事实确实如此，他于1534年颁布了《至尊法案》，促使国会通过有关宗教改革的法令。改革后的英国教会，彻底摆脱了罗马教皇的控制，国王既是世俗领袖，亦是宗教领袖。另一个彩蛋则是签名：它藏在画面最左侧的阴影里，如果不用灯光照射，根本无法看清。不像他的前辈丢勒喜用独特的花式签名，小荷尔拜因很少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但这幅《大使们》却是一个例外，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这幅画为好友丹特维尔委托绘制，签上名字以示尊重，二是他想让后人了解这幅画所蕴藏的这个重要历史事件。

最后，便是这幅画为人议论最多的秘密——前景中的骷髅。当然，这并不容易发现。据说这幅杰作在进入伦敦国家美术馆后的十几年里，也无人发现这个秘密。直到有一天，一位巡视员在日常巡检时，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偶然地发现了这个形象，顿时陷入了震惊而狂喜的情绪中，如同每一位观者一般。是的，这具骷髅需要特定的观看角度——站在画作右侧，自上而下地观看。西方绘画中象征死亡含义的骷髅形象十分常见，但像小荷尔拜因这般“炫技”却是极为罕见的。20世纪，法国著名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从另一个角度对画作进行解析，并提出了著名的“斜视之见”：图像具有欺骗意义，我们只有通过斜视才能看清画面底部的骷髅，正如主体的真相只有通过斜视获得。

能将如此之多的纷繁元素、秘密和彩蛋集结在一幅画作中，《大使们》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存在。将近五百年过去了，关于这幅杰作的讨论仍在继续，这便是经典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