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

山水寄托了中国文人对政治的见解、对艺术的探索、对人文的体恤、对世态的觉察以及对美的孜孜以求。宋人如何在山水之间体悟“天下”？在文化上堪称“造极”的宋朝留下了哪些遗产？造极之势又为何未能延续下去？本文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在2023大学问首届年度学术出版论坛上的演讲文字稿。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是我们这次活动标题的来源。刚才邓老师讲了这段话的来历和进一步深入的解读。

陈寅恪先生讲“赵宋”是笼统地讲，经过80年的学术研究之后，我们对于赵宋的南宋和北宋两朝的认知，其实比之前都要推进了很多。作为一个政治史和政治文化史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就政治文化而言，我认同陈先生说的，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但是，我说的“造极”，其实不整指两宋，我理解的是，1030、1040年代，就是仁宗中期，士大夫登上政治舞台展现出来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在那个时候达到一个“造极”之势，但是这种造极之势并未延续。我今天讲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造极之势为何未能延续下去？

我们先来看这样一张图，这是2020年故宫的《千古风流人物展》，以苏轼为核心的一个宋代的展览。其中的一张展板，就叫作《苏轼的朋友圈》，从中可以发现有相当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而且都是赫赫大名，像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黄庭坚、米芾等等。我们从苏轼的朋友圈当中可以看到，那是一个“华夏群星闪耀时”。

这个“华夏群星闪耀时”的本质，就是一群新人创造了新的政治和新的文化。或者说北宋士大夫创造出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苏轼、苏辙兄弟都是到了“华夏群星闪耀时”尾声的时候，才登上政治舞台。但是，毫无疑问他们赶上了那个最好的时候。苏辙在嘉祐五年的《上曾参政书》里边这样描述他的感受：“方今群公在朝，以君子长者自处，而忧容天下彦圣有技之士。士之有言者，可以安意肆志而无患，然后知士之生于今者之为幸；而辙亦幸者之一人也。”嘉祐是仁宗的最后一个年号。苏轼、苏辙赶上了那个最美好的时代。

但是很可惜，这个最美好的时代，这种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其实在北宋就未能延续下去。到了神宗朝，伴随着大变法的展开，北宋政治就出现了法家转向。而法家转向，其实就是“最好成绩”逐渐走向了衰落和消亡的过程。

首先我简单地说说大变法。我上学的时候，课本上说“王安石变法”，今天如果是西文的学术界会用“大变法”，中文的学术界会用的是“熙丰变法”。（熙丰）是神宗的两个年号，熙宁和元丰。熙宁年间的变法主要是王安石主导的，到了元丰年间，王安石离开朝堂，是由神宗主导的变法。这场大变法究竟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简单说我的看法——这个大变法事实上是成功的。我们衡量一件事情是否成功，要首先看它的目标是什么。大变法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理财，以富国支持拓边，强兵拓地。就这个目标而言，毫无疑问是达成了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王安石变法或者大变法/熙丰变法是成功的。传统的说法，往往是以王安石下台作为新法被推翻，就是新法失败的这样一个标志。但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在元丰年间，神宗对王安石路线的继承与发扬，其实是有过之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大变法也是成功的。

我在这不想对大变法做财政或者经济层面上的批评，我其实也没有这个学力。我想说的是我的一个观察——大变法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也就是北宋中期，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的消亡，就是在大变法时期发生的，这个转折就是在大变法时期发生的。我重点讲这个。

我从做法、说法（也就是理论），以及施政方式，还有士风四个层面来简单地举例，给大家说明。

首先来看做法，王安石为了快速地推行新法，“一道德、同风俗”。他要的是效率，所以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做法，与北宋前期的政治作风，其实是已经很不一样了。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称它为“雕版檄文战韩琦”，一个是“吕惠卿威胁李常”。我们先来看吕惠卿对李常的威胁，李常是王安石推荐到首都来做谏官的，这个时候正是新法之初青苗法推行时期，李常根据他自己的是非观，对青苗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于是吕惠卿找到了李常，跟他说：“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事实上，“君何得负介甫”这个批评本身就已经偏离了公义。李常批评青苗法，是他作为一个宋朝的官员士大夫对于国家正在推行的政策措施提出意见，他所秉持的是公心，但是吕惠卿批评他，说是王安石（介甫）推荐了你，你反对介甫的做法，“君何得负介甫”，就是把政策的讨论和个人的恩怨掺杂在一起。接下来这一句，“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威胁。这是一个很极端的典型的例子。

再有一个例子就是“雕版檄文战韩琦”。青苗法推行之初，有相当多的批评。但在所有的这些批评里，真正打动了神宗的，就是韩琦。王安石也认为“章疏惟韩琦有可辨，余人绝不近理，不可辨也！”韩琦反对青苗法的章疏抵达神宗之后，神宗其实是发生了并不轻微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王安石称病，最终王安石和神宗之间进行过一番极限拉扯之后，王安石回来继续工作，神宗就把所有这些批评青苗法的章疏交给王安石来处理，“群臣言常平章疏，上悉以付安石。”于是王安石就组织制置三司条例司对于韩琦的章疏进行了逐条的批驳，并且他本人还对这个批驳的文章进行了润色，亲自动了笔。最终形成的《条例司驳韩琦疏》是“镂板行下”的。这是中国历史上应当也是人类历史上雕版印刷技术第一次用于政治斗争。而韩琦的批评青苗法的章疏却并没有能够同时地被“镂板行下”。这是一场不公平、不对等的讨论，当然王安石有王安石的追求，他要快速推行。可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做法事实上已经和前期的政治作风发生了较大的偏离。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法。如果仅仅是做法上出现了一些违背之前原则，跟之前不同的事情，其实并不可怕。做的事情违背了原则，一件、两件极端的事例出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说法上、理论上能够把这个错误的做法给它加以理论的粉饰，并且还能够把它说通。如果能够做到这样，就等于把底线再往下推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变法时期，王安石其实是这样做了的。有一个叫王广渊的人在京东推行新法，遭到很多人告状，告到中央。王安石“为上言王广渊在京东功状”，在神宗面前为王广渊辩护，其实也是为新法辩护，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广渊为人，诚不可知，然见陛下欲责功实，乃能趋附，以向圣意所在。”就是说他这个人的人品我并不是很了解，但是他看到陛下想要做什么，想要建功，想要立实业，所以他就能够趋附。“趋附”这个词我们今天通常会用作“趋炎附势”，但在这儿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是一个褒义词：陛下想要什么，王广渊就迎着上来，“以向圣意所在”，王安石说，这是不应该被批评的，这是对的。接下来，王安石为王广渊的做法做了一个理论的辩护，我认为这个比较可怕：“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恐不当罪其迎合也。”“不当罪其迎合”，这是王安石为王广渊做的辩护，他前面提到的“古者设官”，这是《周礼·秋官·掌交》里面的：“掌交之官，掌以节与币巡邦国之诸侯，及其万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虑，使咸知王之好恶，辟行之。”王安石说的“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实际上就是王安石对《周礼·秋官·掌交》这段话的解释。王安石这个解释是说，上面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那你就是对的——“不当罪其迎合也”，即便是今天没有儒家修养的人，也能听到这里面有不对的地方，这里面有不合传统道德的地方。

关于《秋官·掌交》这句话，事实上在儒家经典当中，就有更好的解释。《礼记·缁衣篇》：“子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这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要弘扬正气，要用正确的思想来武装老百姓，告诉老百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要做对的，不能做错的，这是《礼记·缁衣篇》的解释，这个更加符合道德。另外还有更简单的解释，《孝经·三才章》：“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

王安石这句话出自《掌交》，是吴钩先生在微博上告诉我的。底下这些我之所以能查出来，不是因为我有多博学，而是今天的数据库支撑。但是王安石不一样，王安石在40多岁的时候，就应该是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儒家的学者，他对儒家经典是非常熟悉的。《周礼》《礼记》《孝经》这些，王安石一定知道，但是他做了“古者设官，谕主意所好恶，使民辟行之，恐不当罪其迎合也”这样的解释。

在宋朝的经筵当中，谈到君臣、君民关系、上下关系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解释，就是对君主的约束和要求。丁度在迩英阁讲读的时候说：“水随器之方圆，若民从君之好恶，是以人君谨所好焉。”丁度的解释是从儒家的角度，从道的角度，以道事君，对于皇帝提出了合乎道义的要求。这个才是《周礼·掌交》之官的正面的积极的意义。但是王安石却做了如上解释，我觉得这个解释其实是相当不堪的。把迎合上意说得这么振振有辞，这实际上是把底线给拉低了。

这是说法上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施政方式的转向。

北宋前期的施政方式，通常我们会说是“异论相搅”。朝堂之上，有多种不同意见以及持不同意见的人相互竞争讨论，然后皇帝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是北宋前期的施政方式。那个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里面的那个朝堂，是“异论相搅”型的多元政治的朝堂。

但是到了大变法时期，其实就出现了施政方式的重要转向，我借用余英时先生的这个词汇，就叫做“国是政治”。我虽然用余先生的说法，但是我和余先生说的“国是”很不一样，我只用这个词。国是政治的特点是皇帝与一二宰执，而非整个的宰执群体，更非整个的士大夫群体，共定国是，然后以国是“定去取、决是非”。国是是唯一正确的东西，国是一旦确定之后，就具有压倒一切的地位和排他性。如果国是仅仅是抽象的原则，比如要行仁政，那么，这个国是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国是政治的“国是”，往往体现为相当具体的路线方针，以及用人原则。把具体的东西固定成为国是，必然就要带来对于不同意这个国是的人的打击。国是对于异论的打击，就构成了政治压迫的主要动力。我们从理论上推，国是政治必然伴随着对于异见者的打击。当然，在大变法时代，异见者只是离开了朝堂靠边站了，大规模的清洗，像元祐党籍碑这样的事情还没有出现，但是从逻辑上是可以推得出来的。国是政治的极端形态，其实就是南宋的权相政治。我引用刘子健先生的话，帮助大家理解这个国是。“国是”若推到极端就是“君权独运，权相密赞，其他所有的大臣，竟不知底蕴。一般士大夫，更不能闻问”。这就是施政方式的转向。

除了施政方式的转向以外，还有士风——官僚队伍作风的转变，就是官僚队伍的工具性大大的增强了。在这里我也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三旨宰相”王珪。王安石做宰相的时间加起来是7年多，但是王珪从副宰相到宰相服务了神宗16年：“自辅政至宰相，凡十六年。”这个人的特色是什么呢？“无所建明，守成而已。”当时的人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三旨宰相”，什么叫“三旨宰相”呢？就是下属向他请示的时候，他就要上殿进呈，就是向皇帝去报告，让皇帝来批示，这叫“上殿取旨”；“上可否讫”，皇帝批示过了，王珪又说一个“领圣旨”；然后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既退，谕禀事者，云已得圣旨”，下来之后就告诉那个向他请示的人说皇上说了怎么怎么样。我们说宰相应当是“佐天子而理大政”的，但是王珪这个宰相，说得好听一点就是高级秘书。如果国家真的遭遇危难的话，如果皇帝智穷，这样的宰相其实就很难起到那样“理大政”的作用了。这是一个例子。

再有一个例子是关于理财第一能臣吴居厚。吴居厚做京东转运使，从元丰三年到元丰八年，差不多5个整年。在元丰六年的时候，神宗曾经有一个批示，说“居厚将命一道，不辱使指，无黩乎上，不扰乎下，不喧于闻，而于二三年间坐致财用数百万计，前日县官窘迫，一朝变为宽纾。经费之外，又能应缓急之求。内外理财之臣，未有出其右者。”我说他是北宋理财第一能臣，就是从这句话化来的。

神宗说吴居厚是“不辱使指，于二三年间坐致财用数百万计”，他的前任都无法及额收上来这个财赋，但是他能在规定的数额之外又多收若干——“于二三年间坐致财用数百万计”。这个人确实是“无黩乎上”的，但是他是不是“不扰乎下”“不喧于闻”呢？那显然是不是的。神宗过世以后，京东这个地方起了一伙盗贼——反政府武装，“盗贼”的口号是要把“掊克吏吴居厚投之铸冶中”，就是要把吴居厚扔到炼铁炉子里面烧死。因为在这个人的种种敛财措施当中，有一个就是支着炼铁炉子造锅，老百姓必须从他这买锅，而且是有限额的。“京东之人，恨不食其肉。”但是吴居厚发现得早，逃走了。后来，绍圣四年吴居厚要被任命为户部尚书管财政——这个人能干，而且有先帝的批示在。但是同属变法阵营的曾布坚决反对，他说吴居厚在京东收了这么多，“非取之于民，何所从出？”接下来曾布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声：“前日之京东，今日之京东，与居厚在彼时，宜无以异，不知居厚何术独能致此羡余？居厚之所经营，如民间禁补修旧铁器，一一要从官买，其他剖敛细碎，大约类此。”这就是吴居厚。

作为高官的王珪其实是完全丧失了一个宰相应该有的充当皇帝最高级别的襄助的作用，吴居厚这个最能干的人，确实是“无黩乎上”的，非常有效率地把中央的政令推下去。但是对于老百姓怎么样，他是管不到，也不想管的。

可是真正儒家政治讲究什么，讲究的是“不扰民”。举这两个极端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官僚，从宰相到底下那些特别能干的理财的官员，他们的工具性是大大增强了，工具性是相对于作为士大夫的政治理性而言。

基于以上，我认为北宋政治发生了法家转向，从各个方面来看，从做法、说法到士大夫的政治风气，再到政策，各个方面，都能够看到，在大变法时期，北宋政治出现了一个转向，这个转向我把它命名为“法家转向”。北宋末年的时候，有一个叫孙傅的官员，曾经对钦宗这样说，“祖宗法惠民，熙、丰法惠国，崇、观法惠奸。”“时谓名言”，大家都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孙傅站在靖康年间回望北宋的这前八朝的统治，他得到的印象是祖宗时期的法度（就是整体的政治、政策）都是惠民的，对老百姓有好处，或者更准确地说，国家与社会之间讲究一个仁政，讲究一个平衡。到了熙宁、元丰年间，就是神宗朝的法度，“惠国”，这其实就是我们讲的王安石的富国强兵，国家财政的增收变成了第一要务。到了崇宁、大观年间的徽宗朝，就越发等而下之，这个法度只是对奸臣有好处了。

那么，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为什么会发生？我想先回到庆历新政，重新反思大变法之前那场失败的改革，从而探讨法家转向为什么会发生。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其实就二十几年，按道理讲，这个国家的主要的矛盾其实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可是这两场变法的实际导向区别极大。大变法讲究的是富国强兵。庆历年间的这场变法，根据张帆的《中国古代简史》，庆历新政的指导思想是“欲强国，先富民；欲富民，先澄清吏治；欲澄清吏治，则先裁冗滥，继任贤才”。这个是对的，可是这一场改革并没有成功。它的方向正确，但是最后流产了。庆历新政为什么会流产掉？张帆在《中国古代简史》当中提出两个原因，第一就是由于范仲淹等人直接从整顿吏治下手，“与同属既得利益者的整个官僚集团为敌，所以这个改革的难度、阻力是非常之大的。改革派与反改革派之间众寡悬殊，”所以会致败；另外是改革派自身的问题，范仲淹这一派的人，“他们是靠与吕夷简等资深官僚斗争而得名的，上台后仍未尽除朋党积习，自命君子而以小人责人。这就更加造成了改革派团结中间力量的不够，置己于孤立无援之地，更使失败加速。”其实这也是朱熹的观点。但是除了这些，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庆历新政过程中的小插曲“晁仲约事件”。改革为什么进行？其实就是内忧外患相加，引起了仁宗的高度紧张。内忧包括一些地方上的小规模的反政府武装，江苏出现了一伙盗贼，这伙盗贼即将抵达高邮军，军是一个州级的单位。高邮的地方长官晁仲约就掂量了一下，得出来的结论是，我们手上也没什么兵，盗贼如果真的来了，硬刚我们是刚不过的，那怎么办呢？他就把高邮的这些富户叫来，“你们拿出一些钱财，拿出一些酒肉来，我们来慰问一下土匪，土匪就走了。”

于是在晁仲约的组织之下，高邮地方进行了一次犒匪的活动，犒匪活动之后，这个匪就走了，匪走了之后，高邮是安全了，但是晁仲约就麻烦了。有人就把晁仲约告到了中央，告到了中央之后，范仲淹和富弼俩人当着仁宗的面，发生了强烈的争执。富弼坚决主张要杀了晁仲约，他所持的理由就是“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富弼的意见简单地说就是杀一儆百。但是范仲淹坚决反对，而且范仲淹最终说服了仁宗，没有杀晁仲约。可是富弼就是不服气，退下来之后，范仲淹和富弼说了这样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之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但是这一番语重心长的知心话，并未能说服年轻气盛的富弼。富弼比范仲淹小15岁，当时是39岁。“富公终不以为然。及二公迹不自安，范公出按陕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边。富公自河北还，及国门，不许入，未测朝廷意，比夜彷徨不能寐，绕床叹曰：“范六丈，圣人也！”

整个晁仲约事件透露出来的信息是非常耐人寻味的，特别是范仲淹说的这个话，“上意未知所定”，就意味着君臣之间信任的牢固度不够。王安石变法为什么能够那么强有力的推行，除了神宗的需求以外，还有一个“上与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两个人好得跟一个人似的。但是庆历新政这拨人，君臣之间信任的牢固度不够。再有一个，我们看富弼的感慨，以及范仲淹之前劝他的话，当富弼半夜睡不着，说“范六丈圣人也”的时候，富弼所表达的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这是富弼作为一个士大夫，他本人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皇权本来就有的獠牙。在皇帝制度之下，皇帝是专生杀之柄的，但是在此之前都是一个你好我好的状态，可是到这个时候，富弼感到了恐惧。

1052年，范仲淹过世。在范仲淹过世之际，其实改革派有过一次集中的反思。应当说在1043、1044改革失败之后，改革派对于改革失败的反思始终都在进行中。到了1052年，范仲淹过世的时候，形成了一次改革派对改革失败反思的一次集中的表达。最核心的两个文本，一个就是范仲淹的墓志铭，还有一个就是范仲淹的神道碑，墓志铭是富弼作的，神道碑是欧阳修作的。

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第一，皇帝的信任是第一位的。比如说同为改革派，做过一百多天宰相的杜衍说过，“君臣之间，能全始终者盖难也”。

还有一个，就是温和渐进的保守主义的改革，才是更可行的。像富弼在范仲淹墓志铭里面回忆改革的当时，“公將劘以歳月而人不知惊，悠久之道也。上方锐于求治间，数命公条当世急务来。公始未奉诏，每辞以事大，不可忽致”。兹事体大，范仲淹的本心是要慢慢来，“劘以岁月人不知惊”才是悠久之道。但是仁宗心急，在仁宗的不断催促之下，改革匆匆上马。这是1052年富弼的回忆。它是不是事实呢？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事实，那就是富弼回过头来想的时候，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对的。当初改革为什么会失败？原因就是推得太快了。这是富弼在《范仲淹墓志铭》中所表述的反思——温和渐进的保守主义的改革才是更可行的。

再有一个，“存大体，体貌大臣”，追求官僚集团内部的和解。这个例子非常有趣，欧阳修的《范仲淹神道碑》里面其实最核心的一个情节是什么？范吕解仇，就是范仲淹和吕夷简的和解。吕夷简是范仲淹、欧阳修他们政治上的前辈人，吕夷简是范仲淹在年轻的时候激烈批评的对象。但是到了宋夏战争爆发的时候，吕夷简还朝主政，把范仲淹从越州调到陕西前线去，范仲淹路过开封的时候，曾经和吕夷简见过一面。关于这一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应当怎么写？欧阳修和范纯仁发生了激烈的对峙。

欧阳修在《神道碑》里写的是，“二公欢然相约，勠力平贼”。范仲淹和吕夷简相逢一笑泯恩仇，把过去都放下了。但是，范纯仁说没有，“吾翁未尝与吕公平也”，从来没有那回事。可是欧阳修就说你小子知道什么，毕竟我是你长辈，我才知道。欧阳修坚持要写。最终这个结果很有意思，范纯仁是“刊去二十余字”才把欧阳修的这个碑文上石，上石之后做了拓片给到欧阳修，欧阳修说“此非吾文也”，这不是我的文章。争执的焦点就是这句话：“二公欢然相约，勠力平贼。”欧阳修一定要把这句话写到范仲淹的神道碑上去。神道碑是什么？是一个纪念性的东西，神道碑是竖立在地面上——哪怕是墓志铭，宋人做完之后也会做拓片，也会有流传。欧阳修千方百计的要把这句话写上去。那么，在事实层面上，究竟二公有没有“欢然”——未必，也许有，也许没有。甚至我觉得，如果在范仲淹晚年我们去采访他，他说的也不一定准确。除非他当时回到家写了日记说“今天我看到吕夷简了，我觉得他还是以国事为重的”，那这个可以算是一个板上钉钉的材料，否则的话，记忆也会被植入，记忆也会有错的时候。

“欢然”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个事实，其实不太容易搞清楚，我也不太关心。我关心的是欧阳修为什么一定要把和解写到文章里、刻到石头上，欧阳修想的是什么？我觉得，经过将近十年政治上的成长之后，这一群人，庆历一代的士大夫，他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官僚集团内部的和解和团结的重要性。

从以上我们对庆历新政的回顾就可以发现，在改革中，君臣关系是一个最大的变数。在皇帝制度之下，是皇权至上的。我把皇帝分为“抽象的或者是理想的皇帝”和“具体的皇帝”两个层面。“具体的皇帝”，就是坐在皇位上的人，具体的皇帝的具体的表现，是王朝政治的最大变数。而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恰恰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最高级别的环节上，有重要的问题存在。

真实的具体是什么样的？最突出的，是仁宗-英宗的皇位继承危机。仁宗和英宗，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呢？他们是一对在内心深处抵死不愿相认的非亲父子——不是亲生的，这是事实；但是在感情上的抵死不愿相认，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实。

仁宗没有儿子，他收养英宗的过程又是一波三折，经历了太多的问题，具体我们也就不展开了。大家可以顺便买本书，《大宋之变》，我一上来写的就是这个。英宗继位之后，英宗以宗室入继大统，他所有继承的合道性的来源，都是来自于仁宗收养他这一事实，但是他继承皇位之后，却在礼仪层面有诸多的缺失。甚至神主已经到了宫里边，作为孝子的英宗仍然不出席虞祭。他对待皇太后和仁宗留下来给他的那些妹妹们，也是非常之刻薄，彼此之间的关系一度是非常之僵的。而且他在位的这四年，办了两件事，一件事是生病，还有一件事是叫爹，就是濮议——他一定要公开的叫他的亲生父亲一声父亲。为什么？我不敢肯定说他不爱，但他没那么爱他亲爹，他只是更加的不爱，或者不愿意承认仁宗。但如果他不愿意承认仁宗，他的行为其实就动到了他的继承的合道性的来源。

英宗这四年的各种折腾，给他的亲生儿子神宗留下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神宗要证明他父亲和他继承皇位的合道性。所以神宗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皇帝，他要开疆拓土，他要制礼作乐。但是，麻烦就来了，神宗接手的这个摊子在仁宗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各种问题丛生了，特别是财政的困难。英宗这四年更加剧了困难。到神宗即位的时候，他想要大干一场，怎么干？首先别人告诉他没有钱，他也同意没有钱。

历史充满了偶然。一个高速运转的物体，随便给它一点力，方向就偏了。在这个地方的一点力，就是神宗理财的第一人选、真正的理财能臣张方平，刚当上参知政事，父亲就过世了。他不得不丁忧，离开参知政事的岗位。而张方平理财的理念和王安石其实是不一样的，张方平的做法有可能会是一个相对而言保守主义的改革。但是历史就是这样，有各种各样的偶然发生，并由此至少在短时间内改变了方向。

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在大变法时期发生，大变法之后，紧接着的哲宗朝，高太皇太后摄政时期，元祐年间，包括司马光在相位的时间，其实有一个东西是没变的，那就是国是这种施政模式，尽管所认为的“国之所是”变了，但是国是这种施政模式，这种定于一，这种不容置疑、不可动摇，反对者走开的态度，却被延续了下来。为什么？因为国是政治，其实是具有强烈的皇权适配性的，皇帝用这种施政方式，显然是更顺手的。

最后我这个地方多写了两行，我也简单说一下，也是回应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里面说，“打破“士贱君肆”的成局，始终是宋代儒家的一个最重要的奋斗目标。”

在北宋中期出现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可是这个最好的成绩，伴随着大变法的推展，实际上就开始逐渐地走向下坡路了。一种新的政治模式出现，就是国是政治。它同时暴露了什么？我们讲这种最好的成绩，在这个时候出现，其实真正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就打破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士大夫政治，我们今天说的士大夫政治，其实是有它强烈的脆弱性的。“士贱君肆”这个说法最初是扬雄提出来的，宋代的学者反复提这四个字，我正在写一篇文章讨论这四个字。事实上我们在今天大力表彰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其中也确实有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发扬的东西，但是宋代的士大夫在本质上他们是科举出身的文官，他们缺乏稳定性。和之前的门阀政治、士族政治相比较的话，他们是有更多思想上的自由；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在经济基础上，其实是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的。因此，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的消亡，北宋的政治最终走向法家，我倒觉得，这是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要用“必然”这个词的话，我愿意把这个词用在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