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之间“阅读”天下

山水寄托了中国文人对政治的见解、对艺术的探索、对人文的体恤、对世态的觉察以及对美的孜孜以求。宋人如何在山水之间体悟“天下”？在文化上堪称“造极”的宋朝留下了哪些遗产？

本文系邓小南教授在2023大学问首届年度学术出版论坛上的演讲文字稿，由澎湃新闻首发。论坛于今年10月在桂林举行，以“何以造极？宋代的政治、文化与社会”为主题，邀请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邓小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瑞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分别做主题演讲，并以“政治、文化与社会：多元视角下的宋史研究与写作”为题进行圆桌讨论。

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邓小南

大家上午好！首先非常感谢会议的主办方邀请我来参加这一次山水阅读节。我们知道，广西师大出版社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有了全国性的影响；最近这些年里，更一跃成为国内学术出版界的翘楚，让我们这些读书人从惊讶到感动。我们都曾经从这个出版社推出的品牌图书中获益。

这一次山水阅读节，我觉得特别适合在桂林举办。桂林山水甲天下，这是我们从小就非常向往的地方。整整十年以前，2013年，我和国务院参事室的一些同事曾经到桂林来考察，主要是考察有关国内的摩崖石刻保护情况，这是我们当时给国务院的一份汇报材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去漓江，也没有去阳朔，但是带回了一些有关桂林石刻的宝贵资料。当然现在这些资料就更加丰富了。

我们这次会议有一个主题叫“何以造极”，是要讲宋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我们在座的有好几位宋史学界的专家，所以我只想很简单地说一点：“造极”这个说法，我想应该是陈寅恪先生当年给我父亲的《宋史职官志考正》写的一篇序言里面的一句话。我们现在看屏幕上的这两份材料，右边的一份写于1943年初，陈寅恪先生当时正好是在桂林的雁山别墅，他写的这篇序文距今整整80年。1943年在大后方出版印制品质不是很好，所以1948年又重版了。这两版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在这篇序文里面，陈先生说到这样一段话：“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最近这些年报刊书籍、老师同学的引用，基本上都是这一句话。

实际上我们会看到，陈先生在这句话的上下还有很多的阐释。1943年正好是抗日战争进行得非常惨烈的时候。紧接着上面一句，陈先生有这样一段话：“譬诸冬季之树木，虽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阳春气暖，萌芽日长。及至盛夏，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又可庇荫百十人矣。”值得我们细读的不仅仅是“造极”这两个字，我们应该仔细体悟陈先生写这段话的时候，他内心的心境和当时殷切的期待。陈先生强调的是华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他期待的是这样一种“本根”能够再生。在我看来，宋代本身是一个“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时期；当时的民国，包括抗战时期，实际上也是这样。陈先生作为一个洞悉时事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心目中，在他的治学中，从来都没有远离过深厚的家国情怀和内心的忧患意识。

当然，作为真正的学术大师，陈先生的学术评价也是很有分寸的。他说“华夏民族之文化”的“造极”，实际上这句话本身，对于“造极”说就是有所限制的；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对于宋代整体的政治、经济、军事，包括方方面面的制度政策的全面评价，而是专就“文化”而言。进一步说，他是指华夏民族在西学东渐的激荡之前所产生发展的带有本民族特质的文化。从史实上来看，陈先生的这样一种说法，应该说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我们在屏幕右侧看到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钱锺书先生在《中国文学史》里面有关宋代的一段话。他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钱先生的概括，和陈先生说到的华夏文化的“造极”之说，是相得益彰的。

也就是说，陈先生对于宋代学术复兴的期待，实际上是对于华夏民族的文化在新时代里面重新振兴的期待。我们都知道，陈先生对于学术从来是秉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度的。像大家熟悉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面这一段话，特别是“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这样一种说法，让我们看到，陈先生心中的华夏文化，就是一种不断地吸纳、不断地再生的文化。宋代的文化之所以有可能一时造极，也是在多种文化的碰撞和互动之中，博取广纳，而得以新生。对于“造极”一说的认识，我们应该有更加融会和通贯的理解。

下面我们就回到今天的“山水阅读”这个主题。在桂林讨论山水阅读，对我们宋史研究者来说，其实是有特殊感受的。这里的历史遗迹和人文氛围，让我们觉得十分亲切，似乎离宋代并不遥远。我下面简单说一下宋人对于“山水”的理解，以及“山水”与特定时代、与我们今天对于历史的“触摸”和“阅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

今天我们对宋代的了解，主要来自传世文献，但实际上让我们能够直接触摸到当年“温度”的，还有一些历史的遗迹、摩崖、碑刻、古建、墓葬、出土文物以及流传到今天的宋人书画和尺牍。比方说现在屏幕展现的，一幅是山西高平北宋开化寺的壁画，虽然讲的是佛教故事，但是人物形象、服装、仪式等都透露着宋代的古雅和温婉。另外一份是出土于浙江金华的《徐谓礼文书》，这份文书让我们有机会去直接观察宋代的官僚制度是如何运行的。

山西高平北宋开化寺壁画

《徐谓礼文书》

古代的许多遗迹留存在山水之中。说到山水，在宋人的心目中，山水就是江山，就是覆载之间的天地。我们看，左边的这幅画是苏轼的画像；苏轼说过：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黄庭坚也讲过：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这让我们看到，他们对于江山的理解，以及江山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曾布是来过桂林这个地方、做过桂州长官的，他也说过“寻幽深入翠微间”，表达了他们畅游山水的感受。南宋的王正功曾经做过权知静江府，流传于后世的“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说法，就是当年他在诗作中提出来的。

我们会看到，在山水之间，宋人是如何体悟“天下”的。他们对江山的情感，正是基于他们内心境界的一种天下观。说到宋代，我们知道宋代留下来很多著名的画作，但是山水画与花鸟画、人物画有一个重大的不同，就是山水画是有“格局”“气象”的，只有山水画才可能“以咫尺之图，写千里之景”。这部书是《林泉高致》，宋代著名画家郭熙的儿子郭思曾经协助父亲总结山水画的创作经验。郭熙说，“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宋人的画作，着重的并不一定是写实、写生；而是体现他们认识天下的方式，是这些画作者心态历程的一种反映。

宋人的“天下观”，实际上是从“观天下”开始的。所谓的观天下，“观”是什么意思？用宋人晁补之的话说，就是一种“谛视”，是非常认真的审视。而“观天下”实际上就是从感受我们的家园，感受我们身边的山川江湖开始的。这样的审视，也包括对社会、自然的观察，包括对于人世的观察。《说文》里面说到“天”，天是从“一”、从“大”的，是至高无上的。

古人认识中的“天下”，其实就是他们心目中已知的文明世界。这种天下观是古代先民的一种宇宙观和他们的历史观，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思想精神的重要源泉。宋代邵雍的诗句里说，应该“怀天下心”，“了人间事”。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把天下和人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对于这样的天下和人间，他们是存有内心的深切责任感的。

屏幕上左右的两列，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宋代人物，包括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和程颢，也包括南宋时期的朱熹、陆九渊。中间的这些语录，除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说法，还有三段来自余靖、张栻、范成大，这三位都在桂林做过地方官，其中张栻给静江府学写过“学记”，说“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当为”；范成大强调“去胸中之私喜怒，用天下之公是非，以进退天下之才”。这些都是他们对于“天下”的理解。从这些题词的内容我们会看到，当时的优秀士人是怀天下于内心，而且以天下为已任的。

家国、天下，这两个词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桂林的石刻，在桂林的摩崖里面，处处都能感受到当时人们对于家国的关心，对于天下的关心。像左边大家看到的是余靖撰写的《大宋平蛮碑》，因为当时有南方侬智高的叛乱，对于平定叛乱这个事件，里面就有所记述。右边的是讲南宋地方官的“德政”，讲怎么样在地方上治政安民。这些都是在桂州，在静江府发生的实际情形。从这些石刻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当时的人对于身边社会的深切理解。

《大宋平蛮碑》

左边这张图表是我从桂海碑林的介绍里面录下来的。我们会看到，唐代的碑刻、唐代的造像和宋代的碑刻、宋代的造像，数字上有鲜明的对比。另外从《桂林石刻》这一本书里面（这是我当年翻阅过的，现在应该已经有更好的调查、整理），根据我当年一个很粗略的统计，大致会看到，其中收录的内容，唐代的石刻有42件，其中给某一个山、某一个洞做的榜题（就是题名，比如元晦“叠彩山”之类），这样的榜书有7件，另外和佛教有关的舍利函、造像记有6件，可以看到在这42件之中的比例；而宋代的石刻，在《桂林石刻》里面收了489件，其中给山崖洞穴的榜题12件，造像记6件，其余大量的是一些题名记，包括官员一起出游的题记，还有一些记事的碑刻。

《桂林石刻》

从这个对比里面，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的社会风气包括世俗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在桂林这个地方弥漫着的人文意象。这其实就像古人说的，看山如观画，游山如读史。我们现在看到的摩崖石刻，有一些不同的类型。大家在屏幕上也会看到，一类是榜题，像我们图上看到的“叠彩山”，这就是一种榜题或者说是榜书，郑嘉励称之为“志胜”；另外有大量的题名记，实际就是一些游记；还有一些记事，包括当时的官员、士人和普通民众对于某些事件的记述；另外有一些是抒怀的诗文。

在宋代，摩崖石刻似乎有一种井喷式的发展，这和宋代金石学的成长是分不开的。王国维先生曾经说过，当时宋代的哲学、美学、史学都有相当的进步，士大夫也有相当的素养，鉴赏之趣味、思古之情和求新之念是互相错综的。南京大学程章灿先生《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一书，也讲到：金石本身就是非常富有诗意的，跟人的生命、人的很多感性存在密切相关。我们从金石文献中能够看到，当时人一些具体的、生动的、立体的社会交往。

《作为物质文化的石刻文献》，程章灿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492页，150.00元

桂林的摩崖，其实很早就被当代学者关注。胡适先生在1935年1月曾经来到桂林，专程去过龙隐岩。据说前面是一个道士居住的地方，在那个道士的引导下，找到了龙隐岩的摩崖，尤其是“元祐党籍”碑刻。后来，1935年10月，他写了《胡适的南游杂忆》，在《南游杂忆》里面详细讲到了他看到《元祐党籍碑》之后的感受。在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广西省举办了历代石刻展览会，当时包括一些文化界的大佬，都纷纷题词；傅斯年先生也给特刊做了序引，其中说到金石文字是从宋代以来才开始有著录专书的，这些碑碣文字可以补充我们在文献里面看不到的一些历史遗佚事件。屏幕最左边的，是广西艺术学院2021年做的“丰碑巨碣”碑刻拓片展览。通过山水摩崖，我们能够看到传世文献以外的世界，感悟到对于“天下”、对于“历史”的认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宋代的士人到桂林这样的地方来，会在这儿留下他们的足迹呢？昨天我们来的路上，编辑就说，桂林其实还是很偏远的。现在我们都觉得桂林“偏远”，千年之前的宋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当然桂林曾经是贬谪官员的去处；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桂林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当时的“西南一大都会”。南宋广南西路大体是现在的广西的基本位置，静江府其实就是南宋时期桂林的称谓。宋代有很多知名人士，像余靖、李师中、米芾、曾布、张孝祥、张栻、范成大、詹体仁、朱希颜、方信孺、李曾伯、胡颖等，都在桂林担任过地方长官，有的是州一级，有的县一级，也有的是路一级的监司，他们参与建设和守御了桂林这个地方，而且他们也结伴徜徉在桂林的山水之间。南宋名臣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里引用过韩愈、柳宗元、黄庭坚的诗作，也讲到了他个人的感受，就是：“桂山之奇，宜为天下第一”。

对于龙隐岩的摩崖石刻，相信桂林的朋友都不陌生。但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照片的时候，感觉非常非常的震撼。从那以后，就想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到桂林来看看。

大家熟悉的静江府修筑城池图，其实它不仅有图，还有题记的部分。桂林地方的文史工作者对此做过很好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依山傍水的桂林城，为了守御，为了抗击蒙元的入侵，前赴后继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工作。

桂林的摩崖石刻可以说是宋代历史的生动见证。宋人留在桂林的摩崖石刻，不仅有题名记、造像记，而且有很多是宋人的诗作，有官员议事的记录、平蛮碑、德政碑、劝农文、修桥记、造寺记、捐田碑等等。大家最熟悉的是庆元党禁期间重刻的“元祐党籍”碑，为什么“元祐党籍”碑会在这个时候重刻，这就是宋代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这里也有南宋末年抗击蒙元的记事碑。众多题名记，让我们看到官员之间的交游和社会网络；而各种各样政治的、民俗的内容，官员们、士人们记载的记事碑，从狄青平侬智高，到李曾伯后来的抗蒙，也让我们看到在山水之间，曾经有过艰苦的相持和激战。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的阅读不光是要在书斋里，也要在山水之间。史籍要读，石刻要读，摊在天地之间的山水也要读。今天的山水应该说是承载了更多的主题：自然、审美、情感，依山傍水的景观，文化根脉的延续，生态的维系、乡愁的寄托；另外，从旅游经济到人生意义，从形而下到形而上……山水是大自然赋予的景致，是人类的生活环境，是渗透其中的文化，也牵连着整个社会的情怀。所以说，“山水”这样一个话题，在历史和当代，在艺术和人文领域，都有非常切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