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文化遗产及其反思

山水寄托了中国文人对政治的见解、对艺术的探索、对人文的体恤、对世态的觉察以及对美的孜孜以求。宋人如何在山水之间体悟“天下”？在文化上堪称“造极”的宋朝留下了哪些遗产？本文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在2023大学问首届年度学术出版论坛上的演讲文字稿。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

首先来看严复这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话，他说：

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

我们要究心于宋代的历史和文化，在我看来，主要应该聚焦于政治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个层面。

首先来看宋朝的政治文化遗产，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是制度设计，第二是统治思想。

先说制度设计。我们可以看到，宋朝确立了文官体制，抑制武将势力，在军事制度上创设了枢密院、三衙的新体制。在这个体制下，三衙是三衙鼎立，互相牵制，三衙的主帅只有统兵权，没有发兵权；而枢密院一般由文臣担任，只有发兵权，没有统兵权。这样一来，每到临战的时候，皇帝临时命将，就能很好地对武将势力进行制约。

宋朝在整个军事思想上，实行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方针。所谓强干弱枝，就是说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京师的禁军都比地方禁军要来得雄厚，这样就能够很好起到拱卫京师的作用，如果某地有叛乱的话，也能迅速平息突发的事变。所谓内外相制，也就是说，在禁军布防上一半驻守京城，一半分驻外地，合京城禁军足以对付外地一处的禁军叛变，集结其他地方的军队也完全可以对付京师的动乱。这样一来，就能有效地防范军权过大，防止以前所出现的武将割据的局面。

为了维护君权，防范相权独大，宋朝把军权从最高行政机构里分割出去，划归于枢密院；而在中书门下，增设了参知政事，又分割了相权；这样枢密院长官、参知政事与宰相并称为宰执，形成一个集体领导班子，防止相权独断。另外再把财权分出去，成立三司，来总理财政。这样一来，就能够成功地维护君权独尊，稳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对地方行政也作了全盘的政治设计。由皇帝直接任命州县长官，又设立通判，掣肘知州。在路一级层面，设立了漕司、宪司、仓司和帅司四大机构，各司专职，相互督察，监督州县。漕司主要负责财政，宪司主要负责刑法，仓司是负责救济，而安抚使司是负责军事。这样看上去叠床架屋的权力结构，就能够起到互相制约的作用，不可能再出现尾大不掉的割据祸患。

可以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制度的高明设计，就成功防范了宋代以后的元明清三朝再次出现地方割据和中央混乱的局面，大一统的政权一直维持到帝制的灭亡。

再看统治思想。刚才所讲的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是有比较高明的统治思想作为指导方针的。我们可以看到，宋人都有这么一种普遍的认识，那就是：“天下之法当与天下共之。有司守之以死，虽天子不得而私也，而后天下大公始立。”在这种“天下大公”的积极思想的主导下，宋朝最高统治者宋太祖立了誓碑“不杀士大夫和言事官”，也在相当程度上保障了官僚士大夫的言论自由。

在宋代，尤其对台谏监察制度有高度维护，所谓“崇奖台谏”“不罪言者”，“借以弹击之权，养其敢言之气”。宋代从太祖、太宗以来，基本上都能保护官僚士大夫相对的言论自由权，养成他们敢于说话、敢于论政的刚劲之气。因此宋人有这么一种总结：“上之所以待士者愈厚，故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敢轻，上下交相待，而人才日以盛。”他们才得以相对充分地议政论政，实现其政治抱负。

其次来看宋朝的精神文化遗产。讲到宋代的精神文化遗产，一般的读者，我们读书人比较关注的往往是这些方面：作为时代性文学品牌的宋词，宋代出现的市民文化的新代表——话本和南戏，《清明上河图》和文人画，苏、黄、米、蔡的尚意书法，以及以宋瓷为极致的工艺美术，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上乘之品。

我们也很关注宋代科学技术的发明，比如对世界文明产生划时代影响的三大发明，以及沈括与他所代表的在中国科技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梦溪笔谈》，水运仪象台所代表的天文学成就，包括腧穴针灸铜人和《洗冤录》所表现的传统医学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关注的热点。

但是，在我看来，宋代文化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是对中华民族具有决定力的核心价值观念。在唐宋之际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经过几代思想家的创造性转换，宋学作为新儒学流派纷呈，大师叠出，成为中国历史上继先秦诸子学之后又一座新的思想高峰。宋学涵盖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方法论等层面，作为宋型文化的精神内核，对当时及其后的思想、伦理、教育、历史、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路径，都起着广泛而深刻的作用。宋学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思潮，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它对宋代以后迄于今天的民族素质和价值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些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

第一，公平竞争。科举上实行公平竞争。有人把宋代称之为科举社会，宋代的士大夫官僚都是通过科举的道路，走上仕途的。而在宋代士大夫官僚中间，有这么一种普遍的理念：尽管职位有高低，但都是“比肩事主”，在行政事务上，大家都是相对平等的。而从宋代的地主阶级结构来看，已经没有前代所谓士族门阀地主的存在，而是士庶不分；宋代的土地流转是以经济方式实施的；这种平等的契约关系，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到，宋代的士大夫思想家，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理想。在宋代社会中，士、农、工、商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到普通百姓中间。这种平等思想，在宋代下层民众中间，也有深刻的反映。在宋代三大农民起义过程中，王小波提出的“均贫富”，方腊的“法平等”，钟相的“等贵贱”，都是这种平等意识的反应。当然宋代的平等意识与现代的平等意识还不在同一层面上，我们还要区别对待。

第二，兼容精神。这主要表现在宋学的多元开放、兼收并蓄上。我们可以看到，宋学流派纷呈，尽管各派的思想主张、政治主张未必完全一致，但是在它的上升期能够互相赏识，互相宽容，这样就促成了宋学的创造性贡献。

在宋代的宗教层面，儒学、佛教和道教三教融通，并行不悖。宋代统治者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在宋代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儒、佛、道三种思想也是同时在生活日常中各有体现的。

在宋代文化的发展进程中，雅俗文化的共融共存。传统的诗文和长短句、小说、话本、戏曲等各种文学样式百花齐放。在艺术领域里，画院画、文人画和民间画齐头并进。雅化的禅宗和俗化的净土宗在老百姓的生活中，共同地被加以接受。

第三，经世理念。对于中华民族的影响尤其明显。我们看到，宋代的士大夫官僚以范仲淹为代表，提出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淑世情怀；文彦博在和宋神宗的对话中提出了“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诉求。而理学“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实际也是主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理想。

宋代的士大夫官僚以经世致用作为自己的行动实践。在这方面，南宋的浙东事功学派就是以“经世致用”作为自己政治行动的方针。至于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宋代经世理念的经典表述。

第四，名节操守。宋学有一个核心价值观念，就是名节操守。到北宋中期，一般士大夫已经对晚唐五代以来那种随波逐流的行为严加批判，“知以名节为高”，“不枉道以求进”。他们认为，“刑赏为一时之荣辱，而其权在时君”，君主可以实行你的刑和赏；但是“名义为万世之荣辱，而其权在清议”，后人对你的评价，将是万世的声名所在。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可以看到，宋代传给我们的名节操守有这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是面对权位名利的非分诱逼而维护自身独立自尊的层面；第二，是面对新主旧朝的易代鼎革而恪尽原有君臣名分的层面；第三，是面对外国异族的武装入侵而坚持民族大义气节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在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活动中，表现了很多的亮点。而第二、第三层面，在宋代历史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尽忠报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已经成为当时上至将相、下到黎民百姓共同尊崇的价值观念。从杨家将的抗辽、岳飞的抗金，文天祥的抗蒙死节，等等，都可以看到这种价值观念在宋代的具体体现。

最后，来说一下对宋朝遗产的历史反思。我们说，宋朝的遗产当然也有它消极的影响。在政治遗产上，除了刚才所肯定的正面积极的因素以外，也可以看到，它的总方针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这样，宋代在军事上是各自为政、动辄掣肘、缺乏协调、难以统筹，就严重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在外敌入侵时，就可以发现它难以应对的局面。行政上尽管有互相制约、维护君权的优点，但是，政出多门，官员冗滥，因循苟且，效率低下，就造成了政治上缺少活力和短于应对。

在精神遗产上，随着南宋中后期理学官学化的进展，精神遗产也付出了它负面的代价。进一步讲，就是“外王”之道逐渐淡出，而“内圣”之学充分凸显。宋学创立期的兼容精神在南宋后期也日渐泯灭，而个别教条也开始“理学杀人”：“二十四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经过后代专制主义的扶植和发酵，成为专制帝国控制官僚、驯服百姓的精神桎梏。

这里要提出的是，应该防止某些对宋朝文化和宋朝历史的误读，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是对宋代社会经济的误读。有的读物里提出，宋朝是“农民自由快乐地生活”的时代。我们说，宋朝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统治的相对改善，农民生活当然比前代有所提高，但是在很多宋诗里，也可以看到宋代下层民众生活的艰难和困苦。因此，宋朝绝对不是广大民众的所谓黄金时代。

第二是对宋代言论环境的误读。我们刚才肯定了宋代言论环境的相对宽松，但是，宋朝并不是没有思想禁区的，也不是没有文字狱的时代。从刚才邓小南教授的讲话里可以知道，南宋绍兴时期，由于高宗的默许，秦桧兴起大量的文字狱，到了南宋中期韩侂胄掀起庆元党禁，树立在桂林的元祐党籍碑就是对异见思想加以禁止的标志。所以说宋代没有思想禁区，没有文字狱，那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读。

第三是对宋代士风名节的误读。宋代对士大夫的言论有所宽容，但是随着宋代政治生态的变化而变化。我认为，士风从来是随着政治风气的变动而变动的。在政治生态良好的仁宗庆历、嘉祐年间，出现了像范仲淹、包拯那样具有高风亮节的士大夫典范，但是随着南宋政治的内向，也可以看到，从秦桧到史弥远到贾似道等等，在他们专政的时期，整个政治是相当污浊的，整个士风也相当的腐败。从秦桧到史弥远到贾似道也都是士大夫，追随他们的也都是士人，这时候的士风名节就不能和北宋上升期的士风名节相提并论。因此，我们也要全面地、分具体时段、分具体人物来对宋代的士风名节做出正确的解读。

我最后的结论就是：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宋朝文化遗产正面积极的因素；另外，也要全面准确地了解宋代的文化和历史，不要过度的美化宋朝，因为它毕竟是历史，毕竟还是帝制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