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87年到1800年之间，发生剧烈变动的不是社会的实质，而是它的原则和它的政府。君权神授的绝对君主制让位于人权。路易十六的后继者是罗伯斯庇尔、热月党人和波拿巴。对于法国历史中的这场地震，本书试图说明其文化和政治特征，后者也是地震的独特性的成因。启蒙哲学的确准备了若干要素，但究竟是哪些要素呢？人们如何从启蒙哲学的世界跨入法国大革命的世界呢？这是个很大的老问题，大革命的社会解释曾认为可以回避它，但它始终需要去面对。
法国大革命
正是为了重新探讨这个老问题，本书的诸位作者才聚集到了一起，对于他们的友情加入，我们深感荣幸。弗拉马里翁出版社人文科学部的负责人路易·奥迪贝（Louis Audibert）在这一工作中居功至伟：他提出了创意，并且伴随这一工作始终。至于我们的团队，其核心是雷蒙·阿隆研究所（附属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一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有着共同的关怀和旨趣。我们很高兴与外国研究者合作，他们的入选既因为其能力，也因为我们彼此间在一系列的国际会议上分享着同样的兴趣领域。这里我们要向所有人表达我们受惠之后的感激，尤其感谢英语国家的历史学家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对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的贡献是决定性的。
我们呈献的这部著作不是一部百科全书，甚至不是一部辞典——如果对“辞典”一词作传统理解的话。在浩如烟海的革命文献中，本书没有逐个梳理排列的宏愿。法国大革命是个极为复杂的事件，而且已经被无数次地讲述过，对它的解释和评注不可胜数；既然如此，我们怎敢设想以一千多页的辞典来讨论这一事件呢？辞典一词毋宁说是从启蒙时代让人熟知的意义上来理解的。它的原则是：作为一部关键词索引，它既能表明研究的进展，但更主要的是能够显示问题的重新定位。它的目标是：回溯法国这一奠基性事件的独特之处及其摧枯拉朽的力量。它的统一性在于：聚焦这一政治事件及其创造力。
我们的工作本来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辞典，由于各篇文章——也是些短小的论文——分成五大部分，这一特征看来更加明显了；这五大部分有各自方便的标签：事件，人物，制度，观念，阐释。
事件：赋予这些事件以现代意蕴，让它们极度地繁衍增殖，并深刻改变对它们的即时性感知和后续解释的，难道不正是大革命本身的特质吗？有些事件纯粹是突发性的，它们带有某种决裂性的力量，如大恐慌、8月4日之夜、瓦伦事件；有些事件是反复发生的，几乎成了某种仪式，如政变、革命日；最后是一系列决定性的事件，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讨论从来没有穷尽过这些事件的丰富性，如审判国王、恐怖、旺代。
人物：这其中包括大革命孕育和吞噬的集体人物，从忿激派到无套裤汉，从王政派到热月党人；也包括个人，如路易十六和拿破仑。本书选择的数量不多，这可能会让人感到意外，因为法国大革命让众多人物大放异彩，如果没有大革命，他们可能就默默无闻了。但在我们看来，除了显而易见的头等重要的人物，次等角色的挑选可能陷入没完没了的讨论，另外，在这个宏大的舞台上，脚本可能比角色分配更重要：大革命的戏剧比出演的演员更伟大。
制度：我们挑选的标准或是它们已成为今日我们生活之框架的制度，如选举制度、省、民法典；或者是它们典型地阐明了大革命的精神，如巴黎公社、俱乐部、革命宗教。
观念：它们使得大革命可以自我命名，或者用以指称其对手，如革命、旧制度、封建制度、贵族；或者界定革命的要害和原则，如主权、宪法、人权、民族；或者确认其来源，如启蒙；或者庆贺其创新，如再生、共和国。之所以给大革命的“观念”以重要地位，是为了正视一些非常难得到或者很少有人读的著作与革命实践的不平衡状况。《社会契约论》与某个雅各宾激进派的模糊言辞之间的距离，可以使人轻而易举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下述两组现象之间完全没有关系：一方面是没有纲领、对后世不负有责任的启蒙运动；另一方面是没有先驱的大革命，革命之中没有任何重要思想在起作用。
我们的整个研究都在反驳上面的两条结论：这里论述的观念不是纯粹理论辩论中的那些观念，而是在制度和实践中发挥作用的观念。它们通过教育而得到传播。它们因为时局的剧变而产生变形，如主权、博爱、革命。它们成为政治斗争的关键。虽说1789年的人们从启蒙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们那里取用各种观念，亲口承认这些思想家是他们的启迪者，并且深信启蒙运动不仅开启了革命还应能够结束革命，但是，他们面临的任务却比写作不知道复杂多少。所以，仅仅从书本、哲学和抽象的层面来考察他们，那将是最不应该的事。在将这些新原则运用到法国的旧君主制时，他们总是要考虑那些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他们也总是提到这一点，他们清楚地知道革命在偏离正轨，他们意识到自己未能恪守原则：这与某些可疑的历史书中给出的看法不同，在后者眼里，历史人物总是盲目的，而历史阐释者总是头脑清晰的。
阐释：这一卷中当然有那些试图完整地复原大革命的学者，如米什莱、饶勒斯、比舍、路易·勃朗；也有简短地勾勒出阐释框架的人，如贡斯当、柏克、米什莱；还有一些一直在思索大革命给现代世界提出的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如康德讨论弑君者，黑格尔讨论恐怖，基内讨论宗教。史学研究应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几乎所有词条都含有的内容——这是因为需要确立一个观念：即在历史知识里既有累积性的一面也有非累积性的一面。之所以需要累积性，是因为任何人在探讨大革命时，都不可能不综合两个世纪以来积累的学识，尤其是在19世纪资料发掘和出版的两大时刻出现的学术，这就是米什莱时期和奥拉尔—饶勒斯时期。关于城乡民众运动，关于旺代，关于贵族，我们今天的认识都更为可靠也更为广泛了，我们的辞典的若干词条就见证了这一点：只需看看税收、指券、贵族、选举制度。但历史知识同样也是非累积性的，因为认识的进步不会抹去它的足迹。忽视这种史学的历史，就是抹去思想曾经穿越的原野，就是忽视各种问题的沉积层：法国大革命的伟大阐释者是通过别人的著作来接触这一事件的，如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泰纳通过柏克和托克维尔，所以，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总是糅杂着多个时代、多种解释和多种旨趣。不过，这有可能遗忘大革命的一大特征，好在一些问题立刻已经以新颖和有力的方式被提了出来：没有谁比贡斯当更能理解用对绝对主权的肯定来表达政治自由是何等危险。没有谁比柏克——比马克思还早半个世纪——更深刻地指出，哲学的攻击会抹杀人类境况的多样性，并代之以民主的抽象普遍性。法国大革命的史学研究削弱了一个普遍接受的真理：一个事件发生得越是久远，对它的认识就会越发“真实”。对法国大革命最深刻的提问很早就出现了。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重新发现这段被遗忘的历史，综合各个学派和繁复的问题，总之要吸收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整个思想空间中的财富。
事件，人物，制度，观念，阐释：这样的五大类划分本身是可以讨论的，何况它们之间的边界相互交叉。因为各大类之间是有呼应的，它们之间的信息可以彼此对照交换，而读者不一定能在他认为合适的地方找到他期待的信息：如革命教育的问题是在再生词条中论述的，报刊出版问题被纳入公共精神词条，而涉及法国大革命的宗教本质的问题，则见于米什莱、托克维尔、基内等词条。某个主题（与现象）虽然没有以专文论述，但它们在一系列的词条中都有论述，如选举制度、选举、卢梭、西耶斯、民主。某个人物我们觉得不必单独描述，但他可能出现在其他词条中，如布里索出现在吉伦特派中，圣茹斯特出现在革命政府中。乔纳森·曼德尔鲍姆（Jonathan Mandelbaum）耐心仔细地为本书编订了索引，再加上每篇文章后附的参见条目，读者可以据此查阅全书。这些辅助性工作还可以吸引读者填补我们研究中的空白，书目导读本身并不是要提供某种标准答案，而只是提供进入一些重要问题的途径，因此读者自己可以延续我们这一显然尚未完成的工作。
这种不完善性也是一桩自认为“批判”性事业的构成要素。“批判”这个形容词排除了任何封闭体系中的独断论，意味着研究永远不会有终点，表明我们的主旨与其说是要编订一份完整的现有成果清单，不如说是要考察这些成果中不确定的因素，以及它们彼此间的分歧。这种考察不是一上来就采取整体论的视角。对革命现象的系统化——大革命是个“整体”——是内在于1789年革命者们的思考方式的，他们把革命视为理性和自由的降临。柏克在1790年转而开始反对他们了：从他开始就存在某种反革命哲学，这种哲学对整个革命赋予彻底否定的意义，并且预先谴责它的恐怖偏向。这是革命者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只要他们有机会活过革命的各个阶段。国民公会只是在自己聚会的那一天，也是废除君主制的那一天，才真正成为共和元年的报晓日；它将1789年和1791年宪法扔进了旧日历的黑暗中，从而定义了一种新革命，这是那场不成功的革命的继承者。不到两年，当热月党人推翻罗伯斯庇尔后，他们继续思考如何能将自己过去的碎片拼接在一起，在繁杂中塑造统一性。
这个问题贯穿整个19世纪，并在大革命的继承者们支离破碎的阵营中激起各种经常是相互矛盾的回答。左派尚需很长的时日才在扭转方向的过程中为自己找到“整体”论这一专横的解释模式：这是米什莱开辟的道路，它不仅反对斯塔尔夫人这样的自由派，反对路易·勃朗这样的社会主义者，还反对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基内。这条尽人皆知的道路将导向第三共和国的历史大综合，即奥拉尔和克莱蒙梭（Clemenceau）之间的综合。后来，在苏维埃革命兴起后，人们在回溯法国大革命时，更感兴趣的是1793年而非1789年，从而对“整体”论形成威胁。直到20世纪晚期，把大革命视为“整体”的观念才重新焕发生命力：但与其说这是一种研究假设，不如说是迫不得已而对雅各宾史学的最后求助。
这是一个真正值得讨论的议题，我们要在这部辞典中加以考察，因为其中既包含着明确的知识，又包含着暖昧的政治，在反革命史学和左派的普世主义中都是如此。因为“整体”论是一种总括性的确定论，它会掩盖各种充满矛盾的博弈，掩盖时局和事件中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这就会让历史学家们陷入无能为力的境地；“整体”论只有在十分抽象的层次上真正具有可行性，这就是对革命进程的波折忽略不计。即使从其经典的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也不是一场统一的进程，无论是就其主要角色，还是其领导集团，其行动者提出的各种理由，抑或是革命的政治形态而言。这部辞典是一部历史著作，读者从中能发现，这一事件的多样性在何种程度上超越了概念的统一。在将大革命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之前，必须估量其中的差异、分歧甚至矛盾，而且不能将这一切归结为偶然：而这正是一份批判性盘点所要回应的问题。
这里应该稍作停留。拒绝置于完整认识的视角之下，绝不意味着放弃在大革命各个片段之间重建联系的努力，也不会导致诸如1789和1793年具有根本异质性的结论。我们的整个辞典都在反对这种外科手术式的切割。相反，我们的贡献之一可能在于将1789年重新置于核心地位，并强调从三级会议选举到1789年10月革命日子之间的日期的重要性，这不仅是大革命的开端期，还是它的实验室：这个时段很短暂，但对我们的历史而言最为重要，各种新原则就是在这期间全部表述出来的。
最后，“批判”还意味着对自己的批判。在法国大革命的各个组成片段和有争议的关键问题中进行挑选，对历史学家们的众多叙述进行再检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己就处在中立的位置上。任何叙述都不是中立的，任何设问都不能摆脱文化格局，而且二者都浸润在现有旨趣和价值观的世界中。作为一部批判的辞典，它应该包含对其特有提问方式的起源和根据的思考。它应该试着去理解这些问题，并让别人也能理解，这就促使我们反思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这一关系赋予整个历史以深度。
阐明这一关系的最简单的方式，是强调该辞典问世的日期。它的产生适逢一次周年纪念。从这个意义上说，辞典是纪念性的，但同时它又对这种纪念现象持批判立场。自称“大革命的儿子”，实际上经常意味着完全拥护的意思，即没有任何隔阂地分享乃至复活革命者的情感和信念。正是在这一反复提到的说法中，大革命是我们的“母亲”。不过基内已经谴责了这种绑架，因为它要求无条件的虔诚，并将忠诚视为必须的义务。但这个说法还是继续流传：大革命的百年庆典及随后的150年庆典所提出的遗产，不仅要人去歌颂它，还要人去复活、去继续。从1789年开始，这笔遗产就存在极大的弹性，因为抽象人权和其具体兑现之间始终存在紧张关系，而且今后恐怕仍将如此。纪念的热情就是在这样的空间中释放，以便以继承人的名义将大革命的儿子们团结在其祖先的周围，用这种令人炫目的延续性作为占有和修改大革命遗产的正当理由。
这种情感联系尽管表现出一种学术外表，但批判性的研究对此是不能认可的。法国大革命属于所有公民：甚至那些并不热爱它的人也是它的儿子，因为他们没有选择。本辞典试图梳理大革命从过去到我们当下的存在，指明两百年来人的普遍性理念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中发生作用的。令人惊奇的不仅是有些人仍然憎恶法国大革命，更主要声称热爱它的人实际上并不了解革命的力量和影响。
我们已经远离法国大革命了，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生活在它所开辟的世界中。正是因为这一距离，我们才再次接近它。我们距1789年已经两百年，其间发生的一些事件需要我们重新回顾，以加深对大革命的理解，但有些事件造成一些更为紧迫的问题，这需要我们再次审视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全五卷）》，弗朗索瓦·孚雷、莫娜·奥祖夫主编，商务印书馆2023年11月出版
（本文节选自《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1.事件卷》第12-21页，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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