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洛阳大火》：读取东汉王朝的“结构”

《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澳]张磊夫著，邹秋筠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584页，128.00元

一、引言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1936—）教授是西方汉学界东汉三国史领域的先驱之一。他在该领域已深耕五十余年，在东汉三国的史料英译与军事制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2016年他的新作《洛阳大火：公元23-220年的后汉史》出版，成为英文学界的首部东汉断代史著作。

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

从学术传承来看，张磊夫师从瑞典汉学名家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1920-2015）。毕汉思为另外一位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的高足，其所著的四卷本《汉室的中兴》（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全文近一千页，堪称皇皇巨著，其中对东汉建国史的翔实研究时至今日依然价值不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磊夫求学堪培拉大学（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前身之一）期间，毕汉思正担任堪培拉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后改称东方研究学院）的首任讲座教授。在毕汉思的指导下，张磊夫开始系统地学习中文，并接触到了东汉三国史研究。1976年毕汉思曾发表《东汉的洛阳》，探讨了光武帝及其继任者在漫长的统治时期内营建都城的过程。四十年之后，张磊夫可以说是接续毕汉思的轨辙，再度从洛阳城出发考察东汉王朝的兴衰。

按照张磊夫自己的说法，《洛阳大火》的问题意识最早可以追溯他196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华帝国南方的发展：孙吴政权起源之探讨》（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mpire in the South : a discussion of the origins of the state of Wu of the Three Kingdoms）。为了解答吴国为何能得以建立的问题，他很早就开始思考东汉王朝灭亡的原因，并试图弄清楚东汉王朝到底存在何种结构性的弱点。之后他针对东汉的对外关系、军事制度和官僚制度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因此，《洛阳大火》可以说是张磊夫多年来对上述问题持续追问和探索的结晶。而通过长时段的观察读取东汉王朝的“结构”，正是《洛阳大火》全书的特色所在。

二、首都

《洛阳大火》共有十章。开篇第一章“帝国首都”详细介绍了东汉洛阳城的建筑布局、地理环境、交通条件和居民生活等情况。第二至九章大致按皇帝在位时间的顺序，叙述了东汉一朝的历史。第十章“后记和结论”为全书的总结，系统交代了作者对东汉衰亡原因的看法。章节安排中，第一章“帝国首都”的设置最能体现作者的匠心。它有意地突破了由过去到未来的单向运动的历史观察形式，选择以一种相对静态的方式来描绘东汉洛阳城的基本格局，为东汉众多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搭建起一个富有画面感与空间感的舞台。

这一做法不禁让人联想到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名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是书中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分为三个层次：“个人时间”“社会时间”和“地理时间”。所谓“个人时间”，即传统史学最关心的以精英政治人物为中心的事件史，细致的事件史研究常常可以将时间尺度精确到日，但“这是表面的骚动，是潮汐在其强有力的运动中激起的波涛，是一种短促迅速和动荡的历史”。“社会时间”即中等周期的历史，它差不多可以涵盖十到五十年左右社会群体和集团的变化。“地理时间”则为“长时段”的历史，它经常以世纪为单位，“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在“长时段”的历史中，“结构”发挥着规定性的作用，“所有的结构都同时既是历史的基础又是历史的障碍。作为障碍，它们本身就是人及其经验无法逾越的界限”。

在作者看来，首都洛阳即为东汉王朝的关键“结构”之一。东汉定都洛阳长达一个半世纪有余，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汉政治派系的形成。如所周知，东汉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是由皇室家族与外戚家族共同组成的婚姻集团。毕汉思曾根据地域籍贯将东汉的政治派系主要划分为南阳和西北两大政治集团，并认为东汉的外戚权力基本上在来自西北集团的马氏、窦氏、梁氏以及来自南阳集团的邓氏等家族之间交替，“就像来回晃动的钟摆”。皇帝立谁为后，即意味着皇后所属的地区政治集团得势。但作者在第二章中反对毕氏的这一看法，他认为外戚家族“在朝廷和首都中维持了一百年多年类似于世袭的地位，相当于后汉一多半的历史，而他们参政入仕的途径也与地主阶级、士大夫不同”（87页），尽管外戚家族的子弟可能名义上与家乡还有联系，但他们在首都经营日久，洛阳已成为他们的根基所在。因此，一直用地域籍贯来标识外戚家族的政治归属是不合适的。作者进而采用鲁惟一（Michael Loewe）的观点，将东汉的政治派系分为“时新派（Modernist）”与“改造派（Reformists）”。前者主要站在洛阳朝廷的立场，致力于加强国家的权力；后者则大多基于地方州郡的立场，更加关心百姓的福祉，迫切地希望限制国家对地方的消耗。两大政治派系围绕北征匈奴、弃守凉州和改革选举等事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构成了东汉政治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由此来看，东汉一朝的权力构造，实际上在地理空间上呈现为首都洛阳与地方州郡的对立纠缠。

不仅如此，光武、明、章三朝对首都孜孜不倦的营建，在洛阳修建了社稷、南郊和宗庙等大量礼制建筑，使洛阳不仅成为帝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成为帝国的礼仪与宗教中心。作者在第十章中专门将中国的“皇帝”与罗马的“emperor”进行比较，指出现代英语“emperor”一词源于拉丁语“imperator”，乃是对罗马将军的尊称，表示其拥有全国军队的统帅权；而中国“皇帝”的称号则含有更大的意义，它代表皇帝个人与上天有特殊的联系，蕴含着一种神圣的权威。这种权威的形成与维系依赖于皇帝在首都礼制建筑中定期举行各种仪式，其对于帝国的统一与稳定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此意义上，洛阳可以说是东汉朝廷统治权威的象征。公元25年光武帝定都洛阳，标志着东汉朝廷的统治权威逐步确立；而公元190年董卓挟持献帝西迁长安，则意味着以东汉朝廷为中心的政治秩序基本瓦解。

作者采用“洛阳大火”作为书的主标题，实际上也是在巧妙地暗喻洛阳对于东汉王朝的重要性。前言中提到“洛阳大火”有两重含义：第一重含义为东汉以洛阳为都城，同时选择以火德为当运之德，红色为所尚之色；第二重含义则指公元189年9月22日夜晚，董卓在城外军营中看到的洛阳宫熊熊燃起的大火。此后董卓进京另立新帝，关东诸侯组成联军讨董，董卓挟持献帝西迁长安，而在迁都之前董卓的军队将洛阳城劫掠一空。《洛阳大火》第一章描绘的洛阳熙熙攘攘，兴旺繁华，“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而第九章所见的洛阳则人烟凋敝，遍地残瓦，“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两幅画面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建都洛阳与西迁长安，二者恰好构成了东汉史的开场与谢幕。

三、边疆

除了聚焦帝国中心的政治发展，《洛阳大火》另外一条重要线索是东汉时期边疆发生的深刻变化。相较于秦及西汉，东汉不仅需要抵御匈奴这位老对手，同时它还必须应付西部的羌人以及北部的乌桓和鲜卑。早在1984年，作者的专著《北方边境：东汉帝国的政策与战略》（Northern Frontier: The Policies and Strategy of the Later Han Empire）就对东汉的边疆问题进行过详细研究，并认为东汉王朝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其低效的边疆政策。在《洛阳大火》的第二到九章中，作者基于此前的研究成果，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揭示东汉在边疆所面临的困境。

作者认为，和帝时期东汉王朝的势力范围扩张到了极限，但自此开始汉帝国也进入了漫长的衰落期。问题的根源在于东汉王朝的军事制度。西汉施行普遍兵役制，所有成年男性均需服兵役。但公元30年光武帝改革兵役制度，“初罢郡国都尉官”（《后汉书·光武帝纪》），大量削减职业军人的数量，仅保留中央军和边郡的常备军。从此，东汉对外作战越来越依靠边疆少数族群的支持。公元89年窦宪北征匈奴所率三支部队的兵力共达五万五千人，其中少数族群的人数可能占到了总兵力的四分之三。但随着公元二世纪北匈奴被驱离远迁，东汉对北部边疆随之而来的权力真空完全没有准备。“这些前盟友们不再面临外部威胁，没有理由再保持对汉帝国的忠诚”（142页），逐渐成为乱源所在。

东汉墓壁画

东汉军事制度的缺陷导致公元二世纪边疆叛乱频发，由此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公元107-118年的羌乱使凉州和并州的大部分地区脱离朝廷掌控将近十年，洛阳朝廷不仅为镇压叛乱支付了数额不菲的军费（《后汉书·西羌传》称“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而且还损失了一大笔叛乱波及地区的赋税收入。至顺帝时期，国家不仅要在北方边疆长期作战，而且还要应付内部的叛乱，朝廷财政短缺已不再是特例，而是逐渐变成常态。财政短缺极大削弱了东汉朝廷履行政府职责的能力，用于军事防御、公共工程和灾害救援的经费日渐紧张。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小农脱离了国家的支配，转而依附地方豪族，成为豪族私有的僮仆和佃客，从而扩大了豪族的经济实力。此消彼长之下，朝廷在与豪族争夺地方人力与财政资源的过程中节节败退。

在此之前，中日学界实际上有不少学者都曾讨论过豪族崛起与东汉衰微之间的关联。中国学者比较侧重于从东汉国家内部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角度分析此问题。如田余庆先生认为东汉时期是农民对豪族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显著发展的阶段，此过程中豪族地主不断从国家的编户齐民中分割走人丁，而到了一定程度豪族地主就会进一步转化为政治上的割据势力。日本学界则衍生出了“古代帝国崩溃论”的研究脉络，代表学者为宇都宫清吉，他认为秦汉帝国是建立在一个相对平等的自耕农阶层之上，但这个阶层在汉代不断发生分化，形成了大土地所有者（豪族）和小农（佃户）两个阶级，前者对后者拥有越来越强的支配性权力，至东汉末年帝国的统治基础实际上已经崩坏。《洛阳大火》将东汉内部的豪族崛起问题与外部的边疆政策合而观之，重点探讨两者的“化合反应”，这既展现了作者独特的问题意识，同时也侧面反映出东西方学界东汉史研究切入点的差异。

东汉边疆政策失败所引发的一个更为深远的后果是人口分布的变化。1947年毕汉思曾发表《公元2至742年时期的中国人口统计》一文，讨论中唐以前人口的数量变化与地区分布情况。作者在第五章中详细检讨了毕氏所依据的《后汉书·郡国志》人口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并进一步指出在东汉的两个世纪中，北方的人口数量因为边疆战乱等原因呈现稳定下降的趋势，在某些与边塞相邻之郡百姓的流失甚至超过九成；与之相对，南方的人口则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荆州和扬州南部的人口甚至增长了近四倍。在此，《洛阳大火》与作者1990年出版的专著《南方的将军们：孙吴的建立及其早期史》（Generals of the South: The Founda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State of Wu）形成了呼应。该书将孙吴的兴起置入到东汉以来华夏文明由北向南扩张的背景下来考察。在东汉崩溃之后，孙吴之所以能够在长江下游汲取到足够的资源，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政权，正得益于东汉人口分布长期以来的变化。

《洛阳大火》关注东汉边疆的困境与危机，本质上仍是在关注东汉王朝的“结构”。在作者看来，“结构”是在一段长时间内连续传递的现实，它维系着整体的存在，同时又制约着整体的发展。历史研究的任务是要从时代整体的角度去把握这些“结构”，如布罗代尔所言那般使“无数的层面和无数次历史时间的剧变都能根据这些深层结构、这种半停滞的基础得到解释”。但“结构”本身并不直接可见，它隐身在各种各样的历史事件和局势变动之中。东汉每一位皇帝的统治都伴随着危机，而每次危机的爆发都不同程度地照亮了其背后的“结构”。东汉时期不断重复上演的边疆叛乱，正是观察东汉军事结构与人口结构的绝佳窗口。

四、反思

中国古代的史书一向以人物为中心。传统史学由此很自然地会将目光首先集中到人物身上，将历史的成败和起伏都归结于个人。如宋代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代部分的结尾就认为东汉的灭亡皆因桓灵二帝昏虐，致使朝纲败坏，“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则汉氏之祚犹未可量也”。《洛阳大火》则站在“结构主义”的视角，穿透史书记载的迷雾，重点考察东汉王朝的地理、军事、经济和人口等长期稳定的因素，从而为东汉的覆灭提供了更有深度的解释。但利之所在，弊亦随之，“结构主义”非常重视表象之下的共时性结构，却经常忽视历时性变迁的复杂性以及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洛阳大火》不幸亦落入其彀中。

首先，东汉一朝的政治结构能否用“时新派”与“改造派”两大政治派系的对立来概括，就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按照鲁惟一的观点，西汉“时新派”的政策主要基于法家的思想，目标是有效地利用资源使国家富强，代表人物为霍光和桑弘羊；“改造派”则基于儒家的思想，希望通过效法周政来革除时弊，代表人物为匡衡和贡禹。但儒家思想经过西汉中后期的长期发展，至王莽时期取得了统治性的地位，“时新派”与“改造派”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合流。毕汉思在《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已经对“时新派”与“改造派”的二分法感到困惑：“难以说清王莽是哪一类人。在提倡古文学派和对待奴隶制和土地改革的态度方面，他是改造派。在依赖国家专卖事业稳定价格和推行法律方面，他是时新派。”

《洛阳大火》在使用“时新派”与“改造派”这一对概念时，主要以前者指代外戚等依靠中央权力崛起的世家大族，以后者指代有改革理想同时又根基在地方州郡的高级官僚。但是，政治派系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群体，它的形成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而外戚的身份本身并不会天然地带来此物。《洛阳大火》几乎默认东汉所有的外戚都是“时新派”，但在叙述过程中却时常遇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反证。例如窦武出身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外戚家族——扶风窦氏，本人也是以外戚的身份任大将军辅政，但他却长期反对宦官，是儒生坚定的政治盟友。

再者，即便两人曾同处一个政治派系，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动或政治目标的改变，之后也完全有可能发生分合。《洛阳大火》在第六章中将李固视为东汉中期“改造派”的领袖、外戚梁氏最主要的反对者之一，并认为公元147年“李固、杜乔这两位首领的死标志着儒学改革运动的结束……从此之后，无论是百官还是朝廷，都无法撼动梁氏的权力”（276页）。但实际上顺帝时期李固曾出任大将军梁商的从事中郎，支持过外戚梁氏辅政。因为梁商积极营救反对宦官的名士，同时辅政“每存谦柔”，得到了世家大族与官僚集团的普遍赞赏。梁商死后，由于接任者梁冀毫无原则地提拔自己的亲友宾客，还多次操弄帝位继承，李固才逐渐与梁氏分道扬镳。艾略特曾批评布罗代尔笔下的地中海世界是一个“对人的支配力完全不予理会的世界”。如果套用这个评论，或可说《洛阳大火》所描绘的东汉也是一个少有溢出“结构”之外的个人行动的世界。

此外，《洛阳大火》对东汉一朝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等内容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却唯独没有设置专门的章节来介绍东汉的思想文化。这背后可能同样是因为受到了“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惯将“结构”置于个人之上，个人都是“结构”的囚徒，个人的思想当然也是无力的，是被决定的对象。但是近三十多年来汉代政治文化的研究已经充分揭示出，某些思想在被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之后，会形成政治生活的软环境，对政治行为有制约的作用。例如东汉末年的经学家郑玄及其以“礼”为核心的经学政治理论，就是学界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洛阳大火》向读者尽情展示了东汉王朝各式各样恢弘的“结构”，但却没有告诉读者历史中的个体会在怎样的思想的指引下去创造、延伸甚至翻转“结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本书的中文翻译总体上清晰流畅，但某些地方偶有疏误，影响到了原书的专业性，在再版时应予订正。例如第2页称“根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公元2世纪前后数据”，英文原书中实为公元2年，即西汉平帝元始二年，这是西方汉学界过去一般认为的《汉书·地理志》的时间断限；第17页称曹操“担任过洛阳令辖下的洛阳北都尉”，其中“洛阳北都尉”应为“洛阳北部尉”；第86页称“马援成功领导军队对抗武陵先零羌”，但英文原书中并无“先零羌”，东汉的先零羌乃居于西北湟水流域的羌族部落，而马援所败武陵蛮的活动区域主要在今湖南西部至贵州东界；第313页称邓会“任北军虎贲中郎将”，可东汉并无“北军虎贲中郎将”之官，《后汉书·皇后纪》记载邓会曾任虎贲中郎将，英文原书则以为桓帝掌权后邓会被拜为北军校尉（colonel in the Northern Army）。

当然，任何一本历史著作都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历史学者之所以总是希望作者尽可能站在不同角度，描绘更多的历史图景，是因为他们的职业兴趣就在于多样性与差异性。《洛阳大火》在纷繁的史料中抽绎出若干线索，构建起东汉历史的主要发展脉络，展现了东汉王朝深层“结构”的缓慢变动过程，已不愧为一部优秀的东汉历史概说书。如戴梅可（Michael Nylan）和托马斯·哈恩所言，“与传说中的洛阳宫一样，它（《洛阳大火》）也是一座辉煌的建筑”。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博雅博士后庞博和上海交通大学戚欣佳博士的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