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星光——京津画派和海派绘画研究展”正在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展出，这是上海首次系统呈现京津画派与海派绘画的研究展览。
回溯海派绘画的发展，1843年上海开埠后，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旧上海逐步形成了“南市”（华界）、“北市”（租界）之说。南市代表着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而北市则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体现，其后，租界逐步扩大并进入南北市融合时期。当时，一批在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中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书画家寓居上海。他们既有着传统文人的学养，也风云际会地参与到清末民初一系列重大政商事务中。通过金石书画一体的形式，彼时的中国画在继承挖掘传统的同时实现了创新，适应了现代都市文明和社会的发展。
澎湃艺术特刊发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汪涤为此次展览撰写的学术文章《南北市融合时代的海派书画》。
“历史的星光——京津画派和海派绘画研究展”展览现场
“历史的星光——京津画派和海派绘画研究展”展览现场
市政现代化与海派书画家
1843年上海开埠后，在上海县城（老城厢）之北形成了法租界、英租界和美租界。1863年英租界和美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由于华界老城厢在南，而租界在北，就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形成了“南市”、“北市”之说。南市代表着传统中国的生活方式，而北市则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体现。1890年代开始，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入侵，中国日益陷入半殖民地的境地。1899年上海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大规模扩展，将管辖范围从沿黄浦江地带向西、向北深入。1914年法租界的最后一次扩展更是向西南延伸到徐家汇地区。北市不仅在面积上远超南市，在现代城市文明的水准上更是领先南市一步，马路、港口水运、火车、电车等现代市政和交通设施都是在北市发展起来的，它们深刻改变了上海城市的面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版图。20世纪初，南市在北市的带动下，也逐渐填浜筑路，开辟电车，进而拆城环城城墙，从而在文明发展上最终南北融合，走向现代。
现代化的市政吸引了全国各地的高素质移民群体，20世纪初全国各地的移民书画家不再以老城厢为寓居的中心，而是根据市政分布选择相应的居住和工作区。这些艺术家往往带有一定的洋务、维新和新政背景，从事着相关的工商实业，他们的视野和经济实力已非传统文人或是职业画工可比。他们的艺术不局限于绘画而是诗文金石书画一体，体现了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复古求变精神。他们的艺术创作和思想与当时政治、经济、文教活动产生联动，在20世纪前期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
吴昌硕《红梅图》“历史的星光”展品
填浜筑路
19世纪60年代初，太平军3次进军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借口协助清廷防御及保护侨民，在租界外强筑徐家汇路（今华山路）、新闸路、麦根路（今康定东路及南苏州路的部分路段）、极司菲而路（今万航渡路）等军路。战事结束后，军路均列为租界道路。以此为例，先后越界修筑卡德路（今石门二路）、杨树浦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等38条干道。法租界公董局在太平军进攻上海期间，抢筑由上海县城西门外直通徐家汇的军用大道和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1899年，公董局又越界辟筑宝昌路（今淮海中路东段）、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等24条干线干道。
20世纪初，公共租界北区越界筑路深入宝山县江湾镇，筑路尤其以吴淞北路段和四川北路为代表。1904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界外以北越界筑路，形成四川北路，跨越横浜（今俞泾浦），直达黄陆路（今黄渡路），在终点发展出新的打靶场，即今鲁迅公园，这大大扩展了公共租界北区的势力范围。由于美租界相对于英租界管理的开放性，甲午战争之后这里成为日侨的聚集地。20世纪20年代中期，日本居民已近万，人数跃居各国侨民首位。1927年，上海日本人有25872人，占外侨总数47%，其中住吴淞路一带占日侨总数27.4%,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一带占25.3%，杨树浦(含今提篮桥地区)一带占14.6%。虹口地区日本人举办的园林——六三园为日本商人白石六三郎所建，前后有多处，面积最大影响最著的当属位于天通庵火车站后面（今西江湾路、花园路一带）面积达二、三十亩的园林。吴昌硕曾与王一亭一起多次到访六三园，1914年经营者白石六三郎还为吴昌硕在六三园举办书画展览会。另外一些书画家选择住在北四川路附近，比如1914年时李瑞清就住在北四川路的横浜桥南全福里。
日本人在虹口开设的六三园，吴昌硕、王一亭等中国书画家常去交流
鸦片战争前夕，上海老城厢街巷有100多条，多为狭巷小街，宽不过2米。街巷多在县署四周，形成以县署为中心的街巷网络。20世纪以前，境内老城厢内外浜渠密布，主要干浜有肇嘉浜、方浜、薛家浜、陆家浜及新开河等黄浦江支流，交通运输主要靠水道。随着近代道路兴建和陆路交通运输发展与河床淤积，浜渠逐渐失去交通运输和排泄作用，成为发展交通的障碍，遂填浜筑路。1895年，成立南市马路工程局，为上海最早的市政道路管理机构。次年，辟筑南市沿浦（黄浦江）外马路。20世纪初，上海县城厢内先后开筑斜土东路、肇周路、南车站路、新开河路、蓬莱路等道路。1909年后，又筑成斜土路、新肇周路、斜徐路、方浜中（西）路、复兴东路等干道。
水运
虹口属于吴淞江之北、黄浦江下游，这一地区尚有虹口港、沙泾港、俞泾浦等支流。其中虹口港河道原系上海浦的北段，是深入境内腹地的重要河流。由于濒临黄浦江下游，虹口成为了英租界之后新的拓展区，成为后起的美国工商业者聚集区，发展出美租界和重要的码头区。1866年，英商蓝烟囱轮船公司的大型远洋轮船首次停泊虹口地区的码头，自此外贸进出口中心从外滩移到虹口沿江地带。1869年,虹口沿黄浦江依次建有汇源、怡和等十几个外商码头和船厂。20世纪初今天公平路到秦皇岛路之间的汇山码头更是成为上海最为重要的国际客运码头，许多政商名流都是通过该码头到达或是离开上海的。由于高度的国际化，虹口北外滩地区还成为了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领事馆的所在地。
正是虹口滨江的水运优势，在铁路尚未兴起的20世纪10年代之前，这里成为非常重要的移民区，不仅美国、日本人众多，国人也以此为重要居住区。1897年10月，郑孝胥租屋在虹口港斐伦路（今九龙路）的寿椿里直到次年离沪，1903年回沪后又住在寿椿里。寿椿里距离黄浦江很近，几乎可以说是滨江建筑群。后来郑孝胥又住在离汇山码头（此时为日本邮政株式会社所有）更近些的邓脱路（今丹徒路）谦吉里。早在1898年时，盛宣怀执掌的南洋公学就在谦吉里设立了译书院，郑孝胥的弟弟郑孝柽担任校订。1902年，南洋公学在虹口设立东文学堂，校址也在谦吉里内，罗振玉担任校长，聘请刚刚回国的王国维为该校执事。1912年初，著名古籍收藏家缪荃孙居于谦吉里，直至1919年去世。1915年1月，朱祖谋和李瑞清分别住进了郑孝胥在谦吉里留下的空房，李瑞清在那里住了很久，直到1920年去世。
曾熙书润
从虹口港北入腹地后是纵横的河道，其中新记浜上有朱家木桥，那里是虹口新的生活区。20世纪初，这里形成了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等道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宋耀如家族曾在东有恒路（今东余杭路）630号居住多年，宋庆龄和她的姐妹们在此长大。张大千的老师、晚清举人曾熙则居住在东有恒路635号，为朱家木桥菜场对面，即通州路、东余杭路口。这条路上的德裕里在1870年代就兴建了，是最早的石库门建筑群，这里名人众多，晚清进士、著名词人和书法家朱祖谋就居住在该里，摄影家、画家郎静山以及影星胡蝶也曾居住在这一里弄中。朱祖谋与曾熙的住所相距不过百米，另一位著名词人况周颐居住在东有恒路和乐里,与朱祖谋相距也不过一里，两人时常往来。总之在东有恒路、通州路一带，也即是朱家木桥附近形成了一个文化人居住区。另外一位著名金石书画家赵叔孺也居住在虹口港区附近，他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从福建寓居上海，居于东熙德路（今东长治路）二十三号，1913年又迁入提篮桥的三福里，直到1920年。当时上述名人可以从东熙德路、华记路（后名永定路，今新建路旁白玉兰广场位置）站乘坐电车到达蓬路（塘沽路）进而转乘其他电车达到沪宁火车站或是公共租界中区。
虹口的汇山码头
铁路
上海境内最早的铁路是吴淞铁路，是从吴淞码头到上海的窄轨铁路，因吴淞江蜿蜒流过得名。该铁路由英国怡和洋行为首修建，1876年建成通车，全长14.5公里，翌年清政府赎回拆除。1896年清政府开设筹建沪宁铁路，因工程浩大，所以先筑有一定基础的从吴淞到上海的淞沪铁路。当时吴淞铁路上海站的地址就是在今天河南北路以东的东华路上，离开后来的上海站不远。因为通向火车站，河南北路在民间被称为“铁马路”，而跨越苏州河的河南北路桥称为“铁马路桥”。1897年，清政府以官款再建淞沪铁路，线路大体循原来走向，终点延至河南北路，全长16.09公里，次年恢复运行，设有天通庵、江湾、吴淞等站。
晚清新政后，铁路在国内迅速发展，1908年沪宁铁路建成，为上海第一条通外省市的铁路。作为沪宁铁路终点的沪宁火车站建于界路（今天目东路）、宝山路口。1916年，沪宁、沪杭铁路接轨，沪宁铁路上海站成为两路总站，改名上海北站。沪宁铁路以及北站的修建使得苏州河以北迅速繁荣起来。华界的闸北以及租界的虹口在20世纪初发展为北市的新城区。1863年起，界路以南逐渐成为租界。李鸿章在北河南路（今河南北路）、海宁路一带建造图南里、永清里、荣庆里、富庆里2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房，中外商人纷纷营造同类型住房出租，逐步形成城市化的里、坊和弄。由于此地与工商业发达的英美公共租界直接相连，较之于相隔于法租界的南市更为便利，来自江浙等地的画家纷纷移居于此。
1910年的铁路北站
海派后期领袖吴昌硕是移民书画家中成就最高的人物。吴昌硕早在1880年代就曾在上海寓居，因为发展不顺退回到苏州。1911年夏鉴于上海市场的发展，他再次移居上海。这一次吴昌硕首先住在靠近长江口的吴淞，这里淞沪铁路的终点站。至于吴昌硕何时移居淞沪铁路的起点站即北站地区，《郑孝胥日记》为我们透露了端倪，1912年11月13日郑氏到均益里访问吴昌硕，这里的均益里当为爱而近路均益里。1913年，吴昌硕定居于北山西路（今山西北路）吉庆里，在此开启了他晚年辉煌的人生。北山西路位于苏州河北，1893年之后才被划为公共租界，在1897年的地图中这里还是河道纵横的农田。1904年的租界道路地图中，北山西路才延伸到爱而近路（今安庆路）、界路（今天目东路）。火车北站属于华界，建设在界路北缘，距离吉庆里不到五百米。可以说，吴昌硕选择了在租界的新开发区居住，又离开华界咫尺之遥。吴昌硕定居于此可以方便地乘火车前往江浙，也可以通过电车5、6路（设有沪宁站火车站或是位于海宁路、北浙江口的海宁路站）沿浙江路一线抵达苏州河南岸的租界中区。浙江路与山西路之间是石路（今福建中路），该路遍布中区的化妆品业以及各色小商品，西泠印社最早就是在石路跨越苏州河的桥梁——老闸桥之北的东归仁里的，那里距离吴昌硕所在的吉庆里也不足一千米。
山西北路吉庆里吴昌硕故居
吴昌硕居所附近还云集着众多工商会所和文教机构。1904年的时候，上海商务总会曾从南京路迁至爱而近路，严信厚被推为总理，他不仅是宁波商人的代表也是金石书画家、收藏家，吴昌硕是其友人。还有上海纱业公所也在爱而近路，1924年的第三回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就在纱业公所举行。郑孝胥也曾在1905至1906年间居住在海宁路口的图南里以及爱而近路的春晖里。王一亭也在讨袁失败后一度避难爱而近路，时间当在1913年下半年。也就是说1913年吴昌硕、王一亭无疑是邻里相望的，这促使了两人师友关系的迅速发展。此外上海图画美术院也曾从乍浦路迁址于爱而近路，时间在1914年左右。
吴昌硕所在的北山西路东侧就是河南北路，该路往北名为“宝山路”。1902年改路以乡间小路拓宽筑成，因地属宝山县而名。宝山路修筑后，商务印书馆在闸北购地百余亩，扩建厂房和编译所，建成了商务印书馆总厂，两年后（1907年)竣工，印刷所、编译所迁入，最终发展为规模达数千人的大厂。此后许多商务印书馆职员住在厂区周边，而爱而近路由于发展更为成熟也成了他们的居住点。西泠印社早期会员长尾雨山于1903至1914年间居住在上海，担任商务印书馆小学教科书的校订工作。根据研究，长尾雨山在明治四十一年春至四十五年七月期间，住在爱而近路二号，大正二年十一月前后移居到北四川路赫林里三号，即1912年7月前长尾雨山居住在爱而近路，那里近邻吉庆里。根据张元济的日记，1912年初商务印书馆职员包天笑的住所为“上海爱而近路庆祥里东一弄底口十九号”。当然也有书画家直接住在商务印书馆厂区旁，比如吴待秋就住在宝山路家庆里2弄71号（今在宝山路、东宝兴路一带），而书法家翟孟举也住在宝山路宝庆里。
由沪宁铁路、火车北站为契机，闸北迅速崛起，商务印书馆等民族文教机构迁居于此，相应地一大批书画家和文人迁居于此。相比虹口港区附近而言，闸北地区的发展稍晚，其经济和文化形态也更为新颖。闸北地区的文人偏于职员阶层，他们之中拥有科举功名者较少，也与晚清的官方政商事务联系较少，与上海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则较多。
吴昌硕为弟子陈半丁撰写画润 1910年
电车
上海的现代有轨电车通车于1908年，最初是在英租界，线路自静安寺沿愚园路、赫德路（今常德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卡德路（今石门二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南京路至外滩上海总会（位于今广东路外滩），线长6.04公里。1908年，临近上海老城厢的法租界也开辟了3条有轨电车路线，其中6、10路的起点都在十六铺，6路通向斜桥，而10路通向卢家湾。根据1922年的《上海指南》，6路设有十六铺、大自鸣钟、西门、斜桥四站，线路贴近老城厢城墙，带动了老城厢与租界的共同发展。此外，公共租界有电车5路也是斜桥到沪宁火车站，其中路经过西门、东新桥、芝罘路、老垃圾桥等重要站点，几乎拉起了当时南市、北市的主要商圈。
公共租界、法租界西区电车的通行使得原来跑马场以西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将20世纪以前上海发展的南北轴线逐步改变为东西轴线。一些原来在虹口、闸北居住的书画家就搬迁到更为安全、舒适的租界西区。电车1路在卡德路站之前沿着静安寺路行进，之后则沿着爱文义路行进，设有马霍路（今黄陂北路）、斜桥总会、卡德路、戈登路（今江宁路）、爱文义路和赫德路（今陕西北路）转角等站。静安寺路上不仅有跑马场，更有预备立宪公会、洋务局、斜桥总会、盛宣怀老公馆以及张园、愚园这样晚清最为重要的政治和公共文化空间。比如章太炎、孙中山等人演讲的张园就可以从卡德路站下，前行不过几百米，愚园则紧靠终点站静安寺。
近代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1908年
郑孝胥1909年从虹口迁居白克路（今凤阳路）修德里，1910年7月又举家搬迁到徐家汇虹桥路。不过他的真正活动中心则在南洋路（今南阳路）海藏楼，海藏楼的门牌号是南洋路10号，位于小沙渡路（今西康路）口，为三层自建建筑，1908年完工后郑孝胥就时常在这里接待友人。海藏楼往南就是静安寺路，往北是爱文义路，坐电车1路可以在赫德路站下车方便到达。此处介于张园、愚园之间，十分方便郑孝胥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交活动。南洋路12号是郑孝胥的好友赵凤昌的居所，两人都曾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幕僚，退职后又同在上海从事政商活动。赵凤昌助推辛亥革命后的清帝退位以及南北议和，被称为“民国产婆”，而其南洋路寓所正是这些历史大变革中的秘密会议场所。郑孝胥虽然入住南洋路的时间要比赵凤昌晚，也没有参与到南北议和之中，但是在清末民初的政商大事件中也是屡见身影。
1910年时的电车1路和静安寺涌泉井
电车3路从东新桥到麦根路（今康定东路）、卡德路转角，其间设立日升楼、芝罘路、北泥城桥、派克路、新闸桥（今大田路）等站。这也使得不少文人聚集在新闸路附近。辛亥革命后，康有为定居上海，最早就是在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位于今天的新闸路、泰兴路口，始建于清末，园主人辛仲卿。该后被盛宣怀购得花园的大部分产业。据传今天的泰兴路445弄，即是由辛家花园南部改建而来的中华新村，弄内有几株广玉兰是康有为亲手种植。民国初年沈曾植也先后在新闸路33号、91号居住过，其位置也在泰兴路、江宁路段之间。康有为、沈曾植堪称近邻，他们离开卡德路的1路、3路电车都不远。此外，民国初年麦根路上还住着文人书画家夏敬观，大书法家何绍基之孙何维朴则住在白克路的侯在里。侯在里位于今天成都路、凤阳路长征医院位置，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在袁世凯复辟失败后也退居于此以字画为生。袁克文的寓所是当时海上书画家、文人聚会之地，比如1923年出版人周瘦鹃在此首次遇到了吴昌硕以及老辈书法家刘山农。白克路的修德里（近今成都北路）也寓居过郑孝胥、吕幼舲等书法家。与白克路名称相近派克路昌寿里位于今天北京西路、黄河路转角，此处是众多中医医院、团体的所在地，其中2弄则住着海派画家倪田。昌寿里再往北些的青岛路则居住着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早期会长汪洵。上述这些地点都在南京路以北和新闸路以南，属于英租界繁华道路的后街，拥有大量石库门，适合商住两用，也适合商业活动较多的书画家生活。
上海今四川北路、山阴路和溧阳路一带，吸引了更多的留日归国画家在此聚集。
拆城
上海开埠后,县城内各行各业与城外租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往返县城和租界人流量也剧增。而城墙由于年代久远，城基砖泥不断垒积，仅一丈四五尺高了。城门低隘，经常壅塞，车马既不能行，行旅苦不方便，城墙已成为县城经济发展的阻碍。1905年，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提出“拆城垣、填城濠、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变革思想，得到当时上海道台袁树勋等的赞同。一些保守商民则提出“古物不可动”“保全地方，以弭隐患”，成立“城垣保存会”，由此形成了拆城派和保城派之争。为解决交通问题，1909年，新增了尚文门（小西门）、拱辰门（小北门）、福佑门（新东门），至此上海共有10座城门。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李平书等人重申前议，主张为了商埠发展拆城。于当月召集南北绅商及商团、救火会成员在救火会大楼开会。经表决，2000余与会者同声赞成。1912年1月19日正式开工拆城，1913年6月北半圈筑成马路长850丈,名“民国路”（今人民路）；翌年冬，南半圈筑成马路长800丈，名“中华路”。民国路路面从中线划开，外半边属法租界，铺以长条石；里半边属华界，铺以碎石。
清末老西门
拆城使得中西文化进一步融合起来。由于两座北门的法租界地区自19世纪中叶就已经发展起来，廉价的空地已非常稀少，发展的重心朝向老城厢的西门地区。在老西门从西门到斜桥5、6路电车贯穿一条斜向的道路——方斜路。方斜路原来是联通上海县城与松江府城的首要河流肇家浜的一部分，从城内出来后经过斜桥、徐家汇通往松江。由于重要的战略地位，1860年代初，法国人越界筑路，作为军路通向徐家汇教区，当时路名“徐家汇路”。由于这条现代马路，县城西门外实际上属于法国势力影响下，在19世纪下半叶就发展起来，有不少外国人办的学校、医院设立于此。1850年美国基督教传教土裨治文创办的裨文女塾。1882年道士徐至成募建雷祖殿于方斜路，后更名白云观。1884年美国教士女医师罗夫施耐德在方斜路创办威廉逊医院，该医院后称西门妇孺医院，俗称“红房子”。1906年，福建商人、民立中学创办人苏本炎协助其妹苏本嵒等在西门外白云观源寿里创办民立女子中学堂。江苏教育总会（1905年创立，原名江苏学务总会，1906年更名江苏教育总会，1912年更名江苏省教育会）也于1909年5月迁址到小西门外小菜场西首、林荫路对面的新建会所，其具体地址当在林荫路、方斜路口,大门开在方斜路上。江苏教育总会由张謇担任会长，是晚清、民初重要的教育和公共事务机构。总之，在拆城前，小西门地区的文教卫生事业已经兴起，拆城之后这里更是成为许多国人举办教育的所在。1915年上海图画美术院就从美租界的虹口地区迁移到方斜路上，与西门妇孺医院为邻，与白云观隔街相望，其分校也建立于相交的林荫路上。此外，1919年由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等举办的上海艺术师范专科学校也创立于小西门外的黄家阙路上。
由于民国初年的拆城，华洋交界的西门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尤其以中国人自办的文教事业最为兴盛。上海图画美术院在方斜路时期改称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在吴昌硕等大师的支持下筹建了国画系科，大大推动了传统金石书画的现代学校教育。
老西门街景
金石书画一体的艺术观
清末民初，尤其是二十世纪初，随着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不得不开展新政，全面发展工商业，上海就成为了新政实施的重点。全国各地的官僚士大夫纷纷到上海寻找洋务、新政的发展机会。由于这些官僚士大夫早年都拥有较为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又长于诗文书画等艺术形式，他们对于推动清末民初海派绘画的兴盛至关重要。
新型士绅
清末的上海云集了郑孝胥、何维朴、吕景端、王同愈等一批与新政颇有关系的人物。其中郑孝胥显然是风云一时的人物，他为光绪举人，先后成为李鸿章、张之洞的幕僚，参与了许多政治、军事和工商实业大事。1903年成为江南制造局总办。1906年郑孝胥与张謇、汤寿潜等江浙上层士绅在上海组织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担任会长。何维朴（1844～1925）字诗孙，湖南道县人。何绍基孙，同治六年副贡，官内阁中书，1907年任上海浚浦局会办。吕景端（1859～1930）字幼舲，号蛰盦，又号乐禅，江苏人。光绪时举人，历任内阁中书，中年后居盛宣怀幕府，主持笔政最久。王同愈（1856～1941），字文若，苏州元和县人。1874年入上海舆地局，学习天文、算术、格致之学。1889年成为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两度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后任驻日公使参赞。1905年，江苏学务总会成立，任议长。次年又任苏省铁路公司南路协理。上述诸人都直接在上海从事与新政有关的政商事业，不少人还有出使外国的经历，体现出士大夫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虽然事业的根基在南通，但是上海是其主要窗口，他也担任上海众多政治、工商和教育团体的领导职务。晚清洋务运动特别是20世纪初的新政使得上海成为了上层士绅们施展拳脚的舞台。19世纪下半叶的上海主要吸收来自江浙的普通移民，他们主要从事的还是传统工商业，与现代的机器生产有一定距离。郑孝胥等人已经介入现代的轮船、铁路、港口水运事业中，其视野和影响力已经大大提升，他们也不再局限于南市老城厢，而是从一开始就以北市的租界为活动中心。当时还有一些士绅没有直接参与新政或是地方自治，但是他们从事过现代出版等新兴产业，比如汪洵、张元济等人。汪洵（1846～1915）字子渊，一字渊若，江苏阳湖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汪洵在未中进士前就在天津主持过书局，20世纪初即生活于上海，参与当地的艺术市场。至于张元济也是进士出身，更是放弃了官职，在上海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事业。
除了以上寓居上海的士绅文人，上海本地的士绅也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初，随着新政的展开，老城厢以及沪南华界也是气象一新，新的道路和市政设施不断开辟。1905年以建立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为标志，发起了上海地方自治运动。1909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更名为上海城自治公所，李平书担任总董。李平书（1854～1927），生于宝山高桥，龙门书院肄业。1890年为张之洞幕僚，后为江南制造局提调，中国通商银行总董等，主持了一系列社会改良活动。1905年起成为上海市政以及地方自治运动中的首要人物。当时支持自治运动的上海地区最高地方长官——上海道台袁树勋也是一位书画家。袁树勋（1847～1915），字海观，湖南湘潭人，1891年任上海县令，1900年至1906年任苏松太道（即上海道台）。袁树勋对于上海地方书画事业也颇为关心，“在任时，属吏之能书画者，待遇特异，尤深契于高聋公，脱略形迹，不以僚属相待。”这里的高聋公就是早年与任伯年、虚谷等往来密切的本地士绅子弟高邕。高邕（1851～1921），浙江仁和人，字邕之，晚号聋公。高邕的父亲高树森寓沪时在苏松太道台吴煦的幕僚，曾联系洋枪队保卫上海，不久任李鸿章的幕僚，参与制定通商条约，最后任道台。早在1884年高邕即随父长期居沪，以浙江附贡生的身份任江苏试用同知，后任职南市水利局。《海上墨林》的作者杨逸也是上海地方自治运动中的重要人物，杨逸（1864～1929），字东山，上海人，光绪壬寅（1902年）恩正科顺天举人。1905年与李平书、莫子经等一起举办上海地方自治，担任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的文案员。高邕与杨逸的渊源很早，杨逸早年向张熊的学生周镛学画，后来馆于高邕之家。后来杨逸任职的地方自治公所和高邕任职的南市水利局在同一地点，他们又成为朝夕往来的同事。上述人物都名列《海上墨林》之中，也多是豫园书画善会、上海书画研究会、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发起者，说明书画家与地方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紧密联系。更年轻一些的王一亭因为去世于杨逸之后而没有出现在《海上墨林》之中，但也是当时自治运动的中坚力量。王一亭（1867～1938）名震，字一亭，浙江吴兴人，世居吴兴北郊的白龙山麓，故晚年号白龙山人。生于上海浦东三林塘的外祖家中，20岁入李平书经营的“天余号”工作。“天余号”拥有若干艘沙船，经营海运业务。一亭初任跑街，以其精明干练为李所赏识，后来升为经理。1907年，日本“日清汽船株式会社”在上海设分社，经李平书的推荐及作保，他担任分社买办，后又兼任“日本大阪商船会社”买办。上海预备立宪公会成立，被推为董事。在此前后曾从事多方面投资活动，任上海信成银行董事长、上海内地电灯厂、沈阳地产公司等企业董事。1909年王一亭当选为沪南商务总会总理，并任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和上海城自治公所的议董。
晚清最后的十年中，上层士绅借助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影响力主导着上海地区的书画活动，发起了一系列书画展会和书画组织。1909年，郑孝胥、何维朴、汪洵、吕景端、李平书等在上海胡家宅小花园品物陈列所设立事务所，发起“中国金石书画赛会”，订立章程，在愚园举办展览。展览中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端方送来青铜器，政商名流盛宣怀、蔡乃煌、庞莱臣等送来古代书画精品参加展览。小花园在今天浙江路、汉口路交界处，1908年就在此地的“商余雅集”举办了中国品物陈列所，发起人为李平书、王一亭等。1910年，在商余雅集组织成立了上海书画研究会，确立了上海书画研究会简章，汪洵、李平书在选举中得票最高，最终汪洵出任总董，李平书任总理。上海书画研究会后来的活动不详，不过普遍认为是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前身。实际上根据海上题襟馆书画会在1911年的广告，该会就是设在小花园旅馆内的，而该旅馆很可能就是商余雅集的附设旅馆。中国品物陈列所、中国金石书画赛会、上海书画研究会、海上题襟馆书画会之间有着重叠关系，汪洵、郑孝胥、何维朴等官僚士大夫以及李平书、王一亭等本地绅商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1909年中国品物陈列所协办的上海出品协赞会在张园举行，上海书画研究会参加展览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满清的灭亡，官僚士大夫失去了立身之地，不得不转向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因为政治变动，这些城市原有官办工商实业已经不再由官僚士大夫所主导，他们只能更多以诗文书画创作和经营为谋生手段。其中以康有为、沈曾植、李瑞清、曾熙、朱祖谋、况周颐、陈三立、夏敬观等为代表。这一时期政治才华已经不是首要素养，而诗文书画方面的造诣则更显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上述所有文人在艺术上的声望都不及从未取得过功名、从未担任重要官职的吴昌硕来得高。此期的士绅主要依靠文化艺术成就而不是政商实业背景获得声誉，他们逐步转型成为知名艺术家。
提倡碑学
清末民初的文人无论在朝还是在野，无论是持遗民倾向还是革命倾向，他们对于书画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这就是融入金石学的趣味和学养，在复古中寻求改良和新变，在民间中求得致用。清代中后期的文人群起借助于金石以证经订史，这便使书法家在帖学之外，发现崭新的领域。加之，金石出土日益增多，摹拓之迹流传日广，最初是作为考古资料的金石，却意想不到地成了学书者所摹范的样本。同时帖学与科举取士一起走向衰落，到了晚清，成为变法者力攻的目标，其中以小楷取士，尤为有志之士攻击最力。审美趣味也常常是在变化中，清人中不乏提倡“丑”，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才最终有了碑学的产生。
康有为于1888至1889年蛰居北京倾力撰写《广艺舟双楫》，这正值他首次给光绪帝上书变法失败以后，在苦闷中投身金石书画的研究。该书受到包世臣的影响，康有为一方面从中国书学发展史上对阮元、包世臣“尊碑抑帖”的艺术思潮进行系统的总结，阐发了独到的美学见解与追求，同时借题发挥，将其“托古改制”的变革思想融入其中，赋予这部书法著作以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经世致用”的文化思想。由于提倡碑学，书家辈出，如何绍基、张裕钊、赵之谦、吴大澂、杨守敬、沈曾植、郑文焯、李瑞清、曾熙等人除了取法篆、隶外，无不从北碑中吸取其所长。
1929年4月，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部分筹备委员会成员黄宾虹、张大千、张善孖、王一亭、吴湖帆、陈树人、徐志摩、李毅士、江小鹣、王济远、杨清磐等，在上海半淞园合影。《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汇刊》，全国美术展览会编辑组发行，1929年4月。
金石入画
书法上的碑学倾向和金石趣味进一步发展到绘画就是金石入画的潮流。从扬州画派开始，金石的稚拙趣味已经进入花鸟画创作中，金农、郑燮是这方面的代表。海派早期的赵之谦加强了金石入画的风气，他的花鸟画在笔法上接受了北碑刚健方正的趣味，融大雅与大俗于一体，开辟了时代风气。把扬州八怪、赵之谦的金石入画作风发扬光大并真正形成强大潮流的当属吴昌硕。吴昌硕本以篆刻闻名，融皖派与浙派于一体，上追秦汉古印，追求博大厚重。他的书法也是从碑刻而来，但是主要不是魏碑和唐碑，而是上古的猎碣、石鼓文字，其气象更为苍茫老辣。吴昌硕在诗文书画以及印章上都追求重、拙、大的趣味，这与同时期郑孝胥、沈曾植等寓居海上的士大夫文人有相近之处。吴昌硕本人在官职、科举功名以及学术上都并非士大夫阶层中的领袖人物，他具有较强的民间性，反而在篆刻、书法和绘画艺术上成就更大，也更有创新意识。吴昌硕早年即在上海刻印卖字为生，与任伯年、蒲华等来自民间的画家、文人熟悉，相互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感交流和艺术切磋。他早年的生存状态也更接近19世纪下半叶围绕老城厢生活的那些职业画家们。他的大写意画风在形成初期吸收了老城厢画家笔下生动而丰富的人物、花鸟画造型。吴昌硕曾长期在杭州、苏州生活，在俞樾、吴云、吴大澂等学者、高官门下学习或是担任幕僚。他在金石书画方面的学养又因此高于任伯年等海派职业画家。他在上古金石中发现充满力量感的线条和造型，将之转化为圆浑厚重的用笔，进而运用到花卉草木的形态之中。通过这种转化，吴昌硕将传统与新变，民间与庙堂打成一片，在气象和创造力上不仅超越了海派早期的职业画家，也超越了众多寓居海上的传统文人。
辛亥革命前，吴昌硕仅在篆刻上名望较高，也至多是代人刻印而已，导致他在上海无法长期生活，只能退居苏州。辛亥革命后，吴昌硕在上海的声誉得到了显著提升，这一方面得益于王一亭向日本市场的推介，另一方面也因为士大夫阶层在政商方面势力的衰退。在辛亥革命后，吴昌硕迅速在各个阶层中找到了认同和拥趸，甚至那些退居上海的士大夫也开始围绕着他。郑孝胥、沈曾植、陈三立、李瑞清、张謇等与之交好，朱祖谋、诸宗元、况周颐、曾熙等更是时常前往拜访，为吴氏修改、代写诗文，甚至代办一些吴氏的家事。在1910至1920年代上海的文化圈中，吴昌硕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人物。吴昌硕在文化上反而更能代表他们，成为传统精英文化的代言人，说明传统艺术较之传统的儒家政治更有文化上的生命力，这种转变在封建王朝存续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
国画进入现代美术教育
20世纪初，由于诗文金石书画一体的作风适应士大夫文人的知识基础，同时又能适应现代都市的政商实业活动，故而社会影响颇大，成为后学仿效的重要对象。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画继承与革新中，海派绘画中的金石书画传统成为最为主要的教育资源。
传统教育方式中的新意
首先，诗文金石书画适合于文人之间的心口相传。诸如张善孖、张大千兄弟就是这一文脉的重要继承人。张善孖早年留学日本，受到孙中山影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期间在四川从事政治活动，革命成功后还担任过四川陆军的旅长。从政治立场看，张善孖与带有遗民思想的海上文人士大夫主流是不一致的。然而从文化上看，无论是晚清遗老还是民国健将都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学养和感情。同时，辛亥革命后上海的社会文化环境也日益宽松多元，各路文人艺术家主要关注的已经不是政治立场，而是文化艺术市场的生存问题。1910年代末，张善孖就带着弟弟张大千拜李瑞清、曾熙两位海上文人为师。李瑞清、曾熙两人不仅在诗文书法上给张氏兄弟带来深厚的滋养，也在绘画上让他们了解到明清遗民画家的写意风范。李瑞清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他在两江师范学堂监督任上摹仿日本学制创立图画手工科，该科虽以西画为主，但设有中国画科目，山水画家萧俊贤为国画教师，而李瑞清亲任书法教学。萧俊贤早年学习四王，中年以后师法石涛、沈周诸家，笔墨偏向湿润写意，李瑞清邀请他担任国画教学，这体现了其个人的艺术偏向。李瑞清本人亦善画，初学元四家，晚年学石涛，现存绘画代表作有《仿大涤子山水》等。曾熙与李瑞清是好友，他们共同推动了山水画学习石涛的潮流，他们的弟子张大千正是此后石涛山水画最主要的摹仿者和创造者。
曾熙（前排中）、张大千（后排右）与王个簃（后排中）等合影
海派宗师吴昌硕本人也是一位热心的金石书画传道者，由于他当时如日中天的声望，其追随者自然不少。最早在上海受到吴昌硕影响的当属陈半丁，陈氏是绍兴人早年随表叔、西泠印社创始人吴隐到上海虹口，在严信厚家的小长庐馆以拓印、刻碑、制楹联为生。在那里他结识了吴昌硕并深得其教诲。之后向吴昌硕学习的则是同光体诗人陈三立之子陈衡恪。陈衡恪留学日本，与李叔同、鲁迅等交往颇多，回国后在张謇主导的南通从事博物教学。辛亥革命前后结识吴昌硕，拜为弟子，在其影响下对文人画有了更深的认识，后来到北京成为中国画研究会的主力，力倡文人画复兴，发现引荐齐白石等民间大家，对于现代中国画的发展影响深远。
此后吴昌硕门下较为重要的弟子当为诸闻韵、诸乐三兄弟。诸氏兄弟为吴昌硕安吉同乡，与吴氏有远亲关系。诸闻韵原来是家乡的小学图画教师，1915年到上海担任吴氏的家塾教师，不久得到吴昌硕推荐加入了海上题襟馆书画会，1920年代初又在吴昌硕推荐下到日本从事书画教学。诸乐三为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医，与仲兄诸闻韵同住吴府，拜吴昌硕为师，与之朝夕相处，深得其传。诸氏兄弟后来担纲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国画系的教学，精力有限，故而吴昌硕重新聘请了家庭教师，这就是吴昌硕晚年最为亲近的学生王个簃。王个簃原在江苏南通的中小学任教，得到诸宗元、李苦李等常驻南通的吴昌硕好友、学生的鼓励和推荐来到上海向吴氏学习。1925年进入吴氏吉庆里的家中之后，有机会朝夕向吴氏请教，在言传身教中学得吴氏艺术的精髓。潘天寿虽未拜师吴昌硕，但也经常到吴氏家中请教书画。潘氏1915至1920年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1923年由好友诸闻韵介绍至上海美专国画系任教，当年又由诸氏引荐向吴昌硕讨教。吴昌硕曾写过长古《读潘阿寿画山水障子》（寿台州人），对之颇为鼓励。此外金石书画家钱瘦铁也可以说是深受吴昌硕的影响。钱瘦铁早年受业于金石书法家郑文焯，后经郑文焯介绍向吴昌硕、俞语霜学习，长于篆刻，进而加入海上题襟馆书画会。1923年赴日本，回国后任上海美专国画系主任，与王一亭、刘海粟、桥本关雪等八人组成跨国画会“解衣社”。
吴昌硕书信中提及诸闻韵已就海叔（刘海粟）请，即到美专任教国画，1920年
现代美术院校中的国画系科
吴昌硕不仅亲身授徒多人，更是通过弟子将影响力传播到新式美术院校之中。这其中上海美术专门学校国画学科的创立吴氏作用甚大。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早在1919年即由女画家吴杏芬的外甥、美专国画教授唐吉生陪同到吴昌硕那里拜访。此后刘海粟就成为了吴昌硕那里的常客。刘海粟早年从事西画，尤重表现性的欧洲现代绘画，国画方面对于石涛、八大等兴趣浓厚。对于吴昌硕书画中的表现性、创造性刘海粟十分钦佩，其主导的上海美专以及天马会等展览中屡屡有吴昌硕及其流派的金石书画出品。诸闻韵1919年在上海美专西画系就读，为刘海粟所赏识，邀请其筹组上海美专国画系。1920年该校修改学则，计划设立中国画科。1923年秋季，正式开设国画科，诸闻韵为主任，许醉侯、潘天寿为教授，王一亭为导师。从教师班底看，诸闻韵、潘天寿为吴昌硕学生，而许醉侯为王一亭学生，均属金石书画一派。此后，潘天寿、许醉侯、钱瘦铁等分别担任国画系主任教授。经历1920年代末的上海美专办学风潮，1930年代诸闻韵、王个簃等吴昌硕弟子又再次执掌国画系，可以说吴昌硕一派是上海美专历史上国画教授的主体。从1923年开始，刘海粟本人开始转向中国画，他撰写了《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一文，认为石涛和后期印象派都主张表现和主观感情，还将石涛推尊为近代艺术的开派宗师。1925年第七届天马会举行，刘海粟分别担任国画和西洋画审查员。1926年上海美专的暑期学校课程中刘海粟就担任了《文人画研究》的教学。
诸闻韵正在为上海美专学生示范作画
鉴于吴昌硕在海上画坛的重要影响，许多新兴美术院校的国画系都以吴派金石书画人才为师资对象。新华艺术大学是1926年上海美专学潮后离校部分师生建立的，最初称新华艺术学院，1929年秋以后称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诸闻韵担任该校首任国画系主任、潘天寿担任艺术教育系国画主任。王个簃则于1928年6月应聘担任该校金石课与中国画课教授。当时的校长俞寄凡是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手工科的毕业生，原上海美专高师科主任。《申报》1929年3月5日有《新华艺大国画系新气象》报道：“打浦桥新华艺大，自开办以来，成绩卓著。本年校内一切事务更积极进行，故职务方面亦略有变动，原教务主任俞剑华君改任国画系主任。俞君为海上国画大家，名闻中外，尤工山水，故该系课程除俞君自任山水外，王陶民君专任花卉，张聿光君专任翎毛，余如王启之、薛飞白等君，分任花卉、山水，各有专责。”俞寄凡在上海美专时与诸闻韵、潘天寿为莫逆之交，而俞剑华则是陈师曾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画手工科任教时的学生，共同的师友圈使得他们邀请了王个簃前来任教。
中华艺术大学是一所以现代艺术为主导方向的大学，1929年的时候刚经过改组，共产党和左翼人士居于主导地位，陈望道担任校长，夏衍担任教务长。当年9月10日的新闻《中华艺大开学》说：“本校已于昨日开学，教授均系海上名流，陈望道、沈瑞先、戴平万、汪静之、姚伯谦任文学，诸闻韵、潘天寿、王贤任国画，许幸之、卢静庵任西画，宋寿昌、刘质平、汤凤美任音乐，程品生任工艺”。《申报》11月8日称吴东迈编《缶庐诗书画》第一集由窦乐安路中国艺术大学印行。其中中国艺术大学当为中华艺术大学之误，说明王个簃等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诸闻韵、潘天寿、王个簃三位吴昌硕弟子被这所左翼文艺大学邀请担任国画教职，说明吴昌硕一派的进步性在当时已被认同。
1923年刘海粟在日本举办个人画展，图为他在《泰山飞瀑》前留影
1930年，吴昌硕之子吴东迈与吴派门人王个簃、潘天寿、诸闻韵等人为纪念吴昌硕创办昌明艺术专科学校。该年1月17日的《申报》报道：“昌明艺术专科学校正式成立，校长王一亭，副校长吴东迈，教务长诸闻韵。内容分图画系、艺术教育系。各系主任及教授均属当代名流，国画系主任王启之，教授、实习如商笙伯、吕选青、吴仲熊、薛飞白等，诗词题跋如冯君木、诸贞北（壮）、任堇叔等。”从校领导层、教授的阵容看，该校与吴昌硕的朋友、子弟有着密切的联系，尤其注重诗文书画教育，吴派花卉教学成为主要内容。
中西互通的现代艺术观念
刘海粟在《天马会究竟是什么》一文中探讨了天马会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地位时，将中国传统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进行了比较沟通，“至元而出四家，以其高人逸笔，大发写意之论，其作品思想不期而与欧西之现代艺术相合，改院体界画为匠体，而以写胸中丘壑为尚，催故锋而张新军，实可以代表时代艺术精神之全部。”他还撰写了《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一文，认为石涛和后期印象派都主张表现和主观感情，还将石涛推为近代艺术的开派宗师。刘海粟不主张中西折衷，而是从表现艺术的观念来统一中西艺术。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旧址（原址为菜市路440号，现为顺昌路560号）
在刘海粟提出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文人画相通性之际，上海美专另一位西画教授、后来担任新华艺专校长的汪亚尘（1894～1983）也提出了相近的看法。汪亚尘的看法甚至更早也更为详尽，这是因为他刚从日本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对于日本画坛的相关认识更为直接。1919年9至10月间，刘海粟前往日本考察美术，汪亚尘一路陪同，拜访了藤岛武二、石井柏亭等具有现代作风的西画家、教育家。1921年末日本著名东洋美术史家大村西崖首次访问中国，在北京与文人画家陈师曾首次见面，后者受到前者的中国绘画史著作影响撰写了《文人画的价值》一文。在上海，汪亚尘也见到了这位东京美术学校的教授，两人可能有师生之谊。受到大村西崖的启发，汪亚尘连续撰写了多篇文章讨论东西方艺术，通过提倡西方现代艺术来振兴中国画。他在《近五十年来西洋画底趋势》中回溯了自印象派以来西方绘画的表现潮流，然后说：“我国的南宗画从南北两派融合以来，同上面所说表现派的主张一些也没有什么差异。南宗画精神骨髓的地方，都依作家胸中的丘壑来描写的。在今日经过了许多变迁的西洋画坛上渐渐接近到南宗画的理想。”他认为清代以后南画走向临摹，除了八大山人、石涛等少数人以外都没有了自家思想的表现。汪亚尘又在中国画与水彩画之间找到了共通点：“我以为水彩画对于种种画范练习时候，不妨采用国画流动的方法，用笔流动了，颜色也会活泼起来。国画和水绘既有这共通之点，我们尽可拿水绘的方法来作国画，不但能打破国画上临摹之弊，而且可创出一种新的画面。”汪亚尘心目中的中西沟通不仅是技法性更是情感性的，他在《四十自述》中说：“我素来不赞同所谓‘折衷派绘画’。拿摄影术的技巧用在材料简单的中国画上根本是误解。油画的精髓，是在简单明了借用物体来表出内心，同时便包含许多哲理，不是粗浅的技巧主义者所能了然。”汪亚尘曾表示，“习洋画的人负有革新中国画的责任”。这是他与刘海粟、朱屺瞻、关良等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等西画系教师的共同特点。关良曾说：“我并不是从学山水、花鸟传统的技法一一入手，而是用什么学什么，糅合了用笔用墨的各种方法，在笔、墨的运用上下些苦功。”朱屺瞻也说：“我主要是画山水和花卉，并没有特定的师承，这也有些好处，可少些门户之见，较能随意发挥。在一阶段里，写生是我主要的工夫。”这些画家首先熟悉西方现代派，再回到中国画的改革上来的。他们与折衷派的区别在于对西方绘画的理解不同。折衷派认为西方绘画代表着科学，而现代派则认为西方绘画带着个人表现。由于立场不同，他们对中国画变革的方向也是不同的。
王个簃带领上海美专国画组高年级至复兴公园写生，1940年代
二十世纪初一批在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型中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书画家寓居上海。他们既有着传统文人的学养，也风云际会地参与到清末民初一系列重大政商事务中。张謇、郑孝胥、何维朴、吕景端、王同愈等都是与新政颇有关系的人物，有的还参与过预备立宪活动。上海本地的李平书、王一亭、高邕、杨逸等书画家也是著名工商业人士和地方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些海上耆宿的视野和经济实力已非传统文人或是职业画工可比。他们的艺术不局限于绘画而是诗文金石书画一体，体现了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复古求变精神。他们的艺术创作和思想在清末与政治联动，在民国初年则对文化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吴昌硕虽然官位不高，但在金石书画上成就最大，形成流派，上海美专、新华艺专、中华艺大国画系负责人诸闻韵、潘天寿、王个簃等都是吴昌硕门派的弟子。通过现代国画学科教育，通过金石书画一体的形式，中国画在继承挖掘传统的同时实现了创新，从而适应了现代都市文明和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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