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thew Desmond, Poverty, by America, Random House, April 2023, 304pp
美国社会学者马修·德斯蒙德（Matthew Desmond）所著《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曾广受赞誉。在此书中，他别出心裁地使用小说体，记叙了美国密尔沃基市的穷人陷入的困境：他们因为房东驱逐而流离失所，又因为被扫地出门而连带整个家庭厄运连连。
而在其2023年出版的Poverty, by America（《美国制造的贫困》或《美国式贫困》）中，德斯蒙德将视野从美国穷人面临的住房问题，转向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此书延续了《扫地出门》的文风，作者追忆自己的童年、反思当下的生活，感慨贫困在撕裂社会，而富有在离间社会，唯有消除贫困才能真正推动美国社会繁荣和发展。
在德斯蒙德看来，美国式贫困是系统性的社会问题，根源在于赤裸裸的剥削与伪善的政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美国社会一部分人的富有，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贫困的基础之上。他提出，要想消除美国式贫困，必须通过这部分富人的参与、回馈乃至牺牲来实现。
根深蒂固的贫富二元结构
德斯蒙德指出，贫困是“社会弊病的死结”，与我们关心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息息相关。他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伪善地把贫困复杂化，而拒绝承认一个颠扑不破的简单道理——贫困不过是剥削的结果。
美国社会的贫困是一种“结构性不道德”，富人对穷人的剥削上升到了社会层面。德斯蒙德强调，美国穷人的贫困有三大原因：首先是穷人受到剥削，丧失各种权益；其次是富人受到优待，加剧马太效应；最后，排外的富有社区不断集聚财富，使得穷人在贫民窟失去翻身的希望和机会。换而言之，美国的穷人由富人制造，富人得到，代价就是穷人失去。因此，只关注穷人本身，是无法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必须将富人也纳入考量。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就不难发现，古今中外的贫困问题往往都由剥削所致，概莫能外。例如，托尔斯泰搬到莫斯科之后发现，城市的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富人的剥削，“彼时彼地确凿无疑，此时此地同样正确。此地有如此严重的贫困，不是得益于财富，而是因为财富”。前些年的韩国电影《雪国列车》则以寓言形式呈现出如下事实：哪怕到了世界末日，同样一辆列车，后车厢的穷人犹如奴隶一般挣扎过活，前车厢的富人却醉生梦死依旧。
《雪国列车》剧照
而在贫富二元结构之下，科技水平进步也好，生活水平提升也罢，并不能改变美国社会的贫困，因为贫困和资源投入多寡无关，只和资源如何利用、管理有关。当下美国，富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甚至超过了不少发达国家，却仍然不厌其烦地索取。而美国穷人则不得不为美国富人的贪得无厌买单，恰恰是他们生活的凄惨无望，支撑着其他美国人的优渥生活。德斯蒙德提到，“不止有一个银行业，有两个——穷人一个，其他人一个——就像有两个住房市场和两个劳动力市场一样。美国生活的二元性，使从目前的安排中受益的我们，很难记住穷人是遭受剥削的劳动力、消费者和借贷人，因为我们恰巧不是穷人。我们社会的许多特征不是破碎的，而是割裂的”。
福利政策失灵与“私富公贫”
那么，美国的福利制度，能否有效地帮助穷人呢？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作为一个福利国家，美国的福利制度可以说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篮子”，到头来只能竹篮打水一场空。1996年，克林顿总统改革福利制度，允许各州有自由裁量权来分配福利资金。此后，由于各州政府的不作为和非营利组织的舞弊，本应援助穷人的资金时常被挪作他用或是白白浪费。大量政府福利都流向了富人和中产阶级，而不是低收入人群。
令人齿冷的是，富人与中产阶级一方面通过种种手段牟取巨额政府福利，另一方面却不认为穷人也应该得到同样援助。德斯蒙德指出，“来自政府的援助是一个零和博弈，政府最大的补贴不是帮助那些试图摆脱贫困的家庭向上攀爬，而是让已经衣食无忧的家庭继续保持衣食无忧，这使留给穷人的资源越来越少”，“美国政府对最不需要帮助的人群最慷慨，这是我们福利国家的真正事实”。例如，残疾人申请福利救济往往难以成功，不得不多次申请，并委托律师来帮助申请，原本应由残疾人领取的救济金，会被律师攫取其中很大一部分。
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一书中指出，私人财富积累会加速超过公共服务投入。人们越是富有，对公共服务的依赖程度就越低，公共服务获得的投入也就越小，反过来，人们越是贫穷，对公共服务的依赖程度就越高，公共服务需要的开支也就越大。德斯蒙德说，“在美国，一个人贫困的标志是他对公共服务有多依赖，而一个人富有的标志是他与公共服务的距离有多遥远”。然而，美国的富人和穷人却不约而同地仇恨公共服务：富人仇恨公共服务，是因为他们要为此缴税，却无需使用它；穷人为公共服务而愤怒，是因为他们依赖公共服务，而它却每况愈下。
当下美国，公共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私人财富的增长速度，这就使得“私富公贫”（private opulence and public squalor）成为美国社会的关键特征之一，杜甫诗句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状，竟然成为美国城市随处可见的现象。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推动社会公平，而“机会的商品化”则扼杀了社会流动的希望，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平。更糟糕的是，“私富公贫”还会陷入自我强化的怪圈之中，不断撕裂社会。美国政府持续削减税收，这就意味着“私人得利，公众受损”（More for me, Less for we），使得公共服务投入不断减少，加之公共服务的私营化，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由此而来的结果便是：中高收入人群得到了大量政府补贴，不仅不会心怀感激，甚至表现出反政府的政治立场，并更加积极地通过投票来抵制政府救济穷人；难以获得政府补贴的穷人却更加懂得感恩，对政府表现出更高的认可。这种政治上的反讽和悖论，是美国式贫困的真实写照。
破除错误观念才能找到出路
既然现行的福利政策是失灵的，出路又在何方呢？德斯蒙德强调，“当我们忽视了剥削是人们深陷贫困的罪魁祸首时，我们最终设计的政策，在最好的情形下是脆弱的，在最差的情形下是无效的”。所以，重新全面、深入地思考和质疑那些我们过去认为不证自明的理论，才能树立真正正确的观念，制定真正正确的政策，进而走出当前的困境。
德斯蒙德说，美国人代代相传的口号是“解药（穷人救助金）是毒药”，许多人真诚地相信，政府为穷人提供社会福利，会导致他们成为不劳而获的懒人。制定反贫困政策的前提，就是破除高福利有害论。正是因为不断有人鼓吹这种论调，久而久之让人们信以为真，将低福利视为理所当然，甚至因为获得高福利而自责不安。这种短缺思维（scarcity mindset）的形成，恰恰是上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当。政客热爱人为制造短缺危机，并使之日趋常态化，在这种政治绑架之下，人们的认知会遭到扭曲，往往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需求，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低福利困境。“短缺挑拨问题对抗问题，让邻居反目成仇”，这种政治上的“短缺区隔”（scarcity division），就像情感领域的“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一样，会歪曲事实、混淆视听。
德斯蒙德特意澄清了美国社会流行的种种谬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历来被认为会增加政府支出、抬升失业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人们高估了工会对经济的危害，却没有认识到工会对工人权利保障的重要性。工会的规模和力量越来越弱的结果是，工人的学历越来越高，实际工资却没有任何增长，年轻人的未来也一片黯淡。移民涌入和单亲家庭并非贫困的主要原因，认同这种观点无异于倒果为因，因为经济稳定才是反贫困的有效手段。将贫困迁怒于其他国家争夺了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更是无稽之谈。不少看似反贫困的福利制度，实际上起到了反家庭的效果，人为离间家庭而不是推动家庭和谐。例如，相较于按家庭为单位，父母各自申请可以获得更多福利——是否离婚是个人自由，但公共政策设计不应使单亲家庭陷入困境。德斯蒙德喟叹道，“贫困持续不断，因为一些人希望如此”。
全方位地帮扶穷人
树立了正确观念，应该如何帮扶穷人、消除贫困？德斯蒙德指出，为了根除贫困，要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重构社会安全网，坚持公平税负。
美国社会之所以无法摆脱贫困，就在于滋生贫困的政策难以推翻，而消除贫困的政策无法持续推行。比如，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推出的应急租房救助计划，大大降低了穷人被扫地出门的风险。但是，当疫情结束后，因为政策得不到多方支持，穷人租房难的问题又卷土重来。所以，为有利于反贫困的政策争取更多支持，需要联合包括工会、媒体、学者在内的一切力量来协力推进，社会公众都应该参与其中。
因为最低工资保障不到位，美国不少州的最低工资低于联邦标准，甚至餐馆、酒店还出现“次最低工资”（subminimum wage）的现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可以让劳动者有更多时间休息，减轻身心压力，避免过劳死。这可以让人们从为生计而工作的奴隶，转变到有安全感的人。
社会学者戴维斯（Gerald Davis）认为，我们的祖辈有职业（career），我们的父辈有工作（job），而到了我们只有任务（task）。因为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购买劳务派遣服务，这既让大量工作成为临时工，也导致工作条件恶劣、工资待遇越来越差。密薪制和同行禁业等限制，也让人们在选择工作和职位晋升方面遭遇困难。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权力失衡，使剥削变本加厉。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威胁下，“全民基本收入”理论在硅谷开始流行，这同面向穷人的社会福利是一脉相承的。因此，要通过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他们集体行动的能力。德斯蒙德指出，旧有的工会组织早已无法代表工人维权，也没有吸纳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包括有色人种和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者）。要改变工会的组织模式和抗争方式，使一个地区和行业的工人可以联合起来，共同维护工人权利，抵制剥削和不公平。
美国城市的房东抬高房租，欺压低收入家庭，让他们面临被驱逐的风险。相较于高中档住房，反倒是品质恶劣的低档住房获利最多，因为房租不会低太多，而开支却很低。房东赚得更多的同时，也意味着低收入家庭的房租负担更重。黑人往往被拒绝贷款买房，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租房，这就给了房东可乘之机。在住房市场，银行对按揭贷款没有兴趣，因为风险高而利润低。德斯蒙德建议，要打破当前的排斥性区划（exclusionary zoning），推动包容性区划（inclusionary zoning），使低收入家庭负担得起住房，并促进社区多元化发展。政府应该介入援助，让穷人可以贷款买第一套住房。类似于合作社这样的集体尝试，也可以让穷人摆脱贪婪的房东，以更低的租金租房。
美国的传统银行和信用体系往往将穷人拒之门外，他们不得不诉诸当铺、钱庄等渠道融资，这可以说是一种“掠夺性吸纳”（predatory inclusion）。例如，银行追求高回报而拒绝为黑人服务，黑人社区也由此涌现出许多掠夺性的现金贷款服务。他们的服务倒是周到，却让黑人连一分钱也存不下来，还会导致黑人信用过低，丧失贷款买房的可能性。德斯蒙德建议，在金融市场要打击对穷人暴利放贷的机构，推动银行和其他公共部门为穷人提供融资服务，避免他们因为不知情而陷入债务缠身的悲惨境地。
美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实行累进税率，却被其他税种的累退税率所抵消。这使得穷人和中产阶级的税率相差无几，而富人的税率最低，因为资本收益税率远低于薪资税率。德斯蒙德估计，投入一千七百七十亿美元就可以使得美国全面脱贫，而这需要的不过是让偷税漏税的跨国公司和富人合法缴税。据美国税务局估计，这类人群每年偷税漏税高达一万亿美元。
总之，美国贫困的根源是对最富有的社会阶层偏袒太多，而使用“再分配”这样充满歧义的字眼来形容消除贫困所需要的政策，只会引发争议，导致重重阻力。美国真正需要的，是减少对富人的赞助，增加对穷人的帮扶。
消除贫困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毫无疑问，消除贫困的种种努力和政策，会让穷人以外的所有人付出代价，但是会让整个社会都感到更加安心、安全和自由。毕竟，“一个倾力终结贫困的国家，才是一个真正全心全意追求自由的国家”。
然而，很多人虽然提倡社会公平原则，但是一旦落到具体政策上，却优柔寡断、迟疑不决，难以付诸行动去改变现状。为此，德斯蒙德发起“终结美国贫困”（End Poverty in America）运动，呼吁人们行动起来。人们可以通过相关网站（https://endpovertyusa.org/）了解自己所在的州的贫困状况，参与附近社会组织的活动，力争成为“贫困消除者”（poverty abolitionists）。德斯蒙德说，“贫困消除者是给出解决方案的实干家，是进行计划而不是发表批评，是争取看得见摸得着的胜利而不是嘴上说说就罢了，是真正实践起来而不是单纯表达善意——我们必须组织起来”。
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贫困清除者，也应该成为贫困清除者。例如，消费者在选购商品和服务时，需要考虑生态环境代价，以及由此带来的贫困代价：企业是否雇佣童工、是否有偷税漏税前科，员工是否加入了工会，等等。而在购买股票时，也要规避“恶股”，拒绝那些剥削员工的公司。这个意义上，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是一种伦理行为。当然，这需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德斯蒙德说，“我知道，做正确的事情经常是非常不方便、费力不讨好的。我尝试了，失败了，再次尝试。但是，这就是我们重拾人性的代价”。
最后，德斯蒙德意味深长地指出：“每个人，每家公司，每个机构，如果对延续贫困负有责任的话，就要承担改善贫困的责任。终结贫困是要站出来声援的，是要走上街头争取的，是要做出必要牺牲的。因为贫困是梦想杀手，是能力摧毁者，是对人的潜能的巨大浪费。贫困是一种悲惨的生活，是一个国家的耻辱，并阻碍我们谋求伟大。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的公民，能够且应该最终终结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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