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今天，我们如何纪念范用”

12月25日，“我们如何纪念范用——范用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举行。七位与谈嘉宾，出版人、三联书店原总经理、总编辑董秀玉，出版人、三联书店原副总编辑、《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作者汪家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李频，商务印书馆执行董事、总经理顾青以及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围绕《范用:为书籍的一生》，共同探讨“范用到底留下了什么？”“今日之出版人要何去何从？”等问题。座谈会由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叶彤主持。

“我们如何纪念范用——范用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现场

叶彤

范用(1923-2010)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力深远的出版家，历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副社长，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等职，策划出版《西行漫记》《随想录》《傅雷家书》《干校六记》以及《读书》《新华文摘》等众多重要的书籍与刊物。历览范用的出版生涯，自15岁(1938年)起，便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做练习生，于腥风血雨中开启其出版生涯，自此一生读书、编书、出书、设计书，写书、推广书..……凡七十余年，历经坎坷，唯光明之追求、文化之坚守，始终不渝。

《范用：为书籍的一生》书封

2023年7月18日，范用诞辰一百周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汪家明撰写的范用传记《范用:为书籍的一生》，呈现了先生一生的出版风貌。在作者汪家明看来，该书今日之出版，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化与挑战，刊行此书是为“温故”，更为“知新”。

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中）

三联书店总经理宋志军在发言时表示，汪家明先生在书里有一个论断：范用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或者新时期以来在出版领域贡献最大的出版家，而且对于三联来讲，他也是一位有着承前启后重要意义的领导，影响了三联书店也影响了整个出版界。“我们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今天，我们如何纪年范用？这个问号在一段时期里总是萦绕在我们三联人的脑海之中。这两年，出版界面临非常大的变化。在这个时代，我们更应该回到原点，去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出版，什么是真正的出版人？我想这也是本次座谈会的意义所在。”

“谈到三联的传统，最重要是两条：一条是追求进步；第二条是竭诚为读者服务。

范用先生正是在这两方面继承传统、发扬光大，做出了贡献。历览先生主持推出的作品，大部分都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这在于他对时代和人心有着极为深刻的体察与理解。范用先生的难得之处还在于，他把文化使命和工匠精神结合得特别好，他所体现出的使命担当和文化追求大家有目共睹。在出版事业上，他秉持精益求精的精神，所付出的投入也是当前我们需要学习的。”宋志军说。

“善于把作者变成朋友，又善于把朋友变成作者”

汪家明在发言时回顾说，范用晚年同他走得比较近。“范先生去世后半年，我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说实在的，如果他还在世，我是不会离开三联，因为他肯定很不愿意，他会坚决反对。当年调我去香港工作，他就反对得很，说去那儿干吗？所以我跟他感情还是很深的。”

“我是2002年调到三联书店工作，听闻这个消息，范先生就写了几次信问我，几时来京？他做事有个特点，盯着一件事，会不断问你。给你一个书稿，也会老问出了没有。听说我要调来，他就一个劲写信，我来了以后他还亲自在家里做饭为我接风。当时，范先生有很多出书的愿望都是交给我来完成，比如出了五册《麦绥莱勒木刻连环图画故事集》、《莎士比亚画册》、《爱看书的广告》、《叶雨书衣》、《凭画识人》、《存牍辑览》、《书痴范用》等等，都是他亲自交给我的。《叶雨书衣》文字我提问他回答，录音后整理的。”

汪家明

汪家明介绍说，范用生前交给他编辑出版的《存牍辑览》（四卷本），收录了范用同文人朋友间往来的书信两千封。“范先生生前和友人间的来信得有上万封，这两千封信是他挑选出来的，都是很有内容的，一般的信笺他没有保留。另外，我还查阅了人民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存放的与范先生有关的书稿方案，包括他写的选题报告、编辑计划、审批意见、设计建议以及写给编辑部的信等等。虽然范先生的形迹和风格，出版界早已耳熟能详，但这些内部资料不是外人得见的，通过整理，我写《范用：为书籍的一生》就有了一点底气。”

“我写这本书，对范先生也有了一、两点新的认识。三联书店90年历史长河当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一位是创始人邹韬奋，他是1949年前，老三联书店的代表；另一位就是范用，解放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他是新三联书店的代表。在范先生长达70年的出版生涯中，只有两段加起来不过20多年，是他努力做出版的日子，一段是1938年，他15岁进读书生活出版社，到1949年这十多年是他的‘大学’，一边做出版工作，一边干地下革命，一边还如饥如渴地学习，在汉口和重庆他结识了许多进步文化人士，也经历了许多同志的牺牲，老一辈三联书店创办人的优良品格和职业精神对他有深刻影响。”

“第二段是1978年到80年代末，这十多年是范用人生和事业的巅峰，充分展示了一位追求真理并敢于坚持真理的编辑家的风采，他创办了《读书》杂志以及恢复三联书店独立建制最积极的鼓动者、筹划者和实践者。他是一位职业出版家，一个纯粹的爱书人，对于一本值得重印的好书，他甚至不管能不能联系到作者，签不签协议，总是说先印吧，先印吧。他脑子里根本没有比一本好书立刻出版交到读者手里更重要的事情了。过去出版圈有一个说法，范用先生有‘三多’，书多、酒多、朋友多。其实他还有‘四爱’，他爱书的设计、爱插图、爱漫画、爱音乐。仅从‘三多四爱’看，许多人会把范用当做趣味高雅，带点休闲意味的出版家，但其实我们通览先生的生平，不能忽略他的另一面。”

“这一面有几个明显的表现：一是他出版民主党派人士的作品；第二，出版外国友人的作品；第三，出版港台作家的作品，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同中国台湾、香港的出版界建立联系的出版家；第四，是出版有过坎坷经历的老一辈文化人的作品。在这几个方面，他起到了卓有成效的示范作用，起到了作为一个出版人、编辑家最应起到的社会责任，真正响应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精神。有些书在出版过程中面对了种种压力，在这方面，他无疑是最早、最具眼光、最有勇气的实践者和开路人之一。”

“范先生做出版的一大特点是善于把作者变成朋友，又善于把朋友变成作者。他不但奉行邹韬奋先生提出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店训，也表现了竭诚为作者服务的精神。陈白尘先生、郑超麟先生都说过，作者遇到范用是一大幸事，认为范用作为出版家，可谓是作家真正的知己。反之，很多友人作品的出版也是范先生‘催’出来的，比如赵家壁先生的《编辑忆旧》、王世襄先生、启功先生等人的不少著作，就是范先生先和他们做朋友，之后又催生出他们的书稿。”汪家明说。

“他用行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范用先生是我的引路人。”董秀玉在发言时，几度动情落泪。“1978年，范先生让我去筹备《读书》编辑部，从此我就一直跟着他做出版工作，可以说我的出版生涯都和范先生紧密相关，他一直引领着我向前走，我也参与了他很多的出版工作。先生是很少用话语表达观点的人，他就用行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

董秀玉

董秀玉简单回顾了《读书》杂志创刊的过程。“1970年代初，范用先生、陈翰伯先生、陈原先生等，这几位《读书》杂志的创办人就意识到我们的社会面临着‘书荒’，这是个大问题。创办《读书》的过程中，当时有很多困惑和压力。范先生不像陈翰伯先生有很多观点和理论，他是个行动派，就是明确提出《读书》杂志一定要办。在成立编委会时，编委们都是他请来的，他却提出自己不要任主编，甚至不用进编委会名单，什么名头都不要，却愿意做那些最琐碎、最复杂的事。”

“初创《读书》的几次研讨会，对我的出版生涯来说是打开了全新的世界。出版工作在范先生身上体现为一种文化使命和担当，面对这个工作，要有牺牲、要有勇气，要有巨大的社会责任感。他不会说漂亮话，不会喊口号，更不会渲染自己的情感，就是用实际行动来表明自己的态度。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号提出‘读书无禁区’，可谓是冲破思想禁锢的第一颗炸弹，很快就招致了一些非议和批评。在这个关口，有的意见说要不要等一等？停两期。或者跟哪个杂志合并，走另外一种道路？但范用先生和陈翰伯先生是最坚决的，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们可以挺得住，这是我对范先生第一次真正的认识。在人民出版社时，他的办公室在我的办公室斜对面，他经常吹着口哨从走廊经过，但我和他并没有说过几次话，不知道他为什么在创办《读书》杂志时找到我。他经常给我一个路条，找巴金先生取一个稿件，找李泽厚先生取一个稿件……就是过去师父带徒弟的感觉。”

“创办《读书》杂志的同时，范先生还创办了《新华文摘》，那些年他还主持出版了一批好书，体现了出版家的眼光以及对整个时代的把握与了解。《随想录》出版前，范用给巴老许诺一字不改，他就认定，一字不改。为什么说范先生和作者间结下了很深的交情？作者把书稿放在他那里就是放心，他一定会做到最好。他常跟我们也讲，作者的文稿编辑不能乱改，改动一定要经过作者同意，就是改一个文字也要经过作者的同意。”

“1986年,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后，范用还表现出很多创新意识，认为书店的发展要在新时期有新形态，提出希望成立一个三联书店的联营股份公司。后来我做《三联生活周刊》也是受了范用的影响，没有拿国家一分钱，全部靠集资做起来，前后集资了五次。我们把编辑和印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联营公司只做广告和发行，这样的形式其实范用早在1985年恢复三联书店建制的报告里就提出了。”

董秀玉回忆说，三联书店恢复建制后，范用就退休了。“但他说，没关系，我还可以帮你们。他帮到什么程度？1986年、1987年三联书店出了很多书，那会儿卖书他去；邮购打包来不及，他去；老宁（宁成春，图书装帧设计师）出国学设计，没有带头人，他去顶了半年；‘读者服务日’他次次都是最早来，跟着我们一起擦桌子打扫卫生泡茶，什么都做……范用爱三联爱到了骨子里，为了三联他什么都做，做什么都可以。就是有这样一位榜样在前头，每个三联人都懂得应该这样做事，这样做人。”

“今天，我们如何纪念范用”将会常说常新

陈平原在发言时表示，自己在1984年时同《读书》杂志取得联系。“正是通过这本杂志，我才进入了京城学术界。所以拿到《范用：为书籍的一生》这本书后，我特别关注讲述《读书》创办经过的文章。汪家明先生的这本书是基于三联书店档案、编审档案和来信（范用和其他人的信）写成的，具有权威性——以前讲到这段过往，都是圈内聊天的‘江湖传说’，以后再写论文就可以引用书中的内容做注。”

陈平原

“这本书看到最后很令人伤感，提到范用先生抄写朋友们的信件，抄了一遍又一遍。这背后的心情是，他看着老朋友一个一个都走了……其实是在借抄写老朋友的书信抒发感情的状态。（这样的行为）没有任何功用，因为信就在那，但他不断地抄，我想这里面的用意更多的是像家明所说，用这个办法来排解晚年的寂寞。另外，书中《漫画之大情人也》和《范式贺年卡》这两篇文章写得妙趣横生，相信很多读者都会感兴趣。”

在发言的最后，陈平原也提出了自己的一点建议：“这本书写得了不起，美编也很用心，但这样的小开本适合人们躺在床上随手翻看，是不是在再版时能制作一个开本大一点的，更漂亮的增订本？这样就可以存放在书架上。”

顾青

顾青在发言时表示自己和陈平原的观点不一样，“我希望再版重印的时候不要变，如果是全彩印刷，我想范用先生未必喜欢。上世纪80年代范用先生做书的趣味，其实也影响了三联的趣味。书和书衣要相配，不要搞豪华装修，但品位要高。就像一件平平常常的衣服，穿在读书人身上，依然很高级。《范用：为书籍的一生》内容太棒了，多买一本放在家中不同的位置去读，才是一本好书的归宿，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对三联书店来说，最重要的传统，在我脑子里反映出的四个字就是：以书为命。我刚到商务印书馆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个口号“书比天大”。对于一家出版机构或者编辑部而言，会有多种价值追求，有的可能从发行角度追求码洋、追求收入，有的编辑追求个人趣味，甚至是在考虑个人的进退得失。但我们恰恰最不该忽视的，最重要的就是书本身。三联的传统是以书为命，离开书就死了。这在董秀玉先生身上，在汪家明先生身上，在范用先生身上都可以看到，包括三联一些年轻编辑也是如此。谁一说三联书店不好，说三联的书不好，恨不得跳起来咬人，说翻脸就翻脸。我觉得这就对了，以三联书店为命，以三联的书为命。”顾青说。

王一方

王一方介绍说，最近参加某经济学年会，会上提到一个热词VUCA，“它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首字母缩写。在我看来今天的出版界也面临着这些问题，VUCA时代的出版哲学是什么？难道还是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以千变应百变？如何穿越不确定性、驾驭不确定性，超越不确定性？如何化复杂为简洁，把复杂问题简洁化？如何化模糊为清晰，或者用模糊来对模糊？”

“读《范用：为书籍的一生》，深切体会范用先生的出版精神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他没有计较眼皮底下的考量，而是站在与书籍相伴一生的高度，在思想学术上站在杂家和通家的一路、站在红色出版一路上。先生没有高学历，也没有名校履历，但可以纵横于一流的文人之间谈风论骚，行走于思想文化前沿谋篇布局。这种大气象何以做成？一定是有窍门的。我觉得范先生的窍门应该是批评生活。编辑读稿的过程也是深度学习的过程，是一次有品质的精神阅读，恰恰是精神化的阅读，才能够让他出圈、逃逸，通过反思达到一个新境界。就像先生讲过的，做出版人要通家气象，他的生命、感触、感动和感悟都是十分丰富的。他的一生十分富足，这首先是思想富足。”王一方说。

李频

李频在发言时表示如果一定要追问2023年对于出版史论研究的意义，那就是三联书店在范用先生诞辰百年时郑重推出了汪家明先生撰著的《范用：为书籍的一生》，并举办京沪两地座谈会。“‘今天，我们如何纪念范用’是京沪两地座谈的主题，也是纪念范用百年的核心史论问题。两问合成了纪念、研究范用的基本思想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将是改革开放出版史论的专业问题之一。前一问指向范用的历史价值及其认知，后一问指向认知之后纪念、学习范用的途径和方式，答案更为开放。范用与中国革命出版史、与改革开放出版史，将会常说常新，难有终极答案，只能开放式地逼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