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沈从文同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位曾经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文学大师却有着深深的隔阂，他们从来没有会过一次面，甚至连一次直接的通信都不曾有过。有人说造成他们之间隔阂的原因是两人政治观、文学观的不同，也有人认为是由于性格上的差异，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当年鲁迅与沈从文交恶的直接起因却是缘于一场非常偶然的误会。
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漂”到了北京，成为中国最早的“北漂”一族。这是沈从文一生中最困难的一段时光，读书无路投亲无门，最后只好以“休芸芸”为笔名，将写成的文章向各处投去，赚些零星稿费糊口。此间沈从文认识了文学青年胡也频和丁玲，三个人非常要好，沈从文和丁玲又都是湖南同乡，他们之间便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1925年春夏之交，丁玲因上学无望处境困窘，准备离京回乡，临行前给鲁迅写了一封求助信，大意是说一个弱女子在社会上怎样不容易活下去，她已经在北京碰过许多钉子，但还是没有出路，想请求鲁迅代她设法找个吃饭的地方，哪怕就是报馆或书店的印刷工人职位都可以。
当时鲁迅在文坛已是赫赫有名，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因此也常常有些无聊的人写信骚扰，此前不久就有人冒用“欧阳兰”这个女性的名字给鲁迅写信求助。鲁迅收到丁玲的信时正好刚刚发生了“欧阳兰事件”，鲁迅见状起了疑心，就托几个熟人帮忙打听一下，当时正编报纸副刊的孙伏园觉得丁玲的信字迹面熟：“这个字体好像是休芸芸的字，不过休芸芸是男的，不是女的。”第二天晚上，孙伏园又跑来向鲁迅报告说，岂明先生（周作人）那里也有同样的一封信，而且笔迹很像休芸芸。
原来沈从文、胡也频和丁玲三人都喜欢用硬笔在窄行稿纸上写密密麻麻的小字，字间的疏密及涂抹勾勒方式非常相像，兼之他们的字又都是有点女性的那种特点，特别秀气，所以在外人眼里几乎没有区别。他们三人的这种字体曾闹了许多误会，以至于后来丁玲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章时，编辑叶圣陶还以为是沈从文或胡也频的手笔呢。
鲁迅听了孙伏园的话后误以为真，认为沈从文冒充女人拿他开涮，因此发了脾气，无巧不成书，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胡也频又来拜访鲁迅。当时胡也频正在编一个文学副刊，一位熟识鲁迅的朋友就带他来向鲁迅取经，到了鲁迅寓所，胡也频便先将名片投了进去，谁知鲁迅一见却勃然大怒。原来胡也频正在追求丁玲，为讨恋人的欢心，便将名片印上“丁玲的弟弟”字样，所以鲁迅一下子更生气了，前面丁玲的信是假的，现在又来个“丁玲的弟弟”，这是什么意思？后来丁玲在《鲁迅先生于我》一文中回忆说：“这一天，他（胡也频）只去看鲁迅，递进去一张‘丁玲的弟弟’的名片，站在门口等候。只听鲁迅在室内对拿名片进去的佣工大声说道：‘说我不在家！’他只得没趣的离开，以后就没有去他家了。”
鲁迅对此事极为愤慨，把账都算在了沈从文身上，他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信中里都用了一些尖刻的语言对沈从文进行挖苦、讽刺。1925年7月12日，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这样写道：“这一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欧阳兰也常如此。”鲁迅文中所提的“欧阳兰”是北大学生，曾以女人名字发表文章，也曾给鲁迅写信求助，孙伏园还误认他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
对此一无所知的沈从文事后得知这一消息同样也生了气，几年后沈从文在《记胡也频》中这样写道：“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后来，与鲁迅有联系的一位编辑荆有麟从胡也频那里证实了确有丁玲其人，而且在北京无以为生，已回湖南老家去了，便将这情况告诉了鲁迅。鲁迅心中的疑团和误会这才涣然冰释，对此鲁迅还觉得对不住丁玲：“那么，我又失败了。既然不是休芸芸的鬼，她又赶着回湖南老家，那一定是在北京生活不下去了。青年人是大半不愿回老家的，她竟回老家，可见是抱着痛苦回去的。她那封信，我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
鲁迅虽然知道自己也冤枉了沈从文，但不知是疏忽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竟一句也没有提到对沈从文表示歉意的话。这就更加深了沈从文的不满，以至于在鲁迅生前沈从文始终不愿与其见面，按理说他们应该是有不少见面机会的。
你知道民国教授薪水是多少？
大学教授是民国期间一个非常体面的职业。当然，说这个职业体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经济原因，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大学院制定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教授月薪最低400元。那个年代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大学教授们过着非常优越的物质生活，当时的政府哪怕财政捉襟见肘，也不曾亏欠这些学者们的薪水，他们的幸福生活常常令后人感叹不已。辅仁大学有个名教授英千里，他在辅仁任教的同时还兼着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课程，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先生最多的时候一月能拿1000多块大洋，多年以后，英千里的儿子英若识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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