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长与宽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宋代经济史，因此今年主要阅读和向大家推荐的著作大多集中在经济史领域。人类的经济活动十分多样，也几乎没有人能够真正避开“经济”范畴而独立。跨学科研究和通俗写作向来在这一领域频出，研究者的路径、视角和写作方式可谓丰富多彩。无论以实证、理论还是讲故事为重点的著作都不乏别出心裁、可圈可点者。我在今年的阅读书目中，特别挑选以下三种兼具学理探析和阅读趣味，讨论的时代又较为宽广或贴近当下的著作，向大家稍作推介。

[美]比尔·莫勒主编：《货币文化史》（全6册），文汇出版社，2022

这是有系统性体例、系统性写作计划的一套书，40多位作者从上古写到当下的数字货币，最后一册《现代数字革命与货币的未来》的作者们还或多或少地畅想了一番货币发展的诸多可能性，真正做到了站在此刻，连接遥远的过去和遥远的未来。

外国新著译介入国内的速度近年来越来越快。这套沉甸甸的六卷本《货币文化史》出版于2019年，简体中文版于2022年陆续上市，足以让研究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而大小适中的开本、图文并茂的版式、平实的写作方式也使它比较容易被大众接受。按年代分为6册，每一册覆盖大致相似的主题和框架是该套书的一大特色。《希腊罗马时期钱币的诞生与权力象征》《中世纪黄金的盛宴与贸易兴起》《文艺复兴时期假币盛行与信任危机》《启蒙时代货币泡沫与价值反思》《帝国时代殖民主义与货币大变革》《现代数字革命与货币的未来》，读者既能跟随作者们的笔尖从头至尾梳理一遍货币发展史，又能各取所需，想看哪段看哪段。

如果只把这套书视作单纯的经济史或经济类著作，无疑忽略了书名中“文化”二字的分量。在货币的经济职能之外特别重视其文化意义，我认为是《货币文化史》通过6册百万字要“灌输”给读者的核心观念。主编比尔·莫勒是一位人类学家，此书为何从货币的文化属性切入因此很容易理解，毕竟没有多少学科比人类学更在乎文化。说得更有“意义”点，这套书的确有填补国内空白的意义，议题试图在钱币学、货币史、人类学之间找到平衡。某本所谓的“货币史”大多只能体现一种学科背景，而这套书能够兼顾，显然与主编定下的写作框架和庞大作者群精彩的发挥密不可分。

货币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越来越局限于经济领域。如果说纸币上好歹还有图案、签名等一系列尚具文化属性的符号，那么数字货币和各种数字移动支付手段则让货币只剩下一串串毫无性格的阿拉伯数字。仿佛货币的全部文化价值就是存款数字大了让人开心，数字小了让人难过而已。

在数千年之久的传统社会中，货币承载着大量文化价值。铸币上敲谁的头像、选什么图案、用什么铭文、写什么字体之类的形式问题只是文化价值的表层，而用哪种货币彰显权力、哪种货币在祭祀中献给神或祖宗，为什么某地人选只认同某种材质制作货币，甚至货币的面额大小如何确定、以什么为单位等问题都极具研讨深度和价值。说得极端些，为什么货币会产生，搞不好也是一个文化问题。

古代货币的功能、形态是多元的，民族差异、宗教差异、代际差异、阶级差异、种族差异甚至性别差异都能让货币呈现不同的样态。换言之，除了具有价值尺度、交易媒介等抽象的经济功能，货币也是一样样实实在在、各不相同的物品。每个读者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每个人、每种文化当然也对货币认识不同。观察货币的差异和多样，其实正是在观察人类社会的多样性。那种仅讨论货币的经济功能，或只强调古今货币一脉相承、演进有序、本质一致的书写，无疑将遭到《货币文化史》的坚决阻击。

当然，该书也有一些缺憾。正如主编比尔·莫勒在序言中所说的，该书所述在地理上基本以欧洲为中心，这就让书中所涉及的货币文化多样性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另一方面，破除陈见，展示了货币历史的丰富多样性之后，这套书并没有“立”住一些新东西。怎样从货币入手，形成理解当时经济、财政、社会的某种新脉络，我想是下一步研究应该着手的话题。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宏观和理论上整理出新的头绪。

[日]渡边信一郎：《中国古代的财政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

此书赫赫有名，我早先读过日文原版。作者本人的文风不算简明，因此当时我读得磕磕绊绊，根本吃不准许多内容到底理解得对不对。2023年此书简体中文版杀青付梓后，遂第一时间入手，惊喜地发现译者功力深厚，译文毫无生涩之感。原本的“难点”几乎一扫而空。

这倒不是说因为译者为书增色，所以原文写得不行。事实上，作者渡边信一郎是日本在世东洋史学者中最优秀者之一，学术著述颇丰、观点十分鲜明，取得的成就也很大。他在学习过程中对于马克思、黑格尔、韦伯、阿尔都塞等世界一流学者的作品研究甚勤。研究的成果落实在行文中，便体现为理论性很强，有一套自己独有的解释框架。除了该书，作者还曾出版《中国古代社会论》《中国古代国家的思想结构》《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中国古代的乐制与国家》等许多重要成果。这些成果的选题乍看之下一点儿也不相关，但出发点多半是回应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社会形态，要弄清楚中国古代国家到底是如何实现社会统合与支配的。无论财政、礼乐、思想还是王权，都是围绕上述研究出发点的必要层面。看似杂乱无章、四处出击的研究，其实共享一套解释框架，逻辑体系十分严密。

也就是说，读者阅读渡边信一郎的著作时既可以关注作者究竟如何论证具体的历史问题，又可以跳过琐碎的细节直接从大框架入手，关注作者提出的概念和模式。

《中国古代的财政与国家》分为三部十五章，各部以“汉代的财政与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财政与国家”“隋唐时期的财政与帝国”为主题。从该书讨论的年代范围可知日本东洋学使用的中国“古代”概念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史”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横跨汉唐的研究范围已足够宽广，这在史学研究愈发精细化的当下尤为难得。

作者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汉唐之际的国家财政活动究竟如何统合社会，以及反过来社会中的人和物如何参与（或者说被组织）到国家财政活动之中。概括说来，当时国家财政要向社会抓取两项东西，一是物、二是人，而归根结底是人。所谓物，无外乎粮食、布帛等供输国家财政的物品；所谓人，其实是人提供的劳务，包括修缮公共工程、运输赋税、兵役。物品当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会自己改变形态，因此需要人生产；物品没有长脚，自己不会运动，因此需要人为财政调拨提供劳务。所以谁能更强有力地抓住人，谁就更有可能在国家财政上取得成功。特别是如果国家常年在边境地区枕戈待旦或浴血奋战，边境地区无法提供足够的物资补给、劳动力和兵源，那么官方就要组织大规模、长距离的物资和人员调动，国家机器就以此为中心运转起来。

作者总结汉唐，提出中国古代国家由京师核心区域—内部区域—周边军事区域的层级框架构成。来自内部区域的百姓或输送自己生产的财物，或作为士兵在京师和边境负责军事防卫，他们具有生产者、运输者和士兵三重身份。唐中后期，这一体制开始走向解体。这一解释框架足够有趣，亦有足够强的讨论延展性。当然，但凡要拉大框架就可能无法关照一些较小的细节。例如西汉模式能否套用给东汉，正像以往某些宋史研究以北宋的情况代表两宋，现在看来自然需要修正和走向深化。但是，框架的意义恰恰在于给后来者启发，无论认同或商榷都不可能视而不见。

[意]亚历山德罗·韦斯皮亚尼亚、[意]罗西塔·里塔诺：《算法与预言：复杂科学如何预测和改变未来》，中信出版社，2023年4月第1版

这本小册子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以经济史为主题，而是关怀人们如何使用算法预测和改变未来。不过，推荐此书肯定不算离题。一来有人把史学称为今人对过去的想象，想象过去和想象未来又有什么本质差异呢？无论向前看还是往后看，人们都是基于一定的资料，做出逻辑自洽或看起来自洽的推断。二来在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新技术不断介入史学研究的背景下，学习一些新知识总归不错。“数字人文”这一新学科方兴未艾，人们正为所谓“E-考据”得出的新奇结论啧啧称奇或满腹狐疑的同时，OCR技术结合机器学习批量化识读、录入、释读文本，ChatGPT等内容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通过自然语言与用户展开“讨论”等新的技术风暴又扑面而来，让人应接不暇。对于传统行业的从业者和爱好者来说，达不到动手会用的程度目前看起来问题不大，但面对新鲜技术至少可以了解其原理做到心中有数吧。

更何况，该书关心的话题是人们如何使用算法预测和改变未来，根本目的是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从古至今，人们对于这一目的的渴求大概从未停止。从追问凶吉的甲骨文卜辞到预测流行病传播趋势的数学模型，主事者谁不想求得哪怕一星半点“天命”，以让“尽人事”的效果更好？从这点来看，今人与古人的意图甚至做法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技术进步让古今效果拉开了差距，也让我们以今人愈发清晰的思路和做法为参照物，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古人那些略显粗糙，以及受困于落后技术之下的活动。

该书的第一作者亚历山德罗·韦斯皮亚尼亚是一位复杂网络科学家和计算流行病学家，曾经带领科研团队建模预测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等令人闻之色变的“坏家伙”的传播趋势。作者首先叙述预测如何从“占卜”变成科学，指出了推进变革的两大关键因素：一是复杂系统科学，学者利用数学、物理学、统计学等工具，分析社会问题；二是包括算法在内的信息技术，大数据的革命性进展让人们前所未有地实时获取并分析海量数据。工具与资料齐备，预测的科学性、准确性自然大幅提升。

接下来的几章主要讲他人和作者自己如何利用上述工具与资料真刀真枪地分析实务。具体包括预测新书销量，预测流行病的爆发时间、传播路径和危害程度，预测美国大选结果，以及说明当代人几乎无时无刻不受到算法的预测，每时每刻都笼罩在以智能手机app为代表的信息获取与分析工具的控制之下，这一并不那么直观的事实。

章节至此，我认为该书只能算是一本合格的读物。街头巷尾铺天盖地的广告和不少生活实例每天都在展示大数据、算法对于人们的生活有多么大的帮助。相较那些空洞乏味的溢美之词，作者的叙述显然更为客观、更有细节，却还是在呈现“好”的一面。而该书的中文序、第五章“人工智能的陷阱”和第七章“管理我们的未来”则通过冷静的分析一下子提升了格调。无处不在的大数据、高度依赖算法实施的社会治理，带来的问题可不只有失去个人隐私。如果有一百种弊端，丧失隐私说不定只是其中最微不足道的一种罢了。作者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是“我们经受着因使用和控制算法的能力存在差异而导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很多人工智能的算法自认为能思考，但实际上它们不过是在重组偏见”，二者显然直接关系社会治理的成效。这就回到了我认为该书最初的问题，如何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我们甚至有必要停下来，倒回去追问：什么才是更好的社会治理？我想，每一位研究赋役、基层组织、物资流通、生产关系等问题的经济史学者无疑都在追寻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