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应辜负的独立、自由与……激情

《暮色将尽》，[英] 戴安娜·阿西尔著，曾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后浪，2022年7月版，240页，49.80元

英国著名女编辑和作家戴安娜·阿西尔（Diana Athill，1917-2019）的《暮色将尽》（Somewhere Towards the End: A Memoir，2008）原书名是“Somewhere Towards the End: A Memoir”，如果直译就是“走向终点的某处：回忆录”。中译本的书名较好地传达出原书的写作动机和主要内容——作者在第一章说得很清楚：“我们想要尽力延长凋零过程，以至于有时候凋零甚至比成长所经历的时间还长，因此，在这一过程中会遭遇什么，如何能尽力过好这一凋零的时光，确实值得深思。……而我，正行走在这一凋零的路程当中……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不来记录？’因此，我写了这本书。”（12-13页）所谓行走在凋零的路程中，指的是人生的暮色将尽、漫长的死亡暗夜就要到来的时分——作者写作本书的时候已经八十九岁，出版于2008年。由于家族遗传长寿基因，作者平安活到一百零一岁，于2019年1月在伦敦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去世。作者在这本小书中从步入人生暮年的各种心理变化说起，在回忆过去与面对当下的率性论述中探讨了衰老与死亡、爱情与性生活、婚姻与生育、阅读与写作、宗教与艺术等重大话题，个人的人生经历、对自己的事业、爱好、成就、缺憾的审视和对世界以及他人的观察与思考则是一条贯穿于其中的叙事主线。这本不到十万字的小书是一本类似回忆录式的人生沉思录，讲述如何诚实地回顾自己的人生以及如何坦然面对衰老与人生终点。书中为读者展现了一种特立独行、优雅洒脱的女性人生，让读者看到一个激情与理性并存的知识女性如何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中保存着独立与尊严。

关于性意识的觉醒、爱情经历、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在阿西尔的心目中是很重要的，因此在书中有很多相关论述。她坦承这“曾在我的生命里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18页）。常人难以想象的是，她宣称自己从四五岁就开始谈恋爱，十五岁的时候就以成年人的身份坠入爱河。浪漫爱情与艳遇伴随着她的一生，甚至在六十多岁以后仍然能够开始一段长达七年之久的性爱经历。阿西尔说自己在四十多岁之前发生过很多艳遇，有的很短暂，有的维持得稍长，关系总是很友善，几乎都很令人兴致勃勃，“没有一次走到足以伤害我的程度”。在与最后一个性伴侣萨姆的关系中，她认为“我们真正的、最重要的共同点是谁都不想爱上对方，或为别人平静的心灵负责任。我们甚至不需要太频繁的见面，心知肚明对方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38-39页）

阿西尔拥抱爱情却不希望把双方关系捆绑在一张婚姻书上；她与性伴侣发生关系也是建立在双方的共同需要与平等、独立的基础上，不认可也不考虑世俗道德舆论的看法。总而言之，阿西尔关于爱情、性意识和性伴侣关系的观点可能是有争议的。她显然认为可以既享受情爱的乐趣，同时也可以逃脱婚姻的责任，她称作是一种“快乐豁免”。在她这里没有什么“忠诚内疚”，更不存在“剩女焦虑”，需要的只是建立在独立、真诚、平等和自由的关系之上的快乐原则。

不过与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 1937-）的《美杜莎的笑声》（Le Rire de la Méduse，1975；米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比较起来，阿西尔的英国风格还是显得相当平实、内敛。埃莱娜·西苏是法国68年风暴中的女性风云人物，《美杜莎的笑声》是被称作“女性主义伟大论文神话”。她提出“女性写作”的著名口号。从身体经验到写作意义，西苏力图唤醒所有女性读者的共鸣。对于年近九十岁的英国女性阿西尔来说，难以再有西苏的那种喷薄而出的法式语言激情，但是她在冷静与幽默中的平实风格仍然能够使人感到生命的内在激情仍然在流淌。

阿西尔曾经是一些著名作家的书稿出版编辑，所付出的努力和贡献使她成为在英国出版界有一定影响力的编辑。但也无需刻意强调她如何“发掘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与作者之间建立的是一种信赖的、自由交流的关系。与在个人情感生活中坚守独立与自由的原则相同的是，阿西尔在处理工作关系的时候也尽力在理性和克制的基础上维护自己的独立与尊严。在本书编者撰写的“导言”中对这一方面有比较集中的论述。在二战后阿西尔与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André Deutsch）共同创立了英国知名的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多伊奇是阿西尔在战时为BBC新闻部工作时认识的，曾有过短暂的情人关系，后来一直以朋友和合作伙伴的关系共同经营出版社。两人的分工也很明确，多伊奇狂热地负责出版的商业运作，阿西尔的兴趣和热情只在于做一名好编辑。她以敏锐的文学判断力和眼光，发掘、引进了波伏娃、阿特伍德、菲利普·罗斯、厄普代克等一系列杰出的作者，成为很有影响力的文学编辑。但是她对于工作和生活的界限有明确认识，认为“个人生活比工作更重要，我并不为这个理念而感到羞愧——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第4页）。这对于在流行文化中被过分神化的女强人叙事来说，阿西尔的清醒认识很值得思考。

阿西尔与多伊奇的分工与合作虽然延续了五十多年，但是在男性中心的职场氛围和多伊奇的个人性格的笼罩之下，阿西尔难以为自己争取到应有的权益。她清醒地认识到不公平的存在，同时也深知反抗的艰难：“我在很大程度上被‘取悦男性’的社会环境塑造着，许多和我同龄的女性一定会记得，我们常常以男性的目光来审视自己，我们明白，如果我们变得坚定而自信，做出在男人看来‘可笑无聊’的举止，那将会发生什么。”（同上）阿西尔作为二十世纪女性主义作家的声誉名副其实。“……她同样是那个时代极少数清醒而坚定地以践行自我为人生首位的女性。”（《暮色将尽》导言，第6页）这是对阿西尔的公正评价。

在回首往事的时候，阿西尔认为自己一生中有两件最主要的憾事：一是内心深处有一个“冷酷的点”，二是“懒惰”：“这两件憾事真实存在，但并没有怎么太折磨我……我活到了这样一个阶段，现在只关心如何度过当下。”（200页）其实她的所谓懒惰是懒得像许多人那样争夺功名利禄，这既是一种世界观，同时也是性格使然。这对于以成就事业为目标的人生来说或许是一种憾事，但是获得的回报是人生的自由和洒脱。像她这样的有影响力的编辑仍然会被利用和剥削，但是她没有让这种产生于男性社会、职场竞争的不公平折磨自己的精神生活，而是坚守着对于生活的热爱与对精神品格的执着。只有这样，作为一名身处矛盾境遇中的知识女性才能挖掘出人生的真实价值和生活的根本合理性。

对于阅读小说，阿西尔的兴趣有一个变化过程，从中也可以看到时代的文学阅读趣味在某一侧面的变化。不少对该书的评论只是侧重于关于老年心境的“暮色”叙事，反而忽视了作为著名文学编辑阿西尔的阅读与写作经验。年轻时候阿西尔几乎只读小说，在她五十多年的编辑生涯中最感兴趣的也是小说，“没什么比才华横溢的小说家的第一部作品更让我兴奋战栗的了”（155页）。这是作为文学编辑最真实的感受。在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 年代间，阿西尔喜欢阅读的是或多或少能反映她自己生活的小说，“如果小说的核心人物和我不是一类人，我就不会读”（156页）。对于某种曾经喜欢的小说类型的阅读兴趣也会有变化。她谈到曾经流行的NW1小说——这是居住在伦敦西北NW1邮政区的居民（大都是知识分子、时髦人士、时尚新闻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写的或描写他们的生活的小说，她有好几年沉迷其中，“享受爱情故事或其他关系里的每一个瞬间，此类书对这类关系的观察非常精确”但这类小说对她的刺激也会逐渐减弱，感觉变得平淡了，因为她对于它们所描写的那种爱情关系已经太了解了。“现在大部分小说依然聚焦我周围这些女人的爱情生活，这也就意味着我对大部分当代小说完全没兴趣。”（157页）这是文学阅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阅读投射心理，只是程度有不同，但也应该说这样的阅读趣味还是狭窄了一些。

幸好阿西尔也没有完全被这种个人生活的投射心理控制了自己的阅读眼光，比如对奈保尔、菲利普·罗斯、文学巨人如托尔斯泰、艾略特、狄更斯、普鲁斯特、福楼拜、特罗洛普——在这里她把十九世纪英国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1815-1882）也归入“文学巨人”行列，因为觉得他被严重低估了——就不会因为描写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生活而失去阅读的兴趣（158页）。阿西尔在谈到有些书使她心智游荡、兴趣扩展的时候，认为最好的例子就是关于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题材，这是颇有意味和启发性的一种阅读视角。她谈的第一本书是由汉弗莱·詹宁斯（Humphrey Jennings）在1937年开始收集素材、由他女儿玛丽·卢等人在他死后多年整理出版的《万魔殿：当代观察家眼里机器时代的来临，1660-1886》，这本书在1985年由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出版，阿西尔是该书的编辑。阿西尔说她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放不下来，“它让我清晰地看到发现和成就的欢欣由于随之而来越来越多的利益驱使，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果；看到理想主义如何倾覆而成为贪婪和肮脏”（160页）。她指的是贪婪的利益动机最终导致工业革命的成就背离了理想主义的初衷。该书出版后《纽约时报》发表了评论，作者说许多关于工业革命及其影响的论述已成为教科书的陈词滥调，而这本《万魔殿》反映了一种不寻常的深刻感受，它传达了工业主义的英雄诺言以及毁灭性，还有就是科学的人文精神趋向非人性化的危险（约翰·格罗斯，1985年12月27日，引自https://wikii.one/Pandaemonium_%28Jennings_book%29）。在这里我们还可以联系到英国作家劳伦斯 （ David Herbert Lawrence ）写于1913至1917年的小说《恋爱中的妇女》（出版于1921年）和捷克作家卡莱尔·恰佩克（Karel Caper）创作的科幻戏剧《万能机器人》（1920），都是在二十世纪早期对科技工业文明一旦失去人性关怀的基本价值原则所导致的人类文明危机的预警与批判。

另外，使阿西尔大开眼界、开心之极的还有被誉为“英国陶瓷之父”、十八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伟大领袖之一”的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 1730-1795）的传记和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进化论的主要奠基人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的书信。她认为韦奇伍德的生命见证了人类历史上通过科学技术朝向伟大、杰出的事物的时刻，而在达尔文的书信中（尤其是他在年轻时写的那些）“不仅说明了他不断增长的天才，而且说明了连最平凡的生命，那些乡村医生、牧师、乡绅、商人们，也被科学的涟漪所搅动——人们到处敲打岩石、收集贝壳、解剖植物、观察鸟类。就是这种通过科学观察来学习的热情……。”（162页）话说得平淡，但是她的被搅动的心情也跃然纸上，在她讲述自己如何热爱园艺、如何热爱狗狗、如何倾心于观察自然的过程的时候可以看到阅读与生活相互影响的乐趣。

阿西尔关于阅读的体验和看法很有一种源自英国中产阶级家庭背景和剑桥大学教育熏陶的气质，通过阅读而体验人生、理解人性、培育自我，在她是非常真实的生活方式。她讲述自己的阅读兴趣、品味的时候都是从很朴素的个体经验出发，不受书友圈的影响，相信只有自己真实的阅读体验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在她对书的评论中不会掺杂了空泛的修辞或心灵鸡汤式的表白。

作为文学编辑的阿西尔更把她对小说的阅读兴趣与编辑和写作的角色结合在一起。当谈到英国当代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的时候，她说“她如此契合我熟悉的人和事，所以我一直想出版她的书，也想读她的书”。因此当她听说韦登菲尔德出版社把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书稿要去了就气坏了（157页）。她也经常为《文学评论》写文章，虽然稿费不多，对日常开销帮助不大，但是她感觉到写评论会让你在面对一本书的时候真正打开心扉——这是她引用英国女作家丽贝卡·韦斯特（Dame Rebecca West,1892-1983）的一句话，说得真好。“除此之外，写评论还促使我阅读那些可能不会去读的书籍。”（152页）这也是写书评的人常常能够获得的益处。

在从编辑岗位上退休之后，七十多岁的阿西尔自然而然地转换了人生中的主要角色，成为一名主要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素材、以回忆录与思想随感相结合为主要文体的作家。她在九十多岁时出版的合集《人生课堂》包括了四本不同角度的回忆录，分别是《暮色将尽》《长书当诉》《未经删节》和《昨日清晨》。之前她也曾经写过小说，也为它感到骄傲，“但总的来说，这完全是一件惊人的艰巨工作，我发誓永远也不再写小说了。这件事只不过证明了任何一个能写作的人，被逼急了也能挤出一本小说来……纵然如此，我也非常清楚我不是小说家”（175页）。这话对于那些一直在码字但从未尝试写过小说的人来说，恐怕说不清是鼓励还是泼冷水。

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阿西尔在“暮色将尽”之时对写作这件事的认识和感恩之情：“我觉得自己晚年最好的部分，一直到现在都存在着，这让我觉得稍微有那么点不同寻常。这就是我有幸发现了自己的写作能力。我倒没觉得自己的写作能力有我的朋友罗丝·哈克那么好，她在一百岁高龄时成为了英国年纪最大的报刊专栏作家（她为《卡姆登新闻》写作），但我觉得这种写作能力会陪伴我一阵子，至少能到我九十岁生日吧！简直无法想象该如何描述我对这一事件的感激之情。”（171页）应该说，在阿西尔的一生中，与爱情、性爱相伴的是阅读、编辑和写作——所有这些既是命运的赐予，也是人生中的努力与能力的证明。

全书的最后一章颇有一种生存意义论的哲理思考色彩。阿西尔先是感慨于“生命的宽广及其中蕴含的多样性”，但随即提出了消解性的质疑：个体生命如此渺小，当我在思考、打字、写下我“这样”和我“那样”的时候，真的有什么意义吗？存在到底有什么意义？她的回答看起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不论每个个体和‘自我’如何渺小，他、她、它都是生命用来表达自我的载体，透过这样的表达，为世界留下某种贡献。……我们应该记住，尽管微乎其微，但每个个体确实有真实的贡献，不管贡献有益还是有害，这就是我们应该不断往正确方向努力的原因。”（213页）

读完这本小书之后，深感到阿西尔所讲述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如何在人生的暮色中“让自己好好变老”的故事，而更是关乎生命中不应辜负的独立、自由与激情的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