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士人阶层诞生之日起，其人格结构中就隐含着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承担社会责任与守护心灵自由。孔子是最早一批士人的代表人物，他念兹在兹的是“克己复礼”，其周游列国、游说诸侯，为此；删述六经、收徒讲学，亦为此。然而，孔子又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批“体制外”的知识人的代表者，拥有自由思想的权利与对心灵自由的向往，其“吾与点也”之志正是其向往心灵自由的证明。
就整个先秦士人阶层而言，可以说老庄之学（特别是庄子）更多地表达了对于心灵自由的向往与追求，而儒、墨之学则更多地表达了对社会责任的承担精神。具体到一个士人思想家身上，就往往是二者兼具而有所侧重。这说明对于士人阶层而言，入世与出世、社会责任与心灵自由、集体主体与个体主体两种选择乃是基于士人人格的深层矛盾，是一种根深蒂固、难以消弭的人格冲突的表现形式。这就意味着，在先秦的士人阶层和秦汉之后的士大夫阶层来说，这两种人格倾向都潜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至于哪种倾向显露出来并形成某种话语系统的强大内在动力，则要看具体社会条件与士人阶层的境遇。
士人阶层人格中的这两种基本倾向之间构成一种内在的张力关系，维系着整个人格结构的某种平衡，二者缺一不可。当集体主体，即从社会责任出发来言说的那个角色，受到挫折之后，其负面的或消极的心理能量可以通过个体主体，即对从人心灵中自由出发来进行言说的那个角色予以宣泄，从而使倾斜的人格恢复平衡。孔子周游列国，处处碰壁，其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极为渺茫，于是自然生出“吾与点也”的冲动；屈原以楚国的长治久安为己任，忠于君主，勤劳王事，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于是以哀婉瑰丽的《离骚》宣泄之。但总体言之，士人或士大夫的这种维持人格平衡的方式亦受历史条件的制约而呈现历史性特征。
武氏祠汉画像拓片
汉儒身处与先秦士人大不相同的文化语境，其解决人格矛盾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言之，汉儒寻求实现个体价值以保持内心平衡的方式较之先秦士人似乎更多了一些选择。
首先，“做学问”成了一条普遍的路径。由于在汉代先秦儒家修习的“六艺”都成了经典，而这些经典由于年代久远，许多文字已难明其义，再加上传承过程的增删改窜，就更是错讹百出，又经历了秦火之灾，于是就有了一门章句训诂之学应运而生了。
“做学问”，尤其是求真的学问，对于知识阶层而言，是使心灵完满自足的最佳方式之一。汉学，主要是传注之学、章句训诂之学，即在此期形成，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就其主流而言，汉学是一门“求真”的学问，目的是探求经典之原意。对于知识阶层而言，“求真”常常就是最终目标，汉儒开创的“汉学”这一门学问，就成为许多读书人一生追求的目标，所谓皓首穷经就是这个意思。经学固然与做官相关，是一条仕进之路，但是也有许多儒生一心向学，终身不仕。例如，党锢之祸之后的郑玄，绝意仕进，编注群经，成为一代经学大师。经学大行于世，渐渐形成了完备的评价系统，士大夫在这个领域中可以得到肯定，从而实现自身价值，于是经学也就成为他们心灵寄托的一种方式。 当仕途多舛、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渺茫之时，他们就会回归经学之中，以保持心灵的宁静平和。
在儒生中，因知世事不可为，遂绝意仕进，专心学问者所在多有。翻翻《后汉书·儒林列传》，诸如被时人题目为“居今行古任定祖”的仁安、习《京氏易》与《古文尚书》的孙期、传《毛诗》的孔子建、习《古文尚书》的杨伦等，或中道辞官归隐，一心向学，或埋头经书，终身不仕。对这批儒生的心态，孔子建回答劝其出仕为官的好友崔篆的话是很好的注脚：“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从所好，不亦善乎！ 道既乖矣，请从此辞。”做官是一种志向，做学问也是一种志向；做官是一种爱好，做学问也是一种爱好，二者均足以令人安身立命。这说明，在汉代“做学问”已经被相当多的士人视为职志了。
除了“做学问”之外，实践儒家伦理、砥砺名节，在人格修养上追求至善境界也是汉儒保持人格完满自足的重要方式。汉儒普遍重名节，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突出的。特别是东汉时期，士大夫视名节如性命，常能独自反省，自觉压制私欲，努力实践儒家伦理纲常。这近似于先秦儒家的“道德超越”。像陈蕃、陈寔、李膺、范滂、郭太、赵壹等人无不人品高洁、蔑视权贵，成为世人之楷模。这些人在实现政治理想方面遭遇挫折，但在道德上却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在天下士人的敬仰中他们也会产生一种自我实现的感觉，从而达到内心的完满自足。自古以来，对于领导着社会主流文化的知识阶层而言，道德上的优势地位始终是他们优越感和自信心的主要支撑。
除了“做学问”与追求道德上的优势地位之外，汉儒还有一种保持人格张力平衡的重要方式，那就是创造性书写。中国古代从汉代开始才有“作者”“文人”“诗人”的自觉意识。先秦诸子虽然著书立说，却没有明确的“作者”意识，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孟子是“不得已”的，庄子是“以卮言为曼衍”的，都不是明确的作者意识。东汉时期人们才开始有作者意识，这在王充的《论衡》中表达得很清楚。“诗人”这个词在西汉以前基本上都是指《诗经》作品的作者而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到了东汉，才开始指时人之作诗者了。“文人”这个词在先秦典籍中是指那些有好品德的先祖，到了东汉才开始指善于写歌诗辞赋之人。这都是因为，此时的书写，特别是辞赋、歌诗、史传、论说诸种文章的写作，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
光绪元年清刻本《论衡》
由于多种原因，楚文化在汉初具有重要影响，再加上帝王们的特别爱好，因此辞赋创作在汉代成为影响巨大的文学样式。辞赋与后世的诗歌词曲创作相比似乎更多地表达了某种集体意识，缺乏个体的细腻情感，这是不错的，但是即使如此，辞赋创作也还是成为士大夫实现自身价值的另一种途径，成为消弭因政治理想不能实现而造成的挫折感的有效手段。
西汉时期，除了高祖、武帝等帝王们偶作歌诗之类，士大夫的创造性书写主要是辞赋。士大夫的辞赋创作看上去是为了投帝王之所好，是为了“润色鸿业”，但实际创作过程，从布局谋篇到遣词造句，则是艰难的。刘勰云：“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拟诸形容，则言务纤密；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文心雕龙·诠赋》）颇能概括辞赋创作的甘苦。因此西汉的辞赋之作虽然的确没有表达多少个人情趣，但也确实是艰难的文学创作，而且是自觉的创作，其中蕴含了士大夫们的审美趣味。
辞赋的大规模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士大夫阶层的发展历史上同样是一件大事。这说明这个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获得了一种新的言说方式，一种新的书写方式，他们可以通过这种言说及书写与帝王、与社会建立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不是政治的、经济的，也不是道德的，而是美学的，是一种趣味的联系，一种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联系。建立这种联系的意义在于：士大夫可以通过一种无直接功利作用的方式实现自身价值了，在他们的精神世界中从此多出了一个维度，这一精神维度的重要性在于：魏晋以后直接导致文学艺术大繁荣的文人趣味正是从这里衍生而出的。
司马迁
在汉代，有人已经意识到建功立业与文章书写是士大夫实现自身价值的两种不同的方式。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旨在揭示仕途困窘对于书写的刺激作用，王充则意识到仕途畅达对书写的负面影响：
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何暇优游为丽美之文于笔札？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马长卿不预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虚》之赋。扬子云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经》，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长卿、子云为相，赋玄不工。（《论衡·书解》）
司马迁和王充从相反的角度论证了同一个道理：建功立业或事功与文章书写之间呈现出一种反向作用的关系，事功有成者，文章无成；文章有成者，事功无成。这说明，对于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阶层来说，文章书写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是作为事功的补充而存在的，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司马迁写出流传千古的鸿篇巨制，却郁郁而终；杜甫诗名满天下，却总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书写的补偿功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不得志”的心理缺失，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那种深刻的挫折感。这就意味着，“文人”是“士大夫”的补充身份，永远不能取而代之，而且永远处于“附属”地位；“文章书写”是“事功”的补充行为，永远不可能居于事功之上。
本文摘自《两汉文艺思想史》。
《两汉文艺思想史》（三卷），李春青、姚爱斌/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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