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上海摩登 —— 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李欧梵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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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绘上海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 ..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 NEON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
这是茅盾的著名小说《子夜》的开头，原稿的副标题是 “一九三○年，一个中国罗曼史”。小说的背景城市是上海。而一九三○年的上海确实已是一个繁忙的国际大都会 ———世界第五大城市，上海又是中国最大的港口和通商口岸，一个国际传奇，号称 “东方巴黎”，一个与传统中国其他地区截然不同的充满现代魅力的世界。在西方，关于上海的论述已经很多了，而大量的 “通俗文学 ”又向她的传奇形象馈赠了暧昧的遗产。不过，它们除了使上海的魅力和神秘不朽之外，也成功地使这个城市的名字在英语中成了一个贬义动词：根据 Webster’s Living Dictionary，动词 “上海 ”意味着 “被鸦片弄得麻木不仁，随后被卖给需要人手的海船”，或者是，“用欺骗或暴力引发一场打斗”。同时，这种流行的负面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又被中国左翼作家和后来的一些学者强化了，他们同样把这个城市看成罪恶的渊薮，一个外国 “治外法权 ”所辖治的极端荒淫又猖獗的帝国主义地盘，一个被全体爱国主义者所不齿的城市。因此，只要聚焦在 “华洋的有钱有势阶层是如何非人地剥削城市下层人 ”这个问题上，把任何关于上海的描述，在理论上读解成一种马克思主义甚至后殖民理论话语，都不会太艰难。
尽管我本能地受到这种带 “政党立场 ”的划分方式的影响，我其实是有些怀疑它的笼统性的。像茅盾，这个所谓的左翼作家，他是中共早期党员，在上引他的小说的第一页就透露了一个矛盾的信息：外国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上海虽然很可怕，但这个港口熙熙攘攘的景象，还是渗透出了她无穷的能量：LIGHT，HEAT，POWER！在我看来，茅盾希图用他的华丽笔触来传达的光、热、力这三个词，再加上 NEON（霓虹灯），在中文本中用的是英语，显然强烈暗示了另一种 “历史真实”。它就是西方现代性的到来。而且它吞噬性的力量极大地震惊了主人公的父亲，使这个传统中国乡绅快速命赴黄泉。事实上，小说的前两章，茅盾就大肆铺叙了现代性所带来的物质象征：三辆一九三○式的雪铁龙汽车、电灯和电扇、无线电收音机、洋房、沙发、一支勃朗宁枪、雪茄、香水、高跟鞋、美容厅、回力球馆、Grafton轻绡、法兰绒套装、一九三○年巴黎夏装、日本和瑞士表、银烟灰缸、啤酒和苏打水，以及各种娱乐形式：狐步和探戈舞，轮盘赌、咸肉庄、跑狗场、罗曼蒂克的必诺浴，舞女和影星。这些舒适的现代设施和商品并不是一个作家的想象，恰好相反，它们正是茅盾试图在他的小说里描绘和理解的新世界。简单地说，它们是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的表征，而像茅盾那一代的都市作家，在这种进程中都表现了极大的焦虑和矛盾心情。毕竟，英文 Modern（法文 moderne）是在上海有了它的第一个译音。据《辞海》解释，中文 “摩登 ”在日常会话中有 “新奇和时髦”义。因此在一般中国人的日常想象中，上海和 “现代 ”很自然就是一回事。
所以我的探讨就只好从这里开始：是什么使得上海现代的？是什么赋予了上海中西文化所共享的现代质素？
这些问题在不同的读者那儿会有不同的回答。那个时期居于上海的西方人会认为这是势所必然的，因为他们在这个特别通商口岸的环境中居住，自然使得上海城的现代性变为可能。而另一方面，对中国居民来说，情形要复杂得多。政治上讲，一个世纪以来（1843 —1943），上海一直是个被瓜分的通商口岸，城南（指城墙围起来的城区）的华人区和闸北区被英美的公共租界和邻接的法租界切割了，一直到二战期间的一九四三年才有一个定论，盟约国和中国最终签署了结束租界的协议。在这些 “治外法权 ”地带，经常是 “华洋杂处”，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截然不同的。这两个世界之间也有桥梁、电车和电车道以及别的公共街道和马路相连，这些道路是那些势力超出租界范围的西方集团修筑的。边界有石碑为记，但在那迷宫似的街道和房子中间，它们一般都很难被辨认。那些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有：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馆、豪华公寓及跑马场，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象征着几乎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
从鸦片战争甚至更早开始，这种接触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就很大，因为它不仅导致了西方入侵和帝国主义统治，而且随即在全民族和各地区间掀起了由精英分子领导的变革。当然，这样的论述很普遍，而至今都未引起学者足够重视的是西方文明在物质层面上对中国的影响。
关于西方文明，十九世纪下半叶那些变革心更切的清朝官员和知识分子，显然是把它诉诸他们变革话语中的 “用”语，即张之洞所概括的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按上海历史学者唐振常先生的说法，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层面比它的 “精神 ”层面更容易被中国人接纳，至于上海人对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形式的接受，明显遵循一个典型步骤：“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
事实上，现代都市生活的绝大多数设施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开始传入租界了：银行于一八四八年传入，西式街道一八五六年，煤气灯一八六五年，电一八八二年，电话一八八一年，自来水一八八四年，汽车一九○一年以及电车一九○八年。
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已和世界最先进的都市同步了。
在文化上要定义上海的国际大都市地位有些困难，因为那关乎 “实质”和“表象”。马克思主义者习惯于把所有这些生活生产方式的构造称为“上层建筑”，但很显然，因为受经济因素的决定，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产和消费过程的产物。在上海，这个过程同时还包括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因为新的公共建筑所产生的文化活动和表达方式的扩展，还有城市文化生产和消费空间的增长。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论述已经很多，但文化方面尚待详细考查。我相信有必要在这些新的公共构造和空间基础上，结合其对上海外国和本国居民日常生活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重绘一张上海的文化地图。在这一章，我将描述一些重要的公共建筑和空间，它们对本书以下所要探讨的人物与文本至关重要。
外滩建筑
“今天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城市有如此多样的建筑荟萃，它们屹立在那儿，互相形成对照。”这段话出自一个曾在此长住的 “老上海 ”专家，她暗示了上海本身就有新与旧、中与西的对照。然而，这并不意味 着中国人占据着旧城区，而西洋人占据着现代租界。一九二八年，西洋公园臭名昭著的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规定终被废除，自此，公园对所有人开放。事实上，租界人口主要还是华人：一九三三年，城市人口是三百一十三万三千七百八十二，其中的外国人仅七万左右，而住在租界的中国人有一百四十九万二千八百九十六。不过，华洋之间在日常生活和休闲方式上仍有区别。“上海的中外居民出于共同利益，在工作中可能会互相协作，但通常，他们各自打发休闲时间。”其实，对中国居民来说，外国租界并不是森严如 “另一个 ”世界，所谓的 “十里洋场”，一个被西方资本主义所统治的纸醉金迷的 “异域”。其实 “十里洋场 ”这个词甚至还进入了现代中文词汇。
“十里洋场 ”的中枢是外滩，即入港口面朝黄浦江的一条堤。它不仅是港口，而且也是英国殖民势力的一个窗口。外滩的风景线处处点缀着英国建筑，尤为醒目的是：英领馆最早的大楼，建于一八五二年，一八七三年重建；汇中饭店；英国上海总会有世界最长的酒吧台；沙逊大厦和华懋公寓；海关大楼（1927）以及汇丰银行（1923）。尤其是后两幢大楼的富丽堂皇完美地展示了英殖民势力。汇丰公司的宏伟大厦是当时世界上的第二银行大楼，新希腊风格，由公和洋行设计并于一九二三年完工。“六十二英尺宽的阶梯从街口一直通向大门，原本两侧有铜狮子，一个做吼叫状，另一个很安静。”“它们的鼻子和爪子被路过的中国人摸得很亮了，因为华人相信那会给他们带来好运。”这种经常提到的 “摸狮子 ”仪式隐含着很明显的资本欲望：作为英帝国象征的铜狮子被铸造得金光闪亮，它们代表着帝国所积累的财富；而它作为护身符又时时刻刻鼓励着当地人追财逐富。新建的海关大楼，也是新希腊风格，当时大楼还没建成，一九二七年的《远东经济观察》这样描述它：
门廊是纯粹的陶立克风格，灵感来自雅典的巴特农神庙。在腰线的排档间饰上将被画上船只和海神，多数装饰是象征性的。三层到七层的垂直线非常醒目以此来增加高度，和汇丰银行大楼长长的水平线形成对照。塔楼的主体是石头建筑，以此来衬托大钟。
并且，为了强调殖民色彩，这钟还是依照伦敦议院塔的 “大钟 ”而建的。除了 “文革 ”期间，该钟自一八九三年以来，每四小时敲一次。
从以上描述可以清楚看出，外滩的绝大多数英属大厦都是依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在英国流行的 “新古典风格 ”建造或重建的，这种 “新古典风格”在英国代替了早期的维多利亚式的哥特（Gothic）风格和英国手工艺术运动的 “自由风格”。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和南非各邦的首都也是以这种风格建设的。作为英国自身市政厅的主导风格，“新古典主义 ”有意识地与罗马帝国和古希腊联系起来。诚如梅特卡夫（Thomas Metcalf）所说，“对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来说，用古典形式来诠释帝国精神是非常自然而恰当的，因为在欧洲，令人联想到希腊和罗马的古典风格是表达一个帝国的建筑语汇 ”。古典主义的复兴说明了 “帝国的繁荣兴盛”，尤以一八九七年维多利亚女王执政六十年的狂欢庆典为代表。然而，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维多利亚的荣耀时代结束了：英国不再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商业帝国。美国这个新兴的国家，在征服菲律宾群岛后，开始向太平洋地区拓展她的势力。在早期的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时，美国是不能与英帝国抗衡的。但到三十年代，上海公共租界的建筑风格已经开始争奇斗艳：英式的新古典主义建筑虽然还主导着外滩的天空线，但代表着美国工业实力的更具现代风格的大楼已开始出现了。
事实上，到二十年代晩期，外滩已出现了三十多幢比殖民大厦更高的多层大楼，那是美国现代建筑材料和技术的产物。它们主要是银行大楼、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最高的是二十四层高的国际饭店，由著名的建筑师邬达克（Ladislaus Hudec）设计，他最初在美国克利建筑公司工作，从一九二五年起开设了自己的事务所。邬达克 “新奇典雅的风格给上海建筑增添了真正的丰采”，这已被他设计的许多大楼所证实：除了国际饭店，还有二十二层高的四行储蓄会、慕尔礼拜堂、花旗总会、宏恩医院、怡和啤酒厂和三家电影院，包括新修建的大光明电影院。槡国际饭店、华懋公寓和沙逊大厦，还有像大光明这样的新电影院，百乐门大舞厅和百乐门影院，美琪电影院以及许多其他公寓大楼等等，这些现代建筑的外部和内部都采用了当时盛行的装饰艺术风格。约翰逊说：“上海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装饰艺术大楼的城市。”高高的摩天大楼加上内部的装饰艺术风格在上海滩留下了另一种新的建筑印记，那是纽约的风格，但上海可与之媲美。
在很多方面，纽约是摩天大楼和装饰艺术风格最具代表性的大都市。她最高的大楼，像洛克菲勒中心、克莱斯勒大厦，以及帝国大厦，都是在上海高层建筑建成不久前完工的。虽然上海的摩天大楼不及纽约的高，但它们与纽约的大楼非常相像。这种美国印记也许是因为上海有美国建筑师和建筑公司，另一个原因很可能是好莱坞电影，因为摩天大楼的剪影和装饰艺术几乎成了歌舞剧和喜剧舞台设计的内景。槞装饰艺术是欧美在两次大战期间的一种典型建筑风格，它强调 “装饰、构图、活力、怀旧、乐观、色彩、质地、灯光，有时甚至是象征”。当装饰艺术被移植到美国城市，尤其是纽约时，它成了 “飞翔的摩天大楼最重要的部分，而摩天大楼则成了现代的大教堂”。装饰艺术和摩天大楼的结合导致了一个特别的美学风潮，这与城市的现代性相关，因为它们所包含的精神是 “又新又不同的，激动人心又背离正统，以‘享受生活 ’为特色，表现在色彩、高度、装饰或三者合一上”。当它被引入上海的西洋文化时，装饰艺术的铺张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英帝国势力和美资本主义之间的一种新的斡旋方式，因为它一方面提示着旧罗马，另一方面又象征着美式的时代新精神。所以，这种建筑风格不再一味强调殖民势力，它更意味着金钱和财富。此外，装饰艺术还传播了一种新的城市生活方式：在中国人的眼中，住在那些金光闪闪世界里的男男女女，他们穿着时髦的衣服，用着梦幻似的家具，本身就代表着某种 “异域 ”诱惑。也许美国杂志《名利场》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它在上海的外文书店有售，而且成了上海的一些作家例如施蛰存、徐迟，特别是叶灵凤，最喜欢的杂志，而它也有助上海的资产阶级确立起一种摩登的概念。我们只要稍为浏览一下几期该杂志，就会知道它的图片（当然有装饰艺术）和内容（比如穆杭的文章），是如何被迅速搬入中文世界，改头换面出现在上海的摩登杂志上。
如果这种被粉饰的颓废风格在美国城市可以成为 “爵士乐时代 ”和 “咆哮的二十年代 ”的典型象征，就像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在他的小说中所描绘的，它在中国读者和电影观众那儿却依然是一种幻象：这是一个梦幻世界，交织着向往和压抑。中文里的 “摩天大楼 ”字面意思就是通向天空的神奇大楼。作为工业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可见标志，这些摩天大楼也可被看成是对上海景观侵入最厉害的外来品，因为它们不仅俯视着老城区的普通民居（一般都只有二三层高），而且和中国的建筑美学发生了很大冲突，因为中国建筑向来不追求高度，尤其是作为日常居住的房屋。因此，也就不奇怪，这些摩天大楼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漫画、素描和电影里，摩天大楼总是作为社会经济不平等的证据，表现高和低、穷和富。当时一幅叫《天堂和地狱》的漫画画了一幢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顶楼有两人很显然是在观看地上破茅房边的一个乞丐。在另外一部由著名艺术家张光宇创作的漫画中，两个乡巴佬在国际饭店的背景前交谈，他们的对话是方言：
乡巴佬 A：“这么高的房子，给谁住啊？”乡巴佬 B：“看来你确实屁都不知，这是给黄浦江涨潮时准备的！”
一本关于上海的格言有如下的条目：“上海有二十二层高的外国大楼，也有棺材似的茅房。只有这两者的结合才能显示出 ‘东方巴黎 ’的东方特色”； “神经质的人认为上海会因为这些又高又大的外国建筑而在五十年里沉到地下。”正如道格拉斯（Ann Douglas）在最近的一本书里所描述的，这些反应和纽约人的幸福自豪感是形成强烈对比的。
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所有这些高楼，直接地或想象地，都高不可攀。大饭店主要是为富人和名人服务的，他们大多是外国人。当时的一本《中国指南》上写着：“这些地方和我们中国人无甚关系 ..而且，这些西洋饭店里上层阶级的气氛是非常庄重的，每一个步伐和手势都是有规定的。因此如果你不懂西方礼仪，即使你有足够的钱，也不值得去那种地方丢人现眼。”不过，西洋饭店的 “异域感 ”并没有阻碍 “指南 ”的作者王定九兴致勃勃地谈论摩登的电影院和舞厅，谈论 “购物”，买新衣服、洋鞋、欧美化妆品和新百货大楼里的昂贵毛皮。看上去作者很欢迎新兴的购物潮流，他兴奋地告诫读者如何最大限度地赢利，如何获得最大的满足。
百货大楼
虽说豪华的西洋饭店主要是为外国人服务的（不过国际饭店开张时，成千的中国人拥去看热闹），但公共租界的一批多层百货大楼却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人，尤其是 “四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它们都是海外华人投资的。里面的电梯会把顾客送往各个楼层，包括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旅馆及有各种表演的游乐场。因此这些商业大楼是兼有消费和娱乐功能的。游乐场的设计可能受到 “大世界 ”的影响，后者可以被视为一个娱乐总汇，六层楼高，有当地杂耍、食品店，后来又有了电影院，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在英文杂志《中国观察》上有一篇写上海百货公司的特殊文章，作者可能是中国人，叫欧大卫，他用先施公司做例子，写了百货公司 “特殊的创业史”。开公司这个构思最早可能来自一个从澳大利亚新威尔士来的叫马应彪的商人，他回到香港后 “开始创办一个公司，引进 ‘定价制度’，取消在中国商人中传统的讨价还价方式，并且向公众承诺最大的公正和真诚”； “因此该公司取名 SINCERE（真诚），即先施公司”。从香港的六层楼商店开始，先施迅速在其他城市开了分公司。文章结尾的评论十分奇妙：
一般的西方人倾向于认为上海是有些原始的，如果不说半开化的话。（在西方人心目中）这个城市往往与手推车和帆船等类的发展联在一起。但令新来者吃惊的是，他们会看到最新款式的劳斯莱斯驶过南京路，停在堪与牛津大道、第五大街、巴黎和平大道上的百货公司媲美的商店门前！游客一上埠，就会发现他们家乡的所有商品在上海的百货大楼里都有广告有销售。 Jaeger名牌毛衣和 BVD牌内衣陈列在一起，卖 HOUBIGANT香水的下面一层店面， FLORSHEIM牌的皮鞋又紧紧地吸引着顾客的视线。上海百货公司里的这种世界格局足以在中外商店前夸口它是 “环球供货商 ”. .谁能说在把 “大上海 ”建得 “更大 ”时，百货大楼没有出它的一份力？
西方游客如果走进面对面开在南京路上的先施或永安（分别于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开张），一定会体验到另一种形式的激动 ———为吸引顾客的激烈竞争。先施首创了新的各种货物大主顾销售，它也是第一家雇用推销小姐的商店。永安在它七层楼高的商店里引进了先施的全套销售策略，并于一九三二年建了一幢十九层高的三角形摩天大楼，其中配备了所有的最新设备：高速电梯、暖气和空调。第三大百货公司新新于一九二六年开业，其广告词是 “本城唯一提供高等质量，上好服务，合理价格的理想商店 ”。为了商业竞争，新新发明了一种新的广告噱头：在六楼的一个玻璃柜里放一收音机，这样顾客就能听到著名歌星的演唱。第四大百货公司大新于一九三六年在一幢全新的大楼里开业。
所有这些百货公司都在公共租界的主干道南京路或附近，这是不足为奇的。如果说外滩是殖民势力和财政的总部，那么由外滩而西的南京路就是它的商业中枢：“南京路是上海的牛津大道，第五大街。”当地人至今叫它为 “大马路”，也即第一大街，以此来表示它特殊的地位。很快，电车和无轨电车及公共汽车成了这个城市的最主要交通工具，因此主干道上的地皮猛涨。在一九一○年代晚期，它的东区就已是最繁华的商业区。一个叫达温特（Reverend Darwent）的人写的 “一九二○年上海手册”上是这样描述这条街的：
南京路当然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街之一 ..我想游客一定会惊奇 ———这大概是他的第一印象 ———路上都是中国人！1000000中国人对少得多的15000西洋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新来者会惊奇地发现他几乎遇不上一个可以问路的外国人。外国人都在办公室。女人在家或在马车里。他会意识到，尽管外国影响很大，但这是中国，街上成千上万的都是中国人。另一个会给游客印象的是交通。
下面是一组来自市政局（工部局）的数字，系南京路和江苏路交叉口的流量平均统计，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日，从上午七点到下午七点：人力车14663，行人30148，四轮马车942，汽车1863，独轮车2585，二轮车527，自行车772，小马车129，电车754。
这条街的传奇声誉因为这些新的百货大楼而更加声名显赫，这些 “半外国的豪华商店其与众不同处在于”，里面 “中外产品交织 ..银饰品、丝绸、缎子、毛皮都种类繁多。上述商店每家在开业那天一般报道都有十万美元的柜台收入”。对外地游客而言，在南京路的百货公司里购买现代的奢华品是必要而令人神往的仪式。如果他们真去了，就可以在先施饭店的一百一十四间客房里找一间住，“中式房是一至二块半美元一天，西式是二至六美元一天”。
上海现代生活的物质消费指南可以在无处不在的广告上找到，这些广告有的被霓虹灯照着，有的贴在临街的店铺上，还有的是五花八门地印在报纸杂志上。由此，它们也产生了一门物质文化的 “符号学”。比如，我们可以从《良友》画报无处不在的广告上，轻易地为现代城市家庭的日常开销和享受列一张单子：各类食品（如桂格燕麦，宝华干牛奶）、洗衣粉（Fab）、保健药品（如韦廉士大医师粉红药丸）、电锅和自动汽炉（如广告标明 “近来多数中国人将煤灶换成自动汽锅，该产品特别适合中国家庭冬季之用，以确保全家健康”）、药、香水、香烟、相机、留声机和录音机（Pathé和 RCA牌）及其他。也就不用说那些无处不在的汽车广告了。自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一年，私家车成倍地增加，从一千九百八十六辆增加到四千九百五十一辆。据报道，先施公司甚至用车子接送他们的特选顾客。上海城的这幅现代消费图一定很让当时住在内地农村的中国人震惊，因为上海似乎具备 “仙境 ”的一切，一个充塞外国货和外国名字的 “美丽的新世界”。事实上，它在沈从文的著名讽刺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中成了靶子，书中外国姑娘阿丽思在这个遥远的城市居然会感到很自在！
自然，消费还和闲暇和娱乐相联。而娱乐场所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尤其是电影院、咖啡馆、戏院、舞厅、公园和跑马场。虽然西式饭店和中国人的生活很有距离，电影院、咖啡馆和舞厅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某种程度上，它们向中国居民提供了除传统之外的休闲和娱乐方式，虽然老城区的本地戏院、饭馆和茶馆，以及妓院继续保留其传统并在中国人中发挥影响，不过，源自外国租界的休闲和娱乐方式与传统的一起构成了上海城市文化的中心部分，并且在本书将要探讨的作品中成了最常见的背景。因为电影的特殊意义，我将辟专章讨论上海的电影文化。
咖啡馆
作为一个在欧洲，尤其是法国，充满政治和文化意味的公共空间，咖啡馆在三十年代的上海被证明同样流行。像电影院一样，它成了最受欢迎的一个休闲场所。当然，它是西式的，一个男男女女体验现代生活方式的必要空间，特别是对作家和艺术家来说。很显然，这种习惯和风格最初来自上海的法租界。当英国统治的公共租界造着摩天大楼、豪华公寓和百货公司的时候，法租界的风光却完全不同。沿着电车轨道进入法租界的主干道霞飞路，整个景色也显得越来越宁静而有气氛。霞飞路取自法国将军名，他在一战期间阻止了德军入侵。道路两侧种了法国梧桐，你还会看到各种风格的精致的 “市郊 ”住宅。据当时的一本英文指南说，这里的和平安宁是法国政府要求的：“法国当局比公共租界强硬多了，他们拒绝商人在住宅区做生产开工厂。”相反，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教堂、墓地、学校（包括施蛰存、刘呐鸥和戴望舒学习过的著名的震旦大学）、法国公园，还有电影院（包括恩派亚、国泰和施蛰存小说里写到过的 “巴黎大戏院”）、咖啡馆。当地的一个咖啡馆常客这样说，在霞飞路上， “没有摩天大楼，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建筑”，但“醉人的爵士乐夜夜从道路两侧的咖啡馆和酒吧里传出来，告诉你里面有女人和美酒，可以把你从一天的劳累里解放出来”。
有意味的是，当公共租界忙于展示高度的商业文明时，法租界却在回顾文化的芬芳，高等的或低等的，但永远是法国情调，比英美更有异域风味。当然，法国文化的特殊魅力得以传播，与中国的一批亲法作家很有关系，像曾家，父亲曾朴儿子曾虚白，他们一起于一九二七年创办了 “真美善 ”出版社，这个名字的灵感直接源于他们对于法国的浪漫派作家的印象。曾朴曾跟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将军陈季同一起研究过这些作家，而那个将军曾在法国居住和写作多年。尽管晚清著名小说《孽海花》（1905）的作者曾朴，从不曾踏上过法国的土地，但他不懈地在他的书店居室里创造他自己的法国世界。那书店在法租界中心，马斯南路115号。下面的引文很能说明他对法国热情洋溢的想象：
马斯南是法国一个现代作曲家的名字，一旦我步入这条街，他的歌剧 Le roi de Lahore和 Werther就马上在我心里响起。黄昏的时候，当我漫步在浓荫下的人行道，Le Cid和 Horace的悲剧故事就会在我的左边，朝着皋乃依路上演。而我的右侧，在莫里哀路的方向上，Tartu f f e或 Misanthrope那嘲讽的笑声就会传入我的耳朵。辣斐德路在我的前方展开 ..让人想到辣斐德在 La princesse de Clèves中所描绘的场景和 MémoiresInteressants中的历史场景。法国公园是我的卢森堡公园，霞飞路是我的香榭丽舍大街。我一直愿意住在这里就是因为她们赐我这古怪美好的异域感。
曾朴不仅希图把他的出版社办成一个法国文学图书馆，还想把它变成一个文化沙龙，他把朋友和门生召集起来，一起探讨他最喜欢的法国作家：雨果（Victor Hugo）、法朗士（Anatole France）、李尔（Leconte de Lisle）、乔治 ·桑（George Sand）及洛蒂（Pierre Loti）。曾朴的儿子曾虚白曾生动地回忆道：
我家客厅的灯不到很晚是很少会熄的。我的父亲不仅特别好客，而且他身上有一种令人着迷的东西，使每一个客人都深深地被他的谈吐所吸引 ..谁来了，就进来；谁想走，就离开，从不需要繁文缛节。我的父亲很珍惜这种无拘无束的气氛；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处处像一个真正的法国沙龙。
曾朴书店沙龙的客人和朋友都成了亲法分子。其中像李青崖、徐霞村、徐蔚南成了著名的翻译家；另外多数是作家、诗人和出版家，像邵洵美、徐志摩、田汉、郁达夫、《银星》杂志的编辑卢梦殊；以及美学家傅彦长、朱应鹏和张若谷，他们比曾朴更进一步，把法国和西方的异国风味结合进民族主义者的论述：
他们认为上海的特殊情形将最终提高整个民族的美学修养。因为上海是那样的充满异国情调，与中国的其他地方那么不同，她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文化的实验室，以试验一个崭新的中国文明是否可能。
中国的亲法分子是否成功地把他们的文学沙龙变成了哈贝马斯（Habermas）所谓的 “公共空间 ”还是存疑的。但无疑上海的作家把咖啡馆当作朋友聚会的场所。从当时记载和日后的回忆看来，这种法国惯例加上英国的下午茶风俗在当时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日常仪式。下午茶时间的选择经常是出于经济的考虑，因为两手空空的作家和艺术家常去的几家咖啡馆都在饭店里，那里下午卖的咖啡、茶和点心都比较便宜。张若谷，这个狂热的亲法分子，最喜欢去的地方有这些：南京东路上朝着新新百货的新雅（喝茶，吃点心），最著名的巧克力店沙利文（喝咖啡、可口可乐，吃巧克力和冰淇淋），静安寺路口的德式咖啡店 Federal（喝咖啡，吃蛋糕）， “君士坦丁 ”俄式咖啡馆（喝正宗的阿拉伯黑咖啡）和国泰戏院对面的 “小男人”，那里布置富丽，女侍也年轻貌美。但很显然，张若谷最钟爱的地方是 “巴尔干”，法租界另一家俄国人开的咖啡馆，那儿的咖啡比贵族化的马赛尔和 Federal都要便宜，在那里，他和他的朋友可以消磨很长时间，而不至于被侍者赶走。
张若谷的一本取名《咖啡座谈》的散文集里，他这样说：
除了坐写字间，到书店渔猎之外，空闲的时期，差不多都在霞飞路一带的咖啡馆中消磨过去。我只爱同几个知己的朋友，黄昏时分坐在咖啡馆里谈话，这种享乐似乎要比绞尽脑汁作纸上谈话来得省力而且自由。而且谈话时的乐趣，只能在私契朋友聚晤获得，这决不能普度众生，尤其是像在咖啡座谈话的这一件事。大家一到黄昏，就会不约而同地踏进几家我们坐惯的咖啡店，一壁喝着浓厚香淳的咖啡以助兴，一壁低声轻语诉谈衷曲。 ———这种逍遥自然的消遣法，“外人不足道也”。
张若谷总结了去咖啡馆的三种乐趣：首先，咖啡本身的刺激，效果 “不亚于鸦片和酒”；第二，咖啡馆提供了与朋友长谈的地方，“此乃人生至乐”；最后也很重要的是，咖啡馆有动人的女侍，她们的文学形象是因郁达夫翻译莫尔（George Moore）的《一女侍》而首次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并且在一九二三年大地震前因为东京的酒吧和咖啡馆的女侍而变得非常著名。然而，张若谷并不仅仅把咖啡馆当作 “现代城市生活的点缀”和“一个很好的约会地点”，他把它和电影院、汽车一起看成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认为它比后两者对现代文学的冲击还要大。他骄傲地提到一些他心爱的作家，像莫莱亚（Jean Moréas）、戈蒂耶（Théophile Gautier）、侣德（Maxine Rudé）、雷彦（Henri de Régnier），说他们都是顽固的咖啡嗜好者。
至于徐迟，这个三十年代的年轻诗人，萌芽期的现代派，他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新雅，当然，那儿贵多了。严格地说，新雅不算咖啡馆而是一家餐馆，但下午四点至六点，二楼的餐厅成了喝下午茶的好去处。有时候，这种聚会会招来三十多个作家和艺术家，他们分坐五六张桌子，熟识的人之间互相走动聊天。他们在六点左右都得离开以便侍应铺晚餐桌子。按徐迟的说法，当时他们这些作家、艺术家和出版人爱去的地方大约有半打，他自己喜欢去的除了新雅，还有静安寺路上的 D．D．Café，霞飞路上的复兴馆，这两家都是白俄移民开的。张若谷甚至写了整整一篇文章题名《俄商复兴馆》，他设计了这样一个剧情：“三个打扮入时的年轻男人，就像 ‘都会三剑客 ’那样，开一辆车，带着一个时髦的现代女子，她看上去就像吉士香烟广告上的美人，一个南方姑娘，有一双又黑又大的眼睛，长睫毛，纤手指。”接着，其中的一个男人就这个咖啡馆发表了如下的看法：
坐咖啡馆里的确是都会摩登生活的一种象征，单就我们的上海而言，有几位作家们，不是常在提倡 “咖啡座谈 ”的生活吗？大家一到黄昏，便会不约而同踏进他们走惯的几家咖啡馆。这里的 “俄商复兴馆 ”和那边的 “小沙利文”，是他们足迹常到的所在，他们一壁慢吞吞的呷着浓厚香淳亚拉伯人发明的刺激液质；一壁倾泻出各人心坎里积蓄着的甜蜜，彼此交换快乐的印象，有时在红灯绿酒之下，对面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向他们细细追诉伊的已往的浪漫事迹，轻听一句两句从钢琴和提琴上发出来的旋律……
张若谷写这篇文章的时候（1929），上海文学似乎整个地沉浸在 “咖啡馆 ”风潮里，不仅有张若谷的文章、郁达夫的译文，还有田汉的戏剧《咖啡店之一夜》以及无数的文学作品。田汉甚至给他的新书店 “南田剧社 ”登广告时，说里面有一家咖啡馆，“女侍者的文学素养好，可以让顾客在喝咖啡的时候领略好的文学作品，享受交谈的快乐 ”。自然，所有这些异国情调都体现在他们波西米亚的自我形象上。张若谷在画家和诗人倪贻德的小阁楼里做客时，开玩笑地说道：“这间屋有鲁道夫画室的风味，但真遗憾你缺了一个陪伴你的咪咪。”田汉甚而在他编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第一部分中放了些 “波西米亚 ”似的角色，这些人最终在电影主题曲的伴奏下，奔赴战场，而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作品简介：
《上海摩登 —— 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李欧梵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
本书重塑了摩登上海的文化肖像，开启都市文化研究新方向
先锋的“都市漫游者”们如何身处都市又不被淹没？
一番从文学角度的上海“重构”，与你共襄这座城市的现代、奇幻与浮纨
明明是一部极其严肃的文学批评专著，有时候却更像一本书写上海的颓废放荡的小说，或者像一篇妖艳华丽的散文，厚重的文字铺展开来又形成一张时空错落的文化地图，将上海这座城市在大时代中悲情传奇的命运细细勾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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