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位同我非常亲近的年轻夫人十分中肯地谈到雨果的缪斯对丑恶的偏爱。
她说：“维克多·雨果的缪斯让我想起那篇描写一个古怪公主的童话，这个公主只愿嫁给世上最丑陋的男人，为此她在全国发布告示，命令所有丑陋畸形的小伙子作为招婚对象于某日在王宫前聚集……于是，那一天来了各种各样的丑八怪，我相信，在他们当中可以遇见雨果作品中的人物……果然，卡西莫多把新娘领回了家。”
人和世界的两面性规定了戏剧两种必然不同的轨道。但是，不论艺术是选择此一轨道或彼一轨道作为竞技场，它都不会偏离对现实的观察和表现。
苔丝狄蒙娜
《奥瑟罗》
阿里斯托芬可以运用无限自由的想象鞭挞雅典人的罪恶和愚蠢，莫里哀可以对轻信、吝啬、妒忌、迂腐、贵族的傲慢、市民的虚荣和德行等弱点品头论足，重要的在于，两位诗人处理的是完全不同的题材，一个把整个生活和整个民族搬上了舞台，而另一个则将私人生活的事件、家庭的内幕和个人的笑料搬上了舞台。
戏剧题材的这种差异，乃是由时间、地点和文明的差异造成的……但是，无论对阿里斯托芬还是对莫里哀，现实生活、真实世界，永远是艺术表现的根基。
点燃并维持他们诗意灵感的，是他们所处时代的风尚和观念，他们同胞的恶习和愚蠢，总而言之，是人的天性和生活。因此，喜剧来源于诗人的周围世界，而且它比悲剧更紧密地贴近于外部世界的现实生活……
莎士比亚则不然。
在他那个时代的英国，戏剧的素材，即自然和人的命运，尚未从艺术的手中获得上述那种区别和分类。如果诗人想对这一素材进行加工，把它搬上舞台，那么，他就是整体地采用素材，包括其中的一切混合因素和对立因素，至于观众，他们也绝不会在欣赏趣味方面抱怨这样一种表现方法。只要符合真实，喜
剧因素作为人的现实的一部分就无处不表现出来。
在莎士比亚喜剧的女人身上，如同在男人身上一样，激情完全没有在悲剧中所显示的那种可怕的严肃，那种宿命论的必然性。
米兰达
《暴风雨》
在喜剧里，小爱神虽然也系着一道绷带，背着一袋箭，但这些箭与其说装上的是些致命的尖头，不如说是彩色的羽毛，而那小神也时不时地越过绷带斜着眼睛看人。
在那里，火焰不是燃烧，而是闪耀，但火焰毕竟总是火焰。正如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一样，在他的喜剧中，爱情也完全具有真实的特征。
是的，真实永远是莎士比亚的爱情的标志，无论她以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她可以叫米兰达、朱丽叶，或者甚至叫克莉奥佩特拉。
朱丽叶
《罗密欧与朱丽叶》
当我不是有意而是偶然地一起提到这些名字时，我想说明的是，她们也标志着三种最重要的爱情典型。米兰达是这样一种爱情的代表，她能够超越历史的影响，像开放在只有仙履才能踏入的纯洁土壤上的花朵，展现出她最崇高的理想。爱丽儿的旋律塑造了她的心灵，对于她，感性世界不过是一个凯列班的丑陋可怕的形象。腓迪南在她心中激起的爱情，因此原本不是质朴的，而是具有永恒的忠贞，天然的、几乎令人惊愕的纯洁。
朱丽叶的爱情如同她的时代和环境一样，更多地具有一种中世纪的且已经向文艺复兴盛开的浪漫情调，它色彩绚烂有如斯卡利格尔的宫廷，但同时也坚强得像那些伦巴第的贵族（日尔曼人的血液使他们青春焕发，正因如此，他们才爱得有力，一如他们恨得有力）。
朱丽叶代表一个青春的、尚有几分粗野、却富于生机的、健康时代的爱情。她身上整个渗透着这样一个时代的热情和坚信，即使墓穴里的腐烂之气也不能动摇她的信念，熄灭她的火焰。
至于我们的克莉奥佩特拉，唉！她却代表一个病态的文明时代的爱情，这个时代的美已经枯萎，她的头发尽管卷得精巧秀美，涂着芬芳四溢的发油，但还是辫进了一些灰白的头发，这个时代急不可耐地要把那快要干涸的圣餐杯倒空。这种爱情没有信任，没有忠诚，却因此而更加放荡，更加炽烈。这个急躁的女人恼怒地意识到这种欲火难以熄灭，于是就火上浇油，酩酊大醉般地坠身于熊熊火焰之中。她是胆怯的，但却为奇特的破坏欲所驱动。
克莉奥佩特拉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
这种爱情永远是一种疯狂，或多或少是美丽的；但在这个埃及女王身上，它却上升为极其可怕的疯狂……这种爱情是一颗飞逝的彗星，拖着光焰的尾巴，在广阔无垠的天空中划过，即使不毁坏同一轨道上的一切星体，也会使它们惊骇，最终它像一团烟火，悲惨地噼啪作响，迸裂为成千上万粒火花。
是的，你就像是一颗可怕的彗星，美丽的克莉奥佩特拉，你不仅烧毁了自己，而且也意味着你的同时代人的不幸……同安东尼一起，古老英勇的罗马帝国也悲惨地灭亡。
但拿什么同你们比较呢，朱丽叶和米兰达？
我再一次仰望天空，想在那里寻找同你们一模一样的人物。也许她们就在我目光所不能穿越的群星后面。
假如炽热的太阳也有月亮的柔和，朱丽叶啊，我就会拿你同太阳相比！
假如柔和的月亮同时也有太阳的炽热，米兰达啊，我就会拿你同月亮相比！
以上内容选自：《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和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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