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阅读：时代中的大人物与小人物

或许是因为2023年一整年的工作压力大，我力图使自己的私人阅读回归“休闲”“轻松”的简单目的。但当我真的应邀盘点这一年的阅读体会时，却赫然发现在自己想聊聊的两本书上依然回归了本行，那个流传已久的网络梗“打工人打工魂”看来所言非虚。

“君主宇宙”的落幕

《坠落的王冠：欧洲君主制的黄昏 1910—1918》，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11月出版

正如开篇所言，《坠落的王冠》的定位并非专研1910-1918年欧洲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学术著作，作为皇室传记作家，西奥·阿伦森（Theo Aronson）顺理成章地将自己的关注重心放在各国君主“家长里短”的亲属关系上，但这也让读者得以从君主制变化的角度注意到一战“王冠落地”的全过程，两组矛盾因此格外引人瞩目：首先，彼此沾亲带故（有些甚至是直系近亲）且往来密切的各国王室成员，为何彼此会走向对立并最终兵戎相见？其次，欧洲君主制挺过了从法国大革命至1848年革命期间各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思潮与政治运动冲击，甚至到1910年时，君主们的数量达到“历史最高峰”的二十位之多。然而，这个看似处于兴盛期（至少表面看来仍花团锦簇）的“君主宇宙”却在1918年黯然落幕——尽管并非所有国家都将其君主扫地出门，但曾经高高在上的王朝秩序显然已彻底瓦解。

除了三位著名的姑（姨）表兄弟，即英王乔治五世、德皇威廉二世和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外，像黑森家族这样因兄弟姐妹的联姻分化成同盟国与协约国阵营的情况——俄国末代皇后亚历山德拉即出自这个家族，她的几位姐妹又分别嫁给德俄的重要王室成员，而她的兄弟则是黑森大公——在王室贵圈更是比比皆是。对此的一般解释是国家至上原则：且不论君主个人权力极大的德俄等国，即便是在君主立宪制极为成熟的英国，国王（或皇帝）作为国家元首依然位于整个社会结构的最顶端。更为重要的是，此时的君主成为国家的人格化身。

虽然诸如“君主被认为几乎不亚于神”“君主的地位仅次于上帝”，抑或“皇室家族是一个超乎凡人的种族”之类的言论代表了当时流行的君主观；而各国君主和皇室也在利用各类刻意为之的仪式或以营造氛围的方式身体力行地迎合这种观点。但毫无疑问，20世纪初作为国家象征的欧洲君主与前现代时期的“君权神授”截然不同。此时君主地位的提升，本质上源于工业化与现代化发展：伴随着欧洲各国（特别是大国）在经济贸易、殖民扩张、全球势力范围等各方面的迅速拓展，欧洲人对民族国家甚至帝国的认同得到不断强化，无论是德国人、俄国人、英国人，还是奥地利人、意大利人，都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所从属的集体（国家）有区别于其他集体的过人之处，而君主制的那套规则与排场，成为大多数欧洲人精神寄托的对象，即诺贝特·埃利亚斯（Nobert Elias）所说的“理想的‘我们’”（ideales “Wir”）的代表。在各国民众的心目中，20世纪君主及王室正如他们所代表的“国家”一样，实际上并非活生生的个人，而是构成民族认同基础的象征符号。因此，王室家族利益抑或亲属血缘纽带必然会让位于国家形象的塑造。在英国这样的多党制议会国家，王室言行需要符合国民对他们的期许（例如乔治五世在1917年将家族姓氏变更为更加英范儿的“温莎”），在个人权力极大的巴尔干国家也是如此，君主们同样对履行君主义务有着清晰的认知。并致力于以不同的手段统御民心、维持国家独立。

从19世纪下半叶起，君主及其家族作为民族象征和集体理想化身的地位日益巩固，但其实他们作为“神”的地位是有限的。毫无疑问，作为被等同于非人符号的君主仍是一个个鲜活存在的人。而在王位继承的血统原则下，君主可能缺乏执政能力，也可能存在性格缺陷。这方面举世闻名的“典范”自然是德皇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一世，但知名度略低的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同样是一位“不着调”的君主。本书作者对各国君主们的评价大多言语克制，至多是温和嘲讽，但在谈及保加利亚的斐迪南时，则反复出现“做作、骄奢淫逸、堕落颓废”及类似含义的措辞。

但君主神话的破灭并非源于君主们缺乏成为优秀的士兵、军事战略家和统治者的天赋，其根本原因是时代的变化。民族主义的抬头固然让各国需要一个象征物，但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现代化与专门化，连同现代社会层出不穷的新诉求，让君主们所承担的职能退化为仪式性的——且这一迹象在一战爆发前就已经出现。一战的结果进一步表明，一方面，无法解决国家内部的根本性矛盾会让一些君主失去自己统治的国家，而不仅仅是失去自己作为“神”的地位；但另一方面，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博弈又可以让另一些国王们虽然自己失去统治权但依然得以（暂时）保全本国的君主制，奥匈帝国与保加利亚在一战后的不同发展走向便是一对可以相互映照的例子，而君主个性禀赋显然在其中并不占据绝对作用。作者甚至还在书中提醒读者，“逆境往往能激发出王室成员的最佳状态。在位时以残忍、愚蠢或专治著称的君主，在失去王位时往往会表现出非凡的谦逊、尊严和不屈。”（第256页）威廉二世、沙皇尼古拉一世皆是如此。

表面看来，《坠落的王冠》是一则关于欧洲君主制消失、传统生活方式在一战和战后走向终结的故事，即如作者所写，“在1910-1918年的军事、政治和社会动荡中，君主将被证明既没有力量，也无关紧要”。（第18页）曾经被认为功能复杂的王权在面对现代国家体系已无能为力，而以亲属关系维护国家间关系也因为大战的爆发而变得毫无用处，在这种情况，君主及其家族作为国家社会象征的功能甚至也到了可有可无的境地。

酷刑与瘟疫背后的盲目

《耻辱柱的历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与《坠落的王冠》是一部当代作品不同，《耻辱柱的历史》出自19世纪意大利著名作家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之手。最初它并不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而是计划作为曼氏最著名的作品《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 1840）的背景之一，以“附录”形式出版。由于《约婚夫妇》是一部描绘17世纪西班牙统治下伦巴第地区社会现实的历史小说，不可避免地涉及这期间诸多的历史事件，例如战争、起义和瘟疫。《耻辱柱的历史》讲述的正是1629-1631年米兰大瘟疫期间真实存在的一场审判：1630年，米兰的一名卫生专员及一名理发师因被指控在无辜市民家外墙上涂抹“有毒”油膏传播瘟疫而被处以极刑；案件办结后，人们夷平了理发师的店铺，并在原地竖起 一根记载案情与处罚的“耻辱柱”“警示”后人。

曼佐尼对案情的叙述极为简单，因为即便以他所生活时代（甚至更早的18世纪）的常识看来，“涂油膏”案也是一桩错得离谱的冤案，完全是刑讯逼供的产物。因此他将叙述的主要重点放在对子虚乌有的罪名罗织及残忍酷刑的讨伐上。曼佐尼甚至用整整一章的篇幅从法制角度分析刑讯逼供及酷刑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的法律缺乏对刑讯规则及“应用此项权力的条件”规定；另一方面，在罗马法传统下，法官又被授予为查明真相而对被告施刑的权力，从而弥补了采取残忍手段逼供的“合法性”。这种对“由于无法制定具体规范，一切全部取决于法官的意志”批判，无疑是启蒙时代的反权威、反传统思想的延续。但曼佐尼的愤怒并不仅止于此，他强烈谴责为达成调查和惩戒目的的酷刑背后普遍的人类野蛮与反人道。值得注意的是，曼佐尼这一反酷刑的立场不仅基于他作为受启蒙思想熏陶的人道主义者的身份，或许还带有一层血缘意义上的传承：撰写《论犯罪与刑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 1764）反对酷刑与死刑、奠定现代刑法学基础的切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正是曼佐尼的外祖父；而他书中多处引述观点的《论酷刑》（Osservazione sulla tortura，1777）一书，其作者、意大利启蒙运动的另一位先驱皮耶德罗·维里（Pietro Verri），则据信是曼佐尼真正生父的兄长，并与曼佐尼一家始终保持密切往来。

1630年“涂油膏”案的审讯过程显然符合曼佐尼对酷刑代表的盲目权威与人类残暴的批判。各级审判者们从一开始就完全不相信卫生专员的清白。除了重拳出击施以酷刑，还用免罪承诺的方式诓骗“罪犯”交代“同伙”。这种查明真相的极端方式，虽然用曼佐尼引用的罗马法条款是解释得通的：“法官们不得以刑讯逼供开始，而应首先利用似真的、可能的证据。如果这些高度真实的证据表明应运用酷刑查清真相，那么法官可在被告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其施刑。”（第29-30页）但“涂油膏”案中“似真、可能的证据”仅仅是两名妇女基于自己的偶然所见脑洞大开的推论，而舆论的不断发酵最终让司法部门认定许多居民家的外墙和门上被涂上了诱发瘟疫的致命油膏，因而是一场性质极为恶劣的大众投毒案，“罪犯”对此必须从实招来。

倒逼真相构成“涂油膏”案中审判者们野蛮执法的起点，野蛮执法又揭示出案件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愚昧。当然这种愚昧与当时医学发展水平有限直接相关——用曼佐尼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时代的无知”。由于缺乏对瘟疫起源、病理的正确认识，让17世纪早期的欧洲人对各种导致瘟疫爆发的说法深信不疑；然后又因缺乏有效治疗办法，当时的政府与大众只能采取最严格的“人防”防止瘟疫传播。在此背景下，两名米兰妇女因怀疑有人在城市里散播瘟疫而毅然告官，而当地审判者则力图为找出有毒的证物而对两名“罪犯”严刑拷打，似乎是解释得通的。

曼佐尼本人倒是完全不认为医学知识欠缺一定会造成不公正的发生，他明确提出，“不健全的制度也不会自行运转”（第3页），但他确实忽视（或简化了）“涂油膏”一案所折射出的大众恐慌心理之严重及随之而来的行动取舍。1629-1631年米兰大瘟疫是17世纪对意大利影响最大的两次鼠疫中的一次，因米兰公国受影响最严重而得名——疫情仅在米兰就造成六万人死亡（而米兰当时的总人口不过13万）。这场疫情还被认为造成了意大利经济在近代的衰退。一面是死亡、贫困和兵荒马乱（时值三十年战争期间），让米兰人对于反复来袭的瘟疫充满了恐惧并成为惊弓之鸟；另一面自14世纪欧洲进入第二个黑死病大流行期，意大利城市就成为了“推动公众努力控制瘟疫”的典范，为了确保健康人能够逃脱死亡，避免本城“失守”而导致疫情的扩散，当时以城市为单位的防疫措施极为严苛。（说来讽刺，本案主犯之一担任的“卫生专员”一职原本就是为确保城市环境清洁避免瘟疫传播而设立的监督岗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举止“可疑”的人物就极易因为他人的谣言和恐惧而成为公众猎巫的对象。就这一点而言，1630年“涂油膏”案的两名死者连同他们因此事身败名裂的家人，就不仅是酷刑背后人类残忍的受害者了。

尽管两本书成书年代相差近一个半世纪，写作志趣也大相径庭，但都呈现出欧洲社会结构长期发展过程中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所谓“坠落的王冠”，其实并非单纯指代欧洲王室在一战后的陆续倒台，还意味着幸存下来的君主必须“确保与全体人民相联系，而非仅仅与贵族阶层相联系”（第283页）。而曼佐尼对于耻辱柱历史的记录不仅揭示出近代欧洲普通人身处瘟疫时代的集体恐惧及对残暴“执法”的不以为意，他本人作为接受启蒙思想熏陶的人道主义者对于17世纪酷刑背后权力滥用的坚决批判也同时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