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尽其用
据我观察，我们和父母这代人，对待“物”的方法差距非常大。老人爱囤东西是一个普遍现象。“80后”“90后”的父母仍然有囤积癖，非常善于在狭小的空间中大量生产角落。有一次父母回老家，我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发现了不少藏匿的塑料袋。才注意到他们每次买完东西，包装的塑料袋很少扔掉，甚至有些外卖的塑料袋都被打包装好。这些东西早就被忘在角落，永远不会再拿起来用。为了保持整洁，我只好定期把屋里的东西扔一部分。到目前为止，哑铃组扔过两次，跑步机扔过三次，这真实地反映了我为减肥付出的纠结。可见，这种囤积状态逐渐蔓延到年轻人身上，每个人都感觉自己的储物空间不够用，收纳变成了一个大学问，甚至很多家庭主妇还要专门学习收纳术。
人的一生究竟需要多少东西？2005年，艺术家宋冬在798做了《物尽其用》展览。这个展览占据的空间非常大，在硕大厅堂中摆放着宋冬母亲赵湘源女士毕生搜罗的各种物件，有的用过，有的还没用。一个人一辈子搜罗的东西其实特别多，场馆里摆着各式各样的盆子，各式各样的水壶，各式各样的褥子、鞋子和衣物。《物尽其用》曾在韩国光州双年展、柏林世界文化宫、英国伦敦的巴比肯中心、悉尼艺术节、纽约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加拿大温哥华美术馆亮相，获得了极大成功。据说有人默默地看着满眼的物件，突然就痛哭流涕。
2012年2月14日，英国伦敦，以诗意和概念闻名的中国艺术家宋冬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Curve展厅展出他的装置作品“物尽其用”。
我当时还在上大学，遗憾没能去现场看。后来，看了不少图片，大概搞清楚了物品的体量。查看图片，人的视角不具备涉身性，不能挪动身体走进物品堆，去移步换景。不过我同时获得了另外一种视角，所有的物体透过广角镜头平展开，作为一个整体被凝固了下来。照片让我看到了一个完整性的东西。那些盆子、衣服、箱包等本来是独立存在的个别物品，此时都嵌入了一个整体当中，打包向外展示着一个普通人的一生。
我的体会是，一个人的一生，似乎就是他/她用过的、正在使用的和从未使用但业已拥有的东西构成的。看到满屋子的东西，虽然没有看到赵湘源本人，但总觉得她像是个故人。后来看采访，知道宋冬有心把所有琐碎的生活物件都搜集起来，最后打包展示。他回忆自己的母亲有一个特殊的癖好，什么都是只进不出，舍不得扔东西。比方说铁线不舍得扔，觉得可以用来做衣架，破衣服更舍不得扔，可以用来做袜子、做补丁，饮料瓶舍不得扔，可以用来做杯子，做花瓶，更可以做成厨房里的调料瓶。
这让生在七十年代的艺术家宋冬非常恼怒，“70后”过日子没有这么“穷气”。宋冬的阳台总是被赵湘源堆满各色物件，眼见着全屋成了垃圾堆。后来，宋冬想到了一个狡猾的办法，半带恐吓地告诉赵湘源厦门的房价，1平方米高达4000块钱。要把4000块钱1平方米的地方变成杂物间，实在是得不偿失的。据说这一手段立竿见影，赵湘源最终停止了往屋里囤东西。
我对父母的囤积行为一度也非常光火，但看到《物尽其用》之后，又莫名其妙地感动。后来我琢磨了一下，一个小小的房间中收纳那么多东西，它必然显得凌乱，物品把大块的空间切割了，势必会出现很多角落。角落会滋生蚊虫、蟑螂，整个房间的气味会变得非常微妙，真实的生活是无法容忍大量囤积的，不卫生也不方便。而当把这些东西分门别类地铺在广阔的空间中时，杂物就不再制造角落，而是有秩序地摆放。这时我获得了另外一个旁观视角，让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居然可以这么多、这么大、这么博杂，同时又这么琐碎和无关紧要。
不过，在赵湘源心中，物品从来没有像艺术品那样被分门别类地归置。盆不会和另外一个盆放在一起，它会和盆架、毛巾，甚至和铁丝（作为潜在的晾衣架）摆在一起。各种东西实际上是透过生活目的关联的，物品各不相同，但都被看成了一个大系统上的小零件。在一个人的生命中，物品不照它的类来分，而照它的用处来分。从用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具体的东西都是在一个功能的系统中，它都和其他物质广泛地发生联系。当你走进赵湘源的房间，你看到的绝不会是一件艺术品。《物尽其用》的艺术感受就在于将个人一生所用的物品，摆放成一个沉思的对象，这些生活中常见的东西在展览中立刻陌生了起来。这一使得熟悉物陌生化的努力，使得我们得以端详自己的东西。
断舍离
为了反抗囤积，日本作家山下英子写了一本《断舍离》，成了中年人尤其是中年主妇的枕边书。我第一次看到媳妇读这本书，吓得以为婚姻出现危机。翻开才知道是要抛物不是要抛人。断舍离是一项生活主张，说是要断绝物的进入，舍弃不需要的物，进而远离物以获内心的平静，过上没有烦扰的生活。这个主张居然是从收纳文化特别发达的日本传过来的，或许可以看成对收纳文化的一种彻底的反抗。相较于收纳，断舍离转换了根本视角，认为之所以收不下东西，不是因为箱子不够大，是因为东西太多。
山下英子在《断舍离》中讲过一个故事，我印象特别深刻。说有这么一位女士，她的丈夫很粗鲁，对她不好，所以日夜想要跟丈夫离婚。到了晚上，她突然看到结婚时父母给她陪嫁的衣柜。由于漂亮的和服非常多，一个柜子不够放，父母还特意送来了两个柜子。柜子里的和服她从来都没有拿起来穿过。现今父母相继离世，不禁令人唏嘘。这位愁容满面的女士，端详了这两个柜子良久，最后居然放弃了离婚的想法。在《断舍离》这本书的语境中，如果搬家丢了这两个柜子，这位女士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或许扔了这两个柜子，这位怨妇就可以离开那个卑鄙的男人，过上幸福的生活。
也许，我们的确拥有太多，房子又的确太小，所以需要一些取舍。很多人觉得是“物”造成了自己的痛苦，自己为外物所累。只要把物从生活当中尽量减除，降低到最低状态，少买一些衣服，少买几部手机，就可以获得幸福的人生。还有人认为物背后的资本是造成痛苦的原因。资本家开足马力不停生产，不断用新的物来引诱你。抖音、快手和小红书这三台“虚假需要”制造机，不断地诱导你产生不正当的欲望。这些欲望实现不了的时候，你陷入痛苦，实现时，你陷入空虚。
断舍离看起来是一个相当纯粹的解决方案。主张断舍离的杂志上的经典画面，常常是一间空空如也的白房子，一人身披禅衣，枯坐其中。每次看到这样的图片，我都看不到宁静，我看到的是对整个生活世界的大拒绝。一个有活力的空间，只要有了孩子，就没法做这样的断舍离。它一定会有堆叠，会有不时增加的角落。瓶瓶罐罐，邋邋遢遢，这样的房间才有人味儿。我甚至于觉得，断舍离本身已经很大程度上成了一种粗俗的营销，背后正在兜售一种单身贵族似的消费生活方式：他/她决意要一个人过，要买几件设计师单品，放在一个铺满微水泥的大白房子里，自己半跪着，面对一盆池坊花。
断舍离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小到仅能放下自己。我不仇物，觉得并不是物，甚至也不是背后的资本给人带来了痛苦，不需要什么事都要找一个替罪羊。物和资本的痛苦都是外在施加的，要摆脱它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不买东西就行。真正的苦是内在的，是一种很摩登的苦，它可能源自一种人物二分的形而上学，把人看成宇宙大主宰，把物看成中立工具，继而可以任意使用它。任性的使用关系将人同物的本真的关系割断了，我们和物不再交往，只能利用。我经常观察自己的消费习惯，觉得之所以会囤很多东西，恰恰说明自己不重视东西。因为东西什么也不是，所以可以随意添置，想着还能随意丢弃。这才导致了海量物品涌入生活世界。而当东西太多，我就觉得堵得慌。东西仅仅是工具而没有别的什么维度，它们实在显得太多太琐碎了。
想真正摆脱物品的困扰，断舍离是不大做得到的。断舍离一旦走火入魔，就罹患仇物症，就像减肥者不幸得了厌食症一样。以为通过对物的排斥，就能纯化自己的精神世界，是一个特别单纯的错误。人都是物品依恋者，“物”是走入精神深处的梯子。我们经常说待人接物，接物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反映待人的态度。如果你真的去践行断舍离，反倒可能会变成一个冰冷的人，没法自然地待人，要过一个很萧条的人生。任何一个中年人都知道，断舍离是无法维系家庭生活的。
感觉到为物所累，关键不在物自身，而在物的生产被少数人垄断，以至于很少有人还能对物有充分的知识和丰富一点儿的体验。我们大多仅仅知道一个东西用来干什么，但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在商品时代，要建立妥当的人—物关系，势必要求一定程度上恢复对物的理解和熟悉，这有赖于发生一场内在精神的大变革。一旦开始真正重视物的介入，反而不会随意让大量的物涌入人生，就像重视爱情的人，伴侣数量通常也十分有限一样……
崇物
人是非常善于迁怒的动物，有不开心的事，就要怪罪谁。如果不是自己的错，就是别人错；如果不是别人的错，就是资本的错；资本也没错，那就是东西的错。不少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提示我们，人的本质不单是智人（Homosapiens），而是劳动人（Homofaber）。物不是一个中立的、被动的工具，它实际上具有意向性，能参与构建我们的知觉和心灵。
我不打算复述学者们的高论，但接着他们的视角来观察，可知人对故人的追忆、对故事的反刍实际上不是在脑中任意完成的，它通常总是透过物的引导才能成就。人的精神像四处乱窜的苍蝇，很难安静下来，常常纷念叠起，千头万绪。物的呆板能给精神提供一个锚点，扣紧这个锚点，人才能从此岸的世界成功地登陆彼岸的世界，从世俗的生活跨入神圣的领域。就像涂尔干讲的那样，人的生活总是在世俗和神圣之间摆动。一个年轻人用一个东西，可能仅仅是把它当作纯粹的工具，当年龄不断增加，生活过往足够丰富并经过岁月的发酵之后，熟悉的物件就变成了一件礼器，承载着大量的生命信号。一言以蔽之，我们并不是简单地用一个东西去实现一个功能，我们与物“交往”。
对中年人来说，物不单是工具，它还关乎过去。铁丝并不仅仅被用来绑东西，它也可以被做成衣架。衣架多年以后还在，但做衣架的爸爸已经不在了，看着这个衣架，常常想起父亲。一个细腻的中年女人，把母亲去世前做的豆包冻了起来，一两年舍不得吃，就那么存在冰箱的角落，仿佛母亲还在人间，自己还能被她在乎。物比人坚挺，它因为缺少灵魂而呆滞、倔强，能够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因此成了一个完美的时间琥珀，看着它就能让人想起围绕它的人间苦乐。
对老人来讲，物则关乎未来。我逐渐理解为什么老人都有囤积癖。一方面，老一辈人所用到的全部的物，绝大部分的生命周期都是短暂的，这是由物性决定的。他们用草木灰刷碗，皂角洗头，纺线作衣，斫木成车。经过几次轮转，这些东西都会隐入烟尘，不留痕迹。可能因为这样，老一辈人特别爱惜“物”在每个轮转中的停留。但我怀疑更核心的原因可能是精神层面的。当你看到一屋子杂物的时候，老人心中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整齐码放的，一点都不凌乱。在他们心里，当下用的东西当然是要保留的，而老的东西也不能丢，一方面是因为它们附着自己的心血和重要的生活记忆，使得丢弃了它们就像背叛了什么东西一样。
另一方面，也是最神奇的是，这些满载过去的物件，其实是储存在未来之中的。老人们经常说，这些东西不要扔，以后还能用得到。这提示我，未来用不到的东西，就真的无处安放了。对老人来说，旧物实际上是不是将来用得到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将自己看成一个有未来的人！每个人在生命意义上都是一位老人，我们真正持有的只有“过去”，每当你注意到自己的“当下”，它其实已经成了过去。就是这样一个生活在过去时的物种，却要用最大的野心去盘算未来。有时候我想，每一次母亲掏出一个藏好的塑料袋去买菜，都是一次心灵的治愈活动，它确凿地说明旧物可以新用，枯木也可以逢春。
物于人生这么重要，以至于日本人不仅供奉人，还供奉东西。日本有一个很有意思活动叫“针供养”。妇女把用断了的针插在豆腐上给供奉起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活动，说是钢针一辈子勤劳，做个坚硬的刺头刺穿了很多东西，等它被用坏了，就要把它插在全世界最柔软的东西上，让它好好享福去。头次听说此事觉得有股荒诞气，后来心里有点儿酸。中国人不吃耕牛，日本人还要不舍断针。不过最近听说有国人在放生矿泉水，如果是真的，也算大败日本对手。
作为一种解释，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将东方文化称作“崇物”的文化，而将西方的文化称作“制物”的文化。东方人对天下万物抱有很深的感恩的情怀，物在俗事上与人交往，而不是纯粹地被拿来使用。比方说中国的宇宙生成论强调格物致知，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在这个宏大的语境下，中国人的心灵从来没有把物仅仅当作一个简单的工具，把人和物割裂在两个存在领域，而是视人和物为根本上联系着的，彼此亏欠着的。理解接物的态度，中国古人的精神世界，或许值得再一次走入。
（本文摘自王小伟著《日常的深处》，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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