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留在心灵创伤最深处……的写作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德] 赫塔·米勒著，李贻琼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丨后浪，2023年4月版，208页，52.00元

德语作家赫塔·米勒（Herta Miiller）的自传性散文集《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原书名是Der K?nig verneigt sich und t?tet，2009）早在2010年就有中译本，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是同一译者重新修订过的译本。我对照了一下，除个别字句的修改外基本相同。无论是旧版还是新版，我都是迟至今天才一起读到，既有恨晚之感，同时也想到现在的阅读感受与十多年前定有许多不同。作者于2010年写给中国读者一段话：“我宁肯你们把我视为您身旁的一个普通写作者，你们都可能是我诸多书中人物的命运共同体。我们以相似的姿势飞翔，也极可能以相同的姿势坠落。”可以说，命运与共的感受的确更深，至于飞翔或坠落的姿势倒不一定更相似——因为天空与大地的关系更复杂了。不过作者应该感到高兴的是，在旧译本出版了十三年之后，这个去年推出的新译本竟然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五次印刷，说明它真的颇受中国读者的欢迎。

这本散文集现在的这个译本的书名为“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这也是书中九篇散文中一篇的题目。这个新译名更贴合贯穿于全书的一个重要的思考与言说维度——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恐惧、创伤和治愈以及母语与非母语等视角中的复杂、难言的关系。作者从罗马尼亚的一个德语方言小村走出来，然后从寒酸的德语普通话走进大城市的官方语言，陌生、困顿、迷失和受伤的感觉在语言本身的运用中就已经被非常敏感地捕捉。

赫塔·米勒在1953年生于罗马尼亚一个讲德语的小村庄，1973年进入蒂米什瓦拉西部大学。毕业后在一家机器工厂任技术翻译员，后以任职于幼儿园、教授德语谋生。1982年出版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 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里查德·瓦格移居西德。她先后获得过二十多个文学奖项，包括德语文学界重要的克莱斯特奖，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2009年因其“以诗的凝练，散文的率直，描绘流离失所者的处境，通过写作这种沉默的行动，赋予弱小者以尊严”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东欧的一个德裔小村庄走出来，在写作的道路上曾历经多少荒芜、羞辱、恐惧与伤痛？在呐喊与沉默之间如何呼吸、如何保持人的尊严？在语言与心灵之间怎样才能抵达世界的真实内核？在最后走向诺奖领奖台的传奇背后，真正重要的是这一句话：“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否则我不需要写作。”（185页）这本自传散文集就是从“受伤最深的地方”喷涌出来的文字，从中读者可以领悟的是赫塔·米勒在心灵创伤的最深处究竟如何写作。

所谓“受伤最深的地方”不一定都是血肉模糊的伤口，有时更多是被标注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某件物品甚至某一道目光之中。有些恐惧感是从惊讶和思考中冒出来的，比如当你突然在你家里的冰箱里发现那张朋友访你不遇、插在你楼梯间的门把手上的字条，在家里厕所地上发现遗落的烟头……即使作者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话语、图像仍然会使伤口重新撕裂。比如她会被某搬家公司的广告词“我们能让你的家具长腿”吓了一跳。正是那些在不经意的瞬间猛然冒出来的记忆会使人感到曾经的受伤与恐惧之深，从来没有过那种经历的人难以感同身受。

爱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亵渎与被损害了。本来，“爱可以让我们更加珍惜自己一点，在……被忽视与被折磨之中，感到自己并非一无是处。也正因如此，爱成为自由缺乏症的替代疗法”。于是男人与女人像磁铁一样彼此吸引，人们在任何环境、所有的角落中都能体验爱与被爱的快乐。问题是在米勒看来这些男女关系中充斥着谎言、诡计、伪善和自我谴责，家庭暴力、婚姻破裂和被遗弃在铁轨上的孩子比任何国家都多。在这里人们还是无法获得“心灵幸福”（171页）。

在一篇文章中，她说：“天性中的固执使人热爱生命，让每一天过得有价值，学着热爱生活。告诉自己要活着，尤其这一刻我活着，这就够了，这比想象的更具有生命意义。它是经过检验的生命价值，和呼吸一样有效。”（49页）更应该说，有了这种领悟而活着，这是米勒能够在心灵创伤的最深处坚持写作的前提与动力。

米勒的写作不仅来自她受伤最深的地方，而且连作品的发表也会带来新的创伤。她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后，村里的人唾弃她，在街上看到她就会朝她脸上吐唾沫，使她从此不敢再回村子。就连她的家人也受到株连：给她九十岁的外公刮了几十年胡子的理发师宣称以后再也不伺候他；社员们不再和她母亲同坐一辆拖拉机或马车，在辽阔的玉米地里用孤立来惩罚她。更令她难受的是，“母亲进城来找我，她没有抱怨，但我从她的眼泪中听出明明白白的谴责：‘别再给村子添堵了，你就不能写点别的。你以后不用回去，但我还得在那里生活呀。’”米勒深深感到对家人的亏欠，但是她无法放弃写作，她说“让我收回我……的哪怕一个字，我都做不到。”（24页）她说自己做的事从不对家里说，他们也不问，也理解不了。只是希望不牵连他们，但在这样的现实中家人无法不被牵连。

在谈到家人之前，米勒已经对“故乡”这个概念在现实中的语境做了精湛的剖析。她不喜欢“故乡”这个词，因为她的故乡在罗马尼亚是被两种人占有，她指的分别是德裔男权主义族人和驻村的官员；前者属于德意志狂，后者带来的是驯服和对压制的盲目恐惧。主宰着“故乡”概念的这两种权力意志都是褊狭、仇外和傲慢的，都在随时监控着不服从的苗头和背叛的气息，进而都以笼统的判断和敌意制造所需要的敌人，而且在事情发生后死都不会认错和改正，也还都擅长株连九族。（同上）这就是在一种特殊语境中的“故乡”概念，米勒在现实中遭受的伤痛使她对任何与现实紧密相连的概念都十分敏感，因而她的阐释具有特别的穿透力量。

赫塔·米勒2009年12月7日在瑞典学院发表诺奖获奖演说《“你带手绢了吗？”》，这篇演说词或许在所有诺奖演说词中也是颇为独特的，在它所讲述的看似细碎的生活经验叙事中包含了对生命与写作的尊严的精准诠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令人动容。这篇获奖演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希望我能为所有那些被剥夺着尊严的人说一句话——一句话包含着‘手绢’这个词。或者问这个问题：‘你带手绢了吗？’”（14页）在这句生活中最普通的问话中，深刻地诠释了为什么“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受伤最深的地方”。

米勒的外公也有他自己保持尊严的特殊方式。他原来是地主，同时做粮食和杂货生意，当全部财产被没收之后，只留下一个装满发票的小箱子。外公承受着耻辱，把每天的生活琐碎都写在他的那些发票上，说是为了“不让脑子锈住”。“他在记录自己没落的过程中寻找着生活的倚靠，在抗拒急转直下的境遇里维系着尊严。他从不抱怨，耐心地把每天购买的微不足道的家用填进一个个栏目……再把每周、每月、每年的加到一起。”（88页）这就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尊严。外公的头脑很清醒，感觉也很敏锐。他在一次大战中是士兵，他经常痛苦地说当旗帜飘扬、军号响起的时候，人就会丧失正常心智。米勒说“这种警告也适用于我后来经历的那个时代。每天你都看到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者在军号里丧失正常心智。这是我决心不吹的军号”（江苏版译本，12页）。米勒的外公看到的是在象征之外更深一层的意味：人的正常心智是如何被扭曲、被丧失的。

关于“他”与“他们”，米勒的描述准确而深刻：他不会暴露自己的弱点，他蹒跚时人们以为他在鞠躬，他鞠躬时却在杀人（46页）；“他们”总是在开会时，开会时总是以一种方式、一套话语来说话，在说话的时候所有属于个人的真实的东西全都消失殆尽；他们唯一的谋生技巧就是模仿一个人的衣着、姿势和声音；他们尽管都拼命往上爬，但是都知道谁都是可以被替换掉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令米勒感到气愤，“我至今都在自问，这些家伙就从来没有怕过自己吗？他们应该知道自己毁掉了多少人……”（190页）但是谁能证实他们曾经害怕、曾经知道呢？

回到新译本的书名。对于“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读者在刚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可能会有点难以理解，作者自己有一段相关的论述是这样的：“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语言……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密不可分。……总而言之，在每一句话语中，也就是说，在每一次说话的行为中，都坐着别的眼睛。”（33页）实际上这同时也指向语言处在人与世界的紧张对峙之中的维系角色，在话语中坐着的眼睛有时表达的是对世界的接纳与交流。但是，“最关键的东西往往无法言说，而言说的冲动却总在旁流淌”（第9页）。在这样的语境中，那一双“别的眼睛”或许也是对无法言说的提醒与见证。

读完全书之后，我甚至觉得这很像是一部以准自传为素材的当代语言学札记，是从一颗深受创伤的心灵中奔涌出来的语言学思考。虽然米勒不是语言学家，但是她在语言与思想之间的思考很感性也很直率：“哪些词，须以何种速度备用，随时与其他词汇轮流交替，才能赶上思想的脚步？怎样才算赶上了思想的脚步？思想与思想的交流，和思想与词语的交谈，本来就是两码事。”（第9页）人们也会讲到词汇的备用，但是恐怕难以想到备用的速度问题。关于词语的力量，她说：“词语出乎意料地抓住了生活体验的地方，也是词语最精彩之处。最后它们变得如此强加于人，以至于生活的经验必须死死缠住词语，这样才能避免分崩离析……我们需要词语。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江苏版译本，12页）在米勒的书中，的确有很多“词语出乎意料地抓住了生活体验的地方”，比如她说一棵杏树站在那里，只是对时间的一种回味（11页）。这是对于一棵树的体验，而且充满了诗意。

当语言被毒化为假、大、空的时候，语言中那双观看世界的眼睛、那些以内在理性完成交流行为的使命无疑都是要被切割掉的。但是，语言本身的转换性适应与反抗能力同时也被逼了出来。作者发现“许多词语看似平常，却暗藏着精确的……态度。有些词本身就在讲故事”（26页）。例如，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叫“俄罗斯吊灯”；葵花籽是“俄罗斯口香糖”；商店里没肉可卖，只有带爪的熏猪蹄作为替代品，人们称作“体操鞋”——“老百姓天天都在用机智的词语游戏。

词与意之间的关联很隐晦，因而更具有讽刺意味。“贫困是日常生活的装备，人们在讥讽少得可怜的商品时也在嘲弄自己，嘲弄中又清晰地寄托着渴望。这样的语言独具魅力。”（27页）但是，生活经验告诉我们，也正如作者所说的，隐晦的词语、幽默的段子也是一把双面刃 ：“无望中诞生的幽默，绝望处生出的噱头，模糊了娱乐与羞辱之间的界限。”（27页）宣泄与玩世常常是孪生结果，羞辱感的麻木、冷漠形塑着无害的消费，“人们之所以不再抱怨，是因为咒骂已经发泄了他们的怒气”（28页）。在赫塔·米勒的东欧生活语境中，她还敏锐看到了在隐喻与笑话中流露出来的种族主义：“……很多笑话在长期的实践中流于低俗的种族主义，消遣着歧视。……”（同上）

更残酷的问题来自被毒化的母语。从作者的经历来看，母语与新环境中的语言的关系充满着张力，“从一种语言走向另一种语言时会发生变样，这时母语的视角被置于外来语种的审视之下。……母语像皮肤一样，随时随地无条件地存在着，如果被小看、被歧视，甚或被禁止，也会像皮肤一样受伤”（20页）。“遗憾的是，对母语本能的信任有时会遭受彻底的破坏。”诗人保罗·策兰必须面对的现实是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纳粹刽子手使用的语言，策兰无法摆脱和剔除母语在他大脑中的存在，即便散发着集中营烟囱的气味（22页）。这就不仅是遗憾，更是极为残酷的语言现实。当母语被纳粹专制暴力文化所劫持的时候，母语的腐败是最令人痛心的文化劫难。乔治-阿瑟·歌德施密特（Georges-Arthur Goldschmidt）在犹太人大屠杀之后拒绝再讲德语，几十年只用法语写作，但他并没有将德语遗忘，最后还能写出很好的德语作品。但是很少人能像他这样。同样残酷的事实是，逃离出纳粹统治魔掌的流亡者在到处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不得不以“语言即家园”来表达“我还活着”以及自我肯定。被毒化、被腐败的母语像一把双面刃，既是他们的灾难之源，也是他们走向新生的依靠。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很难真正体验到那种因母语而产生的铭心之痛。

在心灵创伤的最深处如何写作？这是阅读米勒这部作品之后最值得思考的问题。但是同时还要看到对于何谓“受伤最深的地方”以及创伤与写作的关系，并非都有共识。在学界，对于“见证文学”“受难叙事”以及“奥斯维辛之后”等议题的非难总是不断出现，总是有某种话术力图把类似米勒这样的受难与见证文学说成是以“受害者”名义的炒作。对此米勒的回答或许是：“我没有选择，我的书桌不是鞋店。有时我很想大声质问：你们了解什么是受伤吗？”（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