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
“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在其有关历史分期问题探讨的著作的标题上如是写到。在该书中，勒高夫挑战了西方历史学科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分期模式：“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现代”。勒高夫认为，这种分期模式实乃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如彼特拉克等人的有意发明。他们将自身所处的14、15世纪视为复兴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即古代）遗产的“现代”，而将现代与古代之间的这一段历史，视作蒙昧野蛮的“中世纪”。这一分期在19世纪这一民族国家建设浪潮与历史学科建立的时代被不断强化，其影响持续至今。但这一分期本身却存在极大的问题，勒高夫以年鉴学派特有的“长时段”方法考察了文艺复兴前后的历史，指出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承继关系，人们的衣食住行、政治结构、宗教观念乃至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都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而中世纪很大程度上并非完结于文艺复兴，事实上十八世纪中期以来的种种变革才是真正断裂性的。[1]
如果说勒高夫的工作主要是对“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现代”这一分期模式的后两个环节之间的断裂提出了挑战，那么本文所要介绍的，则是对前两个环节，即“古代”与“中世纪”之间的历史断裂书写提出质疑。
人们常常认为，古代最后一个文明即罗马帝国，在“三世纪危机”之后，便进入了持续不断的衰落之中，军阀之间的内战破坏了前两个世纪的政治稳定、基督教的兴起导致了古典文化的衰落，使人们走向野蛮与蒙昧的怀抱（这正是大名鼎鼎的爱德华·吉本的核心观点）、“蛮族”的持续侵入破坏了帝国的边疆和平，并最终在公元476年灭亡了西部帝国，历史由此走向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然而，这种陈述是真实的吗？难道自奥多亚克将小皇帝罗穆路斯废黜的那一刻起，欧洲上空就失去了古典文明的照耀，一瞬进入黑暗之中？我们不由得对此抱有疑心。
无独有偶，生于爱尔兰，于英国执教古代历史的历史学家彼得·布朗对此也抱有与我们类似的质疑。在1971年出版的《古代晚期的世界》中，布朗为我们展现了与经典分期方式截然不同的另外一幅历史图景，在公元200年到700年的地中海及其周边世界中，历史不应被简单地当作“一段衰亡的‘忧郁’故事”，我们在阅读这段历史时，也不应当只“对古代的残垣断壁沉思叹惋”，也应当怀有“对其间新生事物的欣赏欢呼”[2]。如此，我们才能把握“古代晚期”这一转型时代，如何适应了地中海世界的延续性张力，而又如何为我们创造出下一个与之面貌不同的历史时代的精神风貌。
《古代晚期的世界》书封
二、古代晚期的世界：断裂与转型
《古代晚期的世界》初版于1971年，该书总括性地提出布朗有关古代晚期概念，该书当时的副标题为“150-750”；而在1988年再版时，作者便将副标题改为了“从马可·奥勒留到穆罕默德”，并在序言中将古代晚期重新界定为“约公元200年到约公元700年的时期”[3]，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布朗在挑战既有历史分期之后，对历史分期的审慎态度。
不过，“约公元200年到约公元700年”仍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因而在本书中，布朗也将这一古代晚期的历史分为了前后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述“晚期罗马的革命”，第二部分则讲述西部帝国结束之后，地中海地区“各自相异的遗产”。
“晚期罗马的革命”分为两章，第一章为“社会”，概述自约公元200年到4世纪的罗马社会，布朗指出，虽然3世纪危机颠覆了五贤帝时期的罗马和平，但这并不代表帝国自此以后便走向衰落。事实上，自284年戴克里先再次统一帝国以来，军阀混战的激烈程度已大大降低，帝国各地也逐渐走向复兴。然而，与帝国的前两个世纪不同的是，晚期帝国并非是一个由精通古典文化的元老贵族所统治的国家，支撑着帝国的是在内战中已然得到革新的军队和出身行伍的皇帝们（还有他们身边出身各异的侍从贵族们），他们也将晚期帝国打造为官僚化程度更高的征税机器。因而事实上，晚期帝国在地方上的“可见性”要远比古典时代多得多。但正是在这一机器的保护之下，4世纪的地中海经济迅速恢复，地方社群和公共生活也迎来了新的辉煌，大规模的马赛克画与地方上雄伟的家族建筑是这一时代文化成就的重要见证，希腊遗留下的“教化（paideia）”传统并未消失，而越来越多的行省人也开始逐渐自我认同为“罗马人”。
在第二章“宗教”之中，布朗同样挑战了吉本以来将基督教的兴起视作野蛮主义胜利的观点。他指出，事实上在约170年到300年的这一时期，帝国的诸多思想家们就已经对宗教提出了种种新的见解，人们不再单纯满足于传统多神教所编织的，天上诸神与人间各个家族与城市之间的大网所带来在形式上的外部联系。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种“新情绪”，人们开始思考，在自身之中，是否拥有一个与外部世界决然无关的内心事务。正如哲学家普罗提诺所思考的那样“我清醒过来时，就在琢磨自己如何有了一具身体”，灵与肉的分离成为这一时期人们焦虑与追寻的来源。无论是诸种诺斯替宗教，还是赫尔墨斯兄弟会，以及后来的主角基督教，都因为这一新情绪的出现，得以成为人们新的内心世界中的支撑。而基督教在300年到500年的崛起，除了得益于诸如君士坦丁一世与狄奥多西一世的公开支持外，更重要的是，主教们出身于（并适应了）东地中海地区的希腊教化传统，并且作为主教，扮演着之前“哲学家”代表的，公共性的、直言不讳的角色。
虽然公元476年并非传统分期中古代史上最为重要的节点，但对西部帝国来说，它确实标志着历史运行的节点。在本书第二部分“各自相异的遗产”中，布朗考察了约公元500年前后地中海各地区的历史情况，以及它们所走上的不同历史轨迹。
在第三章“西部”中，布朗指出，在350年到450年之后，即使是处于诸多压力之下的西部帝国仍然出现了短暂的复兴。这一时期不仅有从古典时代继承的遗产西部，更重要的是各城市元老集团皈依基督教后激发出的思辨与创作热情，刺激了新一波的作品出现，如波尔多的奥索尼乌斯与更著名的圣哲罗姆等人的作品。但是，西部大公教会小集团所秉持的非军事主义无力抵挡蛮族的军队，西部帝国最后几位皇帝只能依靠罗马化程度较高的蛮族军队（如哥特人）去抵御“更野蛮”的蛮族（如匈人），西部帝国最终被操控并亡于前者之手。但元老们却惊讶地发现，这些蛮族军队所缔造的王国事实上深受罗马影响，并且他们仍可以凭主教身份得到庇护，只不过蛮族王国的实际行政范围已经大大缩减，而元老及其所代表的古典文明的生活规模也大大缩小，以至于只能称得上“幸存”。6世纪及之后大公教会的主教们继承了罗马的元老们对“永恒的罗马”的情怀，但在罗马城之外，西部世界进入了新的时期。
而在东部，最重要的变化莫过于从东部帝国到“拜占庭”（这正是本书第四章标题）的演变。公元500年以后，东部帝国的人们仍以“罗马人”自称，东部地中海沿岸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也继续着过去的生活，这样一种文化的延续与复兴在查士丁尼治理下的6世纪30年代达到了高峰。如今仍然耸立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无疑是这个时代建筑艺术的巅峰。但在查士丁尼执政的后半期，来自东方与西方的军事冲突，随之而来的兵源与税收压力，以及更为致命的大瘟疫，使帝国陷入了内外交困之中。查士丁尼不得不依靠大刀阔斧的改革以维持帝国的运作，包括停止维护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一直是罗马标志的道路网，各项花销巨大但收成甚微的部门被无情砍掉。最终，帝国得以成功延续，但其结构却与之前大为不同。地方出身的文官很少能够参与政府，地方城市的税收权力也不复存在，这使得行省的公共生活逐渐枯竭；皇帝及其身边近臣如今权力更为集中，帝国现在更像是一个更为巨大的蛮族国家，而并非之前无弗远届的罗马世界。波斯帝国的两代沙阿（均以霍斯劳为名）的持续进攻造成了帝国在东方影响力的衰落，但令两大势力都未曾想到的是，一个新的挑战者骤然出现。
第五章“新的参与者”主要讲述了穆斯林崛起及其给东部世界带来的变化。事实上，在两大帝国持续不断的冲突之中，这一地区的城市已经开始走向衰落，文化也被简化，而在四大哈里发与伍麦叶王朝迅速的征服后，“中世纪”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不过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伍麦叶王朝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与此前波斯帝国的两位霍斯劳一样，仍然非常倚重东地中海各城市诸种非伊斯兰教的主教与贵族们，但在750年阿拔斯王朝建立之后，波斯的传统替代了查士丁尼的传统，阿拉伯帝国治下的东部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深深地与自身的宗教信仰绑定在一起，而与象征着“古代文明”的帝国再无关系。
“到了公元八百年，古代晚期形成的传统已经在地中海各国发展出巨大的分歧”。[4]布朗此作为古代晚期的终点，在此之后，古代晚期人们那包含整个地中海的全局视野，演变为逐渐稳固的各地域与东西之间的自我认同，人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逐渐稳定的世界，与古代晚期不同的诸种新传统支配着人们的生活，直到再一次的跨地中海交流引起下一次巨大的时代转变。
三、相关争议与学术遗产
罗马帝国的衰亡一直是古代史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自从爱德华·吉本的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问世以来，历史学家们便一直为这一问题争论不休，甚至有传说称，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竟然有二百余条[5]，足见这一问题受人关注程度之高。然而，这些解释（无论是启蒙时代提出的“基督教的兴起”还是民族国家时代的“蛮族入侵”）很大程度上都从属于自彼得拉克，经吉本再到19世纪的历史学家与古典学家奠定的衰亡框架之下，而在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发生的不同于衰亡的种种延续与变化，却很少得到呈现。尽管罗斯托采夫与芬利等杰出的史学家对3世纪前古典文明的历史提出了诸如“现代化”派与“原始”派等多样诠释，但很少有人在针对较之更晚的时代的学术研究上达到类似的成就。
直到20世纪中叶，莫米利亚诺[6]与A.H.M.琼斯[7]等人才开始呼吁对罗马帝国晚期与基督教兴起时代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宗教变迁做出更细致的分析与考察。而属于他们的学生一辈的彼得·布朗，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才提出了自己的“古代晚期”这一概念。布朗出身于牛津万灵学院，后长期在剑桥任教，他最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罗马帝国晚期的基督教会与宗教思想，除了《古代晚期的世界》这本小书之外，布朗的代表作都集中在宗教这一领域，如《希波的奥古斯丁》《古代晚期的权力与劝诫》与《身体与社会》等等，正是在对这一时期教会的文化社会史考察中，布朗发现了此前被认为是古典文明衰亡的“罪魁祸首”之一的基督教会，与希腊罗马文化中的教化传统与公共角色有着深刻且持续的联系，并进一步研究得出，公元3到8世纪的诸多其他领域，与古典文明的关系并不像过去所认为的那样简单，而是充满了复杂的延续与变化。因而在此基础上才提出了“古代晚期”这一概念，成功诠释了原本停留在“衰亡”框架之内诸多不能被解释的问题，开拓了全新的史学研究领域。[8]
然而，对布朗的这本《古代晚期的世界》与“古代晚期”这一概念，也存在着持续的争议。其中有些批评可谓切中肯綮，比如认为布朗过多关注东地中海地区基督教社群的故事，因此其概念对地中海其他地区缺乏普适性、对蛮族王国对西部帝国的冲击关注过少、对异教文化中不能为基督教所吸纳的部分没有细致考察、对缺乏文字材料的人们的生活与信仰世界探讨不足等等。其中来自沃夫冈·利贝许茨、布赖恩·沃德-珀金斯与彼得·海瑟等“反改革派”的批评最为有力，他们指出布朗过于关注宗教与文化层面的延续性，而忽略了政治军事与社会经济等更为基础性的层面的断裂。他们认为所谓古代晚期的一切只能用“文明的终结”来描述，所谓的和平转型理论不啻为谬误。[9]
当然，针对这些批评，布朗以及古代晚期的支持者们大都做出过相关回应，布朗近三十年最为重要的两部作品《西部基督教世界的兴起》与《穿过针眼》将重点转移到西部世界，其友人埃夫丽尔·卡梅伦的多数作品则考察了跨越整个地中海世界的社会文化演变，并指出基督教兴起本身也是古代晚期最为重要的经济变化之一。而布朗学生一代的伊恩·伍德则在其一本被布朗称为“具有开拓性（Ground Breaking）”的作品《西部罗马的转型》中，考察了古代晚期的政治军事结构，是如何从西部罗马过渡到蛮族王国的。而以克里斯·威克姆为代表的中世纪历史学家在充分地吸收了布朗和古代晚期学派，以及海瑟等“反改革派”的观点的基础之上，指出“对于西罗马帝国瓦解之后的社会，如果我们把眼光只落在破败的建筑上，那我们就很难看到新建的建筑；如果我们只把眼光集中在城市上，就会阻碍我们看到乡村的活力。”不过威克姆本人仍然坚持以500年-1500年作为中世纪的上下限划分具有叙述上的便利性和统一性。[10]
总体而言，“古代晚期”的支持者们在如今的史学研究领域更具影响力。初版于20世纪初的《剑桥古代史》以公元3世纪作为古代史下限，而在新修订的剑桥古代史的最后两卷《晚期帝国：337-425年》与《晚期古典世界：帝国及其继承者：425-600年》[11]，将这一下限推至公元7世纪，无疑体现了布朗与“古代晚期”的巨大影响。可以说，布朗所开启的是一场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哥白尼式的范式革命。
当然，除了在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之外，布朗更令人敬重的是他对历史的态度，如在《古代晚期的世界》第二版序言中所写道的那样：“如何吸收伟大的过去而又不压抑转变。如何进行转变而又不丢失根基。最重要的是，如何对待身边的陌生者——被排除在传统贵族制社会之外的人、被传统文化噤声的思想、在常规的宗教中未能得到表达的需求、来自边境另一边的完全的异邦人。这些是所有文明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古代晚期特别引人注目。”[12]在史学研究中如何识别时代的断裂与延续，如何不因一个伟大的过去排斥新的、异质性的人们，不因一个同质性的共同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存在的）失去对他者的宽容，如何理解这些或那些多元的声音并书写他们的历史，这仍是，并且不仅是有志于研究古代晚期历史的人们，所要自我询问与有待抉择的问题。
注释：
[1] 雅克·勒高夫：《我们必须给历史分期吗》，杨嘉彦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3-第20页。
[2] 见本书序言部分。彼得·布朗：《古代晚期的世界》，王班班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第ⅱ页-第ⅲ页。
[3] Peter Brown，Journeys of the Mind：A Life in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3，pp.367-373.
[4] 彼得·布朗：《古代晚期的世界》，王班班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第234页。
[5] 德芒特《罗马的灭亡》一书用差不多 700页的篇幅，整理出了 210 种有关罗马帝国衰亡的解释和猜测。见刘津瑜：《罗马史研究入门（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89页。
[6] 1958年，莫米利亚诺与其余7位受邀的历史学者在伦敦瓦堡中心举办的“公元4世纪多神教和基督教的冲突”的主题演讲，演讲结集出版之后，莫米利亚诺写了一篇名为“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衰落”的序言，其中指出“迄今为止，还无人就基督教对多神教社会结构的影响给出一个现实层面的评估”。见刘寅：《古代晚期史家彼得·布朗以及“穿过针眼”的一些线索》，这篇文章是布朗《穿过针眼》一书的导读，参见彼得·布朗：《穿过针眼：财富、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基督教会的形成 350年-550年》，刘寅、包倩怡等译，李隆国、吴彤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页。
[7] 琼斯1964年出版的著作《晚期罗马帝国》仍然以一种压抑性的视角看待晚期帝国，但其提供的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却在《古代晚期的世界》中为布朗大量引用。
[8] 关于古代晚期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参见伊恩·伍德：《古代晚期的转型研究（1971-2015年）》，收入氏著《西部罗马的转型》，刘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135页-第154页
[9] 关于古代晚期支持者与“反改革派”之间的争论刘津瑜：《罗马史研究入门（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95页-第399页。
[10] 见克里斯·威克姆：《中世纪欧洲》，李腾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2年版。第2-第13页。
[11] 新版《剑桥古代史》第 14 卷的序言中明确写道：它（指晚期古代）“并非是古典荣光的衍生物，而是个耀眼的繁荣与辉煌的时代”。见埃芙丽尔·卡梅伦、布莱恩·沃德-帕金斯、迈克尔·惠特比主编：《剑桥古代史第十四卷：晚期古典世界：帝国及其继承者，425-600年》，祝红俊、朱立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
[12] 彼得·布朗：《古代晚期的世界》，王班班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第ⅱ页-第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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