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版了最新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最新散文集《仙缘与尘缘》的王安忆曾接受过记者的专访，以下是专访全文：
图为王安忆
主流以外的人才具有美学价值
记者：第一篇《乡关处处》关注的是阿姨、保姆，下层的打工者，您原来《遍地枭雄》里讲的是城市打工者，您对这方面是不是有特别关注，总去写他们的生活？
王安忆：其实跟这个人物比较能够形成对应的是《富萍》，但是其实是完全两个时代的打工者，完全两个时代。在《印刻》杂志上我和苏伟贞有一个对话，我跟苏伟贞这么说，《富萍》是一个美学，这个是一个社会学，因为在《富萍》里面，那个保姆、那个奶奶和今天的钟点工完全不同，自己个人生活是非常不孤零的，和东家关系是水乳交融，依靠东家生活，但是钟点工很独立，最终归属还是回家乡养老，这是很不同的两种保姆。
记者：我之前看一个访谈里面您提到对边缘人物和小人物是非常关注的。
王安忆：这个话应该倒过来讲，不是我特别关注，我个人认为只有主流以外的人才是有美学价值的，如果主流里面的人，可能是对社会来讲是一个主体力量，但是对于美学来讲，实在是太一致化了。从美学上不会作为美学对象或作为艺术对象，同质性太强，格式化太强，只有在边缘的地方不受到体制影响，才可能会有个性发展。
记者2：相关出处您刚才讲是社会学，您去年一家上海大学王啸明老师一个城乡关系的会，当时我也在这个会嘛。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条城乡关系的线，所谓的相关出处有一点梵语这样，表面好像是相关的，其实是无家，好像是有这样一个考虑。
王安忆：因为我们当然这不是谈社会学的问题，当时我和他们一些争执我觉得当然曾老师是很天真的人，他以为这些人可以在上海生存，但是不可能的，这些人目的是为了给自己攒好养老的钱，或者在家乡已经盖好房子，除非有一些意外，就像灰姑娘碰到王子一样，除非有这样的浪漫意外，基本他们归属都是回乡下。
小说还是要讲好“故事”
记者：老师我在书里面，包括以前在复旦有一个论坛谈到一个观点，说最近几十年我们很难从严肃小说当中寻找到那种讲故事的乐趣，很多小说已经不在意这种讲述，可能由类型小说去承担讲故事的职责，小说变得不够好看，您如何看？
王安忆：这是我刚刚发现的，我也在考虑为什么小说变得那么难看，小说本来是一个下里巴人的，是门槛很低的，是世俗的，为什么后来变成这样子？是因为后来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介入小说，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也可以看出来，我们所写的这个小说，最初是承担启蒙的责任。一开始知识分子把这个书写借过来就变成了这样子，张艺威在台湾不是得了很多奖嘛，其实很不奇怪的，台湾人都不讲故事，她还在叙事，她这个叙事给他们带过去一股清风。我觉得台湾作家也很纠结的，比如说有一次朱天心发言让我很感动的，她说她写作好象像刻舟求剑，始终觉得找不到一个自己要的故事。和大陆的作者不一样，大陆作者都是社会经验比较丰富，而且我们在一个叙事传统里面到现在，现在80后、90后也有一些人学西方手段，不讲故事。我觉得英国人还是挺务实的，美国人你看会越来越走向现代化，还有日本人也是。就是和美国国家的传统有点不一样，我就觉得因为知识分子介入，小说越来越变成一个学院化的东西，思想任务很重，对叙事就忽略了。
记者：这个对于你来说有好坏和优劣之分吗？叙事性强和思想性强对于小说表现来讲有没有更倾向的？
王安忆：应该最好情况是两者都有，像那些小说问题就在于它是普遍价值观的，确实讲故事，好看，但是不能多看，看多了又有模式出来，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楚的模式，有时候优劣就在这里，你像那种特别出色的那些小说家，你知道他最后不会给你特别高的价值，但是你还会去看。
记者：从比较偏重思想的《匿名》到《红豆生南国》，是一次回归吗？
王安忆：回到好看。我好像经常是这样子，做一件特别难做的事情，再回到常态。比如说写过《长恨歌》之后就回到日常生活里面来，写了《富萍》。
记者：那是不是可以期待下一个新长篇是一个活色生香好看的故事？
王安忆：还没有想过，我是比较懒的，我今年就想写一篇闲文章，游记，读书笔记等。
记者2：感觉好像您的中短篇里面更多写日常市民生活，长篇更多样一些，是不是野心更大一点？
王安忆：这不是我的野心，是长篇的野心，我们现在写长篇非常普遍，任何人拎起来就是长篇，因为出版社要长篇，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得已要写长篇，如果不写长篇就得不到出版社的接纳，出版社宣传很难宣传。长篇很难写的。对于我来讲不是任何都可以做长篇题材的，体量就要求一个重要级的东西，而且我们中国人有一个问题，我们以为写得长就是长篇，还有一个文体的问题，我们现在出来很多很长很长的小说，三大本的小说两大本的小说，这种三大本两大本小说就会变成很固定的体例，编年体例，编年体例会得到非常好的名字——史诗，所以大家都要去写那些特别长的。其实长篇真的不是靠篇幅证明的。本身文体有要求，文体里面有一个大的东西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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