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写《红豆生南国》，我还原香港人的说话方式

7月21日下午14：30，上海地表温度高达40度。刚出版了最新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最新散文集《仙缘与尘缘》的王安忆顶着烈日，来到上海番禹路一家咖啡吧，接受了记者的群访。

图为王安忆

记者：您现在写作会不会考虑好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王安忆：会考虑，如果不好看自己都写不下去了。

记者：写的时候会不会一气呵成？我读的时候就觉得特别好看，《红豆生南国》里前两个小说都是一口气看完的。

王安忆：也要有写的趣味。

记者：对，而且我觉得比以前更好看了。

记者：我觉得可能是比长篇好看。

记者：看《匿名》就觉得有点累，《红豆生南国》就觉得特别的好看，写的时候你也松了一口气？

王安忆：写过《匿名》，反正写别的都不在话下。

记者：那是不是已经是一个高度了？已经是一个高难度了。

王安忆：好像碰到那个边界一样，写的时候确实很辛苦，这个（《红豆生南国》）就是比较简单的。

记者：应该不费力吧？

王安忆：费力也是费力的，我也是用心写的。

记者：很轻盈、飞翔的感觉。

记者：我有一个问题，每个小说主人公都有名字，只有《红豆生南国》只有一个“他”。

王安忆：其实我的小说经常是人没有名字。

记者：但是男性好像更多、更模糊一点。

王安忆：你这个总结倒是有道理，好像男性多一点。

记者：你是故意的，还是无意识的。

王安忆：我觉得我起名字是一件非常谨慎的事情，我想不出好名字，我宁愿不要，名字很难起的。

记者：月娥是一个好名字，徐美棠也是一个好名字

王安忆：在《匿名》里面会有一个形而上的意见，这个形而上的意见怎么打通它，不是处处碰壁，处处用力，这些难题在这个小说里面不存在。

记者：《红豆生南国》是您在美国访学半年期间写的？

王安忆：《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两篇是在那里写的，最后那篇《向西，向西，向南》是在上海写的。

王安忆：里面写的生活很单纯，会比较安静。

记者：王老师这三篇小说给我感觉前面两篇语言风格更加文白一点，我一个朋友说有点章回体的风格，但是第三篇就不一样，比如说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就是前面两篇小说里面有四字词用的蛮多的，想问一下您这边有什么考虑吗？

王安忆：还是跟题材有关系吧，尤其是第二篇《红豆生南国》，我写的是香港人，写的是香港社会，香港人你知道他们说话其实是很有古风的，我本人是不太会说广东话的，当我去客观写他们、叙述他们的时候，还是很注意希望还原他们说话的方式，香港人说话方式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普通话的说话，到后来第三篇终篇就有很多的改变。

第一篇《乡关处处》月娥说的是绍兴话，绍兴人说话也跟普通话体系不一样，普通话叙述和地方话叙述不一样。

记者：有一个很奇妙的阅读感，第一篇和第二篇看着非常痛快，一气呵成看完；第三篇感觉有一点涩，感觉有点没有前面那种痛快感。

王安忆：会不会跟环境有关系？第三篇回到上海写的。

记者：我看到最后一篇《向西，向西，向南》说那两个失意的女人走在一起，我想到您早期写《弟兄们》，《弟兄们》里是三姐妹情谊最后分开了，《向西，向西，向南》里结尾交代比较含蓄，她们一起开始定居下来，您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小说继续下去，这两个人的关系发展会不会跟之前您写《弟兄们》那个时候有不同？

王安忆：好象不太会，不过你这个对比很有意思，因为《北京文学》有一个中篇选刊，他们要我写一个创作谈，我就提到了，我对那种姐妹情谊，完全不是同性恋的姐妹情谊的，我心里面还是有一种倾向的，但是为什么不会，《弟兄们》时（主人公）还是很年轻，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人生中年以后，他们再要有什么戏剧性的故事，时间也不够了。并且一个人经历那么多之后，就终于找到地方安下来了。